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再需要和渴望什么基础，以至于我们能进一步从事承担起建设并栖居于一个无根基世界之任务。
——《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
西方文化重视对真理的研究，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喜欢讨论道德问题。当然，重视真理不代表西方人更聪明，讨论道德也不代表中国人更善良。福柯将西方传统中的这一点称为“求真之志”，罗蒂称之为“对确定性的追求”，西方哲学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它很好地解释了笛卡尔为什么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论点。笛卡尔想寻找到一个确定不移的支点，作为他所有思考和知识的支点——显然，基础不牢靠，建筑之上的东西就非常可疑了。于是，他用怀疑一切的方法来寻找支点。他像庄子一样，怀疑整个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梦，然后他还怀疑肉体是否存在——他可以想象自己并没有肉体——最终，他发现“我怀疑”是不能怀疑，所以“我思故我在”。当“我”是否存在被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质疑后，我们又必须为哲学寻找新的根基，这让人们陷入了所谓“笛卡尔式焦虑”中。这种焦虑实际反映了现代西方哲学特有的“二元对立”极端思维：要么找到清晰而终极端根基，要么一切分崩离析，陷入黑暗与混沌。
在“笛卡尔式焦虑”中，哲学家们沿着两个方向努力的寻找着安身立命之基：一是在心智中寻找，一是在心灵之外的世界中寻找。《具身认知：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认为，这两种路径不过是“鸡与蛋”问题的翻版——
“鸡立场”者认为：“外在于我们的世界具有预先给予的属性，这些属性先于投射在我们认知系统之上的图像而存在，而认知系统的任务便是适当地恢复它们。”亦即，存在着这样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心智、不依赖于人类的自在世界，心灵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通过内心的镜子，准确的映照出外界事物的光芒。
“蛋立场”者认为：“我们的认知系统投射它自己的世界，且该世界的显然的实在性不过是系统内在规则的反映。”亦即，心灵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不是因为世界在心灵中投下了影子，而是心灵以其本身的方式来刻画了外在世界，以至于我们无法超越心灵本身的规律来“中立”的看待世界。甚至更激进的“蛋立场”暗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外在的、“中立”的世界。
中国人长期接受唯物主义教育，更容易接受“鸡立场”，但接受“蛋立场”的人也很多。这一“鸡与蛋”的问题长期盘踞在西方哲学的争论之中，争论双方各有所长，但都面对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特别是解释“心灵如何可能认识世界”这一经典问题时，二者的答案都不能令人满意。
举色彩的感知为例子。按照“鸡立场”，颜色是外界物体对不同波长光线的反射所产生，而物体的表面反射率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因观察者的不同而改变。这些光线进入眼睛，被我们的视觉系统所识别，从而产生了色彩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视觉系统仅仅是被动的接受外界信息，而不会参与到色彩的生成过程。也就是说，色彩是完全独立于人的事物客观属性。
这样说似乎很有道理，也很科学。外物反射光线的方式显然是外在于我们的，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能够实质地干预它们。但实际上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似乎并不像光学所预示的那样简单。设想一下色盲症的人，他们所看到的色彩就不是真实的色彩么？也许“鸡立场”者尚可以解释说，色盲症是对外在事物错误或不完善的反映。可是，没有色盲症的人就是真实的反映了外在世界么？根据生物学上的发现，人类对于光谱的识别是存在一定模式和极限的，超出可见光范围的光谱实际上不能被我们的双眼所识别，自然也无从分辨色彩。比如，其他物种所能分辨的光谱范围就不同，游隼所看到的紫外线难道就不是真实的么？
在认知的研究中，可以从计算的角度可以给出颜色的一种“标准”，如计算机中所用的“色调、亮度、饱和度”三大指标可以穷尽所有的色彩。可是，这仅仅是一种基于机器语言的设定，日常经验中的颜色永远都是活生生的、而非诸如（255，255，255）之类的字符。固然机器已经可以根据这三个数值来识别所有的颜色，但机器真的“感知”到这些色彩了么？如果这就是一种感知的话，这种感知与人类对色彩的感知是一致的么？红色之所以为红色难道没有人类主观所决定的成分么？显然，做不出否定的结论。
反过来，我们看看“蛋立场”对颜色的观点，即颜色是视觉系统所生成，是人类内心的主观感受，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独立于我们感知的色彩。就像动物所感知的光谱与人类不同，色彩对于它们来说可能是完全异于人类的东西。甚至对于不同的人，对于色彩的识别程度也存在一些差异，那你如何哪一种颜色才是所谓“真实而客观”的颜色呢？所以，色彩完全是主观认知模式的外在投射。
“蛋立场”并不止步于“存在一种内在于人类心智的认知模式”这一论断，而是认为这种内在的模式才是最根本、最普遍的基石所在。要满足成为根基的这一条件，认识模式必须要是先天的，是变化现象背后的不变之基。然而，这已经遭到了诸多心理学实验的否定。颜色是内在于我们心灵的一套认知体系么？实际上，关于色彩的认知无法独立于认知的环境。身体无疑会影响色彩认知，例如色盲症的例子那样；承载着颜色的物体状况也会影响对颜色的知觉，例如同一色彩在黑底色和白底色中给人的不同感受；甚至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也能影响人对色彩的认知。著名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曾写道：“如果两个圆被分别涂上黄色和蓝色，短暂的凝视会在这个黄色中显示出一个由中心向外展开的运动，并且明显向观看者趋近。”也就是说，也许色彩并不只是静态的、单纯的视觉属性，而是与空间感、运动感等外部环境因素相关联的综合认知。在保罗·凯（Paul Kay）和威利特·普顿（Willett Kempton）的实验中，他们发现颜色的词汇能够影响颜色间相似性的判断。例如英语中存在绿色和蓝色的区分，而一种墨西哥北部的语言中，绿色与蓝色是同一个词。在实验中，英语母语者与这种语言的使用者相比，更倾向于放大蓝绿色彩的差距。
极端的“鸡立场”或“蛋立场”都有问题，心灵哲学家们又将目光投向佛教的“中观派”[1]，借鉴其“诸法缘起”等观念，试图在西方认知领域的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条调和的“中道”。《具身认知》认为，西方哲学寻找根基的尝试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就像风暴中的“我”一样，那里根本不存在着可称为根基的东西——不论在外部世界，还是心灵之内。这个世界并非是先天构成的，而是从具体的情景中不断生成的。我们对色彩的认知，既非是基于一个外在不同的“色彩属性”，亦非完全由先天的“认知模式”所决定；而是承载色彩的外物、我们的身体技能以及我们所处的历史文化等等共同构筑的认知环境所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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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根基，外在的世界也是无根基的。佛法曰空，“空”并非是西方哲学中与“实体”相对的“虚空”，而是指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足的、绝对的基础。拒绝了根基并不意味着跌入虚无。万法皆“空”，因为它是“缘起”的——没有什么事物能与它出现、形成和消亡的条件相分离。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都偏离了活生生的世界，而我们需要做的，也许正是在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的循环中寻找一条“中道”。
[1]中观派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主要派别之一，中国传统称之为“空宗”，出现于6世纪，因宣扬创始人龙树的“中道”观念而得名。
（刘永谋等：《哲人疯语——当代哲学思想中的奇谈怪论》，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其余作者均曾为人大科哲点上硕士生博士生：郭朦、王玮、李曈、赵俊海、李慕航、李佩、乔宇和仇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