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位居神坛的毛泽东逝世，在中国政治最高层兴风作浪十多年的“四人帮”政治集团于次月被抓捕。短短数十天内文化大革命的总导演和几位主演相继消失，以阶级斗争为纲、愈演愈烈的文革大闹剧突然静了下来。全中国告别了在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旗帜下内斗不已的亢奋状态，面对盲目社会自信的废墟必然产生出新的社会自省。人们不由得开始思考文化大革命究竟错在哪里？

文革中先后被批判斗争的有：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动学术权威、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教师、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516反革命分子和参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反动分子。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如脱缰之马，斗争手段日益残酷血腥。经过红色恐怖批斗、造反派夺权、群众组织之间武斗、清理阶级队伍、群众专政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多个阶段，文革的苦难波及到每一个家庭。痛定思痛，被一元化政治思维长期禁锢的头脑开始独立思考后，首先醒悟到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良知，文革中为捍卫所谓正确路线而相互厮杀的勇气顿时退潮。全国民众很快看清了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和浩劫这一事实。

但是良知不能代替深入认知，极端左倾的思想理论的深远影响不会自动消失。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着本质不同，否定文革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四海皆准和永远正确的地位仍然无可取代，因而对文革错误思想理论的正本清源必然投鼠忌器。敢不敢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理论中解脱出来，关系到党和国家能否走出十年文革的阴霾。用对照马列语录和毛主席最高指示的传统方法，显然无法解决这个重大的思想认知问题。对此，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并不很高的政治地位上以很高尚的政治担当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他一方面领导中组部雷厉风行地迅速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千百万受过迫害和歧视的人及其家庭重新燃起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希望。另一方面他组织中央党校的理论队伍，研究真理标准和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运用毛泽东思想。

胡耀邦一改长期以来从既有意识形态理论出发解答实际问题的思维模式，而是从实际问题出发寻找能解释和解决问题的理论。这实质上是将对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思想认识模式，由“理论联系实际”改变为“实际联系理论”，并且追根溯源直指真理标准这一哲学认识论源头。1978年4月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建议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将其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加以修改，并约请正在针对同一主题写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此文经胡耀邦审阅定稿并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光明日报》发表，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继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这次有关哲学认识论基础性学术讨论的思辨锋芒，直指中共中央当时执行的 “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政治标准。意在为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理论中解脱出来，从哲学认识论层面提供基础性、根本性的理论依据。当时中国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涉及千家万户、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例如被打倒的干部等待解放、右派分子期盼摘帽、下乡知青要求回城、农民要求分田包产到户等等。这次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理性争辩的认识成果及时地在中央决策层面得到消化吸收，二年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得以复出，成为党中央新的领导核心。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次讨论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此后几年中解放干部、改正右派、知青回城、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等等，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势如破竹。社会自省领域允许思想理论争辩，并且及时地将新的共识转化为改革决策，中国开始构建起新的主流社会自信。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这次讨论就结束了。此后思想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的重点转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和稳定压倒一切等方向。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重点转向用“五个一工程”模式生产精神产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工程建设的特点在于按标准规范和设计图施工，无需深入探讨建设理念和建设目标。而精神产品如果放弃对基本理念和社会再造目标不断的哲学反思必然导致深刻性的缺失。于是一大批具有颜值和演技优势的明星作为革命大片、历史大片和抗日神剧的主演快速走红，以至其隐私烂事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在真实生活中这些明星却是拿着数以千万计的天价片酬，在争相购置豪宅之余还用阴阳合同偷税。相当多的明星放弃中国国籍成了外国人。由这样的明星制作出来的思想文化建设工程，对于社会自省和社会自信的精神感召力实在令人难以恭维。

四十多年后回望这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哲学反思，在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都启示良多。就政治层面而言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这次讨论以理性争辩推动政治进步的改革模式，还应该肯定讨论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政治担当。中国在经历长期一言堂时代后，这次讨论是首次就中央正在执行的重要方针，以理性争辩方式提出反对意见。“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司马迁用语），历史事实表明对中央的现行方针政策进行理性争辩，并非必然带来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哲学认识论层面的争辩，既利于理性地导向问题的本质，又减少了各种利益关系的直接干扰进而较易于形成基础性共识。这次讨论的政治结果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停止执行以“两个凡是”为政治标准的错误方针。

对比1957年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直言大跃进失误的彭德怀所受到的打压和文革十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的全面专政，这次思想理论大讨论是何等巨大进步！在此过程中以胡耀邦、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家居功甚伟。如果没有政治家的的引导和支持，这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至多只是一次学术界茶壶里的风暴。对政治家的评价应该以其组织领导重大政治行动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成效为主。面对必须及时处理的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政治家的具体言行往往难免失误出错、自相矛盾乃至作出违心的同意和违心的检讨等情况，评价政治家时对此不必吹毛求疵。但是神化政治家的言行则不仅对社会发展有害，而且对政治家本人也是先甜后苦的捧杀。

历史事实还表明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之路任重而道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先是在审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时肯定了反右派运动的必要性，后来又提出了“不争论”的方针。于是以右派分子的前车之鉴遏制右倾思潮，以不争论的方式控制左倾思潮，思想理论界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宣传中央领导核心各种具体的大政方针，并且将其解读为思想认识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在此政治环境下，对中央方针政策的理性争辩随之淡出政治生活，找错纠错主要是针对各级地方或部门由上而下地进行。此后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在贫富差距、权力监督、产能结构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积累下大量影响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稳定的难题。其间也有大量的各种调控政策不断出台，但“不争论”方针形成了思维定势，主要依靠用稳定压倒一切和指导思想一元化来保障领导权威。导致改革中留给后人的难啃硬骨头越积越多。

回望这次真理标准讨论就学术层面而言应该肯定的是，它突破了思想理论工作只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工具之传统定位。学术研究首先要回归哲学反思的层面理清有悖于常识的基础性认识误区，重建求实求是的思想作风。“两个凡是”实质上是维持个人迷信的政治纪律，仅仅从“人不是神”的常识角度就可以予以否定。学术讨论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导致这种错误政治纪律形成、强化并且压倒理性思维的哲学认识论原因。这次讨论是思想理论界从根本上拨乱反正的可贵开端，但是开端之后不可能一帆风顺。此后对于思想家提出“讲政治”的要求，往往异化为立竿见影地赞扬式解读当下的政治决策。这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工具化和碎片化，而缺乏彻底性和系统性的思想理论也必然缺乏说服力。有说服力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深刻的社会自省。

中华文明有着重视思想理论的应用性、忽视其彻底性和系统性的痼疾。中国古代思想家以大量离散的名言隽语和比喻例证的形式，构筑起了中华文明的思想认识基础，但是没有呈现为由严密的系统观念和逻辑推理组成的知识体系，因而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习惯于在严格定义的系列概念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论证者，在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时会感到茫然。因此必须正视中国哲学思想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彻底性的历史烙印。《论语》式的语录集合，在现代变为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文件集合。思想理论领域仍然注重联系实际立竿见影的应用性，而忽视严谨的逻辑性、完善的系统性和通过理性争辩追求的彻底性。这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理性争辩很快淡出政治生活的学术原因。四十多年后越发觉得，这次弥足珍贵的真理标准讨论不应该只是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对其主要的学术缺憾应该予以评说和争辩。

首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中“真理”、“唯一”等响亮用词，沿袭了文革时期重视批判力度、轻视说理深度之文风。既是“真理”又何须反复检验？对于各种极端主义政治理论，是否都只有经过惨痛的社会实践，才能认识其荒谬本质？以实践为“唯一”标准，是否就可以将逻辑自洽等内在标准排除？十年文革中的主流宣传以大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社会实践，似乎反复验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真理性。而在文革结束后此理论很快被全社会抛弃，其依据并不是重新用损失惨重的社会实践再来检验一遍，而仅仅是恢复了理性思维的正常逻辑。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以理论的彻底性为核心的逻辑力量，是哲学思想力量的最为直接和最为现实的生动体现。逻辑化的哲学概念体系才能超越感觉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志的主观性，理性地认识现实和引导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命题用于检验思想理论真理性的具体操作，则表现出严重的粗糙性。实践是客观事实而理论是精神产物，属于不同范畴的二者差异巨大，没有理性思维作桥梁二者无法联系比较。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从来不使用用实践检验理论的说法，而是针对理论中主要概念间的量化关系命题，用可严格重复的直接实验或相似关系确定的模拟实验予以量化检验。一切社会实践都是无法严格重复的一次性过程，而且很难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和命题直接对口量化，更不会自动具有检验理论对错优劣之量化尺度。把这种不对口又无尺度的对比，抬高为真理性检验的唯一标准，只能导致任何理论都可以轻易找到“好得很”或“糟得很”的似是而非的社会实践作为例证。理论经过这种所谓的实践检验，被权力宣布为四海皆准和永远正确的真理，进而领袖以为自己代表着真理、人民以为找到了救星，社会上下就都失去了对集中力量办错事、办坏事的找错纠错思考能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根本缺陷，则在于对人类认知活动缺少天人关系和价值观基本定位。理性思维使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但是人的智力、寿命和人类的历史都十分有限，因此无论是人的个体还是集体、领袖还是民众、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彻底和全部掌握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即使正确的理性认识也不等于客观规律本身。人永远不能成为全知全能的神，但是能够依靠理性思维检验自己的认知偏差，在试错、找错和纠错的实践中变得更加明智和高尚，这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天人关系基本定位。面对客观世界人类应该从根本上持敬畏、谦逊和不断追求真相、真理之态度。人类没有资格把检验出真理作为自己认知活动的目标，更没有资格把自己的思维结果当作真理。人类历史上一切意义深远的认知检验，并不是检验到了什么真理而是证伪了影响巨大的认知偏见。例如伽利略进行不同重量物体的自由落体实验和迈克尔逊—莫雷进行不同方向的光速测定，都证伪了原来根深蒂固的错误基本认识，导致了科学史上新纪元的出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纠错性认知，则使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探讨政治领域认知的真理性时，具有基本定位作用的因素除了天人关系外还有价值观。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各种权利主体为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和妥协是政治的基本形态。对利益进行理性分析，必须使用价值和价值观这两个核心理念。利益不能脱离价值而独立存在，价值观综合各种利益间的价值关系，形成价值判断的尺度和准则和引领价值追求。理性的价值观使人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实践具有自觉性。人类对于价值观的认识随着历史进步趋于简单、明快、稳定，并且具有普世性。例如“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平等、民主、法治，诚信、友善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都是如此。为实现这些价值追求，需要构想未来社会和改造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作为社会再造的思想工具，在此过程中发挥设计政治制度、选择发展道路和提供方针政策的全面作用。以天人关系和价值观为基本定位，形成以社会政治制度为中心内容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是近现代政治理论发展的主要模式。意识形态理论与天人关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在认识体系中是枝叶与根基的关系，在社会变革中是工具与目的的关系。

随着国内外各种利益矛盾冲突不断发展变化的意识形态理论，远比简明稳定的天人关系和价值观认知更加容易出错。与利益和权力直接关联的意识形态往往具有唯我独尊的强烈排他性，而且往往在与天人关系、价值观的关系中反仆为主。从纳粹主义、麦卡锡主义到红色高棉的“最纯粹共产主义”，历史一再表明极端意识形态理论压倒天人关系和价值观基本定位，必然造成人类社会的浩劫。中国现代史中“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标准曾经长期超越天人关系和价值观，用于判断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行为的正确与否。然而中国现代史上如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许多重大政治失误，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而是源于蔑视和违背了人不是神的天人关系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人类社会面对共同的客观世界，因而人类必定存在共同天人关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如果否认这些普世性的存在，则意识形态中高举的和平共处、百家争鸣、一国两制、合作共赢等理念，必然缺失理论的彻底性和说服力。当今世界进步潮流与威权统治渐行渐远，基于公民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做出的公共选择，正在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公共选择过程中理性思维的基础性依据，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理论中复杂深奥多变的政治论述。天人关系和价值观层面的哲学常识，才是兼具基础性、稳定性和开放性的公共思维理论资源。中国社会要走出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出新、形成社会共识却愈来愈难的怪圈，就必须使意识形态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具有普世性的天人关系和基本价值追求。为此，回归基础层面的哲学反思和理性争辩，在时间和深度上都不应该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