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揭示事物发展驱动力的哲学思维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居群经之首的《易经》，用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解释事物的发展变化。《道德经》以“反者道之动”为基本命题概括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古希腊的赫拉克立特提出的“相反者相成、对立的统一”理念，被黑格尔称赞为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哲学开端”。康德指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世界本身，而是“能被我们认识的世界”。能否和如何超越这种主观局限使思想认识与客观存在达成对立统一？这永远是需要持续深入思辨的哲学认识论问题。
康德用“二律背反”哲学概念进一步说明思辨理性的局限性。二律背反指基于同一普遍承认的原则，经形式逻辑推理建立的公认的正反命题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例如宇宙的时空是无限的而人类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具体认识思维则必须有时空边界，这是普遍承认的原则。康德基于这个原则提出了二律背反的经典例子：公认的正命题是人类能够认识的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有边界。公认的反命题则是逻辑推理的宇宙在时间与空间中都是无限的。人类用有限之思辨理性来认识无限之客观世界，不可避免地会面对这个二律背反的矛盾冲突。因此人类不能仅仅依靠思辨理性，必须同时迈向实践理性。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优于思辨理性,“因为一切关切归根到底都是实践的,甚至思辨理性的关切也仅仅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整的”。康德从哲学认识论层面论证了作为思辨理性成果的任何理论，都必须在持续实践中找错纠错。
与瞎子摸象相比人类认识宇宙万物并未具有本质上更优越之地位，仅仅是认识手段有限地超越了“摸”，而作为认识对象的宇宙万物的复杂性则无限地超越了被摸的“象”。即便是瞎子摸象也可以经由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结合，在找错纠错过程中不断深化认知。一些盲人推拿师对跌打损伤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经过长期实践探索中的不断纠错进步甚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
对于理性认识中客观存在的二律背反之矛盾，黑格尔从康德的消极否定的结果中引出了积极进取的认识论理念。他提出世界不是抽象、片面和非此即彼的，而是具体、全面和有着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并且强调客观事物和主观的思想认识都是包含矛盾的，哲学思考的核心就是认识客观事物之本质矛盾和主观认识之自身矛盾。黑格尔主张不必拘泥于先搞清楚人的认识何以可能，就像在下水前不必讨论清楚游泳何以可能一样，直接下水练习游泳就好了。黑格尔系统地创立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指出“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
黑格尔认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逻辑。形式逻辑是以不证自明的同一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和不矛盾律作为思维合理性的标准。用逻辑推理可以检验关于客观对象的静态认识命题是否有错。辩证逻辑则是把客观对象和主观认识都视为动态发展过程，对其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其与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进行考察得出认识命题。这两种思维逻辑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事物内在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把握辩证法的关键则在于掌握对立统一之思想和矛盾分析方法。黑格尔还提出随着认识的深化，认识对象及其内在矛盾也随之变化，因此认识不仅改变知识而且也改变着认识对象。自然科学研究史中这种事例不胜枚举，例如随着对空气、电磁波、宇宙射线和引力场认识的深化，人类头顶的近地天空就从空空如也的认识对象，成为越来越丰富多彩的认识对象。
康德与黑格尔都是集中关注思维本身的特有矛盾和思维对深入认识客观存在的作用。后人基于“心之官则思”的传统认识，将二人都归入唯心主义之列。哲学探讨中唯心和唯物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是侧重于探讨认识主体思维之矛盾发展变化本质，还是侧重于探讨认识客体之矛盾发展变化本质，二者并无高下之分。求真路上既不能“唯心至上”地轻视对客观存在形而上本质之探讨，也不能“唯物至上”地轻视对认识主体主观思维的可能和局限之反思。
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诉求和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社会再造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属于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哲学并没有将唯心主义视为必须打倒在地被扫地出门的思维渣滓。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早就作出如下评价：“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地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象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列宁指出黑格尔的矛盾、运动是在绝对观念中进行的，然后才折射到自然和社会，这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必须进行清洗解脱这神秘的外衣，揭发、理解、拯救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
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它揭示出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统一和斗争相互制约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统一受斗争制约所以不会是永恒的僵死的统一，而是在统一之中包含有事物的发展。统一又制约着斗争规定着斗争的具体性质、形式和界限。对立面的相互统一使矛盾统一体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也就使双方的斗争具有确定的内容和形式，并使斗争的成果得以巩固。
尊重对立统一规律就必须有对不同认识乃至错误认识的包容性，必须构建通过理性争辩和实践检验的找错纠错深化认识的稳定机制。尊重对立统一规律的另一重要体现，则是在认识领域的对外对内全面开放。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应该勇于在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矛盾发展中，既坚决拒绝西方唯我独尊的思想理论霸权，更注重在理念、理论和制度层面汲取不同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内容，刀刃向内的不断找错纠错深化认识提升自己。走出鸦片战争之后百年屈辱历史形成的思想领域自我封闭的弱者心态，恢复海纳百川敢为天下先的汉唐雄风，中国才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建设中做出较大贡献。
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提出后二百多年来，辩证思维对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认知的影响并不显著。自然科学中规律性的认知命题，实际上不是对认识客体的直接写照，而是针对若干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有着各种时空边界限制的定性定量之理论模型。并且在有效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后，使用可以严格重复的科学实验检验认知命题之正确性。在这种具体认识过程中，以各种时空边界限制切断了原本存在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工程技术实践中应用科学认知命题时，可以通过选择或构筑等工程手段使相应的时空边界限制基本上得到满足，进而使工程技术实践获得预期的实际效果。因此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认知思维缺乏汲取辩证法的迫切需求。面对三峡水利工程和港珠澳大桥这样的超级大工程，和进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后，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辩证思维对深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认知的重要性。
与上述情况相比较，辩证思维对于认识人类社会和引导社会再造已经有着较大的影响。无论是对于人的个体还是人的集体，研究其认识和行为的发展变化规律时，都很难做到在限定其时空边界的前提下将主要影响因素间的关系抽象为定量的理论模型，然后进行形式逻辑推理和数学计算。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经济起落、战争胜负、国家兴亡等许多大事的结果，往往都出乎人们形式逻辑推理的分析预料，因此辩证思维较早就受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重视。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毛泽东的哲学名著《矛盾论》，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思维分析革命形势和指导革命运动的成功事例。1921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内思想认识上的多次左右倾错误路线，给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严重损失。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总结的正确认识，正是在与陈独秀、王明主张的不同认识的对立统一之矛盾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由于严重缺乏党内民主加上共产国际的家长式遥控指挥，党内的错误认识曾经长期成为党中央决策的主流认识，甚至搬用了苏共在肃反运动中大量杀害党内军内持不同意见者的极端做法。导致了共产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惨重损失。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一次次被排挤出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核心。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既没有另立山头也没有曲意检讨，而是始终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和完善自己正确认识，等待和促进党内思想认识矛盾在惨痛失败实践中的对立统一变化发展。长征路上党中央经过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和争辩，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错误。中央领导进行重大调整后，扭转了对敌军事斗争屡战屡败的局面，为在更深层次上统一认识创造了必要条件。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军事斗争环境相对稳定后，毛泽东撰写了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矛盾论》针对中共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脱离中国矛盾的特殊实际，以辩证思维直击错误思想认识之病根要害。《矛盾论》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诸矛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认识。进而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在新的思想高度上，达成了革命队伍内部新的统一认识。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指导全党全军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八十年后回望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导的延安整风，如果说有重大缺憾则是没有在尊重对立统一规律的基础上构建起党内长效的刀刃向内的理性找错纠错机制。尊重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逻辑的真正优势就在于，可以在人不是神和人会出错的情况下运用不同认识间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达到新的认高度、纠正和避免损失过于惨痛的错误社会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党全国的拥戴下毛泽东走上了神坛，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争辩以毛主席指示划线，取代了不同认识经由对立统一矛盾发展的不断深化。这时毛泽东的关注重点一方面是如何改变中国一穷二白和落后挨打的状况，另一方面是如何粉碎国内外敌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威胁。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有着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正确认识的同时，也有过一些影响深远的错误认识。例如“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以阶级斗争为纲”、“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等等。
由于在客观上缺失了作为矛盾对立面的不同认识，毛泽东思想失去了“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勃勃生机。从毛泽东晚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景极为悲观的预言中，可以看出他并未自觉依据对立统一规律在自身思想中理性地找错纠错。毛泽东也没有从对立统一规律的角度，理解党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认识矛盾对推进深化思想认识的重大积极意义，而是错误地用阶级斗争模式打压不同认识。文化大革命更是以针对人身的暴力批斗，取代了不同思想认识之间的理性争辩和批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胡耀邦组织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中对立的不同意见，经理性争辩和邓小平、陈云等威权元老的引导走向统一认识，为此后全面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哲学认识论基础。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各地各行业的社会实践，不可能仅仅依靠学习践行各级领导的思想和指示进行，都必须尊重不同认识间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建立健全有效的理性找错纠错机制。中国数千年来“皇上圣明、领袖英明”的传统根深蒂固，在现代演化成为各级“一把手”的专权，结果是“一把手”成为贪腐的高危险岗位。而没有党政一把手进行一元化具体领导的公共事务又寸步难行。例如没有党组织直接领导的居民小区业主委员会，就普遍存在着成立难、议事难、决策难和不作为的问题。居民小区的许多矛盾长期解决不了时，利益损失较大的居民群体就上访或上街把事情闹大，促使掌握者公权力的上级党政机构的介入。
“一把手”专权必然导致公权力决策在事前和事中难以自我找错纠错。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执政党来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还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尊重对立统一规律，构建理性找错纠错机制，是完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提升各级领导能力和亿万群众素质的最重要基础性建设之一。
尊重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现代中国的特殊重要作用之一，是不断深化认识“一国两制，推进国家统一”重大国策和将其正确落实。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本依据是在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将长期存在。矛盾的斗争性使得人类社会拒绝走向霸权主义主导的僵死统一，而矛盾的统一性使矛盾统一体可以较长期保持相互取长补短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在总体上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在一国前提下保留少量资本主义制度特别行政区，有利于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科技和借鉴各种营商保障和社会保障的成功经验。发达国家的先行经验中有不少其实无关姓资姓社，例如官员财产公示、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和通过遗产税、赠与税和房产税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等等。
对立统一规律还决定了“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之间，不可能是河水不犯井水的邻居，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意识形态更是尖锐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当代资本主义阵营受到的主要威胁，必然要将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做打压中国的重要棋子。不经过两制矛盾的对立统一，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香港明天会更好”。回归二十年来在香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不幸形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一家独大的局面，作为矛盾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处于不出场、不争辩和不作为状态。
长期以来香港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中，置五千年中华文明于不顾，竟然以鸦片战争后割让香港给英国作为香港历史的起点。1967年港督戴麟趾为平息民怨改革香港的劳工法例、推行六年义务教育，则被视为港英政府“善治”的开端。港督麦理浩所推行的十年建屋计划、九年义务教育、成立廉政公署等被塑造成“善治”的典范。港督尤德、卫奕信及彭定康的政制急促民主化则是港英政府“善治”的继续。甚至把在新中国被经济封锁时期和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先后作为主要转口贸易通道和主要外资引入通道所获得的巨大经济红利，也归功于港英政府的“善治”。于是香港历史被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成为殖民统治者带来的“文明史”，在香港青年中培养出强烈的“恋殖”心态。在香港大中学校的通识教学中，还专门挑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挫折予以妖魔化，充斥着非理性的恐共恐内地心态。导致在许多香港青年眼中，自由民主与内地体制的关系就是真理与恶魔的关系及至善与至恶的关系。
香港回归后的二十年里顶层富豪的财富翻了几十倍，下层民众的收入增长停滞，房地产垄断造成房价极贵使许多人长期过着蜗居生活，与内地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显著提高形成了明显的落差。许多香港青年将怨恨发泄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特区政府头上，在西方势力支持下使用了诸多越来越暴力和极端的抗争手段：2003年反对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和煽动叛乱等行为；2014年反对普选时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2019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与内地建立罪犯引渡协议。在这一次次的动乱暴乱中香港的青年学生都是冲在前头。从闯入立法会示威、设置路障封锁交通，逐渐发展到在香港警察总部门前纵火、向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内投掷汽油弹、任意殴打市民、公开刺杀议员、致普通市民死亡、燃烧弹袭击警车等恐怖主义行为。这些暴乱活动还高举英国国旗和美国国旗，乞求英美两国帮助香港示威者对抗“一国两制”重回殖民地状态。
与此同时内地民众则既看到新中国发展过程中多次严重挫折，又看到在数十年时间跨度中中国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进步和全面崛起，亲身体验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因而在内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成为主流认识。香港与内地民众间特别是两地青年群体间的上述严重认识分歧，已经成为落实“一国两制”的重大障碍。在“两制”的框架下解决这种认识分歧，难以搬用内地行之有效的逐级学习统一认识践行中央精神的做法。在行政管理权分开的“两制”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只能在尊重对立统一规律的前提下，以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彼此都认可的基本理念为基础，经由理性争辩和求同存异不断深化认识，形成依法落实“一国两制”的必要共识。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并不缺乏在行政管理权分开的“两制”间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成功经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挑起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论争。共产党则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使争取新民主主义前途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文化的嘹亮号角。中共代表周恩来还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下属掌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进而团结文化界各方面人士在国统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民主宣传。共产党还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和制度，把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和官僚腐败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于是有了大批青年学生突破国统区的重重封锁，千里迢迢投奔延安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认真继承这一光荣传统，尊重思想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香港特区堂堂正正地讲好中国历史、中国道理和实事求是找错纠错促进全面发展的中国故事，就一定可以改变在香港特区恐共恐内地的意识形态畸形独大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