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11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为中国、希腊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的交相辉映，也让“古典学”概念的丰富内涵被充分激活，彰显了古典文明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奠基性意义，必将极大地促进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强劲的思想动能。

Ⅰ

“古典学”（classics,classical studies）在国际学界通常指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典籍和文明的学科。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古典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科学、医学和相应典籍的重新发现、整理与阐释。此后几个世纪，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学者开始采用一些现代批判方法研究古典文献，这为古典学在德国的成熟与繁荣打下了基础。18世纪后期，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尝试对古典语文学进行系统化重塑，创立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典学。19世纪以降，对于古希腊文学、艺术的巨大兴趣和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结合，让古典学逐渐成了以古典语文学为基础，横跨古代历史学、古典考古学、文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的综合学科。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西方的古典学已经高度成熟，在学科范式、研究方法、教学体系、文献积累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传统。但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传统的西方古典学也面临着种种亟待回应的挑战和危机。

中国古典学的概念，是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文明视野下提出的。一方面，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有相互呼应之处。中国古典学是在现代学术体系下出现的学科概念，很多现代的研究方法、学术成果、问题意识都在此得到应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西学构成了中国古典学必然要与之对话、互动的一个潜在“他者”。另一方面，中国两千余年来自本自根的经史传统，注定不可能被简单粗暴地直接砌入19世纪中叶以来发端于欧洲的学术分科体系。作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古典学是中华文明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以现代形态自我赓续、自我发扬的成果。如刘小枫先生所言，中国古典学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让古代经典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文化价值发挥现代作用，培养“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对中国古典学和西方古典学、中国古典学和西方汉学以及传统“国学”等概念作出区分，也并不是为了限制“古典学”概念的边界，而恰恰是希望通过深入的探讨，让古典学获得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空间，并为增进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提供新的学科支撑。

Ⅱ

实际上，就其在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原始含义而言，古典学也有着可供开显的深层内涵。西方古典学始终面对着各种研究范式的比较与竞争，尤其是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之间的持续张力。一方面，学科建制日趋成熟，必然会导致研究议题的不断细化和专业化。古典语文学本身要求研究者在古典语言和文献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实证主义历史学和古典考古学又在现代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以准确、精细地呈现客观史实为宗旨。但另一方面，西方古典学在兴起时就有着突出的人文主义关怀与诉求。无论我们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学家如彼特拉克、伊拉斯谟，还是现代古典学科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沃尔夫，都会发现他们是带着明确的文明意识来研究古罗马和古希腊文献的。对于他们而言，古典文明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基督教和现代文明的世界理解，一种关于真、善、美等理念的不同价值秩序。相应地，古希腊罗马对于道德理想和灵魂品质的理解，也有着纯化道德、教化人格的意义。研究古典文明，意味着重现一种可欲求的古典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因此，即便此后随着实证主义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兴起，古典学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但在一些古典学家看来，“据事直书”的实证研究并非古典学研究的唯一目的。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著名古典学家耶格尔就曾付出极大努力，试图调和古典人文理想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间的紧张关系。他对典籍和历史作出的探索，是为了揭示古希腊世界中“作为一种建构性原则的文化理想”，以及作为欧洲文明“原型”的希腊精神，它们仍然保持着对于现代文化的“指导性动力”。人文理想、义理阐发与实证考据，都是古典学概念所蕴含的可能面向。

今天西方的古典学研究与19-20世纪前期相比又有了很大变化。英国学者莫利指出，随着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西方古典学窄化为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种；并且由于古典学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学、考古学等学科边界存在诸多重合，因此也面临着消融于这些学科的潜在危机。此外，在种族、阶层、性别、意识形态等议题上，传统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也不断遭遇质疑和批判；这使得西方古典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不断反思、调整着自身的形态。例如，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古典学系承认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与亚、非、欧大陆之间的各种古代文明有着频繁互动；古代文明的起源本身也是多中心的，在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框架下，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文明叙事。因此，随着对“东方主义”的检讨和反思，以及对于西方古典学“孤立”倾向的打破，原本被西方学界划归在“东方学”范围内的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等也开始进入西方古典学的讨论视域。甚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博德曼、伯克特等学者还提出了“东方化革命”等颇有影响的概念，以强调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亚非文明对于古希腊文明形成塑造的重大影响。这些变化都表明，即便在西方古典学界内部，“古典学”的含义也在不断进行自我革新，文明交流互鉴的观念在逐渐代替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中一度被建构出来的种种想象和虚构。

Ⅲ

中国古典学概念的提出，让一种“大古典学”的理念得到了更加彻底的彰显。这种古典学理念从根本上超越了以某种特殊文明为中心的封闭视野，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与时代的高度，让各个古典文明的“群星闪耀”“交相辉映”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相互镜鉴与融合提供了空间。

第一，中国古典学的概念摆脱了以西方理解范式作为唯一文明解释框架的刻板观念。从目前英语学界通行的“classics”“classical studies”或者古典学在德国学界的名称“klassische Altertumswissenschaft”来看，古典学的含义就是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这一含义自然也适用于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文明古国。而对于像古代中国这样有着丰富经典体系和悠久经典注疏传统的文明而言，以西方理解自身的方式来理解中国文明，极容易错失其中最为高明与精微之处。同理，当我们以西方进行自我理解的范式来框定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时，都会遭遇类似的问题。中国哲学界围绕“以西释中”“反向格义”展开的争论正是为了让古代经典“如其所是”地向我们呈现。中国古典学概念的提出，也蕴含了从中华文明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出发的基本立场。

第二，中国古典学概念立足于古今中西文明碰撞交融的宏大视野。西方古典学在文献考证诠解、义理发挥、史实还原等方面一直有着内部张力。这一张力在人文主义理想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的冲突方面有着突出体现。无论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维拉莫维兹和尼采的论战，还是莱因哈特对于耶格尔《教化》一书的犀利评价，都是上述问题的很好例证。这背后其实是追求心性涵养、灵魂和谐和美、善等价值理想的古典文明，与被进步主义、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贯穿的现代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执。而当我们思考“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时，虽然所处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背景与西方的古今之争完全不同，但同样涉及如何辨识中国古代文明与由西方启蒙运动发端的现代世界之性质差异，如何继承与安放中国古典文明遗产，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今天对古代文明的理解，显然无法摆脱现代文明的基本视域；而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不能回避西方文明无处不在的影响。古今中西问题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它只有在对文明源头的追问中才能得到激活。

第三，中国古典学的概念指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前进方向。无论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还是古今中西的视野开显，都是为了让我们增进对于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理解，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和指引。“利用科学的力量复活已逝的世界”，这构成了西方古典学很长时期内的重要任务。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古典学家之一维拉莫维兹也提醒我们：“由于我们要努力探寻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也是浑然一体的。把古典学划分为语言学和文学、考古学、古代史、铭文学、钱币学以及稍后出现的纸草学等各自独立的学科，这只是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分门别类窒息了专家心中的整体意识。”不过我们还需要看到，“已逝的世界”中不只有文献、史实、器物、建筑，更有古人对于自身生活世界的生命经验，这才是一切精神和文化构成物的源头；在生命与生活世界的关联中，也有着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在具体人格和历史处境中的投射与表现。如张祥龙先生所言，我们应当“在朝向事情本身的动态比较情境中”观视不同文明所蕴含的哲理，而这只有基于充分尊重不同文明的自主性，建立文明间——不仅包括东方与西方，同时也包括古代与现代——的“共情”，才能真正实现。我们也有理由在这种不齐而齐、各适其性的文明观中，在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中，期待不同文明价值间的深入对话，以及更多文明间价值共识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