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吃饭，吃饭要有饭碗。季羡林的饭碗，是梵文。

梵文是印度的古典语言，也是佛教的经典语言，其学术与宗教价值等同于拉丁文。季羡林独钟爱它“在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内懂梵文的寥寥无几，这是冷门，身价却高，季羡林在清华听过陈寅恪讲梵学的课，像听天书，又像聆梵音，因缘就这样播下去了。他后来终身以此为业，对一个穷小子等于是找到了一只金饭碗。

梵文研究的重镇在德国。季羡林在清华念的是德文，毕业后回济南老家当了中学国文教员，虽然专业不对口，好歹也是一只饭碗。一年后，适逢清华与德国互换研究生，他的德文就成了他走向彼岸的桥梁。

季羡林到了德国，进哥廷根大学，师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瓦尔德施米特是德国人，授课自然用德语，因此德文又由季羡林赴德的桥梁，变成捧起梵文这只饭碗的双手。

1946年，季羡林学成归国，凭借梵文这种独门武功，当上了筹建中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主任。

北大高人云集，季羡林初来乍到，要拿出点手段亮亮相。他经过深思熟虑，推出一篇《浮屠与佛》。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有一个背景：“浮屠”与“佛”是两个外来语，孰为它们的母语？何时传入中国？出现在中国文献中，究竟是“浮屠”在先还是“佛”在先？当时学界的两位大佬，胡适和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为这个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石头碰石头，火花四溅，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问题只涉及这两个词本身，争论就没有什么必要，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它涉及中印两个伟大国家文化交流的问题和《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所以就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季羡林出手了。

胡、陈二佬争来争去，不出中国古代文献，季羡林别开生面，从梵文、焉耆文（吐火罗文A）、龟兹文（吐火罗文B）入手，兼及回纥文、康居文、于阗文——这是他的独特优势，得出以下结论：“浮屠”来源于印度古代方言，“佛”来源于吐火罗文。中国文献中，先有“浮屠”，后有“佛”。《四十二章经》有两个译本，其一是直接译自印度古代俗语，凡是称“佛”，都言“浮屠”；其二是译自某一种中亚语言，凡是称“浮屠”，都言“佛”。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舶来，而是由中亚间接传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问之道首先在于武库，有十八般兵器，就有十八般功用。季羡林操的是新式进口洋炮，这一炮，就把胡、陈二佬久攻不下的碉堡夷为平地——不由得两位大师不刮目相看。

我入学时，季羡林已经在东语系当了十八年掌门，我看得明白，他靠的是两手：左手是梵文、德文、英文，右手是中文——毕竟文章是用中文表达的。

高考前，我尚未领教季羡林的左手，只知道他的右手。我是在报刊上读到他的国外游记，想着既能出国开眼界，又能放手写文章，这行当好，于是报考了东语系。

入学，分配在日语专业。我在小镇长大，笨口拙舌，当口译不是好材料，我有自知之明，把目标定在笔译。造化弄人，我在日文上花了二十多年的心血，却始终没能成为我的饭碗，一度干脆抛弃。而中文，竟充任我的饭碗。

为我的中文出面捧场的，恰恰是季羡林先生的右手。2000年，季羡林先生在为我《长歌当啸》一书作序时，写道：“卞毓方居于惨淡经营派，而且是成功者。一个人对什么事情，对什么人，都不该抱有先入之见，说坦率一点，就是偏见。毓方是北大东语系的毕业生，专修日语。因此，我就认定，他对日语是专家，写写文章，不过是业余爱好，英文叫amateur。我读他的散文集《岁月游虹》时，他已经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但是，我仍然固守我的先入之见，珠玉在前，一叶障目，视而不见。在给他那一本书写序时，生硬地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儿：‘广义的散文’。近三四年以来，毓方的散文写得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好了，我读得也越来越多了，我顿时感觉到‘今是而昨非’，我痛感偏见之可怕，固执之有害。我在本文开头时写到我脸上发烧，心中有点‘那个’，其原因就在这里。”

“说卞毓方的文章属于惨淡经营派，有什么根据吗？有的，而且还不少。我逐渐发现，他对汉字的特点，对汉文炼字炼句的必要与可能，知之甚稔。这种例子，到处可见。就拿《岁月游虹》这一个书名来说，不熟悉汉文特点的人能想得出来吗?再拿他新著《长歌当啸》中一些文章的篇名来看，许多篇名都透露出明显的惨淡经营的痕迹，比如‘韶峰郁郁,湘水汤汤’、‘煌煌上庠’、‘高峰堕石’、‘隔岸听箫’等等。在文章的结构布局方面，他也煞费苦心，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来，读者可以自己去看，我不再举了。”

“总之，一句话，我过去是俗话所说的，从窗户棂里看人，把卞毓方看扁了。现在我才知道，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功夫，惨淡经营而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诗文阅读极广，又兼浩气盈胸，见识卓荦；此外，他还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有的灵感。”

这是我在俗世得到的最高评价，看来，当年考北大东语系还是考对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