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年前的夏历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于民居“孙氏馆”（今“藤花旧馆”）。当时陪伴在他身边的除了儿孙之外，只有故友钱世雄与僧人维琳二人。

常州人士钱世雄是东坡的患难之交，在东坡遭受“乌台诗案”时曾受牵连而被“罚铜”。东坡在朝担任要职时，钱世雄不见踪影。当东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时，钱世雄却时时去信问侯，还曾给东坡寄去药物、土产。

四十多天前东坡从润州前往常州，钱世雄事先候于半途的奔牛埭，然后陪着东坡同往常州，帮他租借孙氏馆以栖身，以后每天都来探望。东坡视钱为可托之人，把他在海南完成的三部书稿托付给钱保管，叮嘱他三十年后再出以示人。

维琳是东坡的方外之友，此时从浙东德清专程前来探病。七月二十六日，维琳与东坡用偈语交谈，东坡的偈中说：“平生笑摩什，神咒真浪出。”维琳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东坡又在纸上写道：“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意即死生有命，不必借助宗教的神秘力量来延长生命。

到了二十八日，东坡自觉病重，便要求沐浴，并换上朝衣，从容地等待死神的降临。宋人傅藻《东坡纪年录》记载说，弥留之际，东坡的听觉和视觉逐渐失去，维琳凑在东坡耳旁大声说：“端明宜勿忘！”东坡回答说：“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钱世雄又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著力。”东坡说：“著力即差。”说完就咽气了。可见东坡在弥留之际依然神志清明，尽管维琳与钱世雄竭力劝导，东坡仍然拒绝皈依西方净土。只有以澄明透彻的人生观领悟了生命意义的人，才能在临终时仍有足够的定力来抵御进入天国的诱惑。东坡就是这样的一位豪杰之士，他以清醒的理性精神阐释了生命与死亡的意义，他的精神家园始终都在人间。

东坡逝世，举国震悼。吴越百姓在集市上同声痛哭，士大夫相吊于家。东坡的亲友、弟子无不悲痛万分。胞弟子由连写两篇祭文以表哀悼，正在荆州的黄庭坚抱病参加当地士人的吊唁仪式，并将东坡的遗像悬于正厅焚香礼拜。正在颍州的张耒在佛寺为东坡荐福，因而被朝廷贬往黄州。陈师道、李之仪、道潜、晁说之、潘大临、徐积、王巩、李廌等人纷纷撰写追挽诗文，抒发哀思。汴京的太学生数百人与东坡从未谋面，却自发集中到慧林寺为东坡举哀。青年诗人施逵在唁诗中说“文星落处天地泣”，时隔九百年以后，我仍能感受当时举国同悲的气氛。

那么，东坡本人在临终时有什么悲伤或遗憾吗？从细节而言，当然是有的。比如东坡曾对钱世雄说：“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诀，此痛难堪。”又如东坡遗言让子由将自己与暂殡汴京的继室王闰之合葬于汝州郏城县的“小峨眉山”，那是兄弟俩共同选定的家族墓地。那么东坡的前妻王弗与侍妾王朝云呢？王弗早就安葬在家乡眉山，虽在东坡母亲程夫人的墓侧，但对于东坡而言毕竟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王朝云虽是侍妾，但她对东坡始终忠敬，堪称其红粉知己。朝云病亡于惠州，东坡写诗悼之：“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语意沉痛，不减为王弗写的那首《江神子》。夫妇死同穴，东坡未能与王弗、王朝云合葬，总是一大缺憾。

此外，二十二年前东坡身陷囹圄面临不测之祸，杭州、湖州的百姓自发组织，一连数月为他做解厄道场。消息传到狱中，东坡深受感动，希望仿效汉人朱邑，死后葬到浙西去报答百姓的眷恋。此时他寿数将尽，多半也会惦念各地的百姓：密州的蝗灾还很严重吗？冬季搜集蝗虫卵块予以深埋的灭蝗法是否灵验？逢到灾年，密州的城墙根下是否还有弃婴嗷嗷待哺？徐州城外的河渠堤防是否依然坚牢足以抵御洪灾，二十三年前发现的煤矿是否还在正常开采？杭州的西湖水是否依然清澈？湖中有没有滋生新的葑草？立在湖中标明界线不让农民越界种菱的小石塔是否完好？那所救治公众的“安济坊”还在正常运营吗？用“圣散子”熬制的汤剂还能有效防治瘟疫吗？扬州劳民伤财的“万花会”虽被下令禁止，不知后任知州会不会恢复？黄州的溺婴陋习有没有死灰复燃，那个民间慈善组织“育儿会”还在发挥作用吗？他写诗推介的新式农具“龙骨车”和“秧马”是否得到推广利用？广州官府有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用毛竹管从城外引取山泉供百姓饮用？在竹管接头处采用先缠麻丝再涂上漆的防漏之法是否有效？儋州百姓是否听从建议在患病时延医服药而不再杀牛祭神？名为“马眼糯”的优良稻种有没有推广种植？自己亲自指点的儋州青年姜唐佐是否在准备参加进士科举？

凡此种种，东坡临终前也许都曾闪现心头。当然，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从大处来说，东坡死前并无遗憾。七月十八日，也即在东坡辞世的十天以前，他对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怛化”语出《庄子·大宗师》，意即惊动将死之人。前面二句当是针对恶人死后会坠入地狱的民间信仰而言，东坡坚信自己一生未曾作恶，故死必不坠。

事实上东坡的一生岂止是“无恶”而已？两个月前，东坡在润州金山寺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语虽是自嘲，却也说出了部分真相：东坡永垂青史的文艺作品，确实有一大半是在三个贬谪地创作出来的。然而东坡也曾数为朝官，他忠心耿耿，遇事敢言，面折廷争，奋不顾身。黄庭坚赞扬东坡“立朝公忠炯炯”，乃天下之公论。东坡去世六十九年之后，南宋朝廷追谥他为“文忠”，命下之日，朝野欢呼。即使是因学术思想的门户之见而时常讥评东坡的朱熹，也承认东坡节操过人。作为政治家的东坡，最终以风节凛然的忠鲠形象定格于千年青史。东坡还历任各地长官，时间长达十三年半，先后辗转于凤翔、杭州（前后两次）、密州、徐州、湖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东坡服膺儒家仁政爱民的理念，每到一地，都要访问民间疾苦，除弊兴利，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的爱戴。徐州人民难忘浑身泥浆的东坡日夜巡守在离洪峰只有数寸的城头，杭州百姓难忘东坡在湖堤工地上用民工的粗碗盛着陈仓米饭大口吞咽。

即使东坡仅是一位政治家或地方官，已足以名垂青史，然而他更伟大的贡献却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如果把文学与艺术两方面的成就综合起来予以考察，东坡堪称千古独步。在古文方面，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宋代则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在诗歌方面，东坡在北宋诗坛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整个宋代则与陆游并称“苏陆”。在词的方面，东坡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在书法方面，东坡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东坡的墨竹及枯木怪石在绘画史上享有盛名，他还是文人画的开创者。试问古往今来，几曾有过以一人之身在如此广阔的文艺领域内登峰造极的巨匠？除了天才卓荦之外，过人的勤奋也是其成功的因素。东坡一生中从不虚度光阴，晚年离开海南北归至曲江，船只搁浅在河滩上，四周都是湍急的江水，同舟者吓得面无人色，东坡却在倾斜的舟中挥毫写字。就在去世的两个月前，他还请友人程之元代购毛笔一百枝、纸张二千幅。要不是遽然病逝，东坡不知还要创作多少书画作品！

一生成就如此卓越的东坡，偏偏又生就一付善良平易的好脾性。东坡总是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别人，曾说：“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声称：“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近在京畿都邑，远至天涯海角，东坡的交游遍天下。即使对政见南辕北辙的新党人士，东坡也不怀敌意（惟一的例外是阴险凶恶的吕惠卿，此人连王安石都敢陷害）。王安石在朝为相时对东坡百般排斥，但东坡离开黄州途经金陵，却主动到钟山脚下寻访早已罢相的王安石，见面后只发了一句牢骚：“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随即讨论国事及诗文，相谈甚欢，临别时还赠诗安石云：“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章惇是东坡的进士同年，交往甚密，乌台诗案时曾为东坡说过好话。可是当章惇登上相位宝座后，却把垂暮之年的东坡一贬惠州、再贬儋州，一心置其于死地。正如佛印所说，章惇此举是“忌子瞻为宰相尔”！天道好还，六年后章惇本人被贬雷州，其子章援来向遇赦北归且有还朝传闻的东坡求情，东坡随即写信致慰，还亲笔抄写“白术方”让章惇服用，以抵御岭南的蛮风瘴雨。岂止是不念旧恶，简直是以德报怨。孟子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东坡度过了如此“充实而有光辉”的一生，夫复何憾！

哲人虽逝，风范永存。东坡既以文采风流垂芳千古，也以人格精神光耀青史。后人用各种方式纪念东坡，其中之一是在东坡的生日举行集会。清代文人每逢夏历十二月十九日，就相聚一堂，张挂东坡画像，焚香罗拜，作诗追怀。翁方纲有诗云“年年腊月拜坡公”，可谓一时风气的实录。即使当林则徐、邓廷桢谪守新疆时，还曾招集同人纪念东坡生日。清末的俞樾对此意犹未足，曾说：“今世士大夫好事者往往为东坡作生日，至忌日则无为修拱者矣！”也许是受俞樾的言论所激，在东坡的第920个忌日即将到来之际，《扬子晚报》就此向我约稿。谨作短文，向东坡献上异代“忠粉”的一瓣心香。

原载2021年8月24日《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