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对于探索全球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体现了以人民为本、关怀现实的精神。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不同文明的价值理解和价值实现路径，在包容开放的态度中寻求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且丰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深厚底蕴，使我们能够从文明的高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完善的方案。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全面回顾了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方向。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习近平，2021年a)这一承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作贡献的决心和意愿，彰显了世界第一大党的恢弘气度和广阔胸怀。“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是我们党对全球新秩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的深刻理论探索。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以人民为本、关怀现实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此后，他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等场合，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含义作出了不同层面的论述。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表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实现方式:“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习近平，2021年b)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经济发展停滞、环境和人口问题凸显、地区和民族冲突不断的今天，人类发展的前景愈发不明确。各国人民持有何种价值观，直接关系着人类能否共同抵御各种全球性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振聋发聩地指出:“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同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理念，体现了大国应有的责任和胸怀，更体现了以人民为本、真正关心人类生存现实和前途命运的崇高精神。

“和平”是人类几千年来追求的理想政治形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正是中国古代圣人设礼作乐的出发点。在希腊化时期，西方则出现了以斯多亚派为代表的世界主义思想，认为人类应当在自然理性的指导下和谐共处。然而在历史上，各个民族、国家间的战争连绵不绝。回顾过往的一个多世纪，人类经历了烈度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即便战后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几十年发展时间，但这种稳定是与大国间的核威慑与新的斗争形式相伴的，后者往往以军备竞赛、贸易战、意识形态渗透等隐蔽形式出现。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当然不是一个空洞的理念，而是能够随着人类进步不断接近其目标的任务;只是今天的复杂局面已经不是靠建立一种形式上的“公共法权”能够应对的。和平理念的实现，有赖于从根本上思考和解决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2017年，第539页)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新国际秩序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已经将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排他性本质表露无遗，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不满。而在经济危机与对伊斯兰世界战争的消耗下，美国也被迫采取战略收缩姿态。在围绕“新罗马帝国”建构的秩序被瓦解后，世界正在走向多边格局。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已经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需要全人类共同携手面对。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资本的泛滥与失控、以“集置”(Ge-stell)形态出现的现代技术等已经成为一种将一切个体包围在内的总体性(Totality)现象，但也正是因此，它们会在不断尝试支配人类的过程中成为“他者”，人类同样会在抵御其支配的过程中塑造起主体性和共同体意识。但人类实现自由的过程本身是漫长的，需要世界各国超越“小我”利益的狭窄视角，从全人类的“大我”利益出发展开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2021年a)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这一身份定位也构成了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各国将以一种和衷共济、休戚与共的方式进入彼此的历史，筹划共同的未来，并在当下展开合作行动。在朝向未来的过程中，“价值”能够起到为共同体凝心聚力，以理念引领行动的作用。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因此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压舱石”和“定海神针”。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方面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现代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充分包容价值理解的多样性，尊重价值实现路径的多元化。随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单边世界秩序逐渐式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受到广泛欢迎，“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会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取代一些西方国家以自我为中心提出的“普世价值”观念。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基辛格，第517页)美国将价值观输出作为屡试不爽的国际政治手段。在苏东剧变、阿拉伯之春等典型的“颜色革命”中，多国政权被轻易颠覆。除了借助资本、信息科技手段和寻找政府代理人以暗中进行和平演变外，美国还经常以“人权政治”作为攻击他国外交政策、干涉别国内政甚至直接发动战争的手段。美国号称“人道主义干预”的一些军事行动既没有得到联合国批准，也直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都成为美国“普世价值”的祭品，发生了大量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在抽象价值面前，鲜活的生命和别国人民的实际利益远比不上“政治正确”的修辞，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在一段时间，我国也曾出现一股宣扬“普世价值”的错误思潮。它借助各种报刊、网站煽动舆论、挑起争端，认为美国所持有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参见刘书林，第3页)但这类观点通常是极为含混不清的，几乎只是一种喊口号式的政治情绪宣泄。如果我们对其进行学理化的溯源考察，那么所谓“普世价值”几乎都是以某种抽象思辨代替了现实观察。

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错误地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立场绑定在一起。根据大卫·哈维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将市场交易评价为(values)‘一种自在的伦理，能够作为一切人类行动的指导，并且代替所有人们此前持有的信念’。”(Harvey，p.3)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以市场为终极标准，拒斥影响市场“自生自发行为”的国家行为;认为政府应当尽好“守夜人”的本分，超出此限度的国家行为就被看作一种权力之“恶”。这也构成了国内一些“普世价值”支持者的立论起点——只要引入市场经济，就需要引入以市场自发性为首要原则的国家和政府形式。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准确概括:“总之，经济构架的适用……是要使不断地对政治活动以及政府活动进行政治批判的做法得以立足并且使之正当化”，同时“依据国家公共权力对市场领域的干预所牵涉的成本来审查所有国家公共权力行为”。(福柯，第219页)新自由主义无非是对传统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激进化，以更隐蔽的形式要求对政治和社会的总体控制。在生产方式愈发抽象、金融市场愈加发达的今天，马克思笔下那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40页)更是不知疲倦地要通过资本，把一切关系都变成冰冷的金钱关系。这也构成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动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驾驭资本，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规避资本过度泛滥对政治、社会、文化的强大破坏力。因此，市场经济并不足以支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还有一种观点则基于对启蒙思想家的片面解读来为自身辩护。我们当然承认，启蒙思想家确立了现代世界的基本原则，带来了很多进步的思想观念。问题在于，第一，关于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观念，即便启蒙思想家内部也存在很多分歧。例如洛克认为正义建立在保障财产权的基础上，政府也应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卢梭却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因而“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卢梭，1962年，第20页)。启蒙思想家对于民主(如卢梭和洛克)、分权制度(如霍布斯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解都有很大不同。第二，启蒙思想提出的原则不是教条，它们都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时代处境。早期现代哲学家通过对人的原子化抽象来切断同中世纪人性论的联系，以摆脱神权政治，建立基于社会契约的现代主权国家。而随着现代世界的发展，早期启蒙思想家设计的方案开始暴露出种种问题，如自由和平等、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个人和国家总是处在紧张乃至冲突关系中，等等。第三，正是由于上述困难，现代政治哲学不断尝试扬弃和超越早期启蒙思想的抽象设定。黑格尔在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失序状态后对社会契约论展开了尖锐批判:“这些抽象推论一旦得时得势，就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可思议的惊人场面:在一个现实的大国中，随着一切存在着的现成的东西被推翻之后，人们根据抽象思想，从头开始建立国家制度，并希求仅仅给它以想象的理性东西为其基础。”(黑格尔，第255页)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黑格尔所谓的“现实”仍然只是抽象的理性精神，而“现实的人”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恩格斯一针见血地说:“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99页)这一思路进一步被20世纪思想家拓展，使得现代政治中的价值原则与人的生命和社会、政治现实紧紧绑定在了一起。所谓“普世价值”的支持者恰恰忽略了现代思想家对启蒙运动进行深度反思的历史，也忽略了启蒙思想所蕴含的扬弃自身的必然逻辑。

因此，无论是从现实政治还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都有必要拒斥所谓“普世价值”。现代政治从来都是多元的，“普世价值”的支持者天真地想要以某个特殊国家、特殊文明信奉的观念来垄断对现代道德和政治价值的解释权。这种简单粗暴的独断论和马克思批判的19世纪德国政治思潮如出一辙——他们“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页)。当前，人类面临着各种全球性、系统性的问题，处在国际旧秩序动荡和新秩序到来的十字路口，需要不断寻求新的价值共识以应对危机。正是出自“以人民为本”和面向现实的关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以期人类能够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习近平，2021年b)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理解美好生活的方式，也有自己实现价值的路径，应当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充分认识到应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避免战争带来的悲剧，加强沟通，促进合作，为人类发展创造更光明的未来。中国也用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

首先，中国人民基于自身艰辛的现代化奋斗经验，认识到必须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习近平，2021年a)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救亡图存运动接连兴起，却没有能够使中国走出困境。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才真正结束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先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历史，实现了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飞跃，无疑创造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奇迹。也正是“走自己的路”的经历，让中国认识到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和平稳定、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有多么重要。鸦片战争后，各国列强不仅作为“教师爷”对中国颐指气使，更是直接用野蛮的方式侵略、瓜分中国，给我们留下了最惨痛的民族记忆。即便在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也以各种方式干涉中国发展，如在政治上借人权、民主等说辞对新疆、西藏、香港等地政策指手画脚;在经济上利用各种手段对我们实施封锁、制裁、孤立，等等。中国人民深知后发国家在复杂凶险的国际局势中生存发展的不易，因此能够推己及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求同存异”的国际交流态度，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和独立的主权地位。

我们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一直以来和平理念的延续。一些西方国家曾借助一套关于“文明”“野蛮”的修辞强行制造战争。法国文豪雨果在怒斥英法联军的信中准确地描绘了欧洲列强的心态:“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关于这套说辞，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0页)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让我们拒绝发动战争，这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心声。1948年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一开篇就针对“玷污了人类的良心”的各种战争暴行，声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正是对《世界人权宣言》和平精神的弘扬。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丰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增加新的价值理解路径。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体系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复杂的劳动实践、交往活动和文化创造中积淀下来的，是渗透在民族、国家习俗与历史中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这些观念是在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炼的，既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独特价值取向，也包含了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例如，自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只意味着在形式上保障政治、人身、财产、宗教信仰、言论出版等权利，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即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要阶级压迫和剥削存在，人就必然处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这就要求从根本上发展生产力，改变物质生产关系，消灭阶级和资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同样，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也不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民主。卢梭曾敏锐看到西方式代议制民主的重大缺陷:“英国人民……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卢梭，2003年，第121页)中国的人民民主贯通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整个链条，使人民意志能够有效地贯彻在法律、政策制定和实行的每个环节。这样就能够避免西方政党为获取选票而故意迎合选民，在选举后就不再关心人民现实诉求的情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升华，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推崇的美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习近平，2020年a)它们并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源于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历史故事和令人敬仰的高尚人格，源于英雄楷模在重大灾害或历史事变面前体现出的道德感召和精神力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让中华民族形成了深沉、饱满而刚健的心灵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精神和现代原则，形成了充满厚重底蕴和时代正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一些我们独有的价值理解，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尊重是全人类共有的情感，其内在精神是相互贯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2021年b)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体现，又蕴含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品格，能够丰富人类对共同价值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

最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有着典范性、世界性意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充分表明，人类绝不只有信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才能实现美好生活。“东方奇迹”向世界宣告，每个国家都可以走自己的道路，在自己的价值观引导下取得辉煌成就。其二，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大国完全可以、也应当提倡一种崇尚和平、尊重差异的共同价值观。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却从来没有陷入“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没有强势输出自身的价值观，而是积极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和谐国际关系的使命，树立起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其三，中国人民也用实践表明，各个国家、民族的特殊价值观实现路径也完全可以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容。关键在于坚守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保持一种包容、开放的态度，在交流合作中积极寻求各个国家都能认同的价值共识，并不断拓展价值共识的深度与广度。在这一前提下，每个国家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价值观、追求美好生活的特殊道路都有丰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普遍意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倡者，中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就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具有典范性意义的新价值理念。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合作的日益深化，人类需要打破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狭隘局限，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携手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是国际对话与合作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助力。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关系理念言犹在耳，也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真正以人民为本、关怀全人类生存现实的理念，体现了对文化差异和不同价值实现路径的开放、包容态度。然而，现代国家间的利益纠纷和文化习俗冲突，都对共同价值的寻求造成了阻碍。这就要求我们超越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局限，从文明高度思考解决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立足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中国人民独特的现代化实践经验，提出了具有内在关联的“解局方案”，也为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描绘了中国想象、中国愿景。

现代政治以现代主权国家的诞生为起点。博丹、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共同为现代政治绘制了蓝图。但早在17世纪初，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就已经看到现代国家的无序竞争问题，所以他才提出“国际法”的构想，希望能够以自然法为基础，确立国家间交往的规范，保障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然而，这一美好愿望背后是不容回避的赤裸现实。斯宾诺莎指出，现代主权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首先是因为国家掌握了最高的权力，能够终止战争状态;而在各个主权国家间并不存在这样的约束力，它们“并不信赖契约，除非双方遵守契约有一个很显明的目的与好处”(斯宾诺莎，第220页)。这种以丛林法则为底色的现代国家关系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自身恶性竞争的倾向。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国际经济组织等对各个国家的实际支配能力越来越强;资本也在不断自我增殖的要求下，凭借上述组织对各国政府、社会进行侵蚀。一些政府的支配者和战争的发动者实际上都是背后的资本力量。而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也有在一夜之内让很多国家瘫痪的能力。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这一状况:“资本……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57页)因此，单一的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抵御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

如果局限在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理论层面，试图仅以民族国家间的协议、联盟来解决上述问题，恐怕难以在国家间建立充分的信任感。毕竟在面对危机的过程中，付出通常不是对等的，如果处在算计和博弈的心态中，就很难真正形成合力。如果能够超越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理论，在文明层面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则有助于在国家间建立内在认同，减少因不信任造成的沟通障碍。反过来说，新型国际秩序也呼唤一种能够消弭纷争、促进和平、推动人类发展前进的新型文明。

从源流上讲，以原子式个体、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等为基本要素的现代国家模型与它的基督教文明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一些学者如胡适、福泽谕吉、帕森斯等想当然地认为，要发展现代化，就必然要接受西方的整个文明和价值体系。韦伯也提出问题:“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韦伯，第15页)他提出新教伦理是西方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由此有人得出推论，认为非西方的文明对于现代化是一种障碍和负担。列文森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儒家文明所推崇的是非职业化的人文理想，而现代的时代特征则是专业化。在现代世界里，儒教的‘中庸’特性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它不再是可供选择的一种方法，而成了来自新的权力中心之新精神的对立物。”(列文森，第367页)

这种观点在今天当然已经没有什么效力。很多非西方国家都走出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文明传统。中国道路的成功尤其雄辩地证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但“现代化=西方化”的观点在今天以另一种更加具有攻击性的形式出现，即刻意宣扬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间的对立，并且笃信西方文明具有凌驾于其他文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这使得从文明层面解决民族国家问题遭遇了理论上的困难。例如亨廷顿认为:“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亨廷顿，第199页)在这一判断下，他号召美国应当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奋起捍卫西方文明的“荣光”，防止西方文明的霸权旁落。而福山和科耶夫一道宣扬历史终结论，强调人类历史将在实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后到达终点。(参见福山，第383页)然而当我们看到他对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自豪描述后，很容易不寒而栗:“自由社会基本上的非战性格，在这类社会彼此维持极其和平的关系中已显化出来。……当然，自由民主国家也可能攻击非自由民主国家，就像美国在两次大战、韩战、越战和最近的波斯湾战争那样。随着这类战争展开而引起的昂扬感觉也许远超过传统的专制国家或独裁国家。”(福山，第299页)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还能听到这种说法，无疑让人震惊。按照这种观点，一切侵略战争都可以得到美化，只要对方不符合“进步”的标准，就都有理由用武力“纠正”它的错误。

表面上看，亨廷顿的观点和福山针锋相对，但两者的实质是相同的。只不过福山较为乐观，认为西方文明终将在文明的诸神之战中赢得胜利;亨廷顿则相对悲观，认为诸神之战会一直延续，西方世界亟需保持优先地位。就像韦伯所看到的，这里的价值多元主义只是表象，背后每个文明都认为自己才是“真神”，因此只有“你死我活”的唯一选择。即便是波普尔、伯林式的价值多元主义，虽然在表面上强调价值中立，强调对一切文化的宽容，但在根底处也隐含着对“文明”与“野蛮”的潜在划分。如伯林就借助熊彼特之口表达了这种观点:“认识到一个人的信念的相对有效性，却又能毫不妥协地坚持它们，正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地方。”(伯林，第246页)这一看似公允的论断背后是伯林对其他文明的苛刻判断——他所说的价值多元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文明晚近的果实”(同上)，是与一种“粗糙的霍布斯－边沁式自由概念”绑定在一起的观念。(参见泰勒，第72页)我们也认可价值是多元的，价值实现路径是多样的。但伯林式的价值多元主义背后首先隐藏了“根本价值不可通约”前提下的相对主义立场，并借更“安全”的消极自由来衡量各种价值理念。这样，各文明对于价值的整体性理解和对美好生活的积极构想都被矮化为一种“根深蒂固且更加危险的道德与政治不成熟”(伯林，第246页)，甚至需要被清除出“文明”的行列。归根结底，无论是亨廷顿、福山，还是伯林等价值多元主义者，似乎都已经默认了一种“一神论”式的文明观，他们无法想象一种既有自己积极明确的价值主张，又不具备攻击性的文明。这种想象力的匮乏，很难说是由于对其他文明的无知，还是由根深蒂固的偏见导致的。

几十年过去，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被证明不符合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地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习近平，2017年，第37页)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习近平，2020年b，第469页)对上述两种观点的回击背后，是中华民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

西方汉学家白鲁恂(Lucien Pye)曾经提醒世界，不要仅仅用西方人眼中的民族国家形式看待中国，而应当首先将中国看作一个文明。如今，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认同这一观点。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对于文明格局的理解本身就能改变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我们可以期待，文明共同体将能够提供“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认同感、信任感和凝聚力，进而产生抵御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力量。而要实现“文明共同体”，一方面，经济、信息和工业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物质条件，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交往成果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尝试为推进全球文明发展而提出的理念指引，包含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更和谐、更稳定、更光明前景的期许。在上述条件下，中国积极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合作关系。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往方式以共同协商资金和建设方向、根据相关国家战略需要制定项目计划的方式进行，充分尊重合作国家的自主意愿。在这种充满善意的国际合作方式下，不同国家间也能够有更多的理解与认同，形成更多共同的历史和记忆。文明共同体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在和平友善的价值观指引下，就能够朝向这个目标不断迈进。

至于各国因宗教、文化、习俗、意识形态等引起的纠纷，我们已经表明，西方几种典型的文明论人为地放大对立，在这种前提下强调西方文明应持攻击态势，这只会激化矛盾。而中国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更加尊重文化与价值多样性。它不会以价值多元主义的名义将各文明贬低为“相对价值”，而是承认各文明能够进行最充分的自我洞察和自我理解，选择各自认为最好的生活理念。即便在各文明间存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但“尊重”的意义恰恰是允许这些差异存在;毕竟同为人类，可交流的共性必然多于水火不容的差异。“多元”意味着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态度，可以在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前悬搁因文明理念和价值引起的纷争，凭借高明的实践智慧和卓越的政治德性来化解冲突、推动进步。这样一种刚柔并济的价值观背后，既有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精神，更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是中华文明对全人类价值的丰富与升华。陈来深入阐释了中华文明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理念的伦理基础。……分而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要求不以谋取私利为处世原则，是‘正义’的基础。……这五个方面都包含在儒家‘仁’的原理中，可以看作儒家思想中的‘仁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陈来)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下，我们表达了对每个价值主体的尊重;在“仁”的原理中，我们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通关系与“仁者爱人”的自然情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中庸·第二十二章》)以“诚”的态度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内在意蕴，以“齐物平等”式的态度思考文明间的关系并展开交往。在上述观念的引导下，我们希望能够在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的对话、合作乃至争论中建构一种“动态稳定”的秩序，其中每一种文明都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文明形态和价值理念，同时国家间凭借从容中道的政治智慧实现整体上的和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对共同价值的理解能够帮助世界各国走出西方文明论带来的困局，进而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当下和未来可能不断出现的全球性危机。

综上所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基于百年奋斗经验，立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胸怀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厚重底蕴，对人类未来发展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今天的人类虽然从历史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与教训，但也常常因为傲慢与偏见失去宝贵的和平机会。这更需要我们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从各国文化中汲取智慧，在不断深化的对话交往中寻找共识，从文明的高度思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人类才能够消弭因利益争端和文化差异产生的“对立”态度，从一个文明共同体的视角去面对未来，但只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理念持续发挥感召作用，我们就能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也将发挥它深沉磅礴的历史力量，推动历史车轮不断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参考文献

[1]伯林，2003年:《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

[2]陈来，2017年:《中华文明蕴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载《人民日报》4月26日第7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人民出版社。

[4]福柯，2011年:《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5]福山，1998年:《历史的终结》，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

[6]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7]亨廷顿，1998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8]基辛格，2012年:《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

[9]列文森，2000年:《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刘书林，2016年:《“普世价值”问题出现的过程、原因及实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普世价值论”批判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卢梭，1962年:《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13]《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4]斯宾诺莎，1963年:《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

[15]泰勒，2001年:《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载《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达巍、王琛、宋念申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16]韦伯，1987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7]习近平，2017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

2020年a:《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9月9日第2版。

2020年b:《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

2021年a:《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7月2日第2版。

2021年b:《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7月7日第2版。

[18]Harvey，D.，2005，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