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2004年11月6日至7日首届开放时代论坛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审定。刊于《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美国对通识教育的重视应该不仅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现代性问题出现的一个自觉回应，美国教育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是从College发展起来的，美国大学的第一个阶段都是College，College基本上都是以博雅教育为基本模式，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都是这样的。以后这些College里面逐渐增加Professional School，才慢慢变成真正的大学。这个传统非常深厚，对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视，很多相关的重要章程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确定了。因此可以说，美国的这些一流大学都有很长久的重视通识教育的传统。像斯坦福大学就明确把通识教育作为大学部的办学宗旨，像哥伦比亚大学也是非常重视传统，当然芝加哥大学就不用说了。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在美国大概是分量最重的，差不多占本科课程的三分之一，哈佛是四分之一，其它的一般在这两者之间。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世界著名的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像Liberal Arts College也都是私立的——有一个从历史上来的理念。这个理念不是没有受到过质疑，六十年代以后，不少家长、学生都觉得，花这么多学费来学这些不能直接赚钱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尽管有这些质疑，可是这些大学和私立College始终坚持不变，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学，如果没有这一块，或者不是把这个看得很重，就不是真正的大学，这是大学理念问题。为什么经过这么长的历史发展，遇到这么多的现代性挑战，遭遇到家长和学生的质疑，还能够始终坚持这一条？我觉得这个值得研究，看它的理据在哪里，因为美国是市场化力量非常强大的地方，它尚且不能改变博雅教育，可见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

另外，我觉得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理念，和中国传统教育的理念应该是相通的。在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大学教育宗旨的文章，讲大学教育是要培养完全的人格，叫做全人教育的理念，这是他面对西方大学的经验，结合中国本土的历史传统，特别是教育理念传统，所作的一个阐发。这个阐发要求身心两方面都要发展，“身”是体育，“心”是根据知情意的结构表达的，所以变成“德、智、美、体”这四个主干教育作为他的教育理念。可以看出来，他之所以欣赏西方的这种教育理念，中国的传统理念与之相合也是一个基础。

第二点，我想教育问题需要和中国的发展实际联系起来，不能绝对地、抽象地讲教育，包括1952年院系调整。这个调整对人文学科的伤害很大，这是不用说的。苏联模式是完全采取一种集中的专业化教育，完全取消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这些理念。但是这个教育模式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后发展国家来讲，在一定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国家主导的教育发展，一定是跟民族国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整个二十世纪专业人才非常缺乏，我自己毕业于这种专业的工科学院，所以我对基层对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有很深刻的体验。苏联那个时期的这种模式，在本科阶段就可以完成比较好的专业教育，出去工作立刻就可以发挥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它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这种国家主导的专业化模式受到很多质疑，如认为民族国家成为教育的主导，教育本身的主体性好像被伤害了，但是我们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这个是必然的。

我觉得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在哪，应该有一个社会学的调查作为基础，才能够有说服力。以前我们用四年的时间就教育出专业化很强的技术人才来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假如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是大学毕业生不能作为专业人才进入到各行各业，一定要研究生毕业，经过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训练，才能成为专业人才的话，那么在大学阶段当然不需要我们那么重视关于专业化的考虑，这个一定要有实证的研究，否则的话，就可能有人提出说我们现在突出博雅教育是不是太奢侈了？我们在北大也遇到这个问题，北大元培教育计划至少已经有五六年了，就是学生进来不分科系，两年以后再选专业——在西方很多大学也有这种情况——数学系就提出意见，说这样四年培养的人才，和数学系原来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的专业水平差很多。假如数学系自己培养的人才，尽管专业水平相对较高，还是不能直接进入社会的专业领域，还是要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的话，那么在本科阶段就的确不需要那么强调专业化的分殊。假如说我们的社会需求不是这样，假如说仍然有很多很多的专业人才缺口需要本科毕业的人作为专业人才来填补，那么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本身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总体的制约。自由教育的理念能不能实现，这个制约是不能不考虑的，而民族国家的意志一定反对博雅教育，特别是在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时期。在美国重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是私立大学，而我们国家没有这一块，我们现在都是公立大学，都是从政府拿钱。在政府当东家的大的格局下面，不可能不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说服国家接受这些自由教育的理念，这个也需要我们作一些研究。我们的教育现在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原来是由国家主导的，慢慢地国家的意志有点弱化、相对弱化，国家主导的情况有点慢慢变成市场主导的苗头。市场主导对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发展也同样有很大的杀伤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面对这个转型，特别是商业化的影响，我想不仅是在香港，在中国大陆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第三我想讲人文学本身。我们在座的都是作人文社会科学的，我想很明显，现在强调通识教育或者博雅教育，我们自己将成为受惠者，或者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受惠者，对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视会使我们人文学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甚至有所加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理直气壮的。当然通识教育不仅有人文社会科学，还有许多是自然科学的内容，甚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内容。我们人文学目前受影响最大、最急迫的，还不是通过强调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来巩固我们人文学的地位，在大学里面我们人文教育的学分可能不算少，据学生反映，对学生人文教育伤害最大的是目前“三课”的教法，把我们的通识教育搞得一塌糊涂，引起学生的极度反感，这个瓶颈没法突破。另外，从人文学研究本身来说，我想对我们伤害最大，最亟需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评估体制和管理体系。完全用好像黄仁宇讲的所谓数目字管理的办法、用一种完全理科式的办法，以钱为指标，你的科研成绩就看你申请了多少钱。社会学调查当然需要很多钱。一个哲学家，就需要一支笔，他在那儿进行反思式的智慧活动，他需要什么钱？但是你逼迫他申请一大笔钱，然后到街上到处问，你知不知道孟子这个人？你知不知道孔子这个人？然后你打一个报告，说花了100万。现行体制就是引导你作这样的事情。这种数字化的管理完全是理工科式的管理，是商业化的功利主义的导向，这个对我们的伤害是最大的。人文学要摆脱现在的困境，就必须考虑如何把这个问题在教育改革中提出来，并把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