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毛泽东说过，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实践论》比他同时期的其他哲学著作更重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践论》中提出的认识模式得到革命实践的较好印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社会建设时期，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却并不能做到“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历史表明原来服务于社会革命的思想认识，不会因为夺取政权或开始改革开放，而自动转变为适用于社会建设的思想认识。革命与建设的根本区别在于，革命以打碎旧世界为目的、以夺取政权为最主要的成功标准，而建设的目的和成功标准则复杂得多。革命者以失败乃至牺牲自身生命为代价在革命斗争经历了反复试错纠错。残酷斗争环境不断将错误的理论、道路和方针政策快速淘汰出局，客观上加速了试错纠错的进程。革命时期形成的思想认识，必然以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的政策和谋略为主要内容。对于作为理性思维基础的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发展之终极追求，革命者往往没有条件予以静心研究和系统阐述。
进入社会建设时期后革命党成为掌握着全社会资源的执政党，可以集中力量办周期长影响深远的大事。在缺少合法合理的重量级反对派的情况下，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目的、成功标准和终极追求，执政党必须自觉坚持进行慎之又慎的哲学反思。缺失天人关系中“人不是神”的哲学基本定位，就会在与天地奋斗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亢奋情绪中，导致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激进的全局性严重失误。“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和终极追求，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实现这种追求的方法。在思想认识中把方法当做目的，则往往会忽视方法手段的正义性和正当性。结果导致在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用引蛇出洞的手段抓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卫兵造反、群众组织夺权这些非法和非理性的所谓大民主手段，打倒领导干部中的大批所谓走资派和清理群众中的众多所谓阶级敌人。
《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实践论》提出的思维模式，对几代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与任何思想理论著作一样，在革命战争环境下写成的《实践论》存在着与之相应的历史局限性。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实践论》主要的局限性在于：一是对于人的认知主体地位缺失基础性探讨；二是对于由感性到理性的认知深化过程，轻视了其复杂性和反复性；三是对于革命和建设的初衷和终极追求，缺失了信仰层面的哲学反思。
认知活动与人的一切活动一样都需要知己知彼，其中的“知己”就是对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局限性的探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是哲学的最高任务。中国汉代董仲舒则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成为中国传统认知理论的重要基础。“天人合一”有利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较低水平的平稳关系，但是对天的过分依赖也严重制约了对天人区别的探求。毕竟没有证据表明所谓的“天”有着与时俱进的理性思维，只有在人类出现之后世界上才有不断深化的理性认识。笼统的天人合一阻碍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和对自身认识之深化。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社会价值取向转而突出人性尊严、强调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哲学家帕斯卡提出：“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家马克思揭示认知主体总是按自己的能力、方式、需要和尺度去理解被认知的客体。在任何认识实践中都必然客观地存在着主体性效应。科学家牛顿将自己的全部科学发现比作儿童在真理海洋岸边的拾贝。科学家爱因斯坦则指出：“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及的。”他们都对客观世界抱着实事求是的谦卑态度，但同时又坚持对真相真理的不懈探索，将人的思想尊严发挥到极致。
严肃的哲学认识论对认知主体的基础性认识可以归结为二点：一是人的认知必然具有局限性，人不是神，必须切忌认识上的盲目自信。特别是对于执政者，如果在重大决策上没有临渊履冰的谨慎态度，而是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和“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作为勇气之源和执政理念，造出来的就不是奇迹而是浩劫了。二是人和人类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上的认知进取不断使人类更加伟大和坚强。因而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尊重人权与保护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对人类社会创新发展内生驱动力的根本性呵护。
《实践论》开篇之初指出，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继而围绕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从实践中发生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整篇文章的论述中心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路径和认识方法。毛泽东撰写《实践论》时中国处于白色恐怖年代，共产党人对外界认识的失误往往直接导致毁灭性后果，因此文中必然要突出分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实践论》没有包括对认知主体的深入探讨，这原本可以在社会建设年代加以补充完善。可惜执政后毛泽东在与天、地、人的其乐无穷的奋斗中，仍然一直没有重视对认知主体自身认知能力和认知局限性的研究。
哲学认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由实践到认识的认知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实践属于客观事实而认识属于精神产物，二者之间的差异极大，必须用理性思维作桥梁才能使二者沟通。对于理性思维的形式和规律，人类文明早期的先哲们就相当重视。中国的墨子提出了，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为标准认识客观事物的“三表法”。其具体含义是检验认识应该本于“古者圣王之事”、依据“百姓耳目之实”和“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热衷于在街头争辩中，以“精神助产术”追求知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形式逻辑理论后，逻辑学成为研究理性思维形式和规律的主要阵地。此后的中世纪逻辑学和数理逻辑学使逻辑思维进一步升华，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实践论》指出：“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以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勿用讳言，这种论述忽视了作为求知内生动力和内在检验标准的逻辑思维本身的复杂性。“百年树人”教育理念中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培养从实事中提炼出抽象概念进而使用逻辑推理求是的能力。这种能力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分析这种粗略论述之成因，仍然不能离开历史条件。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武装斗争并且渐成星火燎原之势。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反复受到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几年中先后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和被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领导层外。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地位，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持共产国际圣旨以马列主义权威自居，教条主义作风又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毛泽东这段时期的心情，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写的笔记中可见一斑：“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骗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从哲学教授的角度，系统全面地展开对思维过程的哲学认识论分析，他是以《实践论》为思想武器来扫清教条主义之乌烟瘴气。为此《毛泽东选集》编辑者的题注说明：“《实践论》是为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而写的，故题为《实践论》。”
《实践论》对于认识过程避开逻辑思维复杂性的粗略论述，在社会建设时期被固化和神化后，必然导致理论认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例如1959年的中共中央庐山会议突然认定彭德怀的万言书为右倾机会主义，并臆造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而将党内思想认识的分歧直接等同于对抗阶级间的生死斗争，又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天下大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对于重大理论认知缺失严谨的基础性分析，还表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共与苏共的大论战中。邓小平1989年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回顾这场论战时指出：“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戈尔巴乔夫则表示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邓小平曾经是这场大论战中的中方主将，他作为政治家提出对上述大论战一风吹的政治主张，开启了中苏政治关系正常化，两国间很快就恢复了经贸往来并且开展了军事技术合作。
然而思想理论界也一风吹地将中苏大论战封存起来，则是在学术服从于政治的名义下，放弃了对重大政治实践进行意义深远的深刻反思。这场大论战的起因是中方反对苏方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沙文主义，而论战的焦点却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正统之争。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论战对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极端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场大论战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苏关系，还对中国与越南、朝鲜、蒙古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产生了许多深远的负面影响。当代哲学反思在如此重大的问题面前不作为，不啻是放弃了哲学在反思思想认识领域的基本职守。
受限于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人类社会无法对行动中将遇到的所有问题都事先认识清楚。因此，针对“是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的理解和决策，除了需要已有的经验和理论认知外，还需要信仰层面的终极追求的引导。哲学对终极追求的探讨并不能提供终极真理，而是在天人关系和价值观层面，为反思和再认识提供导向和约束。《实践论》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却没有同时指出，仅仅依靠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指导行动的问题。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无法回答持续不断的因果关系追问，即使是作为理性思维样板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也必须引入若干只能相信而无法证明的公设作为理论的起点。如果放弃其中的第五公设，则导致别树一帜的非欧几何学。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伦理的许多基础性问题，也都需要信仰层面的终极追求的引导。马克思执着追求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为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探寻道路，这种终极追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性信仰源头。终极追求层面的理性信仰和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后者源于和服务于前者。如果把意识形态中的主义理论当作信仰之源头，则是颠倒了上述根本关系，进而主义理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思维和决策的盲目性。
追求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统一认识集中行动间的矛盾，为此需要以民主作为融通自由与集中的桥梁。民主的主要原则是按多数人意愿决策公共事务，同时尊重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在不同的基础性的伦理价值导向之下，民主之路差异巨大：在权威与秩序的价值导向下发展为威权民主；在抽象的人民整体意志价值导向下发展为民粹民主。如果把民主只是当作取得人民授权之形式，民主则可能堕落成可怕的以多数人名义的暴政。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经奴隶主民主制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死刑，二战前德国的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后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都经过了合法的民主程序。上述的民主审判、民主选举，都是假借和利用多数人的意愿强行实现政治目的之手段。近百年来不少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在革命队伍内部造成出惨痛的清洗、镇压和屠杀。其根本原因也并不是施暴者违背了什么复杂的主义和理论，而是完全违背了“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大道至简的哲学终极追求。民主只有以自由为灵魂、以人权为前提、以法治为保障，发展为宪政民主才能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
《实践论》在认识主体、认识过程和终极追求三个方面存在的重大局限性，从社会革命时期的历史条件看本来无可厚非，也没有妨碍毛泽东成为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但是，自毛泽东1938年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后，随着中国革命取得的巨大胜利，《实践论》等毛泽东著作逐渐被神化和固化。在进入社会建设时期后，面对关于社会建设之目的、内容和道路、方法各方面的复杂情况，《实践论》思维模式中的上述重大局限性，长期而且严重地妨碍了对政治决策的哲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