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性思维,比如,一谈到礼教,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呢?礼教吃人。近代以来,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太深入人心了。对于礼教,说它吃人之外,还给它扣上一顶封建的帽子,礼教被习惯性地表述为封建的、吃人的。实际上,礼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什么身份的人,这样身份的人言行举止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另外,人们还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即讲到什么事情时一定会问这个想法有科学依据吗?这样问没有错,但是如果有些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就一棍子打死,这样就有一些问题了。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文化样式是一种分科的学问。什么叫科学?大体来讲,就是一种分科的学问,如宗教、文学、哲学、艺术、物理、化学等。分科之学起源于近代西方,古代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综合性的学问,因其具有一体性,也都不是分科来讲的。现在大家惯用的、狭义的科学,就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科,我们有时也称其为自然科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思想论战,现在常称其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批学者认为,科学能解决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另一批学者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因此,玄学不能被忽略。直到现在,争论依然存在。

在科学与人文中,人文精神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以人文为特征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常问的是:“这个有科学依据吗”?可是很少会有人问:“有人文依据吗”?所谓人文依据,即不仅把人看作一个物质生命体,而且必须要看到,人是物质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高级生命体。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精神生命来谈物质生命,否则,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如果不能用精神生命来管理物质生命的话,人类很可能会做出连禽兽都不如的事情,这就牵涉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关系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两个不平衡。

第一个不平衡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例的失衡,西方文化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传统文化,这体现在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人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但很有可能不知道汤显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一个是英国的剧作家,一个是中国的戏曲家。很多人可能知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不知道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连汤显祖最著名的戏曲作品《牡丹亭》都不一定知道,这是不平衡的具体实例。

第二个不平衡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不平衡,我们注重的是科技文化,觉得科技文化才是实实在在的,而人文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讲文化是软实力。有人就对软实力这个提法很不满意,说文化才是硬实力。我认为,也不用计较提法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世界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都是文化上的竞争,最后主要看一方的文化能不能超过另一方的文化。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人文文化是起引领作用的,它指明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有人文文化,才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科技文化确实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它不能来解决精神层面的生活需求。

由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会把科技文化放在第一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我们不要以为科技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如果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不足、缺失,这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重大的文化贡献。我们不能放弃中国文化中人文文化这一根本特征。“人文”一词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在这里,人文和天文是相对的。通过观察天文,可以搞清楚四时的变化;通过人文的文化,来化成这个社会的风气。因此,人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