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阿富汗剧”终于收场了。美国总统拜登8月14日说，“在我国20多年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派出了最优秀的青年男女，投资了近1万亿美元，训练了30多万阿富汗士兵和警察，为他们配备了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并维持了他们的空军，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的一部分。如果阿富汗军队不能或不愿意守住自己的国家，美国再驻扎一年或五年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而在另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中，美国无休止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民主实验”的悲剧结尾
可以相信，拜登的这个判断早就在其作出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决定之前就有了。正因为如此，即使面临国内外最严厉的批评，拜登也敢于承认失败，作出了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决定。
阿富汗“沦陷”了或者“被解放”了（用什么词取决于人们的政治立场、道德观念，或者取决于什么样的人性）。美国花了20年投入1万亿美元和2500名士兵生命的“民主实验”最终以“悲剧”告终（已经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并且牺牲不可避免地仍在继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悲剧）。
当美军直升飞机降落在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楼顶接出被围困的美国人的时候，人们想起了西贡悲剧。事实上，阿富汗只是最新的一次西贡式悲剧，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西贡式悲剧。
悲剧上演了，人们便纷纷分析为什么会失败。这里面有美国的原因，也有阿富汗内部的原因。人们试图寻找各种原因，就像当年分析西贡悲剧那样。但如果仅仅聚焦这些具体的因素，那么人们就很难从中吸取教训，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加害者还是会继续加害，受害者还会继续受害，人类悲剧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2日在一篇社论中说，“被摧毁或丧失的阿富汗人的生命将继续成为（美国）民主党人政治遗产的一部分”。但这句话很不全面，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阿富汗悲剧只是近代以来西方民主大实验的再一次大失败。
西方式民主产生于西方，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扩散到全世界，即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的“三波民主化浪潮”。尽管近代以来民主在西方文化圈（即欧洲和北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西方文化圈之外，民主鲜有成功的案例。
二战之后，尝试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国家多了起来，但悲剧也多了起来，并且愈演愈烈。亨廷顿本人是现实主义的。他写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之后，就指出西方民主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但亨廷顿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不然。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初宣布“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政体，也是最后的政体。无疑，福山是错的，他的老师是对的。
经验地看，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自然进化和演进的，第二类是“大爆炸”式的，即通过人为施加的方式。前者发生在西方文化圈，或者发生在非西方文化圈；前者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后者是乌托邦主义。
民主的乌托邦主义产生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民主最初在欧洲文化的中心西欧获得了成功，也逐渐扩展到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周边地区。但早期民主传播的成功很快促成了民主乌托邦主义的崛起，人们以为西方式民主是普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应当实行这种制度。二战以来，民主更被视为人类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
当西方人构造这种民主乌托邦主义的时候，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文化圈，民主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自然进化是现实主义式的，而乌托邦则倾向于大大夸大人类在制度安排方面的主观能力。
西方民主是自然进化
欧洲民主更多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非人为创造的结果，而推动这种自然进化的便是资本。
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进入宗教黑暗时代，即中世纪。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就诞生在帝国的废墟上。罗马帝国之后，欧洲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权。在极度分权的封建结构下兴起了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或者商业资本。在中世纪，“宗教”可以说唯一的“统一国家政权”或者教权。但在商人面前，教权缺少合法性。
人们显然不能用“上帝”来解释商业的成功与否。商人的成功不在于其对上帝的态度，而在于其理性的计算和对未来的预测。商人成功了，逐渐把人们的“宗教狂热”转型到对理性的追求。驯服宗教便是资本的第一次胜利，为日后的民主制度安排奠定了“思维”的基础。
下一步的发展就是从城市到城市国家。封建制度下形成了众多的小王国（kingdoms）。资本下一个要驯服的就是国王的专制权力。国王的权力属于世俗权力，但世俗权力也具有和宗教权力那样的扩张逻辑。
实际上，所有的权力都存在于扩张过程之中，一旦停止扩张，权力便有可能被终结，这就像资本扩张的逻辑一样。国王权力的扩张就是统一国家，而也就是在国家统一这一点上，资本和国王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因为对资本来说，国家的统一意味着市场的扩大。
国王统一国家需要钱，而商人有钱，因此两者之间做起了交易。交易的结果就是：（1）商人出钱助力国王统一国家，但国王保护商人所拥有的一切。这份交易叫“契约”，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2）商人不仅得到了这份“契约”，而且还要得到迫使国王履行这份“契约”的制度安排。商人通过迫使国王把国会或者议会交给商人而得到了这个制度安排，即议会属于商人。
这种制度安排就是近代民主安排的起源。也就是说，当商人开始和国王分享世俗权力的时候，西方民主就开始了。因此，马克思说，西方民主是资本阶级的民主，国家只是资本的代理人。马克思无疑是对西方早期民主作客观的描述。
接下里的发展就是从商业发展到工业，从商业民主到工业民主。工业化造就工人阶层，即失去土地而出卖劳动力的阶层，促成了这个阶层的贫困化和悲惨化。工人阶级由此而起。资本的新挑战就是如何驯服民众，即人口的权力。欧洲的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现实，对资本构成了无限的挑战。资本的优势就是有钱，有钱就可以安抚（或者收买）工人。
俾斯麦的德国开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计划。这个计划并非资本发善心，而是用钱买工人的“和平”。但这一计划开启了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过渡和转型。福利制度的产生最终安抚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拯救了西方资本主义。
西方民主从19世纪到20世纪末在全世界的扩张还算顺利。尽管民主的扩散也有起伏（即西方说的“退潮”或者“倒退”），但总体上说还是往前推进的。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民主不仅是普世的，而且代表了历史的唯一方向。更重要的是，西方对民主赋予了无限的道德意义。民主政体是道德的，而非民主政体是不道德的。
一旦被过度道德化，民主便演变成一种世俗宗教。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输出民主和中世纪输出宗教的道理是一样的，类似在阿富汗发生的“为了民主”的战争和中世纪“为了上帝”的宗教战争的逻辑是一样的，美国战死“传播民主”疆场的士兵墓碑上的颂词就类似于中世纪为了上帝而战死的宗教战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使其在西方名声大噪，其背后就是西方人对民主的宗教式的情怀。
荒唐的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等被西方视为“乌托邦主义”的历史之后，西方实际上具有很深厚的“反乌托邦主义”思想和社会力量。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和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k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直被西方奉为《圣经》，是百读不厌的反乌托邦主义的经典。
在20世纪，西方国家在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上不遗余力，并且从经验上说也算成功。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在抛弃了乌托邦式的计划经济之后走上了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道路。
但一些小国家并没有那么幸运，阿富汗就是一个例子。大国一方面很难被西方所同化，同时也有力量抵御西方推行民主化的努力。但小国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则无力抵抗，成为美国民主乌托邦主义的试验品。
西方的民主乌托邦主义者过分夸大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类制度的“可移植性”或者“可种植性”。因为西方把民主视为是普世的宗教，西方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对民主政体的反思能力。在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社会扩散的过程中，民主的成功一直是被大大夸大的。西方第一波民主的传播是通过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方式进行的。在后殖民地主义时代，尽管很多国家继承了西方的民主形式，但有几个是成功的呢？
直到今天，很多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西方民主形式，但无西方民主之实。西方式的民主很难在这些国家生根，更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制度根源。尽管很多西方学者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归因于“缺失民主”，但他们既忘掉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回避了西方式民主使得这些国家缺失一个有效政体而得不到发展这样一个事实。
多元世界才是真实的
二战后，美国占领下的民主只有两个成功的案例，即德国和日本。但人们不可夸大这两个案例的成功，因其没有可复制性。如果没有美国的占领，这两个国家也会演变出今天人们所见的民主。德国本来就属于西方文化的核心圈，而日本的民主在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已经开始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很长时间以来，西方也并没有把日本视为西方民主，而仅仅是一个假装的西方民主。原因很简单，日本的民主只符合日本的文化，而非西方的定义——多党并且是轮流执政。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成为唯一的霸权的同时也加快了向外输出民主的步伐，“人权高于主权”的新理论论证着这个过程的合理合法性。不过，经验地看，美式外加式的民主“来也快、去也快”。阿富汗这些年的变动生动地展示了这种局面。
民主本来就是西欧社会根据客观现实的变化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自然制度安排，但西方的民主乌托邦主义者把此普世化和道德化了，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向全世界推行。或许西方人相信民主是天赋人权，但西方在推行民主过程中牺牲掉了多少生命？又有多少生命因为不能得到所施加民主的保障而牺牲呢？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人们可以说阿富汗埋葬了西方式民主，但人们不能简单地说，无论是西贡还是喀布尔悲剧都是民主的葬礼。民主符合人性，因为没有人不想获得自由，没有人自愿地想当奴隶。民主也不是西方所特有的。在原始时代，几乎所有社会都发展出了不同形式的原始民主。
任何政权确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硬”的过程（即集权或者专制的阶段），但也会有一个“软”的过程（即自由化或者民主化的阶段）。即使是中东伊斯兰文明也并非都是像今天那样激进，过去也有“软”的时代。只是当那里的人（无论称其为文明人还是宗教人）感觉到外来的极端威胁时，才诉诸极端宗教来维持其文明的生存。
如此看来，一个多元的、各种政体并存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