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二十世纪重要世界级伟人，其伟大功绩为世界公认，其沉痛失败令世界震惊。伟人言行的影响力远大于普通人，伟人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人类社会应该长远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现代史中的毛泽东有着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三重身份。在现代中国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长期兼任着最高政治领袖、最高军事统帅和最高思想导师，其杰出的政治路线辨别觉悟、政治斗争掌控能力和军事战略指挥谋略标榜史册。毛泽东通过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打造为具有空前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从建立革命根据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立新中国和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的政绩战绩在近现代中国无人可以比肩。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毛泽东将其军事共产主义成功实践，用于推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而通过大跃进向共产主义快速过渡。但是大跃进后大饥荒的历史事实证明此路不通。此后毛泽东与其他高层领导人的思想距离越拉越大，毛泽东认为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军文各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还在中央形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并且在各地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而为了把权力重新夺回来，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然而文革中批判和打倒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还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或支持过的。刘少奇、彭德怀等高层领导文革中被残酷批斗却至死逆来顺受，也证实了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妄图复辟变天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指导思想错误混乱的浩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进步。在现代史中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远不如作为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的毛泽东那么光芒四射。
造成伟人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有如此巨大的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身体力行的“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外向型斗争哲学中，轻视了自身头脑中不同思想认识间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而在自我思维中处理好不同思想认识间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正是一切人自以为非地实现思想认识深化的不竭动力。二是中国近现代民族救亡的迫切需求，使长期受君主专制熏陶的民众强烈希望出现大救星式的英明领袖。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功使他难以避免地被推上了一言堂的神坛，此后在政坛上必然会出现大批拉大旗作虎皮的阴谋家和整人谋私者。于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总体思想政治水平，往往取决于政治素质最低劣的高层政治野心家和底层最敢打砸抢的勇敢投机分子。
三是政治家兼思想家固有的内在角色矛盾，往往使投身于激烈复杂政治斗争中的政治家无暇为必须的社会自信准备好作为思想基础的深刻社会自省。政治家留下的是再造社会艰苦卓绝的实践，政治家也会犯错误只要总体上实现了社会显著进步就堪称伟大。伟大的政治家当然也有开创性的深刻思想，但主要是政策谋略层面的思想。中国古代史中伟大的政治家汉武帝其内政外交和征讨匈奴的伟大功绩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汉武帝从未试图兼任导师型思想家，晚年还对自己穷兵黩武和深信蛊惑造成的朝野大乱进行反省，下达轮台罪己诏指出“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此后朝野逐渐归于和谐，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导师型思想家留下的是对人类社会正反两方面本性的缜密哲学反思，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终极追求的大道至简之深刻解读。导师型思想家也不是生而知之。古代的先哲们往往述而不作，这是因为任何思想理念起初必然鱼龙混杂，需要不同认识的争辩和自以为非的反思才能深化。孔子去世多年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回忆整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编成儒家以仁爱为理想的千古经典《论语》。佛祖释迦牟尼逝世后的数百年间，其传人经过四次结集回忆释迦牟尼的言论，加以讨论核实最后形成了以慈悲普度众生的经、律、论三藏佛典。近代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卢梭没有投身政治，但是他在穷困和寄人篱下生活中的反复沉思，奠定了近三百年来西方政治中自由至上和主权在民等基本价值观。卢梭去世后其经典著作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人类的社会发展。任何活着的人试图兼任伟大的政治家和导师型思想家，只能导致在社会环境和自身头脑中都缺失了不同认识间的矛盾对思想深化之内在推动，结果是一言堂中的错误思想必然会无可阻挡地坐大。
毛泽东逝世前全党全国对毛泽东都是仰视，举国上下只有毛泽东可以从平视的角度深刻反思自己。1966年毛泽东在给妻子江青的一封信和1976年毛泽东病情加重时召见华国锋等人时的讲话，是已经在较大范围内公开过的的重要历史资料，集中反映了晚年毛泽东的深度自我反思。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有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伟人毛泽东的功过得失。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性格特点：“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五年后毛泽东将这封信作为思想批判武器在批林批孔重大政治斗争中公开于党内，可见信中所述决不是休闲时在家信中的自我调侃。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正是以敢于藐视一切敌人同时又能够忍辱负重、蓄势而发的虎气，从众多睿智而无私的革命领袖中脱颖而出。面对国民党的反复围剿、日寇的残酷扫荡、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和中共内部的无情整肃，毛泽东在一再遭受打压的同时以正确意见凝聚党内团结，历尽艰险造就出有战斗力和执行力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战争初期面对日寇的猖狂入侵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的大旗，把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和进步的努力汇合起来成为统一战线，并且还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稳步推进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毛泽东在1944年接待中外记者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还进一步说明“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
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突破了马克思和列宁只强调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局限性，至此毛泽东已经不仅是出色的革命领袖和运筹帷幄的军事家，而且成为了掌握全国政治斗争主导权的伟大政治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的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和各个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反对美军暴行，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和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摧枯拉朽地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武装斗争和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共同建立起了新中国。
此后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在解除封建压迫、整顿社会秩序、建设现代工业基础、抗美援朝和两弹一星研制等许多重要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毛泽东继续发扬独立自主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宣布不受历史上任何屈辱外交的束缚。上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60年代中苏分裂和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也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毛泽东一贯主张世界上一切国家都应该平等相待、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主义，并且要求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数十年来中国运用这些基本的外交方针，在风云变幻的激烈斗争的世界中结交众多朋友、获得广泛支持。
在对待个人和家庭财富方面，毛泽东握有巨大权力但既没有使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更没有到外国存款置业和把子女送到外国享受这些财产。同时毛泽东十分警惕官员贪腐的蔓延，在批准对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死刑时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严以自律不置私产和严厉打击贪腐官员的光辉榜样，对中国的贪腐官员永远有着巨大威慑作用。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只有在社会稳定和最高层决策能够有效实施的条件下才能走向成功。而这二个条件都是无法从国外引进的，恰是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所留下来的。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引导下，普遍犯过执行左倾路线的各种错误。但是在政治信仰、组织纪律和执行能力等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仍然全面而且大幅度地超越了近现代中国的其他各种政治力量。这也决定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和只能长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个“猴气”不是指自然界的猴类所具有的多动、多变和急躁之动物特性，应该联系信中的上下文来理解。信中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这里的“称大王”，是一种“金猴奋起千钧棒”大闹天宫那样的责任担当。毛泽东所说的“不很自信”主要是指“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那么在党内国内已经具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为什么屈尊做打鬼之钟馗呢？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坚信阶级敌人特别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大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危险障碍，如信中所说“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毛泽东明知接受林彪和四人帮的鼓吹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吹得越高跌得越重”，仍然悲壮地把做打鬼之钟馗视为自己晚年最重要的历史使命。随着党内高层中意见分歧是发展，毛泽东认为走资派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难以用党内传统的先民主后集中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亲自上阵带头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即红卫兵抓当权派游街和造反派对当权派夺权的闹剧迅速在全国展开。毛泽东明知这些所谓的大民主会导致天下大乱，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乱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并且预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且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当最高统治者带头充当打鬼吃鬼的钟馗时，民间必然迸发出大量敢打敢杀的追随者。文化大革命中的天下大乱就是如此形成的，甚至在文革结束数十年之后在网络舆论中，仍不乏试图以言代法将不同意见者打成汉奸带路党后吃掉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钟馗们。
1976年毛泽东病情加重，他召见华国锋等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与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豪情壮志相比，上述落差巨大的政治判断表明毛泽东一直在进行反思。
在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后，最高领袖关注的重点本应该从砸烂旧世界转移到建设新社会，从寻找反动统治的错误转移到寻找和纠正自己执政中的错误。仅仅有虎气和猴气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实事求是的静气和自以为非的勇气。实事求是的静气有助于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自以为非的勇气有助于刀刃向内找错纠错。只关注与越来越多的走资派进行的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就会将斗争手段和当下斗争目标神圣化，进而迷失了革命和建设之终极追求。不能包容党内外的各种不同意见，就抵御不住如“四个伟大”和“一句顶一万句”那样的吹捧，进而失去了对政治阴谋家利用文革兴风作浪的高度警惕。结果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历尽千难万险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竟然在并没有强大外敌入侵的情况下，面临着的最高权力交接之争重新回到血雨腥风中的严重危险。
附录：毛泽东1966年写给江青的信（据环球网2012-1-23页面）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5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