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前551—前479）和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生活的时代，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欧洲文明并不逊色于以先秦诸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完全可以与中国的先秦诸子比肩。古代东西方世界都产生过不少强大帝国。古代西方有亚力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强大帝国各自发展出来的文明在帝国衰亡后都随之湮灭也都没有重新崛起。与此不同，古代东方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强大帝国大都产生于中国，这些帝国当然也难免衰亡但是中华文明并不随之湮灭，而是在经受跌宕起伏后总会在新的帝国中得以复兴和延续发展。这在世界范围内可谓独一无二。
为什么是这样？从地理环境客观因素看，中华大地上辽阔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有利于发展农耕文明，也反复发生大范围的洪灾。北方草原地区强悍的游牧民族，则历来都将季节性入侵中原视为游牧之余类似狩猎的必要行动。这种地理大环境中只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才可能有效抵御上述周而复始的天灾人祸。黄帝统一华夏部落和大禹治水等传说表明，在夏、商、周远古时代就初步形成了较松散的大一统王朝。西周实施分封后诸侯们带领随从到各自的封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左氏春秋传》用语），在自然条件更好的华夏东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富裕强大的分封国。大诸侯们纷纷僭越称王使周王权威不断受损。然而在这个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发展出各诸侯国各自独立正当化的政治格局。一次次的政治盟会、武力争霸和与之相关的百家争鸣，总是以华夏一统作为人心所向的道德高地。因而此后出现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的秦汉王朝是历史的必然。与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不同，古代中国各个统一王朝的统治范围没有本土与殖民地之区分，都以“直接控制区——羁縻区——藩属区”的差序疆域结构，在持续的边疆内地化浪潮中接续着华夏一统的中华文明历史传承。
中华文明得以超越王朝兴亡持续发展的主观因素，则在于道统思想认识的长期稳定和不断深化，形成了道统高于政统的长久社会主流共识。“道”是指哲学层面的人类社会本性与基本精神，“道统”是指求道行道过程中的贯穿和承续关系，政统是指各个朝代的系列具体政治谋划及其连贯实施。古代中国道统不依靠宗教信仰就具有跨越朝代更替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是的古代中国社会自省和社会自信的独有特色。政统更多地受制于帝王乾坤独断的集权政治，但是皇帝毕竟不是天神，皇帝也会犯错乃至成为误国昏君。道统高于政统的社会共识使得君臣之间和朝野之间可以合理合法地存在不同认识并且允许相互争辩。中国历代在皇帝近臣中都有设置有专职找错的谏官，那些坚守道统犯颜直谏甚至以死相谏的官员和善于纳谏的帝王留名青史，阿谀逢迎的官员和不纳良谏的帝王则背上千古骂名。道统高于政统的社会主流共识令正直之士不屑于对政统一味歌功颂德，代代相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鞠躬尽瘁献身精神使中华文明的道统得以持续发展。
古代中国内忧外患战乱灾荒频仍，并没有长期平静的政治环境保障道统发展深化。道统发展有幸避免消亡或走向极端主义，有赖于中华文明之中庸思想在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哲学层面上的不断深化。《周易》和《尚书》中的中道、中行、中正和执中等观念可视为中庸思想的源头。孔子提出“执两用中”使中庸开始成为哲学智慧，子思(孔子之孙)继而撰写了《中庸》一书。东汉佛学东渐后中庸思想又发挥了沟通儒学与佛老学说的历史性作用。至唐朝《中庸》已经成为经学重要文献。宋朝时皇权出场推崇中庸理念，宋仁宗赐进士及第者《中庸》一书，由宰相在朝堂上高声宣读，要求受赐者将其作为座右铭。南宋大儒朱熹则把《中庸》把《中庸》作为经典之一放在道统中予以传承，使其达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和影响的峰值。正是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中庸之道”，使古代中国的道统超越多变政统的干预，既没有成为引导信徒献身圣战的极端信仰，也没有沦为完全为当朝帝王辩护和颂扬的说唱工具。
古代中国道统的核心表述是三纲五常系列理念，其内涵的形成和深化可谓是千年磨一剑，从先秦孔孟、西汉董仲舒到南宋朱熹经历了一千五百年以上。相比之下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下希腊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只有一百多年。孔孟儒学集前圣之大成，以“仁者爱人”、“民贵君轻”和“止于至善”等理念开创了中国道统之源头。董仲舒将儒学改造成为以道德伦理为核心、严刑峻法为辅助、帝王权术为手段的系统理论。首次提出了作为基础性理念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纲”原本指网上的总绳，纲举可以使所有网目有序张开。君为臣纲对帝王专制社会管理层的稳定运作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对宗法制度下社会基层的稳定运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与同时代欧洲社会各阶层地位世袭固定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结构不同，三纲形式的社会结构包容人的社会地位流动，臣可为父和子，子可为臣和父，改朝换代时君权易主亦为天下人普遍认可。基于三纲五常系列理念发展出的科举制度，则为人们从底层向上适度流动提供了合理的非暴力途径。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孟子的解释是“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董仲舒加上“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三纲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对于“位”的尊崇，而不是对任何具体人的神化。五常是社会人应该长久坚持的五类自我约束，五常要求三纲中的双方特别是主导方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具有道统至高地位的三纲五常，往往使统治者中德不配位者感到如芒在背，中国历史上颁布过罪己诏的帝王竟然占到帝王总数的近六分之一。古代民众的社会自省以三纲五常区分君子小人、明君昏君和清官贪官，在数千年历史中鲜有错判。
儒学道统第一次受到文明碰撞，是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佛教盛行时期。如唐人杜牧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士人到民众的思想与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儒学面临逐渐式微的困境，唐代韩愈以鲜明“反佛”论述指出了佛教盛行的重大消极影响，并且首次明确了儒学的传承谱系，主张“正名分、反僭乱、明纪纲”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和统一。这场变革持续了四百年到南宋朱熹编订儒学四书成为国定教科书才算完成。其间程颢、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将三纲五常系列理念概念化、逻辑化和系统化，形成了理高于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用语）的哲学信仰体系。不仅成功地促使佛教中国化，而且在外族入侵不断的两宋时期激发士人阶层建立起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型精神人格。有效弥补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重在祈福免灾缺乏献身精神的重大缺项。在辽、金、元、清等外族入侵建立的朝代，上述道统超越人伦道德的思想力量成功捍卫、延续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十三世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为中国的文明而惊叹，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则指出：“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然而在独尊儒术的第二个一千年中，没有有效制度性约束匹配的三纲五常中的义礼诚信等理念，越来越聚焦于君为臣纲和实际上的官为民纲。越来越专制的政治权力不断催生出好大喜功又刚愎自用之君、道貌岸然又媚上欺下之官、逆来顺受在忍无可忍时就揭竿而起之民。一次次成王败寇塑造出崇尚权术暴力、拒绝理性争辩和不容理性妥协的政治传统。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较早注意到中华文明的严重缺点，首先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十八世纪末英国国王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在乾隆七十寿辰庆典碰壁于跪拜礼仪之争。使团在华期间见到了皇帝的自大、官员的无知、基层民众的穷困和清军战备的松懈，此后西方关于中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四十多年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有备而来，自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发起了多次武装侵略，使中华文明在伴随着血与火的第二次文明碰撞中遭受惨败。
与以佛教文明为对手的第一次文明碰撞不同，作为对手的西方文明既具有“博爱”、“自由”、“民主”、“科学”等先进理念和逻辑缜密的理性思维等软实力，又具有工业化经济支持下的先进武器制造和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硬实力。三纲五常系列理念表述的中华文明之道统，无法有效应对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急切地寻求能够快速富强的救亡之路，却演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否定和妖魔化。结果是思想上导致了崇洋媚外，政治上则形成了各国列强支持的军阀割据。
中国的命运在抗日战争时期触底返弹，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认识到了外来先进文化必须中国化，才能使中华文明获得新的生命力，否则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只能走向美苏分别支持下的长期分裂政局。是毛泽东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避免新的分裂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就，首先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高举抗日民主大旗并且在众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进而使反对独裁专制的民主自由理念在中国走上道统地位。结果是抗战中打压中共军队和抗战后发动内战的国民党独裁政统，在全国范围彻底丧失了民心，国统区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冲破重围投奔抗日民族根据地和解放区。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将共产党宣言中解放全人类的理念中国化为居于道统地位的为人民服务理念。进而“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于是有了从采用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与民主党派的肝胆相照和文革结束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政统的拨乱反正。
回望三纲五常系列道统理念的形成、完善、实践和衰落的过程，对于深化认识当代居于道统地位的“为人民服务”和民主自由理念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以下重要借鉴价值：
一.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到唐宋时期儒释道三教争论，古代中华文明的道统在朝野各方不同思想认识间的理性争辩中不断深化。这种千年磨一剑的精神值得借鉴。
千年磨一剑的求真求善韧性首先体现于构建和深化道统基本理念之的旷日持久。从论语到四书五经的中华文明道统经典，和佛经、圣经、可兰经等其他文明的经典一样，都经过数百年以上的不同思想认识间的理性争辩。形成大道至简稳定的经典版本时，往往述而不作的权威开创者早已逝去。这些开山祖师作古后不再发声，避免了活人的认识必然有错进而影响经典内容之稳定。对经典的解读不具有经典原文之崇高地位，则有利于对后世各种错误解读的社会反省和纠偏。
由于人不是神，任何对经典的解读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才能显示出其是非曲直。在此过程中政统层面的公权力参与对道统经典的解读之争，往往不利于在理性争辩中澄清和深化道统层面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理念，是从道统层面对中外文明中“仁爱”、“博爱”和“为民做主”、“主权在民”、“解放全人类”等基本理念的创新解读。但是毛泽东在同时期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日报》将“造反有理”思想认识公开发表后，“造反有理”成了更具可操作性和见效更快的运动群众的理论工具。相对而言更重要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则被简单化为群众性的学雷锋做好事。此后“造反有理”的升级版“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成为不断冲击正常政统秩序的错误道统。走上神坛了的伟大导师道统层面的错误解读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之大，与常人的错误认识的负面影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二.中国古代道统具有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超道德价值追求，学理上高于为统治阶层及家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政统。这种使得针对各级执政者言行找错纠错正当化的政治传统值得借鉴。
道德价值追求定位了人际尊卑长幼的利益关系，而道统超道德价值追求是基于对天地的客观规律和生民的长远命运的敬畏，做出的超越个体、家族和国家当下利益的追求。在追求统治阶层利益最大化的政统实践与民众被逼上梁山的造反实践中，必须要有道统的超道德价值追求引导矛盾双方找到共同价值和作出理性妥协。这构成了历代清官柬官敢于对皇权找错纠错的宝贵政治传统。现代中国的超道德价值追求则是“人民至上”和“为人民服务”之根本宗旨，彭德怀的“万言书”和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实践此宗旨的榜样。
在革命年代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主体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其推翻反动统治和解放人民的行为自动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定位。在建设年代一切正常劳动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而有益于他人，如果就此认为只要进行社会管理和生产劳动就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则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崇高性并未被深刻理解。三个代表理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中的领导地位，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与物业管理公司为业主提供服务的根本区别。不过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及时认清复杂的实际工作，与高大上的“发展要求”、“前进方向”和“根本利益”的具体联系。这就需要全社会上下普遍能够从价值观的角度对此作出合理判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对中华文明道统高于政统传统的继承创新，也为各级官员在为人民服务具体实践中的独立思考、自行裁量和勇于担当提供了根本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若干理念，与近代西方文明中的相应理念字面相同而解读表述却大相径庭。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潮流，当代中国理论界对核心价值观深化为人民服务道统理念重要性的研究不多也不深入。例如在新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各种政治运动中，人民内涵的变化曾经涉及千万个人及其家庭的荣辱，至今仍然没有明确可操作的法律定义。实行一国两制中不同制度的地区，对于人民的界定也有显著不同。人民内涵的不确定性有碍于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立宪基础性理念的可操作性和普适性，也不利于以理论彻底性为支柱提升现代中华文明之软实力。
三.政治家重在追求政治路线之切实有效，由于身处复杂多变社会实践其思想认识有失误在所难免。思想家重在追求系统深刻的真知，需要旁观者清的反思。二者在中国古代道统的理念深化和政治实践中，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的关系值得借鉴。
作为政治家的秦皇汉武都没有试图兼任思想家，二人的武功战绩相当，但是文治政绩却差异巨大。秦始皇焚书坑儒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独尊儒术则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新时代。政治家面对急迫的社会问题时，往往难以深入掂量政治决策的长远影响，出现倾向性失误是大概率现象。同时政治非善业，在阵营内部都难免残酷批斗和违心屈从。对政治家的评价应该主要依据其推动社会总体进步的业绩。思想家的反思需要旁观者清的超脱视角，不能太过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此古代中国一直有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史学传统。
基于上述常识，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在胜者为王备受圣明颂扬的同时却都没有意愿肩负起胜者为师之重担。政治斗争的历史证明在胜者为王同时又尊胜者为师必然导致胜者为神，而任何活人都难免有错误言行的铁律不仅会严重损害走上神坛者的威望，还会使其沦为野心家用来打鬼之钟馗。有自知之明的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同时没有身兼为人师表的儒学大师。其晚年崇信方术导致了太子自杀皇室大乱的巫蛊之祸，以至不得不开历史之先河颁布了罪己诏。由于汉武帝并未走上的神坛，其晚年的失误在当世和后世都没有损害其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形象。思想家孔子其短暂为官之政绩远非一流，但是其正直、善良、谦虚、有礼的品德和在道德、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深刻思想认识使其成为了万世师表。人不是神，思想认识的进步不可能达到四海皆准和永远正确的胜利终点，思想家只能永远走在找错纠错不断深化思想认识的路上。中华民族在记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等政治家文治武功辉煌业绩的同时，也要记住从孔孟到朱熹众多思想家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以坚韧精神对深化中华文明理性内核所作出的贡献。
古代中国的道统当然也不是永远和全部适用的绝对真理。古代中国道统中为民做主的民本理念始终没有上升到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天人合一和天命难违的理念则始终无视探索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和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这致使古代中国长期缺失全社会在求真求富中发展科学技术的内生动力，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败下阵来也在情理之中。在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用语）中，近现代中国思想界走过了一段全盘否定以道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弯路。然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快速崛起，仍然是得益于道统高于政统的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历史表明当代中国只有继承发展中华文明道统高于政统的优秀传统，同时将世界其他文明先进思想中国化，才能接续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较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