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韦东奕一不小心成了“网红”，让我想起一位离开高校、另谋高就的朋友的一句感叹：“大学里的‘怪人’比社会上多”。朋友的评判出于对比和个人经验，未必揭示出大学的“实相”。
就一般传播原理言，地位愈高，传播愈远，影响也愈大。社会中也不乏“怪人”，但在地位上与韦东奕匹配者甚少。韦东奕所在的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被称为中国数学界的“NO.1”。其高门深宅，也给人平添了些许“神秘感”，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传播的力度。
文化取向也决定着传播的广度。如今网络和媒体上活跃的一代人，基本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炒作韦东奕的报道中，也多与“应试”和量化相关。多少中小学生被逼着上“奥数”班，所以他们更容易体会国际“奥数”比赛满分和冠军的不易，又有多少人能考上北大，所以“北大”成了另一个传播符号。还有哈佛大学“打破百年校规”决定录取其深造，又让多少梦想进入国外名校留学者向往。再加上韦东奕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数篇论文，又让多少大学中正在为发表论文而烦恼的硕士、博士生艳羡。而这位满足人们“全能”梦想者，恰又是一位不修边幅，生活上随意至极的人，其中的巨大反差也是那个吸引人眼球的“点”。所以，韦东奕晋升“网红”其实是符合“网红机制”的。
应该看到，媒体对韦东奕的报道或炒作，并不是出于恶意。他们中有的是毕业后不再关心、因而对大学现状感觉陌生，有的则是出于对大学教师过于行政化和社会化的不满。而网友的狂欢也未必出于恶意。因为那些能够传播出来的“怪人”，通常都是“人畜无害”和超越世俗的，他们自己并没有成为“网红”的期待。韦东奕也不例外。
不过，主观上的善意未必就一定达到善的效果。因为过分的善意也等于“捧杀”，对青年学者更是如此。所以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随即发表声明，恳请社会各界给韦东奕一个安静的治学环境。
借助韦东奕的众声狂欢与神奇期待（如“天才”“韦神”）正是社会无聊的一种扭曲表现。拿“怪人”当娱乐，恐怕确有好奇、“不了解”的因素，但是，它恰恰说明社会的不宽容，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学会宽容。
当下的大学虽然越来越社会化，但从韦东奕成为“网红”一事看，大学与社会之间的隔膜依旧明显。彼此理解自然是一个努力方向，但在暂时不了解之时，尽力去理解总比制造娱乐事件要好一些。退一步说，即便大学多“怪人”，也请多海涵。
（刊2021年6月4日《中国科学报》第1版，题为《大学与社会间的隔膜仍需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