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曰：“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在中国经学的叙事中，孔子删定六经于礼崩乐坏之时，可见其艰，故在当时，晏子已讥刺孔子“当年不能究其礼”。秦火之后，六经残缺不全，虽经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兼而存之。然而六经之中，乐经亡佚，礼经后置，《周官》之发，晚至哀、平。古代礼学经西汉二戴《礼记》辑存，加之东汉郑玄遍注三《礼》，可睹其规模，但由于礼乐制度的湮废，与之密切相关的文本编纂与解说极为困难。逮至清代礼学复兴，三《礼》之中，《仪礼》有胡培翬《正义》，《周礼》有孙诒让《正义》，唯《礼记》未出新疏。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云：“清儒于《礼记》，局部解释之小书单篇不少，但全部笺注，尚未有从事。”又徐俊《清人十三经缘起》一文述及1960年代中华书局启动“清经解辑要”出版计划，屈守元认为“《礼记》清人所作不能超过孔疏，可以不用朱书（朱彬《礼记训纂》）勉强备数”，杨向奎亦云：“清末以来有些人想刻十三经新疏，《礼记》最无办法。为了成龙配套，便看上了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和朱彬的这部书。”（《书品》2012年第3期）
因此，以学术史的坐标衡量，王锷主编的《礼记注疏长编》，堪称继踵前人的一大事业。其事起于其撰作《礼记汇校集注》的计划，欲“汇校众本，集合诸说，删繁就简，按断是非”，撰成之后，必为当代《礼记》新疏。但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遵循严谨的文献学方法，汇校之后，以汉唐以来，说礼诸家，或专尚郑孔，或喜自立说，聚讼纷纭，令人目眩，于是又效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之法，辑录《礼记》注疏、集说及相关的解说，逐篇编纂《注疏长编》，为《集注》工作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迄今已由广陵书社刊出《曲礼注疏长编》《檀弓注疏长编》《王制注疏长编》三种。这种以史学治经学的方法，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保存或是整理前人的经说，追求文献资料的详尽排比，而是在经典阐释方法上具有发凡起例之功。
“注疏长编”其实就是“求之故训”的阐释方法。清儒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曰：“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则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古人治经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设，那就是孔子编纂的六经文字，经过秦火，至汉朝已非原貌，很难通过传世经典的文字了解经文原貌和圣人之道了，所以汉代经师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如果要接近经文的原貌，汉人认为，必须尽可能地广泛搜集、保存古人的解释，恢复其师承授受，所谓“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小大之道，岂可偏绝哉！”（《汉书·楚元王传》） 戴震所云“遗文垂绝，今古悬隔”而“求之故训”，亦是此意。在他看来，“故训”不仅是解释经文的方法，而且包括过去的解释。他甚至认为过去的解释也是残缺的，其《古经解钩沈序》曰：“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所以要“广揽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只有经由过去的解释，我们才能掌握“故训之法”。其实戴震很少讲“训诂”，而是讲“故训”或“古训”，有时会说“小学故训”，即便说到“训诂”，也是与“语言文字”对举（《与段若膺论理书》），因为他讲的“故训”受到惠栋以“求古”治经的影响（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只是清人多将戴震说的“故训”改为“诂训”或“训诂”。比如钱大昕《戴先生传》、方东树《汉学商兑》等转述戴震的观点时就写成“训诂”或“诂训”，这大概是因为清儒对文字音韵多有发明，特别是戴震后学如段（玉裁）王（王念孙、引之）等人发展了小学，使文字训诂成为专门之学。但是，将“故训”改为“训诂”，便会将古人对经典的解释窄化为对文字的解释，将“经义”简化为“字义”了。黄焯曾经认为，“戴震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实则有训诂明而义理仍未得明者”，这正是被清儒对戴震的误解所误导。黄侃主张“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训诂学讲词》），正是看到解释经义与解释字义的区别：“小学之训诂”研究字词的确定义项，便于通释文字，所以贵圆；而“经学之训诂”须就不同经文的独特语境和文意来阐释其中的事项与义理，所以贵专。戴震的“故训”包括对名物、典章制度和义理的解释，当属“经学之训诂”。认为把握了字义就可以把握经文的原貌，进而能明白圣贤心中的义理，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经文已经残缺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明白了古人对经文的解释，才能把握解释的方法，接近经文的原貌，进而明白圣贤心中的义理。梁启超甚至认为，古人的解说比经文更加重要。其《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指出：经这个东西其实是教科书，经的传记才是教员的讲义，“今日若有经无传，经之意义何在？将人人莫名其妙；若有传无经，犹可得许多义理”。这个说法特别适用于《礼记》，即便没有古代的《礼经》文本，但根据阐释《礼经》的传记注疏，我们仍可知道古代礼乐制度的道理。现代解释学也认可这样的观点，因为只有通过解释，文本中的文字才能转变为意义。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不妨将戴震的话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故训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
作为“故训”的“注疏”通过“长编”的形式，呈现出在历史中形成的解释传统。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古人的“前见”，构成了我们的经学阐释的“前结构”，或者说是必要条件。中国经学强调“师法”“家法”“疏不破注”，其中既有能启发我们理解的“创见”，也有妨碍我们理解的“偏见”。但是“创见”与“偏见”也是相对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历史中产生的，受到历史和语境的规定，都可以说是“偏见”，然而“创见”也只能诞生于其中。所以，将古人关于《礼记》的“前见”编为“长编”，我们就可以观察《礼记》的解释传统，发现其中的异同。所谓的“同”就是传统经学中讲的“通义”。《白虎通》云：“公者，通也。”“通义”可谓共识，或者说是共同的“偏见”；所谓的“异”就是不同时代或个人的“偏见”，但也可能就是“标新立异”的“创见”。对这些“前见”的梳理与呈现，不仅可以为我们创发新义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客观理性地把握解释的传统。
由此可见，除了揭示“求之故训”的阐释途径之外，《礼记注疏长编》的另一贡献是学术史意义上的，它启发我们重新发现中国经学的主体性。近代以来，传统经学随着古代社会一起消亡，清儒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备受中国现代学术断章取义式的推崇，以此消解传统经学的权威。经学曾经统摄古代各种学术，但在现代学术中丧失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六经作为历史文献被分解到各个学科，进入分科治经的时代。这固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方法，深化了经学的研究，但是经学的文化，或者说经学的传统性和主体性也随之解体。过去我们更多地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变革和学术现代化的必然，因为传统经学的主体性和权威性是依靠古代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仕进制度来确立和保障的，然而随着经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越发感到必须对经学有整体的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经学，才能重新确立经学的中国学术特色与学科体系。当然，通过跨学科的研究，通过经学文献的校勘与阐释，都有助于把握经学的主体性，但是当我们翻开《礼记注疏长编》，才可以直观地发现，经学的阐释传统才是经学主体性的真正所在，才是我们应该自觉继承和发扬的学术传统，才是我们超越分科治学，重新确立现代经学主体性的起点。
我们既希望《礼记汇校集注》早日诞生，实现三《礼》之学的学术期望，更希望《礼记注疏长编》早日完成，因为它或许更具有学术创新的意义。
（作者简介：徐兴无，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