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大国。它大部分时间里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此地居南北中枢，北据汉、沔，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远接陕秦。且内阻山险，易守难攻。故顾祖禹引胡安国语：“荆渚，江右上流也。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毂郑，次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凭借着这一优越有利的兵要地理条件，楚国致力于对外扩张，兼并小国，兵进中原，使自己的疆域扩大到大半个南中国，一跃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面积第一的大国。
但是，我们同时也能发现，在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楚国总是只能扮演“国际”战略大棋局中的老二角色，春秋期间，它很郁闷，不竞于齐、晋。而到了战国时期，则又先后受魏、秦的压制。
这个局面的造成，有多个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楚国内部的政治建设明显落后于其他重要的诸侯国，这突出表现为留不住自己的优秀人才，成为其崛起壮大过程中的最大瓶颈。所谓“唯楚有才，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例如，楚军在鄢陵之战中遭遇惨败，重要原因之一，乃是楚国叛臣苗贲皇他积极替晋厉公出谋划策，将楚军内部的虚实和盘托出，使得晋军得以在战场上把握主动，乘隙蹈虚，制敌死命。又如，晋景公在位时，晋国拉拢吴国，双方结为同盟，唆使吴国在楚国的侧后开辟第二战场，使得楚国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顾此失彼，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疲于奔命，这一毒辣招术的策划者和具体实施者，不是其他人，而正是楚国的叛臣申公巫臣。再如，提出“疲楚误楚，三分其师”之谋，导致楚军在日后的吴、楚柏举之战中大败亏输，进而让对手“五战入郢”，攻陷国都，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楚国逃亡者……伍子胥。其他像伯嚭等人，也都是从楚国出走，跑到敌国，心甘情愿地替人卖命，而与自己的故国叫板作对的。
先秦时期人才的流动比较频繁，人们的国家意识不是特别强烈，可以朝秦暮楚，随时跑到它国(也包括本国的敌国)那边成为高级打工仔，这种情况并非为楚国所独有，但是，没有哪个诸侯国有像楚国这样的严重与普遍。说实在的，楚国不是被敌手在战场上打败的，而是让自己的叛徒、“楚奸”们给搞残整死的！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
楚国人才严重流失，原因很多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是与楚国历代最高统治者刻薄寡恩，残忍酷虐有关，例如，同样是打败仗，秦、晋崤之战后，秦穆公是主动把战败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孟明视、西乞术等三位统帅虽然导致秦军“匹马只轮不返”之惨败，却能够继续获得信任，依旧充当秦军的统帅。但是，反观楚国，城濮之战败北后，令尹子玉就被楚成王逼得不能不自裁了断，让晋文公听到消息后，开心满怀、欢呼雀跃，连连地说“莫予毒也、莫予毒也”！其兴奋喜悦之情可谓溢于言表。邲之战没有能打赢，楚军的主帅司马子反也没有了活命的机会，只能赔上自己的那条小命。在这样的恶劣险峻政治环境里，楚国的诸多贵族与大臣，自然会对绝情寡义的楚王离心离德，同床异梦。一旦有风吹草动，跑路潜逃，投靠他国，借他国之手，来整治修理母国，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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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能否珍惜和善待优秀人才，让其充分发挥作用，而不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把他们推向对手阵营，倒过头来反噬自己，乃是决定事业成败的一大关键。春秋时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历史文化现象，所揭示的正是这个沉甸甸的永恒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