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反对自由主义》于1937年发表，1942年列为延安整风学习文件。此后中国对自由主义内涵的主流认知逐渐成为：“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自由放任，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自由主义是产生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土壤”，“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个人利益凌驾于组织利益和全党利益之上，自由主义将长期存在并且不时沉渣泛起”。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教育活动中，为严肃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确保中央政令畅通，都要着重查处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自由主义不仅被认为对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完全负面的影响，而且还是西方国家鼓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思想武器。
然而自由理念和自由主义理念的形成，远远早于《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发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远远超越革命队伍组织纪律的相关范围。二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先哲们就开始了对自由的深入认知，一百多年前《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七十多年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重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构成了当今世界对自由理念内涵的基础性共识。
自由主义理念则发端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教会将公权力滥用于私人领域的不满。到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形成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在哲学层面都是将社会视为个人的联合体，强调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价值和权利。在政治层面都强调有限政府和权力制衡，在社会层面上都强调言论结社自由，在经济层面都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自由主义的强劲的生命力源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科技进步使国家机器的动员和管制能力大幅增强，公权力一旦出错后果往往会十分严重。追求自由与公正是人的天性，基于思想自由的理性抗争是制约权力的有力武器。第二是自由环境中的争辩使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观点清晰化，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相互妥协共赢的去极端化社会舆论。第三是以经济主体自由决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使资源得以有效配置，加上大量自由人与众不同的发明创造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共产党宣言》用语）。
当代国际秩序形成的过程中，自由主义作为影响巨大的重要主角之一，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两大阶段。前者的主要代表性理论有洛克（1632-1704）的私权利与公权力基本关系理论、亚当·斯密（1723-1790）的自律性市场经济理论、边沁(1748-1832)的“避苦趋乐”人性功利主义理论和穆勒（1806－1873）《论自由》理论（严复翻译为中文时书名取为《群己权界论》）。进入20世纪后，现代自由主义在应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方法上出现两种流派，主张强化国家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一度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其核心为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之经济制度、宪政民主之政治制度和以“个人”为支点的西方版普世价值观。以苏联解体和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为标志，似乎新自由主义模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且一度成为前苏联与东欧地区国家转型重建的唯一选择。为此西方思想家宣布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到此终结。
不过市场没有像新自由主义宣称的那样，始终可以自我调节并惠及所有民众。在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下，资本投机催生经济泡沫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危害更大。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时，全球外汇成交量和金融衍生品成交量分别达到产品和服务总交易量的数十至数百倍。西方国家预防和处置金融危机乏力，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政治经济转型很快就陷入困境。这些事实共同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及与其相应的自由民主政治的严重缺陷。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挫折，并不能证明数百年来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自由主义一无是处，更不意味着自由主义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世界仍然在自由主义主导建立的国际关系架构中带病前行，由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难以逆转，任何国家如果退回到闭关自守都仍然是死路一条。
勿用讳言，中国对自由和自由主义内涵的主流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显著的认知错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些认知错位尚不致直接导致社会思想之混乱。当时强调外有亡我之心不死之强敌环伺，内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之阴谋夺权，危机思维控制下举国一致拥护以阶级斗争为纲、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的政治路线，无暇顾及关于自由和自由主义内涵的思考。代价是国家长期陷于政治上的残酷内斗和经济上的贫穷落后。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转向做当代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不做当代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面对各种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世界舞台上的呼风唤雨和跌宕起伏，中国人如果继续把自由主义仅仅理解为放任违反政治纪律，则必然在参与、维护和改革世界现有秩序的过程中陷入认知混乱和交流困难，其中包括一国内部两制地区民众间的交流困难。因此有必要结合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内涵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和再认识。
1.思想自由及其引导的受必要约束的行动自由，成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性。基于正确的自由理念，才能较好地理解和落实平等、民主等其他诸多重要理念。如康德所说自由不是经验性事实，而是一个道德“公设”。
人的思想具有主体意识，人能够在自主自由的反思中不断提升主体意识。自由对于人类社会是柄双刃剑，个体自由不断带来大量的“与众不同”，经由民众的聚焦放大，既造就了辉煌的人类文明也带来了残酷的人间压迫和杀戮。没有个体自由的人类社会必然停滞不前和霸道横行，而不受约束的个体自由必然侵害他人和集体，直至造成社会和国家的动乱。争取自由与约束自由二者缺一不可，也都过犹不及。随着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的进步，公权力约束个体自由的能力越来越强大，社会威权统治得以长期普遍存在。民众如载舟之水，泛舟其上公权力对民众施以统治和教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外古代史中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民粹主义引导的覆舟式社会动乱一再重现，社会却难有实质性进步。
近代源自欧美的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主义理念，主张人人享有以自由为本质的天赋人权，同时主张个体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公权力的正当性在于能够公平公正地保护所有民众的个人权利，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民众对其以宪政形式的授权和制约。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随之衍生出了平等、正义和民主等一系列重要理念的近现代政治内涵，发展出了作为社会再造思想理论工具的近现代各种意识形态理论。
中国古代对自由的理解是盛世时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和乱世时的随心所欲打砸抢烧。从未将自由能够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作为人类社会的本质特性来深入认知。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内，由争取个人自由引发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经济自由的相互激荡，终于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与此同时中国仍然长期沉溺于盛世乱世简单循环和皇权专制下万马齐喑的政治泥淖之中。至清末民初中国突然面对西方列强一再入侵时，中国已经不具备欧洲当初进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内外部条件了。孙中山为此指出：“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此后一百多年中，自由的内涵在中国主要是指集体的自由，重点是指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
在国家救亡时期奢谈争取个人自由显然不合历史潮流，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引进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口号中，没有包括更具根本性的费先生（freedom，自由），这是无可厚非的历史必然。问题是在国家完全独立自主之后，如何与时俱进地深入理解自由这一具有逻辑在先地位的重要理念？如果仍然停留在集体自由的层面，就很容易导致各级一把手官员以自己的个人自由代替下属官员和民众的个人自由。民众则以对各级一把手的崇拜迷信，代替自己基于独立人格进行独立思考的自由。这种政治环境有利于权力攫取各种资源，进而在市场中变现后划入私囊，官员贪腐之风得以坐大。
2.自由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思想高峰不是全盘否定前人的思想，更不是终结思想发展，而是提出了新的生命力顽强的核心思想理念。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被公审处死、中国的孔孟之道遭遇焚书坑儒、佛教东传后一再遭到灭佛之灾、早期基督徒受尽残酷迫害。如今施害者早已灰飞烟灭，而先哲们在各自思想高峰上倡导的爱智慧、仁爱、慈悲、博爱等思想理念仍然光照千秋。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高峰之一，自由主义将自由树立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理念，激发出自由状态下人的巨大创新能量，在促进科学进步、经济发展及社会文明上取得了空前成就。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的历史境遇也极其复杂，不仅受到从封建帝王到法西斯狂人的各种专制主义的外部打压，其内涵也因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介入而鱼龙混杂。近现代各种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理论工具无一不打起自由之旗帜。但是在权力寻租和信息不对等的影响下，争取自由往往偏向争取资本金融和权力权威的自由。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盟债务危机产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经济学家会议的共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主张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已经破产，但没有替代性思想可供选择。其实质就是新自由主义破产了，但是作为其源头的自由主义核心思想理念尚无可替代。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约束资本、金融和权力的的自由，近百年来的实践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公有制往往由于缺失有效制约而变成官有制。直到中国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将核心价值观回归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人类悠久文明的基础性思想理念，走市场经济和共同富裕之路，才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在此过程中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思想理念终于被确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何重大思想理念的实践都必然由于人的无知或贪欲而一次次误入歧途。自由主义的思想土壤中也无法杜绝毒草的滋生，无法避免资本金融和权力权威利用各自的优势地位，将自己的自由凌驾于民众的自由之上，并且在全球造成社会阶层间和国家间的严重贫富分化。特别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即使是自诩为自由主义旗手的国家，也赤裸裸地主张“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在国际关系上公然武装入侵他国、撕毁国际条约、煽动他国动乱和转嫁经济危机，诸如此类完全背离自由主义核心思想理念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自由主义本身在施政、监督和动员等方面，有着环节多、见效慢之先天不足。但是在社会建设领域自由主义仍然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性贡献，即构建出了基于民主选举的权力制衡和基于新闻自由的舆论监督。尽管这些制衡监督的效果远非令人满意，但是其能够阻止斯大林式的个人迷信横行的作用，已为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不同阵营的政治家所普遍公认。对于自由主义这个人类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中国不应该重走全盘否定后再不得不逐步重新肯定这条社会损害代价巨大的弯路。
3.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威胁不是自由主义。中国的内部威胁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潮、公有制蜕变为官有制所滋生的腐败及民粹主义搞街头政治的混乱。中国外部威胁主要是国际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邓小平理论中最弥足珍贵的基础性的认知，源自从苏联、中国到柬埔寨、朝鲜等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导致的一系列极为惨痛的教训。在曾经长期遭受“落后就要挨打”的国家中，勇于献身主张尽快改变落后状况的左倾思潮自然地具有道德优势。左倾思潮造成的一次次惨痛后果，往往能够以“团结一致向前看”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化解，同时回避了对其思想认识根源的深刻追问。结果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而急于求成的思维方式又以经济建设中的GDP至上和“厉害了我的国”和“你幸福吗”等媒体舆论节目形式再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方针策略的提出和实践都难免会犯错误，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困难比较，不断提出更左更激进的方针政策用来维护执政权威似乎更加简单和速效。于是用忆苦思甜突出旧社会的罪恶以淡化新社会的失误，用不断拔高对于斗争目的之神圣信仰，来否定对于斗争手段越来越粗暴残酷之疑虑。然而时间跨度稍大的历史事实一再表明，左倾思潮泛滥只能导致社会信仰混乱、经济发展停滞、权力猖狂寻租和民粹主义掀起动乱。
对于权力寻租的贪污腐败和民粹主义的借事求乱，应该以法律制度的笼子严加制约。但是对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认识深化，仅仅依靠加强舆论导向和强化宣传纪律则效果不会令人满意。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出，思想认识与其它一切事物一样都由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组合而成。思想认识领域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重点在于不同认识之间经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动思想认识的深化。
世界近现代史上自由主义促进了许多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进步发展，但是在建立和谐平等的国际关系方面却乏善可陈。各国之间至今无法按照社会契约论，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形成跨国性或世界性的有效权力主体。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更不容出现有可能超过自己的强国。在追赶中迅速崛起的中国所受的外部威胁程度即使尚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至少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近现代史中对于新崛起大国的打压，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表现为大规模战争，在冷战时期表现为大规模核军备竞赛。当代霸权主义的打压与上世纪的世界大战相比，虽然其血腥破坏程度稍弱，但是其复杂性和深刻性已远远超过从前。当代世界格局的本质之一，就是西方大国掌握着当代许多重要的国际规则和制定规则的话语权，并且在军事、经济、金融、贸易和科技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构成了长期的严重威胁。
国际霸权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反而是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理念。西方世界中相信自由主义的民众和国家，也并不都接受和拥护国际霸权主义，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国家愿意接受一个多元多极、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的世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必须明确举起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普世性核心价值理念的旗帜。如果继续把自由主义视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主要威胁，则逻辑学理上的矛盾必然严重阻碍中国提升争取世界认同的软实力。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小，各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应该有自己的国家特色，但是各国社会发展核心价值理念也应该有理性交集。人类文明史中仁爱、慈悲、博爱、自由、平等一系列重要观念历久弥坚，对其进行与时俱进、面向世界的深刻价值解读，是提升软实力造福全人类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