作者简介：夏巍(1977- )，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济南 250100
原发信息：《理论探索》年第20196期
内容提要：“晚期资本主义”一词并非哈贝马斯首创，然而经过他的阐释却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与影响，这要归功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二元区分模式的分析与诊治。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互动关系中阐明了涉及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的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表现形式以及解决路径。全面危机是系统媒介入侵生活世界从而双方再生产都难以为继、互动关系受到干扰所造成。合法化危机是最核心的危机，本质是文化和价值规范危机。从文化价值规范资源里恢复文化传统的活力和展开公共商谈以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从而明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界限，重新赋予生活世界创造意义的功能是哈贝马斯提供的解决方案。哈贝马斯坚持的是改良思路，其资本主义批判锋芒已弱化，解决方案流于理想主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合法化危机/自主的公共领域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ZDA001)，负责人周向军；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重大贡献研究”(19CXSXJ23)，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2016WLJH19)，负责人夏巍。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法学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是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系统阐发的重要思想家。他的阐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当代西方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要归因于他从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元区分模式的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做出了全面而精当、视域开阔的深入探讨；不仅如此，他对应对危机所寻求的解决路径的深刻洞见亦富于启发意义。本文试图详尽地梳理和呈现哈贝马斯的这一独特研究，为我们更进一步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困境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及其历史语境
“晚期资本主义”一词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最早提出它的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用这个概念指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之前先后是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早期资本主义和1760-1914年的高度资本主义[1]。桑巴特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旧有的市场体制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社会发展状况，引入计划经济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变革势在必行。而且，晚期资本主义虽然到来，但仅仅是揭开序幕而已，它本身仍然有着较为顽强的再生潜力，最终会不会出现终结还无法被准确地预测到。
自从桑巴特提出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现实状况随之似乎在印证了他所描述的这个最后阶段，因此“晚期资本主义”开始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理论视域当中，正如桑巴特所言：“由我观测并命名的三个概念，即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如今已经成为科学的共同财产，且在日常语言中流行起来了。”[2]XI
法兰克福学派是推动这个概念被广泛了解和接纳的重要思想流派。该学派第一代行政主管波洛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新状况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引入了桑巴特的这一概念。1968年，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在德国社会学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主题为“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的演讲，阿多诺就当时社会现实状况阐发了他的思考，这主要关涉到两个问题，一是究竟资本主义过去以及调整后的模式是否依旧在发挥着作用，二是工业进步是否使得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界限模糊、资本主义概念失效。而这些问题直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是不是过时的问题[3]S.354。阿多诺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论断的正确性，他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变的仅仅是资本的实现方式，因此，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在当下依旧可行，而像丹尼尔·贝尔等人提出的所谓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等概念只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种现象的描述，其实质只能是晚期资本主义。自此以后，晚期资本主义一词渐渐成为当代左派理论界出现的一个高频关键词[4]。
1969年8月阿多诺逝世，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系统阐发的任务落到了其助手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肩上，他有关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是1973年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一书。哈贝马斯之所以使用“晚期资本主义”主要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危机这一现实状况。这一阶段有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地方在于它是“有组织的”或“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积极介入到各项经济活动当中，由此引致了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波及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等方面的全面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有计划”了，因而足以克服自发的盲目的经济运行方式了。事实上，政治系统在实施干预行为时，也不得不听命于经济系统中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如此，更关键的是，还出现了与过去单纯经济危机截然不同的“全面”的社会危机。正是基于这些考量，哈贝马斯称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为晚期资本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在空前地增强，因而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契机难以再现，这种主张流露出他日渐浓厚的改良气息。
二、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成因和表现形式
尽管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非哈贝马斯首创，然而经过他的阐释却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这要归功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探讨。在他看来，如果仍然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尤其是将其危机理论应用到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很多疑难问题。因此，区别于马克思的劳动系统一元模式，哈贝马斯结合20世纪西方社会新的发展状况，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的角度展开了对晚期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深入探讨，并由此论证了晚期资本主义由于结构性障碍而必然陷入全面危机的趋势。事实上，哈贝马斯这是要从源头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透彻的社会病理学诊断。
(一)成因：系统与生活世界融合机制相混淆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首先从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理解入手加以分析。生活世界首要的一层含义是“理想的言说情境”。具体而言，它意味着作为交互主体的听者与说者交会而成的充满前见的先验境域，包含了达成相互理解的共同的背景知识，即文化、社会和个人这三重成分。它们分别承担着促进文化知识和传统的更新理解、社会的联合与统一、个人同一性形成的功能。它为人们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提供了可能性[5]。除此之外，在与系统比较的向度中，哈贝马斯分析了生活世界另外的两重含义。首先是融合机制，哈贝马斯说：“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6]6-7这段话要表达的意思是，生活世界和系统是分别从价值角度和目的合理性角度去实现社会融合的机制，亦是伴随着传统生活方式衰落社会系统分化出的两个不同的领域。生活世界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由主体间的交往行为来规范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而系统则是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由目的合理性行为来协调的经济和政治系统。
哈贝马斯赋予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总体性状况一个名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他看来，从根本上来说，全面的结构性危机的形成是由于系统的媒介入侵生活世界从而双方的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关系受到干扰所造成的。他描述了具体的形成过程：“市场经济和管理国家这两个功能系统超越了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秩序，它们首先破坏的是古代欧洲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然而，一旦货币化过程和官僚化过程侵入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等核心领域，这两个在功能上相互交错的亚系统就会回过头来、又对它们所促成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生活方式产生影响。通过媒介而形成的互动形式在侵入生活领域时，不会不带来病理性的负面后果，因为生活领域在功能上依赖于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7]399言下之意，晚期资本主义为了挽救经济危机，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操控媒介——货币和权力侵入生活世界，打破了原本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交往行为而获得的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模式，使得文化的再生产、社会整合与个体自主性的社会化成就受到系统的强制从而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二)转嫁过程和表现形式：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
以上探讨的是哈贝马斯从整体上做出的判断，再进一步作具体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在交换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自我调节能力逐步降低，越来越依赖于政治系统的调节，由此国家开始干预经济问题以担负起修复资本主义存在基础的重任。但是，哈贝马斯随即就指出，即便政治系统日益介入到经济生活当中，这种干预也并未更改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在社会职能上的分工，改变的仅仅是它们在系统融合过程之中的相对关系。也就是说，国家干预改变了资本经营的边界条件，但并未取消资本的存在前提，经济系统仍具有其自律性，国家干预的正当性还是来自商品经济的自由交换本身。因而即便经济系统的危机由于借助政治系统越过市场本身的功能性鸿沟而取得了某种平衡被暂时中止，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潜在的问题返回头来会悄然进入政治系统，导致政治系统出现了“合理性危机”。所谓“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治系统的政策、行政和法规难以做到合理、专业、高效而肇致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系统整合作用依据的是目的合理性原则，而它所提供的合法性论证最终无法证明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因而造成了合理性危机，这恰恰构成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出现问题的一个结构性的根源。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国家愈是无法证明其干预的正当性，对于合法化的需求就愈是增长，这就使得这种国家干预进而侵入了生活世界的文化与价值规范的领域当中从而引发“合法性危机”。
接下来，需要澄清究竟何谓“合法性”。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能够被加以论争的政治秩序的有效性要求，它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判断存在着健康合理的讨论。因此，它强调在文化价值规范基础之上的民众的支持和认可，要求统治秩序既要获得民众的赞同、相信，又需符合一定的价值原则[8]179。他称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要求则与某个规范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之维护相联系”[9]188。换言之，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要依据生活世界的文化、价值规范来维护这个社会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说，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表明了晚期资本主义已经不仅把经济危机转嫁至政治系统，还进而转嫁给了生活世界的文化与价值规范领域。
为什么政治系统的不满必然会冲破其领地而进入文化与价值规范领域呢？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系统发挥的系统融合功能首先体现在：一要提供社会福利措施的公共支出，二要为加强基础建设的投入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就无法避免地时常面临着财政支出的困境。其次，当国家运用行政化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时，势必要扩大权力调节及其作用的范围，这样就会导致生活世界愈发受到来自系统的两个媒介金钱和权力的支配。例如，民主制是国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但是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民主形式的大众民主，仅仅重视的是民主制度能否产生大众忠诚，亦即民主制的合法化的工具价值，而不是民主制的合法性的规范基础。换言之，获得公民认可的这种合法性是由行政系统权力所塑造的，它仅具有民主的形式，并不是建立在民主意志的前提之上的。再进一步说，国家要根据社会既定的文化与价值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而它自身是无法产生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国家干预的合法性就需要由生活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再生产来提供。需要民众的共同意志的认同才能保证它的系统整合功能的合法性。因此，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必然要寻求文化与价值规范领域的支持，而主动建立与文化和价值规范的联系证明合法性的过程即是“合法化”。哈贝马斯指出，这种对合法性进行论证的程序性活动是“合法化”：“合法化被用来证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去表明现存(或被推荐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适合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运用政治力量——在这种方式中，对于该社会的同一性具有构成意义的各种价值将能够实现。”[8]188-189
如果国家只是试图通过对文化和价值领域的干预来论证其合法性，这种合法化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哈贝马斯警示道：“国家不能简单地掌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扩张，致使文化的确信无疑状况产生了问题。‘意义’成了越来越匮乏的资源。”[10]311他还指出：“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追求就会不战自败。”[6]93这样的结果就会引发动机危机，“以至于其输出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的功能要求”[6]99。因此，上文例证中涉及这种大众民主形式就促使了民众不再关心国家意志的形成过程，而是退缩至私人领域，生活态度也转变为排他性的利己态度，以感官欲望代替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这就体现了国家未能激发人们去支持决策者的动机危机，或者说，文化和价值规范领域未能向政治系统投入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而产生的危机。
总而言之，当生活世界遭受到系统的无孔不入的操控后，政治合法性要求被扭曲，生活世界的文化和价值的再生产受到阻碍，从而难以输出政治系统的合法化需要，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合法化危机。
在哈贝马斯看来，倘若说经济危机只是反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较浅层次上的矛盾的话，那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则暴露了其深刻的内在结构性的冲突，而合法化危机则是其中最深层次根本性的危机，因为它是贯穿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核心部分，它不仅呈现了经济领域的危机向政治领域的转嫁，而且还与文化和价值规范领域的动机危机相连结。从本质上来说，合法化危机呈现了生活世界与系统互动关系的不平衡问题。原本两者双方面的发展是彼此联系，不仅经济和政治系统要依赖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的成就，而且生活世界也受到物质再生产的制约，一旦两者的互动关系遭受到了干扰，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当我们考察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区分模式的分析，不难发现，他认为这个以合法化危机为核心的全面危机的结果是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再生产都难以为继。而在这其中，最关键的是生活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再生产无法得到保证。因此，一定意义上，合法化危机事实上就其源头来说是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危机。[11]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6]66
三、解决危机的路径：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
在哈贝马斯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开出诊疗的药方时，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以及系统融合对社会融合的遮蔽和取代。在他看来，危机的解决就意味着实现社会的整合，在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政治系统还是经济系统担负起真正的整合重任，而是社会的同一性并不能通过系统整合而达成目标。这种认识在哈贝马斯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可以找到清晰的表达，他说：“我将经济和国家机器视为完全整合在一起的行为领域，这些领域再不能以民主的方式，也就是说，以一种政治整合的方式从内部加以改变，而同时不损害其整体特征和功能，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证实了这一点。”[12]21。在以上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发现了无论是政治系统还是经济系统，它们所发挥的系统整合功能都无法从根本上达成社会的同一性。在1976年的《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哈贝马斯在涉及国家合法化问题时进一步指出了系统整合的局限性：“国家自身并没有建立起社会的集体的同一性，国家也不能通过不属于其所处置范围的价值和规范，自己实现社会的一体化。”[9]185不仅如此，社会同一性的要素或者说生活世界的自身力量还会被系统整合遮蔽起来：“通过价值和规范获得、又由国家权威保护的社会一体化，在原则上可以被系统一体化所取代，即被非规范性社会结构(或机制)的潜在功能所取代。”[9]186既然如此，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化解危机实现社会整合呢？哈贝马斯把目光投向了挖掘生活世界自身的资源，使其担负起社会整合的重任以及平衡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互动关系上。
(一)公共领域与自主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不再赞同马克思所坚持的经济系统的危机会直接导致阶级斗争，因而只有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才能实现新的社会秩序的主张，而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经过调整之后而保持在固有的社会秩序中的可能性，他这样说道：“目的不再是‘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官僚统治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12]21，因此他提出的方案是：“把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作为自己的指南。”[6]400这个“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在哈贝马斯这里，指的是“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形成一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6]407，它就是“自主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人的观念和意志的形成领域。不像传统的宗教或国家，公共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实体机构，而只是人们能够展开论辩的场域。尽管它高度分散且充满异议，却是连接着人们的公共意志，与私人领域一起构成了生活世界。私人领域的自主性从属于个人社会化和自我实现的理想，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则是维护集体自由的保证，它具有更高层次的主体间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共领域都能成为“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只有那些不是为了实现有效的合法化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才可以被称作是自主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这样说道：“只有那些不是政治系统为了提供合法化而创造和维持的公共领域才是自主的。”[6]408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存在过。那时，公共领域存在着从基本生存需求中解放出来的批判意识，具有言论自由与民主权利，并能够运用这些权利为民众利益作辩护。通过公共领域的直接参与，政治权力得以在民众同意基础上不断获得合法性统治的支持与维护。但是，晚期资本主义中公共领域的功能发生了质的转变。由于生活世界遭受了系统的殖民化，公共领域受到了行政体制和以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支配，从作为“民众批判和监督政府的工具”变成了“操纵和控制民众的工具”。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公共领域丧失了在语言为媒介主体间的对话辩论中寻求共识的根基[13]。
(二)重建自主的文化资源和公共商谈领域
哈贝马斯坚持自主的公共领域才是任何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基础，因为只有公共权力建基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要经由民众意志的参与和自由的论辩来重建已经被金钱和权力所侵蚀的公共领域，恢复它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并借此恢复民众批判的能力与交往的权利，使得他们能够开展平等自由的对话和探讨，持续不断地从事理性的反思、质疑与批判，从中达成共识，为自身的立场、观点和利益作辩护，形成不受政治权力所支配和扭曲的自由场域，这样才能重新赋予生活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规范领域创造“意义”这个稀有资源的功能，进而会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支持。因而，公共领域的重建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出路。
哈贝马斯将自主的公共领域作为重建的目标。他诉诸从资本主义社会被商业化的手段或行政手段消耗的文化和价值规范资源里恢复文化传统的活力、在主体间的符合交往和话语规范要求的对话和辩论中加以重构方案，这样使得生活世界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能够持续下去。在他看来，生活世界逐步分化出来的科学、道德和艺术领域分别可以提供可资利用的文化和价值规范资源是：科学和哲学能够提供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潜能，而普遍主义法律和道德观念给予了规范证明的潜能，审美现代性中呈现了更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理想[11]。在这个基础上，人们通过共同讨论、民主商议而得到共同认可的价值规范、科学和哲学真理、艺术理念。这样，生活世界的文化资源能够为自主的公共领域注入力量，自主的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共识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自我组织能力的集体意识，能够发挥它作为生活世界社会整合的力量，从而明确生活世界与政治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界限，使生活世界不必再受制和屈服于系统的权力和金钱媒介的无限制的冲击，担负起塑造社会的同一性和个人生活的完整性的重担，从而消弭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将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或者说合法化危机的重心最终落脚在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恢复文化价值传统的活力和公共商谈来完成。因此，哈贝马斯之后的交往行为理论正是沿着寻求这一问题的出路的方向去加以构建。
四、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二元阐释的缺陷
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元区分模式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作出的深入探讨，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颖而开阔的研究视域，而且在此基础上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状况的阐发层次分明、推演谨严、全面透彻，打破了资本与自然科学技术所共同营造的资本主义繁荣进步的神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境况。不仅如此，他所提出的应对危机的深刻洞见亦富于现实的启迪意义。可以说，哈贝马斯的这一独树一帜的探索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该领域的研究中最具原创性和理论深度的。
然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尽管哈贝马斯一度清醒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病症和衰退趋势，但是他对这种病症与衰退趋势的情感和认知都未延续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是表现出同情与挽救的姿态。他所做的即是围绕着危机的成因、表现等作出合理恰当的诊断，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存续发展开出治疗的药方。因此，哈贝马斯探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出发点是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可以说，他所坚持走的是改良的道路，为现代性的未完成而努力，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关这一点，上文也已有少许交代。这一点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致命缺陷。正是由于维护现有秩序的这种初衷，在哈贝马斯论证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之后的学术生涯当中，他进一步开展的研究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这种论证的论据就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由此也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演进至哈贝马斯第二代这里，其资本主义的批判锋芒已经逐渐弱化。
再来考察一下哈贝马斯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所提供的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哈贝马斯认为，只要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借助文化价值规范的资源，在公共商谈中重新创造通过主体间交往活动的彼此理解而达成共识，这些共识能够发挥它作为生活世界社会整合的力量的功能，防护生活世界不被系统的媒介金钱和权力越界和入侵，以保证生活世界和系统彼此的明确界限，使双方相互依赖的再生产可以持续稳定地进行下去，以恢复资本主义机体的活力。哈贝马斯的这一解决方案常常被人诟病的是它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我们试图从马克思的历史存在论视域加以审视便会发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构理应奠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但是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中所依靠的这个根本重要的“主体间性”却脱离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个根基。这样，就难以通过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确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基于此，理想的政治架构难以通过这一途径真正地实现。与此同时，只要生活世界的语言始终处于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步异化的状况当中，那么，它在生活世界中所发挥的融合功能就无法实现为未被“殖民化”的程度。这样，即便明确了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也难以维持生活世界的“意义”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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