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相关联，两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西方古典学还是传统经学，今天都面临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西方所谓的后古典学，便已折射了这一点：它不满足于仅仅关注文献考证，而是要求从思想层面去理解古代的经典。现代经学同样涉及这一方面。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注重承继传统经学中实证性的研究，前面所提到的训诂、考证以及校勘等具有实证性的内容，与近代科学有相近之处，这一方面无疑应当加以延续。事实上，“五四”前后已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系统整理，我们要将之作为值得珍视的传统遗产来加以继承。从经学的意识形态内容来说，则需要具体分析。在这一方面，经学既包括普遍的价值意义，也具有历史的限定或历史的品格。就普遍的方面而言，传统经学中包含规范系统，关乎人们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如何在社会中生存、怎样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等等，其中内含现代依然需要关注的内容。在人道观层面，传统的经学阐释了儒家的仁学思想，而仁道观念则以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这一类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在今天依然具有引导意义。当然，应当看到，传统经学也有其特定的历史的限度，在社会层面，它所肯定的尊卑、等级关系，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规范，无疑已不适合现代社会的运行，需要加以扬弃。
这里同时涉及经学的历史源流。以五经、十三经的历史文本为依据，经学具有前后承继、衍化的特点，这同时体现了其思想之流，而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以及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等等，则构成了经学衍化的历史之源。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唐代以《五经正义》统一经学阐释，到近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并以公羊“三世说”与进化论的结合为改制提供依据，等等，都展现了经学与历史时代的关联。从更广的视域看，前述经学在价值规范系统方面的历史限定，既与经学的思想之流相关，也有其历史的根源。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现代意义上的经学与今天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也相互关联。事实上，经学研究也可以从文明的相通性这一点来加以切入。传统的西方古典之学后来逐渐走向了文献诠释与神学等义理统合，从而超越了单纯的文献梳理，经学也具有相近的取向，它并非仅仅限于对传统经典文献的考证。中国的经学不同于埃及学（Egyptology），作为古代文明，古埃及文化已经消失，埃及学主要便以研究古埃及文明的语言、文字、历史及文化艺术为指向，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过去的历史。经学则在今天依然还有现实的意义，其内容有别于历史的陈迹，这与埃及学以逝去的文明为对象显然不同。事实上，现代意义确乎构成了经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这种意义又与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具体而言，可以考察中国经学中与现代相关的内容。以礼学（《周礼》《仪礼》《礼记》）来说，其意义关乎规范系统：它从不同方面规定人们应如何按照一定的准则去立身行事、怎样在社会中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等等。这些规定在今天的生活中依然有其作用，当然，其中一些方面应当扬弃，另一些内容则需要延续。从哲学意义上说，若对规范系统作进一步细致研究，还涉及如下问题：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据是什么？等等。尽管礼所内含的规范的历史内容，如长幼有序的具体要求，丧礼、祭礼的特定流程，具有一定的时代印记，需要克服和扬弃，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的关于规范性根据、社会功能等方面，仍可以再分析和研究，一些内容也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经学包含多重文献。以《尚书》而言，这一经典本来是各种政治文献的汇集，其中包含不少关于政治哲学以及如何治理社会的观念。《尚书》政治观念之一是对民的注重，“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也体现了注重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一观念。作为十三经之一的《孟子》曾对此做了发挥，其中的阐释表明，以民为本并非与现在说的民主完全相对。孟子的学生曾问他关于从尧到舜的权力更替是不是体现了天的意志，孟子明确对此作了否定，在他看来，这一权力转换是“民受之”“民从之”的结果，也就是说，广大民众的接受，是政治权力转换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依据。以上思想蕴含于古代的传统经典之中，它从一个方面突显了经典的现代意义。可以看到，经学的现代意义，是实实在在的，它不像埃及学那样仅仅关乎以往的东西，而是考察现在依然在塑造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东西。
同样，经典中的《诗经》一方面包含与“思无邪”相关的文以载道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包括艺术的创作方式。《周礼》曾提出“六诗”之说：“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其中 “赋、比、兴”，涉及艺术创作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有其意义。关于“赋、比、兴”问题，从古到今都有不同理解，这里不妨作一简要解释。就“赋”而言，其实际含义是赋予，从思维路向看，它的特点在于从人到对象，也就是说，人赋予对象以意义。就审美的领域来说，自然对象在本然层面上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人的审美观照、审美艺术创作才能获得其意义。“兴”与兴发相关，《文心雕龙》在谈到“兴”时，曾认为，“兴者，起也”，亦即相关对象引发人的思绪，其进一步的讨论则引向对象所引发的艺术、审美的情感，一方面，情感因物而激发，另一方面，广义的精神也由此激荡；“比”则是比较和比喻，它关乎主体与对象的互动，并由此抒发人的情感，其中既关乎从物到人的作用，也涉及人对物的反应。
从现代角度讨论经学，同时需要有情感认同与理性分析相统一的立场。情感认同意味着经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认知的对象，而需要确认其深沉的价值内涵；理性分析则不同于简单的回护和卫道，而是从变化的历史背景及理论的得失，考察其意义。此外，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继承经学中实证性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以此考察以往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又应当体现当代的理论视域，包括文史哲各个学科的相互沟通、运用不同领域的理论进行学理的观照、深入揭示其内在的意涵。在价值观念层面上，既要扬弃带有特定历史印记的规范系统，也应汲取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要求。要而言之，现代意义的经学并非仅仅是对历史的承继，它具有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意义。
（作者：杨国荣，系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