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与欧洲中世纪骑士及日本武士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一点常为近时论者所提及。确实，作为尚武尚勇的一群，他们在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和行事原则方面有不少共同点。特别是日本武士，包括以后的浪人，因与游侠几乎共有一种文化背景，许多方面不免多有仿佛。但是，毕竟不同的人种和民族、又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阶段，三者之间还是存在许多差别。呈示和分析这些相似相异点，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察与判断，对更好认识游侠的人群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骑士风度与游侠气派

骑士（equites），本是古罗马奴隶主集团中的一个独立阶层。公元前6世纪，传说中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王塞维·图里乌着手进行标志由氏族社会向奴隶主社会过渡的政治改革，在国家军队中首次设立骑兵队，成员即称骑士。以后，随罗马不断对外扩张，骑士的地位和身份都有改变。公元前3世纪后，已专指以放债、包税和经商为业的富人。并且他们再不属于统治阶层，而仅由一些平民组成。共和国后期，这些平民结成集团势力，即所谓骑士派，与以贵族为主要构成的元老派展开分享权利的长期斗争，骑士阶层的地位因此得到了提高。到公元1世纪帝国初期，财产不到四十万塞斯太提乌已不能取得骑士资格，自然更不可能在帝国政府机构中具有发言权。

被认为与中国古代游侠有许多相同之处的骑士（knight），崛起于中世纪。尽管其产生和发展与古罗马骑士阶层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如这两个时期的骑士都首先被规定为是一个职业骑兵，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等。但作为西欧封建统治阶层中的最低阶层，这批人确实具有不同于奴隶社会骑士的特点。准确地说，中世纪骑士是随封建制度在西欧的确立而出现，并随封建国家国王和领主掠夺战争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壮大的。骑士从国王或大封建主那里获得封地，本人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经营其他职业，而是自备武器、盔甲和马匹，专门以征战勤王为事，间或参加一些斗技比武的竞技活动（Eglinton Tournament）。当时，欧洲封建割据势力强大，如法兰西在卡佩王朝初期，国王实际能够控制的仅是以法兰西岛为中心，从塞纳河到卢瓦尔河之间不到三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其他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被数十个大封建公国和伯国所瓜分。以后这些公国、伯国又分裂为更小的领国，各自占堡称雄，根本不把国王放在眼里，既不受其节制，有时连名义上的臣属关系也不承认。相反，为了巩固地盘，扩大势力，经常发动战争，互相攻伐，骑士由此成为他们依赖的主要力量，尽管在封建主中地位最低，但大多有一笔不小的财产，衣食丰足，过着远较一般平民为优裕的生活。如在英国，一个典型的骑士大约有二十四个佃户，二百五十英亩地产。

11世纪开始，因受基督教教义和道德的影响，骑士走向制度化，并在12世纪达到鼎盛。骑士所奉执的维护信仰、遵约守信、匡扶正义、扶弱济贫等信条，赢得了社会成员的广泛尊重。一些封建主纷纷让自己的儿子接受骑士教育，七岁即送去做大封建主夫人的侍童（page），十四岁作大封建主的侍从（squire），以便在二十一岁时为他们争取到骑士的称号。同时，规定必须系统学习道德礼仪和宗教知识，当然还有骑马、游泳、投枪、击剑、狩猎、弈棋、吟诗等“武士七技”。到了14世纪，随封建体制在欧洲解体，直属帝国的骑士阶层开始失去政治作用。如在德国，由于各邦有自己新的军队即雇佣兵，骑士被剥夺了军事使命，时间越长，就越成为邦诸侯的政治附庸。这些诸侯把骑士和帝国城市对帝国的直属关系，看成是对自己权力要求的挑战，想方设法把他们和帝国直辖城市的土地并入自己的领地，使国土连成一片，自然对骑士不再寄予热情[1]。

此外，军事技术的变化、火炮及射击武器的广泛使用，也加速了骑士的瓦解，使其社会地位大大降低，并最终走向没落。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官僚和贵族为主要构成的保王党人为对抗“圆颅党”，即由新兴贵族、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要成员的拥护长期国会、反对王权的清教徒集团，成立了自己的政党——骑士党，他们戴假发，佩长剑，效仿旧日骑士的行事作风，不过并不意味骑士阶层的复兴，只是骑士的流风余韵而已。

骑士勇敢，崇尚强力，爱惜荣誉，行为谦卑，言语适当，尤能遵约守信，决不假意承诺，背弃前言；又热衷于匡扶正义，扶弱济贫。如特雷司特拉姆（Tristram）之子在阿瑟王时代著名圆桌骑士朗西洛特（Launcelot）墓前接受骑士称号时，就曾领受了这样的训辞：“骑士啊，要对你的敌人残忍，对你的朋友和善，对弱者谦逊，并且时时要记住去扶助公道，去惩罚那些欺侮寡妇孤儿以及穷苦女子的人们，并且时时要尽你的全力去爱穷苦的人和神圣的教会”，如前所说，这些也是游侠的行事原则。骑士好骑马击剑、打猎比武等各种冒险活动，甚至“除了追求冒险之外，就再也不包含什么”[2]。如13世纪英国的骑士，当无聊之际就常常以比武为乐，分作两队互相进攻，场面之激烈，让人如置身疆场，这种情形也与游侠好部勒少年，演习兵法、阵法差不多。骑士还十分大度，以对别人的慷慨赠予为美德，有时不惜抵押家产来宴请宾客或赠人财物，甚至以节俭为耻辱，以奢侈浪费为荣耀，如在当时的英国，“大度成了主要的骑士道德”[3]，这与游侠轻财好施，再怎么富有家产也会被他们缘手散尽，有钱则糜废无度，即使自己受穷仍不忘仗义疏财也相一致。骑士不愿参加劳动，甚至在情感上鄙薄劳动，对其他经济活动也一无兴趣，这很像是游侠不治生产，不持常业，宁可放而为盗贼，也不愿槁项黄馘，老死垄亩。骑士不仅在自己的领地上剥削农民，还从事战争掠夺和拦劫商旅等非法活动。在11到14世纪，又参加了镇压异端运动和农民起义，“在欧洲各处演着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把戏”，成为“占据了堡寨的穿铁甲的强盗”，以至时人将他们称作“恶棍”（Arrant Knaves）[4]，这与游侠末流明作威祸，暗操生杀，以至放而为盗贼也相仿佛。在西方中世纪的武功歌、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中，骑士的英雄行为和浪漫爱情被作家用整个身心加以热情赞美，这也正如中国历代文人对游侠的主题永远有浓厚的兴趣，并希望借侠之豪气，一洗儒生之酸腐，冲淡生活的贫乏。

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更由于经济运作方式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同，骑士和游侠远不像今人印象中认定的那样是同一种人。20世纪60年代，西方译《史记》，将“游侠”译作“漫游骑士”（Wendring Knights）或“游侠骑士”（Knights-errant），然瞿同祖已指出中西文之间并无对应之词，即以为两者不可等视。如果细加比较，可以发现两者的差异至少有以下数端[5]。

首先，欧洲骑士是作为最低阶的封建主而存在的。在中世纪以前，欧洲的军队由自由农民组成，称民兵，后随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和自由民的不断破产，遂为骑士所替代。骑士拥有贵族身份，血统高贵，本身就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分子，继在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反对阿拉伯入侵斗争中初露锋芒后，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如西班牙的卡拉特拉瓦骑士团成员，曾在公元8世纪到15世纪西班牙从阿拉伯人手中收复失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大多占有广大的土地，享有种种特权，甚至可以干涉王位的继承。由于经济来源稳定，政治地位优越，骑士的集团意识特别强。如高阶骑士组成的骑士勋位组织有很强的核心内聚力，其他骑士也通常只与社会地位相当的人往来，且内部等级分明，不是随便什么人愿意加入就可以加入的。以后成为贵族的荣誉身份，一般人更不得擅自充任了。游侠则不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更不属于统治集团。既没有封地，也不享有特权。其中有些人可以是公侯权贵，但更多的还是布衣匹夫，活动于乡曲闾里。在某些特殊时期或接近于社会政治的中心，但从未成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和主宰。同时，他们一般也没有固定的集团，什么人可以做游侠，只取决于他自己，而无需经任何其他人来允准。也就是说，判定他是不是侠不在经济地位或政治身份，仅在于他是否好任侠和如何任侠。因为从不拒绝与社会各阶层交往，他们的精神归属和道德荣誉许多时候正经由与人的广泛交往而获得。

其次，骑士属于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有军事采邑这种制度性的经济基础保障。由于他们的土地是由国王经公、侯、伯爵等高级封建主，以及子、男爵等低级封建主的逐级向下封赐得到的，因此不仅与子爵、男爵有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即对公爵等高级封建主也有服从的义务，当这些高级封建主出征需要战士时，他们必须追随主人，奉召为之服役，若未能按时响应征召，会受到法令的责罚。在法国，以后还定下惯例，每年骑士必须服役四十天。要之，他们必须以维护国王和领主的利益为最高目标和最高的道德标准，他们所携带的徽章盾上，也必会刻上“信仰”、“忠诚与义务”这样的词句作为格言或座右铭。必须为国王和领主的利益奋力疆场，视死如归。游侠则从没有依凭自己的身份从国家那里得到一寸土地，他们或世代豪右，善于经营，恃祖传家产过着优于一般平民的生活；有许多人并无上述优越条件，则多靠不法的商业活动甚至谋财害命起家，因此除了自己和自己所秉执的侠义理想外，他们不忠于任何外来的权威，不乐意让朝廷、官府凌驾于自己之上，也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相反，对于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享利者还或多或少有一份敌意，折损其傲慢，劫没其家资，在他们是引以为快的事情。倘非出于一己之利益的考虑，或形格势禁，为人辖制，要他们去为朝廷攻城陷池，几乎不可能。

再次，雷蒙·劳（Ramon Lull）在13世纪就写成了《骑士规则全书》，一个世纪后，杰弗里·德·查尼（Geoffrey de Charny）又写出了《骑士制度读本》。从中可以看到，只有身体健康、品德优秀的人才能被选为骑士的候补。自11世纪起，骑士制度得以确立并日趋完备。骑士在受封之前，得先完成一整套规定的仪式。如必须沐浴更衣，斋戒一日，然后到教堂通宵忏悔、祈祷。受封当日，还要再行忏悔，用圣餐，作弥撒，然后庄重宣誓，穿戴盔甲，装踢马刺，接受象征所承担职能的佩剑，就此才算正式拥有身份。有授予必有褫夺，英国历史上就发生过三例骑士被受罚降级的事件，当事者马刺被收回，剑带被割断，可谓受尽折辱。游侠没有固定的集团，有时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伙，由一批游闲少年亡命无赖为基本群众，一个著名的侠魁为领袖，前者以门客、义徒、家奴或其他别的方式团结在后者周围，这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游侠中时常可见，即唐宋以后也间可见到。如宋徽宗时，扬州境内“群不逞为侠于闾里，自号‘亡命社’”[6]，想必有一定的帮规和组织约束。但大多散漫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所谓“里豪市侠”，连松散的团伙也没有。并且既任气为游侠，在他们本是一件脱尽绳检和拘束的快事，所谓“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张华《博陵王宫侠曲》），“散发扁舟五湖侧，骏马雕鞍换俊妾。相对缑山弄碧箫，不向鸿门举玉玦”（傅汝舟《豪士歌》），自然不会再弄出许多规矩，受什么人约束。当然，因为没人可以册封谁为侠，也就没有人可以取消谁为侠。

其四，如上已有涉及，骑士大多接受基督教为自己的唯一信仰，不仅晋封仪式多在教堂举行，由教皇或主教主持，授剑仪式又引入弥撒，更发誓放弃人世间的尊崇和虚名，谨按上帝所愿生活，以保护教会、教堂为神圣使命。戈捷《骑士制》一书称：“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语虽夸张，但与事实相去不远。十字军东征中骑士的表现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十字军的数次东征，本是西欧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尽管这次战争被认为具有融中世纪虔诚、好财和贪婪三种动力为一的特征，如骑士及封建主想藉此掠夺新的领地和农奴，意大利商人想控制东部地中海的贸易，罗马教皇想要合并东正教，但倘若没有基督教的理想，那十字军便不可思议。正是那种从异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与圣地，使之重新向朝圣的基督徒开放的愿望，煽动了骑士为上帝效力的宗教狂热，从而成为他们抛离故乡远征东方的动力。也因此，在这期间建立的旨在保护其东方新领地的骑士团普遍具有宗教色彩，甚至可以说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封建军事组织，史称僧侣骑士团。如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无不是如此。此外，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成立的阿尔康达拉骑士团、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圣地亚哥骑士团也同样。他们的建立要获得教皇的批准，如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就得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他们的解散同样也取决于教廷的裁决，如法国骑士组成的圣殿骑士团在12世纪被法王腓力四世抄没财产，但法王并无权力宣布终止该团活动，而要向教廷请求，由教皇克力门特五世下令才最终将其解散。反观中国古代游侠，他们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当日，释道两教曾风行中国，信徒包括社会各阶层中的各色人等，也有游侠因种种原因投身佛门为隐侠的，或在近代投身各种教会门，但很少见到他们真的以此为信仰，并为其教义作拼死奋斗的。可以说，与中世纪骑士所拥有的宗教狂热相比，他们更富有世俗激情，有着自己现实的奋斗目标[7]。

其五，骑士装束考究：12世纪前多头戴樽形盔，内穿锁子甲、外套长褂，腰系剑带，手执铁制钉头锤。15世纪后改穿钣金铠，手执长枪，战马面身也有铠甲遮护[8]，尤讲究风度仪态的优雅。又因为受法国南部抒情文化传统影响，普遍“意识到除忠于领主和无忧无虑的厮杀生涯之外，对他们又产生了新的要求，即要求他们具有绅士般的风度——举止礼貌，谈吐文雅，对仕女要温柔体贴，对贵妇要崇拜尊敬”[9]。虽然，愈往后这些礼仪愈趋繁琐，但他们甘之如饴，以至于让人感觉这本是其与生俱来的德性。其间，对仕女和贵妇彬彬有礼，对他们来说尤其不难做到，相反，以此为契机，促使他们从此与爱情有了再难分开的紧密联系，进而成为中世纪浪漫传奇中“典雅爱情”（courtly love）的主角。譬如在德国，骑士视忠诚为最高德行，这忠诚的对象除上帝、领主外就是情人。爱情的职责要求他们履行对情人的向往，为她而奋斗，为她去打击敌人，并且除了一句赞美外，不需要任何更多的回报。如果能经由时光隧道回到中世纪，会发觉“将骑士们的情人换成军徽或国旗，那些骑士大概也不会注意到有什么不同”[10]。游侠虽有衣装华丽的，但更尚怪异。日常言行举措方面则没有一定的约束。自然，其中有一些举止儒雅，为人深沉隐蓄，不轻发露，但那只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大多数游侠举止粗豪，甚至佻薄无检操。如果说，谦逊稳健的风度为骑士所热衷，那么脱去一切拘束，意气自负，我行我素正是游侠的做派和风范。由这种做派风范，不修操行，不拘小节，以及对道德规范和礼仪讲究的冷漠，使他们成为逸出社会习俗之外的“自由人”。至于对于女人的态度，游侠也与骑士大不相同。由于从小长于妇人之手，而妇女在其时社会生活中承担的责命也够重要，这使得骑士对女性天生就有一种母亲般的崇拜，并又因其美貌、能力和风度，将之视为自己以财产为基础的平淡婚姻的浪漫补充，因此，仅为了赢得她们的青睐，骑士也愿意更努力地砥砺自己的意志、气度，获取更大的光荣。游侠虽然也出入声色场，嫖妓宿娼，但大多意在玩赏。要说心存怜惜或有，但倘非对方也是侠女，或有侠烈肝胆的奇女子，根本没可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发自内心的敬慕和崇拜就更谈不上了。并且，这只是就接近女人的那些游侠说的，还有许多游侠好与豪杰雄桀结交，与游闲少年相往还，并不喜欢与女人来往。在唐以来历代武侠小说中，我们不大看到游侠为自己所爱的女人甘冒风险，舍身忘死，正如刘若愚在论唐代侠义小说《昆仑奴》时说的，“在解救困境中的女子这一点上，昆仑奴像是西方侠义文学中身披耀眼盔甲的骑士，不过他不同于西方骑士的地方在于，他所解救的对象不是自己的爱人，而是别人的爱人，事实上，中国小说中，侠士往往对异性很冷漠”[11]，这一特点显然不会仅出作家一己之想象。

最后，最为明显的一点，如此以忠君、护教和行侠为宗旨的骑士仅存在于中世纪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游侠则活跃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时期，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之所以一者得以绵延不绝，一者倏而消逝，其间原因颇值得专门家进一步研究。

武士精神与游侠崇尚

武士，《万叶集》作“ますらお”，即“丈夫”、“健男”，或“もののぶ”，即“物部”，是对古代日本职业军人的称谓，是日本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

公元6世纪，由于贵族和以部民为主体的平民之间矛盾加剧，古代日本奴隶型生产关系开始瓦解，具有封建制萌芽的隶农型生产关系渐据主导。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化改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吸取了中国隋唐制度的某些特点，确立了全新的文官体制，又仿唐朝均田制，推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改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私有化和豪强势力的膨胀，提高了部农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到8世纪初，随土地私有倾向的抬头，这种制度渐渐不能维持局面，而为一种崭新的土地制度——庄园经济所代替。庄园经济实是一种化国有公田为私人占有的土地制度，庄园的领主依恃特权或朝廷先此赏赐的位田、职田、功田，以图占公田和开垦私营田等方式侵占大量土地，又通过兼并、购买、寄进等手段使名下庄园迅速增长，以至11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新经济已完全取代了中央集权的土地国有制，成为居于垄断地位的经济模式。

伴随着庄园经济的确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开始瓦解，“大化改新”以来推行的征兵制也因此日趋废弛。以后虽改行“健儿制”，即专门征集郡司豪强和富家子弟入伍，可因为应征者仅从贵族中选出，使服役成为一种特权，而被选出的人又多纨绔子弟，根本不能打仗，终使国家武备更趋废弛，“呼召进退仪容大整，而兵威益衰”[12]。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庄园的普遍建立，一些领主为扩大领地，常强占力量较弱者的土地，不断纠纷争斗，导致庄民的武装化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武装的庄民本来只是兼以为武，后来渐渐脱离农业，成为专门的武装力量。不久，寺院、神社名下庄园也纷起效仿，组织僧兵。这些武士和僧兵挟势违法，横行霸道，引起地方政府的极度不安。为了确保治安，维护国司、郡司的利益，也开始从当地豪富中选择孔武有力者，组织起隶属于自己的武士，称为“郎党”或“郎从”。到11世纪中后期，武士势力迅速发展，渐渐超越庄园范围，成为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形成所谓武士团。其中势力最大者数源氏和平氏，前者权倾朝野，“坂东武士，多乐属者”，“会东弓长之士，大半为门客”[13]；后者也曾有“武士充满洛中，云集禁里”的声势[14]。从此，日本政局开始长期为武士控制，武家政权乃至武家社会俨然成形。镰仓时期，其集团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以后武士的道德观念、即所谓武士道也在江户时代最终形成[15]并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后。

浪人，原写作“牢人”，是对失职武士的称谓。起初武士都有份地，幕府时期失去官职俸禄，离开主家流浪，遂成失职之人。1600年关原大战及1615年大阪冬季战役后，这样的人出现了一大批。由于浪人之子大多仍为浪人，故德川时期人数由十几万急增至数十万。浪人不但富有勇力，喜欢冒险，还有很好的学识修养，精通军事、医学和儒学。其中一部分改营农商，大部分仍保持武士传统，对江户时代的政治、文化有过深远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后，有些人为帝国军部利用，作为帝国侵略亚洲的尖兵，足迹遍及中国和朝鲜，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急先锋。如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就有日本浪人组成“天佑侠”，以民间身份赴朝点火，声称自己“掷产舍家，冒死而离父母之国”，是为拯救朝鲜脱离清廷的挟持，进而要求东学党人依托具有“义侠”精神的日本国民，挥师北上。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浪人怀着追求正义的高尚情怀，仗义行侠，有些还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就了卓著的侠名。

检视日本武士及其所奉执的武士道，还有日本浪人的道德信仰、行事原则，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与中国古代游侠有相近似的一面。武士腰间常佩利刃，以示勇武，恰如游侠不离宝剑宝马，好以奇特装束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孔武有力。武士在组织形态上经历了以血族关系为主的“惣领制”向以地缘关系为主的转变过程，这种“惣领制”规定由一族之长惣领，也即统辖族内庶子，同游侠以宗族方式群居任侠，并接受其中一大豪（通常即为一族之长）的辖制也相似。至于以地缘为结合方式，则自两汉以来十分常见。

武士所推崇的“勇士之道”、“弓矢之道”，主要是确立蒙恩和感恩的关系，幕府与武家的主从关系，强调家臣对大名单方面的尽忠，其他便是信义、廉耻、牺牲、洁白、质素和礼仪等原则。盖因武士道是日本武家文化与儒学忠孝名分观念和禅宗“死生一如”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故这些“道目”的大要无非敦励武士敬忠主上，重名轻死，崇尚勇武，知耻守信。如被认为出自山本常朝武士之口的《叶隐闻书》，就记录了许多武士的箴言，主题除对藩主的忠诚外，就是爱重名誉、注意修身和慷慨赴死诸项。如说：“履行义务必须是无可指摘的，你的名声必须是洁白无瑕的”，“你们可以牺牲生命，但切不可丧失荣誉”，“勇敢高于一切”，“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你们应当锻炼自己的思想，使它专注于唯一的目标。履行军职要诚实。不真诚的人永远不会忠诚地作战”，“武士有义务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交给藩主，此外他应当是精明、仁慈而又勇敢的”，等等。另一部集中表现武士道德观的著作、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也说：“一个优秀的武士，应该牢记，从正月元旦一早起，拿起筷子吃煮年糕饼开始，到那一年尾的大年三十夜，每日每夜把死不间断地挂在心里，是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这些都与游侠的崇尚有相通之处。

《叶隐闻书》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藩主锅岛的管家介左卫门得主人送来一纸命令，说其女行为不端，有辱父名，当自杀以谢。当时他正在下棋，得此令后仍神情安详，从容下完残局，然后到一边切腹自杀。他的十八名武士不愿离开，请求藩主准许追随主人而死，使者不允，经介左卫门之子出面请求才勉强同意，于是这十八名武士相继自杀。如此酷烈的场面，令人不禁要想起墨家巨子孟胜及一众弟子与田横五百壮士的悲壮举动。当然，武士喜以国民天然的捍卫者自居，好侠任武中不免夹杂贪图功名崇尚享乐的私虑，这在有些好立私名、谋建奇功的公族豪侠身上也可看到。武士在宗主或家中长者死于暴力时必当为之复仇，这与游侠的行为更是如出一辙。

再看浪人，虽然失去了职守，却是武士道精神的极端信奉者。并且较之武士，无论从气质还是行事方式，似与游侠有更多的相似点。那种仅凭一己热肠闯荡天下，见难奋发、无所畏避的精神，那种摆脱外来权威束缚，仅听命于个人意志的自由崇尚，都与游侠有惊人的相似。如被称为“浪人界国王”、“全国志士总帅”的头山满，早年在兴志塾门下读书时就不拘小节，常和师生“挥臂扼腕，评论古今英雄豪杰之功过，为杰士仁人洒一眶热泪”[16]。塾中所用教材专以古学为主，《尚书》、《周易》、《论语》、《史记》、《左传》之外，就是《三国志》、《水浒传》。还有一本幕府统治末年絅斋浅见安正编著的《靖献遗言》，专门选录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遗文和小传，宣扬殉义死节的思想，也很得他的喜欢，由此培养了负气悲歌、慷慨侠义的武士气质。再如宫崎长兵卫原是住在乡村的低级武士——乡士，“性公正而无偏爱，待人情敦谊厚”，“容貌严肃，礼让恭敬”[17]。外孙筑地宜雄在回忆录中，称他“天性豪放磊落，喜文尚武，胆略出众，积极进取，有为果敢，且敬神祭祖之观念极强，义勇而易动情，憎恶横暴非道之行，深忧民众之疾苦，投私财以救穷民，虽倾产亦不为意，由是颇为乡党所重，民众恃为依赖”[18]。其子宫崎滔天秉承父志，并母“男儿耻死榻上”的教训，敦励侠义精神，也是当时著名的浪人。与头山满一样，他同情中国革命，为孙中山所器重。在为其《三十三年之梦》所作序中，把他比作大侠虬髯公，称他“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话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19]。虬髯客是唐杜光庭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武艺高强，有夺取天下的宏图大志。后在太原结识李世民，知已有真命天子出，便倾其所有交付友人李靖，让他辅助李世民夺取天下，后李靖用其所赠助李起兵，建立唐朝。宫崎滔天支持中国革命，不远千里，贡献卓著，故孙中山譬之虬髯客，对其侠义精神予以高度评价。黄兴也有诗谓：“独立苍茫自咏诗，江湖侠气有谁知。千金结客浑闲事，一笑逢君在此时。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关山满月斜阳暮，匹马秋风何所之？”[20]简直就把他看成是一位江湖豪侠。

此外，与有职奉的武士不同，随明治维新后武士特权的逐渐被削弱，武士叛乱的被镇压，其势力日益减弱，直至最后失职为“浮浪人”。为了生活，他们有的经营近代工业或金融、高利贷，变身为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大部分做工务农，甚或流为平民乞丐，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有密切的交往，这与基本活动在乡里邑中的游侠很是相似。许多浪人没有固定职业，在失去宗主庇护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附一种或数种政治势力，由于这种身份特点，导致一些人渐次堕落，多沦为吹牛饮酒之辈和“心狠手毒的无赖之徒”[21]，这种情况在游侠的末流身上也时不时可以看到。

不过，与前面对欧洲骑士的论述一样，尽管我们承认武士、浪人与古代游侠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间存在的差异仍不能不一一加以指出。

首先，武士就其产生之初而言，尚作为封建庄园主和地方政府所役使的勇力之人，但以后随势力膨胀，政治地位迅速上升，遂成国民的统治者和左右政坛的重要力量。[22]如专门扶植和鼓励武士的镰仓幕府实际上就是一个武士政权，历时凡一百五十年，不但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即对京都也有一定监督权，天皇在当时已形同虚设。武士阶层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除被要求忠于主人外，享有各种特权，是处在一般民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武士的精神因此成为整个日本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并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之后。浪人虽失去官职和特权，局处民间，成为无恒业恒产的游民，但由于大多早先为武士，或是武士后裔，与军政两界关系密切，以后许多军政要人也加入浪人集团，使得其身份构成有了明显变化，再难说是一游民集团。但游侠则不同，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享有国家明文封赐的特权，不属于统治集团成员，更不可能像武士一样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权，进而控制全国局势，影响统治政体的建成。相反，他们四处游荡，离散在社会底层，时不时要受到统治集团的裁抑和打击。因此，无论是他们的忠还是信，都不是出于对所从属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遵从，而仅基于遇我以礼、我报你以力的交换。当然，遇我以礼的可能是像战国四公子那样的统治集团中人，但游侠效忠的不是其地位。其间服从和效忠的义务不是由地位或别的什么因素外在地给定的，而全然出于游侠自己的判断。《叶隐闻书》力主不问善恶是非地效忠主君，尝谓：“一个忠于自己主人的人，即使饿着肚子，也应当剔牙。他在家应当披狗皮，在别人面前则应当披虎皮。”游侠则不同，倘若要他受如此委屈，怕早就改换门庭了，至少也得唱几句“食无鱼”的怨歌。因此，倘说新渡边稻造《武士道》一书所谓武士的基本道德是“忠”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游侠最基本道德是“义”，“行而宜之谓义”，只要当行便是“义”在，哪怕这“义”落实在自己该忠于之人的反方。

其次，武士有从事劫杀活动的，在其崛起之初，作为藩臣，最主要的义务就是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通通交出，为藩主的需要去面对强敌，孤注一掷。[23]但在成为特权阶层后，就以从事政治活动为主了，并且这种活动大多具有纯粹性，不一定与武力相伴随。如平安时期平民武士团曾协助白河天皇实行太上皇摄政。保元之乱后，权臣平清盛得到重用，武士团势力抬头，直接对皇族和贵族构成威胁。平治之乱则干脆是平氏、源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的实力较量。到14世纪南北朝时期，两个皇统对峙的政局实际上仍是武士集团内部的对立。15世纪室町末期，封建领主开始互相吞并的战争，历时一百多年，幕府政权经过镰仓、室町前期，至此已失去对领主的实际控制，下属武士取代家主的现象日趋普遍。这些武士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也仍是政治活动，而非武力攻杀。

浪人也同样，如明治以来的大陆浪人怀所谓“雄飞大陆”的愿望，热衷于经营中国与朝鲜，甚至挟狂热的扩张思想，甘愿充任日本军国主义的别动队。成书于1938年、旨在宣扬浪人理想和精神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一书就说：“对我国于东亚之国策，概由民间志士所奠定，此国策之实现，亦常为民间志士诱导乃至促进之结果也。庙堂之政治家于国家大事，常陷于优柔寡断之境地。而民间志士则鼓舞鞭挞之，强力逼迫之，遂使为政者不得不向日本高远之使命迈进，此类事例真不胜枚举。”这里所说的“民间志士”即指浪人。他们积极主动地推动日本向海外扩张，其行为的利益导向实际上与政府是一致的。游侠则不同，历史上游侠有入仕为官，甚至进入国家要枢，从事与其官阶相符的政治活动，但他们之被称为侠，只因为常做侠者才会做、才能做的侠行，而不是什么政治行为。更多的游侠主观上无意、客观上也不可能参与政治，特别是政治的决策。倘若说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要实现，为此屈身交结官司，或变诈役使衙蠹，这利益也不像武士、浪人一样与国家政治相关，与统治阶层相同，在通常的情况下，两者的利益还正相反。换言之，他们只热心自己的事业，仗剑行侠，乃或寻仇攻杀，并为此义无反顾。有的游侠卷入政治，通常是感于恩义，被人抚用，算不上真正参与政治行为。

再次，武士受儒家及朱子学影响，重视名分观念，强调五伦五常。武士道的准则规定武士必须遵守信、义、勇，讲究克己、慈爱、妇德，“得主尽忠，交友守信”，“尽忠孝，常住死”，总之，必须以儒学作为立身行事的根基。如中江藤树和贝原益轩还分别在《文武问答》与《武训》中，系统论述儒家伦理与武道的关系，以为“文中有武，武中有文，犹如阴阳互为其根，故无文之武，非真正之武”，直接发展出一种系统的“文武合一论”。被称为用儒家思想创立武士道的鼻祖，山鹿素行更吸收朱子学的精华，将其发展为成熟的士道论，他的《山鹿语类》不仅讲“要明确意志，要历练德行，要琢磨才能，要经常反省行为的善恶，要立正威仪，要谨慎平常的行事”，更讲“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朋辈，厚信；独慎身，专在于义”。故近世以来，武士道被称为“士道”，而此前常用的“弓矢之道”、“兵之道”和“勇士之道”反而少为人提及。与此相联系，是一些出色的武士因此被比拟为儒家的士人君子，既文质彬彬，又谦抑多礼，具有美好的品质。故普罗宁可夫说：“儒教是武士道的道德伦理基础。”[24]此外，武士还喜好研习禅理，追求无念即正念的修炼，并希望借此修炼，彻悟生死差别，断绝生死羁绊，进而有以达到“忘我”、“忘亲”与“忘家”的境界。浪人大多出身武士家庭，多少继承了武士的传统，有的还极力效仿吉田松阴、坂本龙马等著名武士的行为，把武士道当作自己当然的行事准则，所以也愿意接受儒学的影响，乃至持作立身之本。如前所说，他们大多富有学养，除擅长军事、医学外，就还精通儒学。游侠，特别是一些公族豪侠、卿相之侠，也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有的也好儒学，习黄老，但大多数并不以此见长，甚至从小不能识文断字，所谓“不通姓字粗豪甚”（杜甫《少年行》），要待长而改节，才亲笔墨，有的则终身不操文事。检视游侠发展历史的全过程，很少发现他们能以儒学或其他别的学说安身立命的，尽管我们承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因与其道德追求有契合处，可能在不同的程度、层面上曾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过影响，受儒者忠勇的感召，砥砺心志，因力修力行而被人称为“儒侠”的也不知凡几。

其四，由于武士所处的位置优越而特殊，享有种种政治特权和社会声誉，所谓“花数樱花，人数武士”，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十分重大。制定于1232年镰仓幕府的基本法典《贞永式目》，以源赖朝以来武士习惯法和判例为规范，就对武士的权利和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并使之最终成为武家的根本法律。因此，武士们特别珍视自己的身份，注意形象，讲究仪表。如江户时代的武士每天早晨起来都要沐浴修面剪指甲，然后用浮石仔细磨光，用节节草擦亮，有的还往头上喷香水。这样既可以保持容光焕发，一旦牺牲，也不致以一具邋遢的遗骸落入敌手，招天下人耻笑。此外，尚须懂得欣赏艺术，在茶道、棋道等方面都略有造诣。浪人也有自觉追求风度仪表和生活雅好的喜好，日常言行举措决不随便马虎。游侠可不愿受什么拘束，从客观方面说，由于构成复杂，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既不属享利集团，也不是一具有统一目标的稳定的社会集团，自不可能制定对所有侠者都具约束力的规范和法律。而就主观方面说，他们天性大多豪放，喜好朗朗爽爽地纵博豪饮，自由自在地闯荡周游，除追求作为侠者的声名外，对其他名望声誉都十分淡漠，所以大都不屑刻意修饰，更不注重修身。而有时过分的扮饰，如鲜衣凶服、披铠戴鞬之类，不但不足以增其容光，相反，适足将其与一般人群拉开距离，乃至成为招致打击的由头。

综合上述两节所说，倘若再做一连环比较，不难发现骑士、武士和游侠三者虽都崛起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时代，精神气质和行事风格有相似之处，但要说其道德信仰和行为准则大多相同，那只有在滤干这种信仰和准则各自内含的特殊性，并提升到对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的层面才能成立。正如民族的全部历史是在许多世代的过程中，在其生存条件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骑士、武士或游侠的道德理想和视境也在各自生活的环境中形成，并随这种环境的发展而发展变化。骑士和武士因具有统治集团成员的优越身份，所以视忠于君主和所从属的阶级利益为自己根本的义务，从这一角度出发，如井上哲次郎《武士道全书序》所说的“骑士道与武士道也不是全无共同点”可以成立，但尽管如此，他仍不忘指出两者“性质全然不同”，至如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多言其同，是假骑士精神作包装以达成别样的目的，根本不足以混淆两者的区别。当然，更判然有别的是他们与游侠之间存在着的根本性区别。武士道在神道与禅宗影响下，讲究看透生死，于两难之机当机立断，执一念觉悟慨然赴死，追求一种陨灭凋零之美，一如受西行“隐于花下，花儿苟延不败，终遇知音，欣然花落有期”诗的影响，山本以“叶隐”名书，这种对陨落之美的体悟则不仅骑士没有，游侠也未必有。

结言之，仗义行侠固然是人类中一部分特别富有血气和激情之人的天性，但行侠的目的是什么，为谁行侠，怎样行使，确是因着各自所属的阶级阶层，所拥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背景而各不相同。我们可以把前者留给诗人、小说家去强调去张扬，但作为研究，却只能越过这种普泛意义上的赞美，去分析血气和激情外一些更具有意义和影响的东西，如是骑士制度，它如何超越一个时代，由活跃于中世纪的强势群体，成为贯彻欧洲整个社会历史和世俗伦理的主干，进而影响及西方绅士礼仪的形成[25]；如是武士道，又如何从武士的实践伦理，变成平泉澄所讲的“日本精神之精华”，乃或芳贺矢一竭力向西方推介的“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26]。而中国的游侠又为何由一种边缘化的生存，如章太炎所说的“侠者无书，故不得附九流”，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成为至今绕不过去的话题，诸如此类。

[1]参见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波恩Inter Nationes1987年版，第33页。

[2]埃里克·奥尔巴克：《模仿》，转引自刘若愚《中国之侠》，第136页。

[3]罗伯兹：《英国史》，贾士蘅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68页。

[4]玄珠：《骑士文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33页。

[5]田毓英以为“中国和西班牙侠都是以勇出奇制胜的，但这两种侠的骨子里流的是两种不同的血液，他们心灵里拥抱的是两种不同的目标，他们行侠动机是迥然不同的”，“西班牙侠行侠为荣誉，中国侠行侠为了义。这就是中西侠间最大的分水岭。其次，中国侠往往不近女色，西洋侠生活中主要的成分是妇女……中国侠虽是舍生取义的义士，却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标准。我们还有一套更完善的人生哲学”，所论有强为分疏之嫌，稍涉简单了。见其所著《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页。

[6]《宋书·石公弼传》。

[7]与游侠未受佛教影响相反，随明清以来佛教的世俗化，不少僧人任气尚武，倒出现了侠客化倾向，是为僧侠。参见陈宝良：《禅武僧侠：明清佛教之世俗化及僧人之侠客化》，《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8]见田中天：《图说中世纪服装》，苏汝衡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1页。

[10]蕾伊·唐娜希尔：《人类性爱史话》，李意马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4页。

[11]刘若愚：《中国文学艺术精华》，王镇远译，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60页。

[12]《大日本史·兵志二》。

[13]《陆奥话记》，引自《从史料看日本的发展》中世编，吉川弘文馆版，第1页。

[14]九条兼实：《玉叶》卷二，名著刊行会1979年版。

[15]参见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堂1935年版；古贺诚：《武士道论考》，岛津书房1974年版。

[16]藤本尚则：《巨人头山满翁》，文雅堂书店1942年版，第52页。

[17]上村希美雄：《宫崎兄弟传》日本篇上，华书房1987年版，第33页。

[18]《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平凡社1972年版，第472页。

[19]《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6页。

[20]《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1页。

[21]苇津珍彦：《大亚细亚主义与头山满》，日本教文社1965年版，第3页。

[22]江户时代武士教育家斋藤拙堂（1797—1865）《士道要论》提出：武士为四民之首，上侍奉君主，下管理百姓，国以士立，士以气立，故其人风气如何动关国家之盛衰。

[23]武士道因建立在恩给关系基础上，有时奉命任行攻杀，自不免陷入“暴力道”，此意见樱井庄太郎《名誉と恥辱——日本の封建社会意識》，政法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

[24]普罗宁可夫：《日本人》，赵永穆、朱文佩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25]倪世光：《西方历史文化变迁与骑士研究走势》，《历史教学》2007年第9期。

[26]平泉澄：《武士道の復活》，东京至文堂1936年版；芳贺矢一1917年伦敦演讲，见服部真长：《新版武士道——文武両道の思想》，大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中国游侠史论/汪涌豪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