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阿富汗一夜之间变了颜色，塔利班成为“绿色江山”的主人。全世界震惊于阿富汗的剧变，一时难以辨明阿富汗的政权更迭对于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祇是看到了经过美军20年的占领和清剿，阿富汗从塔利班政权变成了塔利班政权，或者说从“塔利班1.0”升级为“塔利班2.0”。阿富汗的变局给世界带来了许多的问题，也给学者留下了不少的思考。
首先，美国为何义无反顾地从阿富汗撤军，即使在遭受了恐怖袭击、人员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仍然按期撤离？而塔利班为什么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全国30多个省的中心城市、并接管喀布尔？阿富汗30万的政府军哪里去了？
其次，美国为什么在撤离阿富汗的同时在亚太地区调兵遣将，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关系？阿富汗与台湾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地区性问题具有何种地缘政治意义？美国的大战略又如何定位这两个地区性问题？
最后，阿富汗局势如何影响周边地区的战略态势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如何与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友好相处？塔利班能否遵守诺言，切割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关系，严防阿富汗成为威胁周边地区的跳板？塔利班要求参加“一带一路”并说中国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中国如何回应？
这些问题不好回答。目前深受互联网的影响，我们观察问题往往是单向度和扁平化的，因而难以触及事物的本质。正确的姿态是，观察国际关系格局应该是多维度和立体化的，这样才能从多个侧面接触事物的本体，寻求正确的答案。本文尝试从地缘政治、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形态斗争这三个维度分析阿富汗局势带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为读者呈现自己的近期思考。
一、陆权与海权的地缘政治二元性
威斯伐利亚体系形成后，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而地缘政治也是民族国家制订对外政策的主要出发点。①尽管当前国际关系维度的增多，核武器、气候变化甚至全球公共卫生也出现在外交政策的议事日程中，但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获取仍然是各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纵观历史，地缘政治权力的追逐无外乎两种方式，战争和商业。战争是一个国家通过对异族的血腥征服，割让土地，掠夺财富，进而增加本国的势力范围。商业则是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上采取重商主义方式，通过卖多买少获得贸易顺差，增加本国的贵重金属的储备。②
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美苏及其两大阵营的对垒，意识形态超越地缘政治成为主要国家对外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冷战终结后，国际关系格局从两极转向一超多极，美国依然一家独大，而中国意外地成为世界老二。中国在地理上属于海陆兼备的国家，西部深入欧亚大陆腹部，东部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与韩国、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隔海相望。因此，地缘政治中陆权和海权的二元性在中国地理政治环境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一带一路”倡议也体现了这种二元性。
中国西部的大周边是世界能源的中心地带，中东和中亚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些产油国家的油气开采与运输决定着世界能源市场走向。尽管后冷战时代，各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方式比较文明，但通过战争掠夺石油资源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则是通过商业文明方式，按照国际惯例与产油国家开展贸易往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以及海湾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把这种经贸关系纳入“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
阿富汗是中国西部邻国，两国的边境线不过90公里。若以油气资源为导向的现代地缘政治博弈而论，阿富汗对于中国不具有战略意义。但在历史上，阿富汗几度遭受强大的帝国征服。实际上，这些帝国入侵阿富汗最初的动机并非是典型的地缘政治考虑，而是其他考虑。大英帝国征服阿富汗是为了争夺中亚市场，而阿富汗处于英属印度通向中亚地区的必经之路。苏联征服阿富汗是勃列日涅夫等“三驾马车”听信了克格勃的情报，把阿富汗西南地区的骚乱看成是美国煽动的“反革命”暴乱，其实是阿富汗偏远地区的少量穆斯林受到伊朗革命鼓舞而举事。于是苏军轻率地、仓促地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帝国坟场。③美国举兵阿富汗，纯粹是显示超级大国的霸气，主要是“911”恐袭事件后报复“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按理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杀死本·拉登后已经完成了战争使命可以从阿富汗撤离，但为何还呆了20年，并耗费了2.26万亿美元？这从地缘政治的陆权逻辑是解释不通的。
然而，地缘政治的海权逻辑却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中得到了诠释。美国控制世界有两根权杖，一根是海洋霸权；另一根是美元霸权。美国海上霸权是二战中通过击败日本、占领日本而获得的，后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签订安全条约，在东亚地区形成环状形的安全防御链条，主要针对中苏的共产主义扩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基于这一逻辑而发生的两大阵营代理人战争。中国建国初期不具备海上较量的实力，因而搁置了登陆台湾岛的计划。中国海军没有打过现代化的海战，仅仅是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和收复西沙等小规模战役。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当时有些学者疾呼维护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④
台湾本来没有包括在美国的反共防御链条以内。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介入台湾事务，签订美台安全防御条约。中美恢复邦交关系后，美国将注意力转向大陆，因为美国希望利用中国牵制苏联。20世纪末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两个大事件，一个是苏联东欧集团突然解体并转型，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发生了地缘政治板块的碰撞。另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尤其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整体经济实力很快超过其他大国位居世界第二。强大的中国也开始表现出强烈的维护海洋权益的倾向，如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南海人工造岛等。这就似乎触动了美国的蛋糕。美国在大战略设计中，把亚太地区作为主要战略区域，祇不过竞争对手没有确定，当时中美还处于反恐合作关系中，所以美国在海峡两岸关系上采取模糊的策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由台海两岸的人民自己决定台湾的去向，但不能使用武力。对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方针，美国基本上默认。
可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台湾的战略价值在美国决策层那里凸显出来。一是从海权角度看，台湾是防守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失去台湾，解放军就能轻易穿越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突破第一岛链，指向第二岛链，威胁到西太平洋的美军基地。二是芯片供应链。拜登明确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目的就是要转移力量到亚太地区，以对付中国的经济竞合。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就是高科技领域，而芯片研制则是这一领域的王冠。台湾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研制能力。美国的大部分芯片也外包给台湾等东亚地区生产。一旦发生台海战争，美国制造业的心脏将会遭受严重打击。因此，美国提升台湾的战略地位绝不仅是冷战思维的延续，而是因应现实状况做出的战略选择。简言之，在这样的战略思维下，台湾已经成为美国核心利益的组成部分。形成这个格局不是地缘政治思维使然，而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二、美元治下的经济全球化现象
根据百度百科引用IMF的解释，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这一过程起始于18-19世纪。由于劳动分工和机器生产的运用，资本主义开始越过西欧边界向全世界扩张。《共产党宣言》对经济全球化有过经典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进入20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依然不可逆转。二战结束后，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设计了战后重建的世界蓝图，这就是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秩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的逻辑与英国不同，与德日两国更不同。大英帝国是通过殖民将本国产品输出到全世界，形成世界市场。英国利用大工业的优势，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倾销商品、积聚国民财富。德日两国则是通过帝国式的征服，发动战争，占领和吞并他国领土。
美国不一样。美国不需要征服他国领土、直接掠夺财富。美国是利用战后初期的经济优势，通过制度设计确立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以此来积累国民财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具有这些好处：成为各国对外贸易的支付手段以及国际贸易的清算手段；成为各国硬通货的储备手段；铸币税。美元具有三个特性：第一，美国政府信用的背书。战后以来，美国交替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或是发动战争，或是文化输出，其目的就是增加美元的国际影响。第二，购买力的支撑。仅仅依靠印刷货币，美元是无法变成全球流通的国际货币。它必须具备强大的购买力。战后初期，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发行量是受控制的，基本上与美国的黄金储备相适应。越战以后，美元超量发行，超过本国的黄金储备。于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挂上了石油和大宗商品，以保证美元的购买力。第三，跨国消费者的意愿。由于美国提供了丰富的消费产品和商业便利，大部分国家愿意持有美元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美元得以在全世界流通。
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还设计了国际市场和国际制度等配套措施。美国深知，仅仅依靠武力是难以让美元在各国流通的，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让世界逐步接受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元印刷初期祇是名义财富，祇有进入国际市场流通才能变成实际财富。美国的方法非常简便，就是让美元在本国市场流通，同时开放美国市场，使其具有国际市场的性质。全世界的商人在美国市场进行商品交易，使用美元支付，美元自然流向全世界。由于在美国市场交易，美国可以理直气壮地使用美国法律规范美元交易行为。美元流向哪里，哪里就是美国市场。SWIFT和长臂管辖都是基于这一现实而出台的管治手段。⑤
美元治下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的全球化。全世界的资源在美元的协调下，汇集于美国市场进行交换和优化配置。美国以美元为杠杆，控制了设计和市场两头，将利润率较低、能耗较大的生产过程转移到海外，起先是中低端产业，后来扩大到部分高端产品。西欧和日本首先迎来了美国资本的扩张。亚洲四小龙紧紧跟上。以美元为载体的资本扩张，带动了市场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美国政府为美元的流通扫除了政治障碍，而跨国公司提升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使之从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新的高度。至此，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启动。
当时中国被排挤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但敏锐发现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并设法加入这一进程。周总理将其表述为“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则说中国如果没有赶上经济全球化的班车将会被开除“球籍”。从八十年代起，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果断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标杆性事件。仅仅十年，中国迅速赶超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强国。其实，中国没有理由庆幸。因为中国“老二”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对美元体系的依附地位。中国在美元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地位。所谓的“世界工厂”名号并不能掩盖中国作为西方跨国公司的加工厂、储存仓库和商品集散地的事实。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出口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它以占有西方市场、赚取美元为战略目标。在中国地方“政绩至上”的行政化管理手段驱动下，这种发展战略呈现倍增效应。中国几乎与所有的国家存在贸易顺差，尤其对美贸易的顺差巨大，因而赚取大量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然而这种发展战略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它牺牲了国内市场，使其呈现碎片化、恶性竞争的症状。它加剧了中美贸易的紧张关系，招来重商主义的非议。
为了摆脱对欧美经济体系的依赖，中国正在进行抗争。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而是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并非所有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那些资源禀赋缺乏、地理位置远离国际市场、本国现代化进程屡屡被外部势力打断的国家如阿富汗，都在经济全球化中沦落为国际社会的底层。这种挫败感和失落感在伊斯兰世界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它们与西方国家的左翼力量从不同的道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道路上汇合一起进行抗争。于是意识形态的较量再度登上国际舞台。
三、意识形态较量的三方态势
提起意识形态，通常认为是冷战遗留的概念。它的具体功能是指执政党以自己的价值观或“主义”为指导思想，制订本国的对外政策，并形成一套说辞甚至理论体系建构本国“高尚”的国际形象，而本国真实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则隐藏于它的外衣之下。冷战期间，美苏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行较量。从表现上看，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但更深层次下，隐藏着美苏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争夺。冷战结束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在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开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而西方国家也乐于与中国做生意。谁都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
在中国，高层主张避免卷入“姓资”与“姓社”的争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外交政策上，中国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要为经济发展护航，全力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所以世纪之交期间，虽然中美经历了不少事件的冲击，如苏东剧变、南斯拉夫炸馆、海南撞机、“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等，但总体上双方保持着正常关系，其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时期。西方国家在苏东剧变后陷入狂喜，西方主流精英都认为取得了意识形态的胜利，其代表性观点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然而，历史总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推进。在后冷战时代这30年间，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未一统天下。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在短暂向西方一边倒之后迅速调整站位，与西方渐行渐远，在对外政策上恢复本国的欧亚主义传统。
中国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随着中国的崛起，海洋意识的加强，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和欧亚大陆推行“一带一路”大规模基建项目，再加上频频发出的人民币国际化呼声，让西方感到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出现在面前。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开始是由贸易战引起的，后来问题越来越多，以致于中美的矛盾已经从地缘政治、经济贸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面对西方的进逼政策，中俄不得不合作，在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上采取基本上一致的立场。这样冷战初期曾经有过的，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东西方对峙格局再度出现。西方没有变，依然是那个西方。但东方不再是那个东方。中俄在国内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但基于苏联的红色基因，双方在对付西方围堵时有某种亲近感。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披上了欧亚主义外衣。但中国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努力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
与此同时，伊斯兰主义强势回归，成为与东西方抢夺天下的第三方力量。伊斯兰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创立了多个强大的帝国，并征服欧亚大陆大片领土。然而，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降，“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共产党宣言》）处于生产力落后的伊斯兰国家难以忍受西方列强的战争和商业的双重打击，沦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伊斯兰主义在世界上沉寂数百年。二战后，世界兴起了非殖民化潮流，伊斯兰国家也纷纷独立。但这些国家主要打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在政治价值观上倾向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于是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纳赛尔、卡扎菲和萨达姆等都是代表性人物。然而，在冷战的两极体制下，伊斯兰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出路的。真正撬动伊斯兰意识形态复兴的事件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尽管它是什叶派发动的，可其追求原教旨主义的精神很快蔓延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逊尼派国家。一大批世界观极端保守、行动又极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们甚至脱离国家政权，直接以超国家的组织形式对头号强国美国发动“911”恐怖袭击。虽然在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打击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一度陷入低潮，但很快又集结起来，不知疲倦地向美国、向发达国家发起进攻。在阿富汗，美国终于支撑不住，在耗费了2万多亿美元和20年的时间后终于离开了这块贫瘠之地，塔利班掌握了国家政权。随后宣布的塔利班政策主张中透露着浓烈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色彩。阿富汗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它们将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长期共存。
阿富汗发生的事情表明了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从属于西方或东方的意识形态中。它已经独立出来，形象鲜明地向国际社会宣示它的存在。它与东西方一起构成了意识形态较量的三方态势。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对国际关系格局的观察应该站位高、视野广和思虑远。任何单向度的国际关系格局观察视角都会导致片面化和简单化。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对抗矛盾构成了国际关系格局的主要特征，而美苏之间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上，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在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经济全球化等现象也活跃于国际舞台。陆权方向的地缘政治博弈主要围绕着油气资源的战略供应，海权方向的地缘政治博弈主要围绕着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保障。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种历史情结。中国近代的衰退就是海权的丧失。甲午战争是挥之不去的民族耻辱，它深深埋藏在民族的集体记忆深处。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造成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统天下。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使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但是，意识形态的博弈依然存在，祇不过内容发生了变化。除了从冷战延伸而来的东西方价值观对立外，又增加了伊斯兰主义。它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第二，阿富汗和台湾地区是多维度观察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两个焦点。它们既反映了地缘政治的博弈，也呈现了经济全球化以及意识形态竞争的状况。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动机集中于油气资源的供应和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但还保留了国家领土攻防的传统。阿富汗位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枢纽地带。它本身没有油气资源，与周边国家也没有领土纠纷。但阿富汗100多年来多次卷入大国的征服，却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形态竞合的结果。大英帝国为了占有中亚市场而三次进攻阿富汗；苏联是因为误判形势，把伊斯兰主义的崛起解读为亲美的反革命势力而侵占阿富汗；美国则是报复“911”的恐怖袭击而出兵阿富汗，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
台湾是国共内战和冷战遗留的问题，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但当前中美竞合中，台湾兼具地缘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前者指台湾岛扼守着通向西太平洋的系列岛链，与南海互为犄角，构成中美海权攻防的必争之地。随着全球供应链日益提到白宫议事日程上来，台湾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芯片研制，而台湾掌握着新芯片的关键技术。美国的大部分芯片供应来自台湾。某种意义上台湾嵌入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中，这是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视角。
注释：
①[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着《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49-50页。
②[法]雷蒙·阿隆着《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9月，第237页。
③[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着《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第359页。
④参见耕夫“海的呼唤：不能忘记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吴纯光海权观念的再复述”，《南方国土资源》，2007年3月。
⑤SWIFT code，是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设立的银行识别码，本质上是美元支付体系的通行证。
陆钢，华东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