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阿富汗局势受到全球瞩目。从美国仓促撤军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不负责”“甩包袱”的批评，到阿富汗政权一夜变天引发的对“阿富汗塔利班2.0”（以下简称阿塔）内外政策的猜想，再到喀布尔机场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引发的对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的担忧，不一而足。阿富汗，这个内陆地区的蕞尔小国、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生”，因其联通中亚、南亚、西亚的地缘枢纽作用，因其自英俄“大博弈”年代以来在大国博弈中的特殊地位，更因其过去20年来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动，在国际地缘政治场中承载了“地缘棋子”的不可承受之痛。现如今，阿富汗再一次站在国家发展的十字路口。美国在阿富汗搞的“国家重建”失败了，那么重掌朝纲的阿塔又能否实现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阿富汗是否会从“帝国坟场”沦为“大国竞技场”，是否会再度成为恐怖分子集散地？阿富汗局势又将对国际和地区地缘政治产生何种影响？
一、阿富汗的变局与困局
阿富汗国运多舛。自1747年建立杜兰尼王朝以来，阿富汗的历史就充斥着战争、暴力与动荡，短暂的稳定与发展更像是注脚而非主调。而这历史中，夹杂着王朝内部的尔虞我诈和争权夺利、世俗派与保守派反复拉锯的“道路之争”；交织着民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军阀混战、抵御外敌入侵的“圣战”以及外部力量插手搅局的“代理人战争”；演绎着阿富汗的城乡、央地、族群、内外等各种矛盾。这些因素都将继续影响并塑造着阿富汗的当下和未来。目前，阿塔已经成为阿富汗主导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不少前军阀、前政要已经“识时务”地与阿塔合作。退守潘杰希尔地区的“反塔”力量很难扭转乾坤，全国性战事暂告段落。不过，摆在阿塔新政府面前的和平重建任务并不轻松。择其要者，阿塔新政权面临如下难题：
（一）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强化国家认同。
阿富汗是个高度政治碎片化的国家。自封建王朝开始，阿富汗就面临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央地隔阂，中央政府的权威难以有效传导至广大部落区，“乡村共和国”或“部落”是比中央政府更为有效的治理单元，而中央政府需要给予部落领袖“恩惠”来维系统治。这是历史上阿富汗总会陷入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原因，也是美国扶持的阿富汗前政府缺乏基层支持、在阿塔攻势面前迅速垮台的社会根源。
此外，阿富汗面临根深蒂固的部族教派矛盾。阿富汗民族多元，有大大小小20余个民族。普什图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40%），是阿富汗政治的主导性力量，阿塔的主体就是普什图族。2001年阿塔倒台后，虽然此后的总统卡尔扎伊、加尼都是普什图人，但原“北方联盟”主体的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势力上升，历届民选政府都是权力妥协的结果。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与阿塔代表的逊尼派武装也曾爆发激烈冲突。更有甚者，阿富汗主要民族都与邻国有密切的民族或宗教纽带，或是同根同源的跨境民族，或是同一信仰的宗教派系，使得外部势力总是扶持阿境内不同民族或宗教派系，加剧阿富汗政治碎片化、军事割据化的情况。
政治碎片化决定了权力分享的妥协性。阿塔此番能如此迅速夺权，与其说是军事胜利，不如说是通过前期与各派力量的政治接触，取得了“政治攻心战”的胜利。因此，在重返喀布尔后，阿塔在构建新的权力架构时，需要考虑到政治碎片化的现实，需要照顾其他政治力量的诉求，以免引起反弹。
（二）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解决好民生问题。
2001年以来，在大量外国援助的刺激下，阿富汗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阿富汗在2003-2009年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9%以上的年均增长率，2020年的GDP为198.07亿美元，是2002年40.55亿美元的4.88倍，同期的人均GDP则增长2.8倍左右。①不过，阿富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国援助，缺乏内生动力。一般来讲，外国援助与GDP比重超过10%就属于“外援依赖型”经济，而过去20年阿富汗的这一比例在40%以上。在顶峰的年份，外国援助占阿富汗GDP比重甚至超过100%，占政府公共预算比例逾80%。更严重的是，外国援助相当比例流入外国驻军及其相关服务，并未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滚滚而来的现金流并非源于阿富汗经济的改善，也不是来自新产业的出现、贸易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因此，人们的收入并未提高，唯有非政府组织、国际公司和外国政府机构聘请的阿富汗人可以从中受益”。②数据显示，如果考虑通胀因素，2020年阿富汗的人均GDP仍位居全球倒数第八。③
上述因素都决定了阿富汗经济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在阿塔进入喀布尔后更加严重。目前，阿富汗大约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美国、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停止了对阿富汗的援助。阿富汗面临物资匮乏、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诸多挑战，一些地方出现了针对经济形势恶化的示威游行。联合国世界粮食署预计，阿富汗有1400万人（约1/3）面临饥饿挑战，《金融时报》称“阿富汗可能滑向金融崩溃和广泛的饥饿”。④
显然，短期看阿塔需要积极寻求国际上的发展援助，避免阿富汗经济崩盘，避免战乱、粮荒、疫情等相互叠加引起人道主义危机；长期看阿塔需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参与阿和平重建，并挖潜本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过，这都取决于阿塔能否取得必要的国际援助。
（三）推动“去极端化”的自身转型，实现温和的内外政策。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塔在军阀混战中最终胜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对军阀混战的厌倦、对稳定秩序的渴望。但阿塔上台后的高压统治和严刑峻法，包括对女权的忽视、对少数民族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残暴打压等，使其在阿国内以及国际社会都饱受诟病。此外，阿塔还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关系密切并为其提供庇护。凡此种种，都使得当时的阿塔政权缺乏国际承认，并在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中迅速溃败。
此次阿塔重返喀布尔，实现自身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一来祇有彻底切割跟国际恐怖主义的关系、推行温和的宗教政策，阿塔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才能获得阿富汗和平重建所需的外国援助；二来阿富汗社会过去20年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半数人口是在此期间出生的“可口可乐一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大幅提高，这些都是阿塔必须尊重的社情民情；三来阿富汗和平重建需要安定的国内环境，而“恐怖主义集散地”的情况显然会吓跑国际投资。
目前，阿塔在女权、教育、艺术等领域释放出了诸多温和信号，也承诺不会对前政府官员报复，并积极回应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反恐关切。但这些改变到底是脚跟未稳的权宜之计，还是立足长期执政的根本转型，各方还有很大疑虑。阿塔建立伊斯兰酋长国、推行“教法治国”的意识形态逻辑并未改变，加之与“基地”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长期战斗中形成的友谊、内部联姻形成的纽带，以及阿塔内部强硬派的牵制，使阿塔很难与各类恐怖组织彻底切割。此外，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试图以更激进、更残暴的做法，来吸引阿塔内部强硬派的加入，也使得阿塔必须维持意识形态上的强硬、维系内部团结。正如朱永彪教授指出的，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是其国内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如果修正得太厉害，会影响到生存和统治。”
二、地缘棋子与地缘政治涟漪
20年前的“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使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极大改变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既定轨道，也极大改变了中亚、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今天，阿富汗局势再次发生根本性变化，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国际反恐战争进入新阶段，引发主要地缘力量在该地区的重新布局和博弈。
（一）美国战略信誉受损，盟友体系和伙伴国网络进一步松动。
特朗普时期过度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不愿承担过多国际责任，基于本国利益频频“退群”“毁约”，与盟友交往时“精心算计”，使得盟友与美国有所疏远，美国朋友圈越来越小。拜登政府上台后，突出共同的价值观，通过美国-欧盟峰会、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着力修补和重塑盟友关系。
但是，此次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既没有与盟友进行充分协商，也没有考虑到盟友在难民、恐怖主义、女性权利等问题上的利益关切。以欧洲为例，2019年、2020年阿富汗都是欧盟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已经给欧盟国家造成沉重负担，而美撤军引起的新一波难民潮势必推高难民压力。欧洲盟友当初应美要求参加阿富汗反恐，现在美国却“半途而废”，使欧洲领导人认为这是对西方模式的重大创伤。英法德等国政治领导人和战略界认为，阿富汗乱局是“西方世界的耻辱”，“北约近20年来最大的军事失败”。再以印度为例，印度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但美国却并未充分顾及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安全关切。出于地缘政治和反恐的原因，印度一直反对特朗普政府与阿塔和谈。2020年2月特朗普出访印度期间，印度总理莫迪专门向其表示“不能任由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行事，阿富汗过去19年取得的成果不能白费”。拜登政府今年4月宣布加速撤军之后，阿塔在战场上攻势如潮，印度则表示“不要过早地认为阿塔肯定掌权”，足见其对阿塔夺权的担忧。
欧洲和印度的反对声并没有影响美国决定，美国依然按照本国战略部署完成撤军，也使盟友及伙伴认清“美国优先”并非特朗普现象，而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基因。因此，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我行我素、美国扶持的加尼政府的一击即溃，都使得其国际领导力和国家信誉严重受挫，削弱美国的盟友体系和伙伴国网络。
（二）美国突出大国战略竞争，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博弈加剧。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想法肇始于奥巴马时期。2011年6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首次抛出从阿富汗撤军的提议，祇不过囿于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以及当时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奥巴马的撤军倡议昙花一现。特朗普上台后非常注重国家实力的“成本控制”，积极推动与阿塔的谈判，并最终于2020年2月签署和平协议。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撤军计划。所以，结束阿富汗战争是美国近几届政府的一贯政策，祇不过在当前地缘政治回潮的背景下，美国的政策调整意味着在其战略排序中，大国战略竞争将优先于国际反恐合作，这将对中美、中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时，美军进入阿富汗增加了中俄的军事压力，特别是美军在被俄罗斯视为后院的中亚建立军事基地，令俄罗斯颇有意见。但当时中、俄出于国际反恐合作的大局考虑，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给予配合。祇不过，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后来逐渐走偏，逐渐从反恐战争转向“国家重建”，甚至逐渐从大国竞争的角度审视阿富汗问题。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就将大国战略竞争特别是对中、俄的战略竞争作为本国首要任务。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很强的“特朗普影子”，对中俄搞“双遏制”政策，而其阿富汗政策也是服从服务于大国竞争。近期，美国战略界和舆论界盛行的一种观点，就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以退为进”，是为了“集中资源推进印太战略”。美国总统拜登8月31日发表的“阿富汗战争的终结”演讲中辩称，“必须明白的关键一点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与中国有着激烈的竞争，我们还要处理俄罗斯在多条战线上的挑战”，“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或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在阿富汗消耗另一个十年”。⑤8月30日，美国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土耳其、卡塔尔、欧盟、北约等举行部长视频会议，商讨未来一段时间对阿富汗问题的共同策略；同日，美国在未充分采纳中俄意见的情况下，推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阿富汗问题决议草案。这些都表明美国已然在国际舞台上对中俄打“阿富汗牌”。
（三）地区国家关系更加诡谲，“代理人战争”暗流涌动。
如前所述，除中国之外的其他阿富汗邻国，由于与阿富汗境内跨境民族、同宗教派的千丝万缕联系，总是不同程度卷入阿富汗内部事务，使得阿富汗问题总是受到地缘环境的强烈影响。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长期“斗法”，印度将阿富汗作为对巴战略牵制，而巴基斯坦则将阿富汗视为战略纵深，这决定了两国对阿塔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决定两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底层逻辑。所以，在阿塔首次执政时，印度一直支持北方联盟对抗阿塔；而巴基斯坦则是阿塔的最大外部支持者，也是当时承认阿塔政权的三个国家之一。在2001年阿塔被推翻后，印度在阿富汗的利益和力量存在大幅提升，巴阿关系却总是龃龉不断。再比如，伊朗同情和支持阿富汗境内的什叶派，阿塔上世纪90年代首次执政时对国内哈扎拉人（什叶派）采取极端的歧视政策，也使得伊朗与阿塔交恶。俄罗斯最初支持北方联盟对抗阿塔，以防止恐怖主义从阿富汗外溢至中亚地区，但2015年后，俄罗斯逐渐认同并支持阿塔将美军赶出阿富汗的目标，并认可阿塔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的特殊作用，故而开始与阿塔接触，而这也成为俄印关系的一个矛盾点。
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阿塔重新掌权，地区战略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各方开始新一轮的博弈和塑造。一方面，地区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存在诸多共识，比如：要求美国对阿富汗和平稳定承担更多责任；避免阿富汗局势完全失控、酿成人道主义危机；加强地区反恐合作，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主义策源地。另一方面，各国对阿富汗问题的介入程度和利益考虑不尽相同，对阿塔新政权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国一贯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希望阿富汗局势尽快落稳，避免再次沦为恐怖主义发源地和恐怖分子集散地。俄罗斯高度戒备阿富汗乱局对中亚地区的外溢冲击影响，同时游走于阿富汗各派之间，试图塑造阿富汗局势的未来走向。中亚国家担忧阿富汗乱局可能带来的难民、毒品、恐怖主义等问题，希望藉助中俄抵御住“阿富汗冲击波”，同时关注着与同源的跨境民族在阿富汗的地位问题。伊朗、土耳其、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也由于地缘或者宗教纽带的因素，希望在新一轮洗牌中获得最大收益。当然，受阿富汗局势变动冲击最大的，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从目前印巴两国战略界的舆论来看，印巴仍将阿富汗作为彼此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两国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战争也将持续。须指出的是，对于巴基斯坦而言，虽然阿塔上台似乎是战略利好，但巴基斯坦面临着如何对阿塔施加影响、防止阿塔失控的难题，也面临着打击与阿塔藕断丝连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艰巨任务。
综上，阿富汗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着美国撤军留下的所谓“力量真空”，地区国家都在跃跃欲试、多方吸筹，希望在新一轮博弈中占据主动，而这将与阿富汗国内局势互动共振。
（四）全球和地区反恐形势进入新阶段，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阿富汗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活跃场所，是国际反恐战争的重要战场。其主要原因包括但不限于：阿富汗过去几十年的动荡与混乱，为国际恐怖势力提供了滋生壮大的土壤；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被认为是对穆斯林世界的侵略，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提供了“圣战”目标；“伊斯兰国”在西亚北非溃败后，残余势力逃窜至阿富汗，并在“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旗号下从事暴恐活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阿塔一直拒绝承认外国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的存在，但实际上有大约8千-1万名外国战斗人员在阿富汗活动，且大部分都受到塔利班容忍乃至保护；阿塔内部文件也显示其通过名录登记等方式加强对外国战斗人员的管控。⑥
阿富汗局势的最新变化给全球和地区反恐形势带来新的变化。一方面，美国以大国竞争超越反恐斗争，弱化了国际社会反恐合作。“9·11”事件之后，美国扛起了全球反恐合作的大旗，中美在阿富汗反恐问题上也有过合作。但现在，美国对推动全球反恐合作的意愿有所下降，甚至日益将反恐作为服从服务大国竞争的政策工具，这势必极大干扰国际社会反恐合作。比如，在阿富汗有活动的“东伊运”是联合国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美国于2004年将该组织列为恐怖主义组织。但2020年10月，美国出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考虑，以“没有可信证据证明该组织继续存在”为藉口，撤销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其立场倒退不利于中美全球反恐合作。日前的喀布尔机场恐袭再次表明，美国并未实现其在阿富汗的反恐目标，其在反恐问题上的“始乱终弃”和“双重标准”，严重影响国际反恐合作。
另一方面，阿富汗乱局可能为国际恐怖势力提供浑水摸鱼的契机。阿富汗要最终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还有很长距离，短期内面临政治动荡、经济萧条、安全堪忧等诸多国家治理难题，为国际暴恐势力浑水摸鱼、伺机渗入提供可乘之机。阿富汗与邻国边境管理的薄弱、与中东地区人员往来的密切、阿塔自身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密切关系、普什图民族友好待客的传统等，都为一些国际暴恐势力提供了渗入阿富汗的机会。此外，阿塔的胜利还可能刺激全球“圣战”。在许多“圣战者”看来，阿塔打败了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打败了被美国武装起来的“傀儡”政府，表明在一定领土范围内赢得“圣战”胜利是可行的。
近期，也门、索马里、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的“圣战”武装纷纷向阿塔发去贺电，表示将效仿阿塔的成功做法。英国《经济学家》认为，阿富汗政权变天带来的最大挑战，不是恐怖分子以阿富汗为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而是阿塔胜利对恐怖分子在心理上的激励作用，对全球“圣战”的刺激作用。⑦换句话说，阿塔胜利或打开“割据圣战”的潘多拉盒子。
三、中国的谨慎与作为
面对阿富汗变局，国内外战略界也掀起了对“中国角色”的探讨。外界普遍从中美博弈的角度来审视，认为中国或将填补美国留下的力量真空，但也对中国可能陷入阿富汗泥潭提出了警醒。⑧国内战略界的声音也比较多元，主张“彻底而坚定地建设性介入”的有之，主张“避免陷入阿富汗陷阱”的亦有之。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面对阿富汗复杂诡谲的走势，中国既不能谋求对阿富汗局势的过度介入，也不能对阿富汗变局无动于衷。战略盲动容易导致力量透支，甚或使中国陷入阿富汗泥潭；战略麻木则意味着失去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发挥负责任大国角色的机会。中国的对阿政策似可围绕“防风险、谋发展、强治理”三条主线。
所谓防风险，就是要防范化解阿富汗变局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的各种风险挑战。一是“东伊运”代表的恐怖主义问题。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报告，“东伊运”在阿富汗大约有数百人，主要集中在巴达赫尚及其附近地区，且已建立从叙利亚到阿富汗的人员转移通道。中国需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如上合组织）的渠道，与阿富汗邻国加强反恐合作，筑牢防范恐怖主义外溢的篱笆墙；同时敦促阿塔切实履行“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的承诺，加大对“东伊运”的打击力度。此外，还要防范化解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暴恐势力针对中国在巴、阿的利益进行恐袭的风险。
二是美国的“非建设性介入”风险。美国结束在阿富汗的“硬存在”，但并不缺乏介入阿富汗的“软手段”，且有更多空间对中国打“阿富汗牌”。比如，通过对阿塔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对阿富汗进行“非建设性介入”，使阿富汗局势长期动荡，从而对包括中俄在内的地区国家制造“动荡黑洞”“恐情乱源”；对恐怖主义搞双重标准，将“东伊运”等恐怖势力作为反华抓手，试图“藉恐谋霸”“以恐制华”；对阿富汗局势“乱甩包袱”，非但不承担维稳促和的必要责任，甚至还通过单边制裁等给阿塔新政权出难题，却要求中国为其背锅，以阿富汗乱局拖累中国崛起进程。
所谓谋发展，就是要推动阿富汗局势尽快落稳，助力阿富汗的和平重建。一是要呼吁阿富汗主要政治力量不计前嫌，在新的权力框架下齐心协力，积极克服政治碎片化对国家和平重建的破坏性作用。在这方面，中国可与阿富汗新政府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强调稳定对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为阿富汗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粮食、药品等，避免阿富汗经济崩溃可能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国还需要敦促美国放弃对阿富汗的单边制裁措施，解除阿富汗的外汇储备禁令，并继续向阿富汗提供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的援助。
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的，“（有些国家）不能一边声称关心阿富汗人民福祉，一边却实施单边制裁；不能一边声称支持阿富汗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一边却扣押冻结阿富汗海外资产”。三是要与地区国家一道，凝聚各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共识，对阿富汗变局对地区稳定可能的冲击防患未然。四是要汲取历史上其他大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惨痛教训，同时立足本国的发展优势，以经济手段参与阿富汗和平重建。在此方面，务必加强对阿富汗国情、社情的充分调研，不强推与当地民情社情相背离的发展项目；务必做好对阿富汗安全局势的充分调研，短期以贸易为主，避免对阿投资动作太猛，反而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目标。
所谓强治理，就是要以“阿富汗治理”为纽带，引领有关阿富汗议题的国际和区域合作。一是要继续利用好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中美俄巴四方会议、中巴阿外长会等机制，就阿富汗变局诱发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交流磋商，既要调动地区国家的合作意愿，更要让美国承担必要责任。此外，期望通过构筑阿富汗治理合作渠道，将相关利益攸关方纳入平台，抑制“代理人战争”。二是以阿富汗治理撬动全球治理，呼吁欧盟或地区国家召开阿富汗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中方可向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提供帐篷、药品等必要的物资援助，帮助各国做好新冠疫情背景下的难民安置工作。三是与阿富汗新政权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引导塑造其采取更加温和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加强教育、惩治腐败，构建良好营商环境，以便让外国投资者“愿意来、留得下”。
注释：
①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end=2020&locations=AF&start=2002.
②[美] 塔米姆·安萨利着，锺鹰翔 译，朱永彪 审校，《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6页。
③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What We Need to Learn Lessons from Twenty Years of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August 2021, p.6.
④Benjamin Parkin, NajmehBozorgmehr, "Afghanistan Confronts Economic Meltdown After Taliban Takeover",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1, 2021.
⑤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ugust 3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31/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end-of-the-war-in-afghanistan/
⑥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welfth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557 (2020) concerning the Taliban and other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fghanistan, June 1, 2021, https://www.undocs.org/pdf?symbol=en/S/2021/486
⑦"After Afghanistan, Where next for global Jihad?", Economist, August 28, 2021.
⑧Chris Buckley, Steven Lee Myers, "To China, Afghan Fall Proves U.S. Hubris, It Also Brings New Danger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2021; Alastair Gale, Joyu Wang, Laurence Norman, "U.S. Tightens Focus on China After Afghanistan Withdraw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9, 2021.
楼春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暨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