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对游侠发生发展历史及主要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介绍，可知这一特殊人群具有难用简单是非标准评价的复杂特性。在学界，已有论者试图对此作出归纳，但各家除论说角度与着眼点不同外，大多仅停留在对游侠言行作外相的静态分析上，而于切入其基本精神构造方面做得不够。

游侠的人格十分复杂，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这种复杂性是置身在一定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中产生的，作为个人身心和行为特质的综合体现，它包涵着道德、信仰及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所有才能和习惯的内容，只有从此入手，由其精神构造的分析进入到对其人格特征及社会属性的界定，才能真正把握其行为在道德意蕴上之所以存在巨大反差的原因，并最终终结上述各执一端各主其是的淆乱局面。

慕义感分临难不苟的忠勇

中唐李德裕在所作《豪侠论》中说：“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这段话道出了游侠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慕义。它不仅是游侠一切行为的准则，也反映了作为道义责任的积极承担者，他们基本的人格取向。他又说：“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可知他之所谓“节气为本”是偏义复指，意即侠者当以志节为本，以志帅气，而这种志节在他看来，又必须以“义”为基础。所以他表彰“孟轲之勇”，即孟子能宣导一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的特征正在于如确知正义在我，便能勇往直前，所谓“舍生而取义者也”。他称拥有这种“义”的游侠为“真侠”。

那么“义”是什么？依孔子的解释，“义者，宜也，尊贤为大”[1]。孟子从人性论角度释义，以之为人固有的四种善端之一，指出：“义，人路也”[2]，“义，人之正路也”[3]，“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4]。显然，儒家所谓“义”是指一种合乎道德礼仪的行为节操。以后《吕氏春秋》称“义也者，万事之经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礼记·礼运》提出“十义”，将父慈、子孝等传统伦理规范均纳入其中，便是对孔孟之说的直接贯彻。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以“宜”释义，称“宜者，分别事物，各有所宜也”，一直到近人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谓“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也都是对上述论说的衍申。

然而，正如近人冯友兰《新事论》中指出的，游侠所理解并执守的“义”并不仅限于常人所以为宜，“在有些地方，都比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5]。通俗地解释冯氏的意思，无非是说游侠对“义”的理解要比常人为苛严绝对，由此，他们执义施行的侠举往往具有超道德的特征，是古人所谓真正的“至行过人”者[6]。事实确乎如此，本着自己独到的道德视境，游侠所谓的“义”虽不能说与孔孟学说毫不相涉，但就其内核而言似比“义者宜也”要小得多，自然也比儒家所谓的“义”更集中，更纯粹。譬如说，它基本上不理会、或干脆排拒儒家及一切正统人士那种好将“义”与“仁”挂连，并用中庸恕让、等级有差等观念来限定所宜之事的做法，也不取管子将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撙诎、纤啬省用、敦蒙纯固、和协辑睦均揽入“义”内的做法[7]，而独取其见宜当行无所规避的一面，并将之推向极致，所谓“义死天亦许，利生鬼亦嗔”（刘叉《烈士咏》）。对此冯氏引《儿女英雄传》中安老爷的话以为说明：凡侠义者流，都是“一团至性，一副奇才，作事要比圣贤还高一层”。

墨家巨子在这方面可说做出了绝好的榜样。[8]墨家本主张“万事莫贵于义……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9]。当楚阳城君国被人收没，为其守国的孟胜认为自己有责任，不可不死，弟子徐弱劝以如此死法于事无补，但为维护墨家的信义，他还是毅然赴死。受其感召，徐弱先自以死除路，其他一百八十三个弟子也在此后相继自杀。以惯常的道德标准判断，孟胜之死不能说尽出无谓，徐弱和众弟子死则显非其宜，但墨侠看来这却是理之当然，所谓义之所在即身之所在，非这么做不行。义在他们眼中已不仅指人的思想行为应该遵循的一般社会原则，乃或人判断是非的一般评价能力，更指行动中必须崇奉的不计功利的纯道德乃或超道德的根本性准则。

“率义之谓勇”[10]，将这种执义不苟的精神施诸国家民族，乃至天下百姓，能为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利益奋起抗争，挽狂澜于既倒，独任天下之重而无所回避，勇与义俱，一无反顾，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这便是游侠的忠勇，便是游侠人格中最为闪光、最值得称道的品格。“忠，质厚也”[11]，它是基于“义”体现出的一种专一诚笃的品德，与“义”互为表里。明人李贽曾经说过：“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12]，所谓“侠忠”，即此义也。

历代游侠中不乏这样的义士。战国时，作为卿相之侠的信陵君魏无忌能为祖宗之国的根本利益不避艰险，奋起抗击强秦，解救邻国赵国的危难，就可称侠忠。时魏王畏秦强大，不敢发兵，“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他虚己下士，广交博纳，无非是尽众宾客的才力效力国家，所以有夷门监者侯嬴为献奇计，然后北向自刭而送，有勇士朱亥不惜履险犯难，袖铁锥击杀晋鄙。由于功高名重，魏王对他多有猜忌，他不得不滞留赵国十年。期间魏王并无任何和好的表示。秦国听说后欺魏国无人，加紧攻伐，魏王不得已让使臣请他回国。当他心存顾虑意欲回绝，先前被他倾身相接的毛、薛两公即以义相责：“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他听罢“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很快联络诸侯，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黄河以南，并乘胜追击，逐其至函谷关外。

司马迁对他这种深明大义的豪举十分赞赏，所以为孟尝、平原、春申三君立传皆以封邑系，独于他尊以国系，称“魏公子”，又以魏亡缀于传末，以示其虽一身而动关一国之存亡。后世史家就此多有论说。如明人王世贞指出：“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君之好士也，以存魏也，乌乎同？”[13]清人洪亮吉也说：“尝读存韩一书，实尽六国之形势，而知信陵君一身攸关六国之存亡，岂若孟尝、平原、春申诸君，竟以食客自喜，略无关国是者哉。”[14]李晚芳《读史管见》说得更为具体：

战国四君，皆以好士称，惟信陵之好，出自中心。观其下交岩穴，深得孟氏不挟之者，盖其质本仁厚，性复聪慧。聪慧则能知人用人，仁厚则待贤自有一段眷慕不尽之真意，非勉强矫饰者可比，此贤士所以乐为用也。余三君，孟尝但营私耳，平原徒豪举耳，黄歇愈不足道，类皆好士以自为，而信陵则好士以为国也。好士为国，故其得士之效，亦动关乃国之奠定。得侯生而救赵之功成，救赵即救魏也；得毛、薛而救魏摈秦之功成，秦天下之仇，而魏则祖宗之国也。以信陵之才，自足以存魏强魏；而所取之士，皆多奇谋卓见，足以赞其存魏强魏之功。故未任事，则天下畏其贤而多客，不敢窥魏；一任事，能使暴秦辄退走不迭，而天下诸侯皆亲魏。

孟尝君并非一无侠行，说其养客营私，是指他一生活动都在谋求一己之利，维护个人的富贵荣辱。当齐湣王灭宋后想罢他相位，他即逃到魏国，任魏昭王相，西合秦、赵、燕三国合纵攻齐，使湣王被迫出逃莒邑并死在那里。他对士人虽多存养重用，但很大程度也未摆脱豢养与利用的考量，以至除一冯谖外，其余纷纷，并鸡鸣狗盗之徒都不如，“养士三千，仅得一士之用”[15]。司马迁对其行颇有不满，故传后赞语微致贬意，称其招致奸人，“好客自喜”。司马光《资治通鉴》更称其为“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平原、春申两君虽没有这般一意为己，前者尚知“赵亡则胜为废”之理，后者为相八年，也曾主持北伐灭鲁，为楚国复兴有所贡献。但一者才智平浅未识大体，轻视所谓博徒卖浆之人，“是平日之喜宾客皆成末节”[16]；一者但知供给门客以丰美的衣食，听信妇人之言，出于私心，与李园合谋立私生子为太子，为李所忌，临危而无一人出来提醒并解救，又不听朱英言，当断不断，死得糊里糊涂，故“愈不足道”。

相比之下，信陵君任侠好士是为国，而非用以自壮，这正是“义”，正是以节气为本的侠者人格的绝好体现。日人渡边秀方《中国国民性格》一文认为，中日两国所持之忠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是计君恩轻重而报之以忠，日本武士则是不论君恩有无皆报之以忠。其实他的这个判断只对一部分中国人适用，他的知识域里，可能只将重名嗜利的古代士大夫作为中国人的代表，而没有包括进全体中国人，更没有包括进具有忠勇人格的烈士和游侠。

忠勇的游侠在战国后仍不时可见到。如李德裕《豪侠论》就提出过一个气义相兼的理想人物，汉武帝时大臣汲黯。汲黯为人“性倨，少礼”，以此不被士人亲附。但他“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在任主爵都尉列位九卿前，就因数切谏不为朝廷所容，外放为东海太守。在东海，他抚爱百姓，大有政绩。再度入朝后仍不易故性，每持大节，无丝毫苟且。武帝尝招聚文学儒者以示崇礼，刚说到“吾欲”两字即被他打断，直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想说什么，《史记》未载，但荀悦《汉纪》有载，“帝问汲黯曰：吾欲兴治，法尧舜，如何？”他竟一言斥退，说得武帝变色罢朝。群臣责其无礼，他却认为：“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他对武帝征伐四夷、盐铁官营、任用酷吏等也有意见，对为其亲用的儒臣公孙弘、酷吏张汤等人不但无丝毫巴结之态，相反，伉厉守高，面触前者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后者实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网。武帝虽多不耐，尚知他为人伉直，视为“社稷之臣”。卫青是皇后卫子夫同母弟，伐匈奴有功封大将军，当其宫内侍应，武帝可随便坐在床沿召见；公孙弘有事求见，间或连帽子都不戴，“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甚至有未及穿戴，只好躲入武帐，让身边人传话准奏之事，对他敬重如此。淮南王刘长为人张狂，于汉廷公卿也独惧其一人，为此深藏奸谋，不敢轻易谋反，又每称其“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17]如此以纯刚至正之气卓然立于汉廷，自天子以下皆敬惧之。为人又内行修洁，几无私欲，高出弘、汤之辈许多自不说，较之后世士大夫为利禄所汨，外饰仁义至于累千万言，也显属特卓不群之士。特别是究其品节，按其人格，于君诚戆，于民忳恳，于忤奸处峭直无私，“不畏威，不惧祸，不知君之怒，不知人之忌，断断然独岳立于如狂如沸之朝而不少挠，令百世下读之……可以兴廉，可以立懦”[18]，正体现了游侠忠勇的人格力量。

前及宋靖康年间李彦仙、孙益，宋末助文天祥抗元诸死难烈士，明嘉靖年间杜槐、谢介夫等人，虽身任微职，或仅是布衣之侠，但当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能不苟为趋避，临大节而意气不屈，以一腔热血，求一场好死，从广义上说也称得上是“侠忠”。明末，节义之志多聚集在袁崇焕身边，乃或入其幕，即在其家乡，就有黎遂球[19]、欧必元[20]、李云龙等，为人皆耿介有侠气。如李云龙后为袁崇焕参将，镇守三边。为人负奇气，慷慨重义，大有侠风，所作《少年行》诗，有“万里辞家出塞垣，五原兄弟竟交欢。吴钩上有仇人血，解向樽前笑共看”的豪迈之句，《留别梁非馨》诗，又有“长缨君合请，短剑我羞看。欲向醉中别，天寒酒易阑”的悲壮歌吟，当梁氏入袁幕为重客，又赋《宝剑篇》相赠[21]其钦慕古游侠之心跃然纸上。一直到清末，谭嗣同还在倡言“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22]。可见游侠中大有忠勇的义士在，他们忠爱无私的人格精神，足以砥砺历代为侠者或任侠的仁人志士，从而在他们心底唤出一种一往直前的勇气。

历代咏侠诗中，也常可见到对这种忠勇人格的赞美。如曹植《白马篇》称颂幽并游侠儿“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行，虽着意于暗示一己的政治抱负，但多少表达了游侠所奉执的原则信条，所向往的人格取向。隋唐以降，特别是唐代和明末，这类写“边烽警榆塞，侠客渡桑乾”、“见说秦兵至，甘心赴国雠”的作品甚多。如唐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诗有“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将军下天上，战骑入云中。……归来谢天子，如何马上翁”，高适《送浑将军出塞》诗有“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还有明末陈子龙的许多作品，都令人想见当日游侠争赴边地，求取功名的踊跃，以及为国家民族临难不苟奋身捐躯的人格魅力。唐人赴边的壮行前已论及。明代除李成梁所在辽东之地外，北方“九边”之地尚有宣府、大同、延绥、山西、固原等重镇均为抗虏前线，闽浙两地则为倭患重灾区，时文人任侠如王寅、徐渭、沈明臣等都曾入胡宗宪幕，陈弟、李杜入戚继光、俞大猷幕，死后墓碑被表为“闽侠士”的何璧则入张涛幕，他们的经历与创作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侠者忠勇的最好的诠释。如何璧“魁岸类河朔壮士，跅266放迹，使酒纵博，聚里党轻侠少年，阴为部署，植竿关壮缪祠下，有事一呼而集”，完全是一副游侠的做派。然辽事起，则能往从边地，“谙晓辽事，谈夷汉情形如指掌”。后张涛死，他“入楚哭之，遂以病死”[23]，如此受人知遇即报人以命，也一如古游侠风范。康从理“好客任侠，倭寇起海上，偕刘将军子高入吴，间关兵革间，濒死者数四”，子高让其自便，他始终不肯离去。待其拜大将，幕下士日众才辞归金陵。后子高病，想见他，他当即驰赴与永诀，又“经纪后事，挟其柩至武林，远近皆义之”[24]。察两人行事，是合私谊大义于一体，将侠的精神贯彻发扬得淋漓尽致。

重气轻死不爱其躯的疏放

如前所说，游侠有慕义感分，临难不苟，为国家民族、社稷苍生利益而奋起行侠的，借用李贽的话，这是“侠忠”。不过要指出的是，由于其人天性放达，不乐仕进，向往无拘束的自由生活，所持人生信条和生活理想与常人不同，与士大夫阶层更有很大差异，许多人以后即使入仕为官，甚至为显宦，大都仍依游侠的原则行事，乃至有以此遭黜落也不顾惜反悔的。所以，应该说更多的侠并不以政治或事功自励，而只是感于意气，激于义愤，凭着几乎先天秉持的热肠和膂力行事，所谓“古贤豪节侠，以气谊相钦重”[25]。倘要对这种基于气谊的行为作一概括，那就是重气轻死，不爱其躯。

游侠尚气任侠，只要能伸张意气，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气”不尽是灌注了儒家道德理想的浩然之气，有时甚至与之截然对立，呈现为一种扬厉迸激郁勃难抑的狂怪征象。

倘要说得具体，那它首先是一种豪宕不拘小节的旷爽之气。游侠任张个性，崇尚绝对自由和快意恩仇，慷慨至于抹去常态，任情至于矫枉过正。当其行侠一日，便求义字当先，发扬张厉，无毫发滞吝，其他科条根本不足以匡饬其言行。故平居任真而不与俗竞，负气倜傥，意气弥厉，为人疏慢，行事阔达，或酱酒霍肉，歌呼淋漓；或游荡无度，不知约检。当令行私庭，权移匹庶，更将此特点发扬得淋漓尽致。那种折节矜饰，力求静重厚默、端方和粹的人格风范，或许可以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交口称颂，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龌龊小儒所为，是所谓小廉曲谨，绝谈不上绝美之姿。

汉代陈遵便是这样一位狂放不拘礼法的大侠。早年为京兆史，但知任气醉酒，从不恪守本职。主事官屡次提醒他已多次因酒废事，他答以待积满百件再告不迟，因为依汉律，过失达百次者方斥退不用。主事官自然很不满意，告于上司。大司徒马宫为大儒，素重陈遵，以为“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不但未加斥责，反荐举为郁夷令。以后不断升迁，在河南太守任上竟过访寡妇，置酒歌讴，起舞跳梁，虽因此遭弹劾而私心不悔。免官家居后招客如故，饮食自若。友人张竦与其同时入仕，为人博学通达，廉俭自守，但做到丹阳太守后也被免官。家穷无宾客，间或有人上门，也只是请教学问，他见此颇自是，谓：“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间，官爵功名，不减于子，而差独乐，顾不忧邪！”张竦竟不能反驳，只好说：“人各有性，长短自裁。子欲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败矣。虽然，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吾常道也。”这样的回答虽不失脸面，但对陈遵而言显然没有说服力。因为如他这样的游侠，除行侠之外，“放意自恣，浮湛俗间”本符合自己的生活趣味和理想，是自己更乐于照奉的“常道”。即使这一常道难以恒久维持，但真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在他们看来，快生快死，也绝胜过韬光和俗的悠游卒岁。

游侠所任之气，又是一种亮直无伪、矫抗任真，不与物俯仰的伉直之气。为使自己这种意气有所交待，他们狂走四方，思得一当。平日与人相交，意气相投，则扬挹极齿颊，虽倾其所有也无足惜，乃至片言可以托生死，“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鲍照《代雉朝飞》）；若不当意，则终日默默，不与接一言，视之为庸流，或干脆目下无此类人。又最鄙薄面谀背毁、衷貌不一的虚伪矫饰，眼里搁不下一颗沙子。人有所长，赞不容口；人有不善，必尽言无隐，面折其过，不留些许余地。至于与人稍有忤触，疾言遽色，狂叫奋詈更是常有的事。要他们虚徐谦约，降意徇人，是丧其气夺其元；要他们协息顺意，遇看不过的事情莫敢出气，则不啻是要他们的命。当日孔子有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26]。前一句是说人须从善如流，见贤思齐；后一句是说见不善者，该离得远远的，“探汤”两字，喻去之疾也。游侠见贤或可思齐，要他遇不善即去则很难。相反，大都会奋力除去此恶，哪怕他大有来头。总之，宁可得罪人，也不愿对自己的个性有所修正。

如汉代游侠袁盎为人伉直，“常引大体慷慨”，在朝野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个性就十分激烈，好恶分明。因素来讨厌太子家令晁错，但凡有晁错在座，掉头就走，以致两人竟从未在一间屋里说过话。他还看不惯文帝宠信的宦官赵同，一次见文帝与之同车，便伏道进谏，以为天子所与共六尺大车者当为天下英豪，目下汉廷虽称不上多士，也不至于要和刀锯刑余之人同载。文帝笑从之，赵被折辱，以致气恼而哭。后梁王谋太子位，他又劝景帝不宜立弟，梁王忌恨，派下刺客来行刺。灌夫为人同样刚直，不好拍马，对官居其上者一例轻视，时不时还要冲撞一下；对官职比自己低的人则甚敬重，每每当着稠人广众，轰抬盛赞不止。在朝与依军功擢升的魏其侯窦婴交好，看不惯靠王太后平步青云的武安侯田蚡。田蚡未显贵时，视窦婴如父，及为相，多有轻慢，他看不过，强为出头，借聚会饮宴，使酒骂座。田蚡记恨，伺机以事诬引，旁人劝他赔罪息祸，但他“愈怒不肯谢”，终被处决。前及汲黯脾气与上述两人差不多，除“性倨少礼”外，也好“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并且对袁、灌两人十分佩服，真可谓人以群分，声气相投。

不能苟且下人，遭受折辱而无所举动，这又是游侠所秉持的宁折不弯的傲气。虽然常人也知爱重自己，不容他人欺侮，但格于情势，有时不得不委曲求全。游侠性格刚烈，持节介特，又豪视一世，目下无人。在常人看来，倘遇败气之事，想想退后一步天地宽，或俗语所谓吃亏就是便宜的古训，不失为自我宽解的办法。所以当有可为时，为之努力一争；实在不可为，也就退而自许大腹能容了。游侠则不然，认定一理，便无丝毫转换。或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他们并前者也不可欺，更不用说欺之以所持之道和所禀之人格了。倘人格蒙受折辱，必努力求为洗刷；实在无以洗刷，便不惜以身赴之。

如北齐林子绣“外貌儒雅，而侠气难忤”。某次让妻妾及诸女作陪，设宴招待任瀛州刺史的兄婿娄定远，然定远为人疏放，言语间多戏谑之辞，有的还微涉亵慢。一般人听了虽不快，总是暂为隐忍，存下心思，以后不与这种不知轻重的人交往就是了。他则不然，顿时暴怒，鸣鼓集数千步兵，骑兵以攻之，把定远吓得面无人色，免冠拜谢许久才罢。又如宋代游侠郭进为官后仍轻财好施，且性情刚烈如故。时田钦祚恃势横行不法，恣意妄为，他看不惯，多次提出忠告，无奈力弱不能禁，不免形诸言语，田钦祚知道后怀恨在心，找茬给他难堪，他心有不甘，又无力与之抗争，实在气不过，竟自刭而死。

此外便是无所畏惧万死不回的胆气。前及明李贽尚侠，已特别标举“胆识”与“胆气压乎群类”，清贺贻孙《皆园集序》更谓：“古今侠烈之士，所以大过人者，则存乎胆与气矣。胆恃气而后克，义气所鼓，胆即赴之。”在他们看来，游侠执义无畏，多凭有过人胆气，所谓“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崔颢《游侠篇》），“少年胆气凌云，共许骁雄出群”（张说《破阵词》），“倚是并州儿，少年心胆雄”（刘济《出塞曲》），“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这种胆气曾造成许多辉煌的人生，为游侠赢得空前的声名。

如北魏崔秉少有志节，任侠尚气，曾为安东府录事参军，带毋极令。“时甄琛为长史，因公事言竟之间，秉以拳击琛，堕于床下。琛以本县长，笑而不论，其豪率若此”。以后随彭城王征寿春，招轻侠为部率，一路过关斩将。彭城王大为惊叹，谓左右侍者：“吾当寄胆气于此人。”[27]隋朝的虞庆则倜傥雄豪，也以胆气为本州豪侠所敬重。乐生鄙死是人的天性，以己身为彀的来计较利害也是人之常情，当这种常性常情一旦被打破，必然产生让人为之惊心的壮举。游侠恃胆气而轻生死，所以才做得出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壮举。而这种壮举一入文学领域，更变幻出无穷无尽的故事，应该说，这是历代游侠凝聚起的人格精神对文学的启迪和激发。

修行砥名有以树立的自励

与慕义感恩、临难不苟和重气轻死、不爱其躯相联系，游侠还十分爱重名誉，渴望以修洁高尚的志节自立于人世。所谓贪夫徇财，烈士徇名，不患年寿之不永，患名之不立，故当日韩非就以“立节操，以显其名”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又称“好名义，不求仕进者，世谓烈士”[28]。以后，司马迁也称游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对其“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表示由衷的称赏。可以说，修行砥名、刻意自励贯彻在游侠所有的行动中，以至最终成为其标别于他人的独特的人格特征。

或以为，游侠慕义感恩、临难不苟是一种爱重名节的行为，但重气轻死，不爱其躯，勇则勇矣，似还不能尽作如此看。换言之，说一味逞意气以自快、以立名树节是游侠的基本人格取向不能成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所以滋误的原因在于对侠所看重的名的理解不准确，或说没有针对性。确实，爱重名誉，刻意自励并非游侠专有之事。如东汉士人笃尚志气，敦励名节，曾鼓动社会醇良的风气，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当时宦官专权下的昏聩政治给予了强力的冲击。那些后来身陷党锢的士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都颇有刻意自励的色彩。如被称为“天下楷模”的李膺，为官清正，执法无私，当朝政日乱纲纪不振之时，他独持风裁，激素行，立廉尚，以声名自高。党锢之祸起，有人劝其逃亡，他以“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坚持不走，自诣诏狱就系。还有张俭，因得罪侯览亡命，当其“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绝非前述孔融一家。范晔将这件事与“魏齐违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相联言，如前所说，历代游侠也颇以此事自励[29]。但要说东汉士人这种效励名节，乃或以后历代士大夫高其节概、砥砺正气的行为与游侠的修行砥名相同，不免有所不惬。

因为在那个时代，“处士山积，学者川流”[30]，“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31]。士人敦励名节，借用刘若愚的话，本“代表了绅士的道德观”，它以儒家传统的伦理规范为依托，有特别的政治诉求，士人信奉并施行它时，又带有强烈的用世目的和功利考较。换言之，他们在以自己高洁廉尚的道德追求激浊扬清的同时，未尝没有想过同时收获政治上的声名，也唯此，常不惜相率行让爵、推财、避聘、久丧等过情之举，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说，“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32]

而游侠的道德规范具有强烈的平民色彩，他们的修行砥名基本上排拒如端洁中庸、严凝自重、仁厚谨慎等伦理讲求，而仅以见义勇发、不计祸福、慷慨倜傥、跅弛桀骜的风范自励。其所行侠举也多施诸与政治距离较远，乃或无甚关系的地方，特别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间。如果说，前者是希望通过道德与品节的砥砺立身于士林乃至朝廷，那他们则是由一己侠性侠行的砥砺，求得立身于江湖，并达于整个社会。就此意义而言，他们有着更高远的目标和更广泛的追求，这就是其上焉者为何必怀博大的同情心，而不仅仅拘限于君臣大节、父子亲情，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科条的原因。也是他们为何能忠人所托，言信行果，慷慨轻财，救人救彻，且不论亲疏远近识与不识的原因。班固称其“温良泛爱”，即此义也。

如汉代大侠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惟恐碰到那些受过自己好处的人，听他们说感激颂扬的话，便是一种温良泛爱、刻意砥砺名节的行为。他救了季布，待季布为官后终身不见，也超乎一般的道德要求。因为一个人倘心中不以施德于人自矜，是不怕再与那些对自己满怀善意的人相对的；而一个从未想到过贪图私利获取报偿的人，当其与权贵交结时，也未必就会被人目为趋炎附势。揆之常理常情，这是十分显然的。以此来衡裁朱家，由其藏活豪杰庸人无数，专趋人急，甚己之私，且终不伐己能歆己德；又家中无余财，虽与汝阴侯交好，仍过得艰朴甚至贫寒来看，他决不是那种向慕富贵、以小惠求大得的人。之所以如此刻意绳检，欿然常若不足，无非是要将侠的节义贯彻到极致，落实得充分，并由此凸显自己纯粹而修洁的侠义人格。这种人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不满足以常情常理作为自己照奉的最高的道德标杆。在常人不能为的地方，他们必求干出一番作为，脱人死，救人急，解人难；在常人不以为意或极易轻弃忽略的地方，他们必用心折进一层，以求更充分的表现，求得更完满的结果。为此，或不求回报，或根本就不语姓名。朱家这么做了，所以能在邹鲁圣人之邦，教化隆盛之地，特然以侠立名，“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这种游侠风范对后世影响甚大，以此为榜样，后世游侠虽再没像汉代游侠那样有足以撼动朝野甚或转移风气的力量，但依然很注意修行砥名。也就是说，它无须一个崇高的理由，仅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些地方，游侠的砥励侠节显现出了与那些有政治抱负和诉求的文人士大夫不同的特点。如三国魏时有祝公道，和贾逵素不相识。贾逵守绛邑，强盗来犯，久攻才下，知贾才名，想迫其投降，贾不为所动，叱责道：“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盗魁无法，暂将他囚入土窖，覆以车轮，使人固守。方将杀之，逵从窖中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儿邪，而当使义士死此中乎？”祝公道正好在旁听到，敬其为人，当夜将他盗出，撤枷而纵之，且坚辞不说名姓，直到盗兵败，贾逵才从他人处打听到。以后祝公道因事入狱，罪当诛，也不求已任要职的贾逵解救[33]。

再如明人吴霁慕古游侠为人，平居任侠自喜，言行必以侠义为准，无丝毫苟且。由于“不能容人过，遇人愤争相质，必概其平。尤喜施慕义，振人之急，不问有无”，所以“人有婚丧，不能举，颦蹙相告，必曰：曷不以闻晴溪翁。有非理犯义，则又动色相诫，曰：是乌可令晴溪翁闻也”。有屠父酣酒行凶，屡次凌暴主人，被他叱责，气恼发作不得，竟饮毒酒自尽。他见弄出了人命，自投官府，无一语涉及屠父主人。其时天下大旱，里民饥相籍，他又命开仓赈济，一盂一粒，必与人共。明人李日华为他作传，对这种砥行修名行为予以高度的评价，称“人皆推先生如古陈太丘、王彦方、范希文之为人，先生即羞称节侠乎？顾其耿耿自树，令疏戚倚以为重，又宁在季布、郭解下也”。[34]

游侠之行侠似只在乐于行侠，有急义好施的天性，故常常施恩于不报之所，不求为人所知，更不自我张扬、表暴和吹嘘。不过倘真如此，又有谁知道他们可歌可泣的侠行？所以比较公允的说法是，在利他过程中，他们也有利己的考虑，即希望通过这种超乎常人的侠行实践，来打磨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声名，从而在类似战国、秦汉这样的乱世，积聚力量，为倾动天下作铺垫；在汉唐这样的盛世，又为享令名，登显位作准备。但更多的侠隐在民间，只想做好一个侠者，这种以遵守侠节为利己考虑的侠的存在，拉开了一般士人任侠与真正的侠的区别。

它的极端是，如五代的黄子野真的做到了不要名，不要有任何人知道自己。他是商人之子，早年随父行商于杭州。某次遇一叫王伾的人在罗刹江翻船遇险，大呼“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有渔夫将人救起，他即以价值百金的行装相赠。其父见事已至此，没多说什么。但他觉得自己行义得名，却使父受损，不可算孝，也有违侠名，便不辞而别，意欲做帮佣赚钱养亲。主人从别处得知原委，有意成全，给予两倍于他人的工钱。他用此做本金，以后积下大笔财富，一半赡养双亲，一半赈给了穷人，自己则开始潜心书卷，以修养德行为务。有人劝他出仕，想到自己名声在外总是麻烦，便烧了文章，弃了家业，变换名姓，避迹于方山。后被他救起的王伾做了散骑常侍，感念旧恩，派人前来召请，他听说后悄悄地逃跑了。王伾嘱地方官小心察访，终于在阳歧江边找到了他。随他到家，但见家徒四壁，《周易》一部外别无长物。告以王伾美意，他听后佯装高兴，招待进食，约定次日传舍会面，一同上路。第二天，来者久候不至，登门来请，只见书币封识如故，主人已不见踪迹。黄子野的这种刻意自励，弃绝令名，结果反而获得了汉以来历代游侠所渴望的大名，可以说非其本意。

游侠修行砥名，不仅为他们在社会大多数成员中赢得了赞誉，那种高尚其志、修洁其行的道德追求和人格魅力，也使盗贼巨寇为之钦服。如北魏李元忠当孝明帝朝盗贼蜂起之时，屡屡助人急难。清河有五百个在西部守边的戍士，归家路经南赵郡，因道路梗阻，前来投靠，并拿出一千匹绢作为酬谢。为安其心，李元忠拿了一匹，然后让家人杀羊五只招待，饭后又派家奴开道，带一行人上路。行前告以“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送。”众人依计而行，途遇贼人，一报李元忠名，果然纷纷退避[35]。后晋李周以任侠自负，时梁、晋两国用兵于山东，河朔群盗乘乱纷起，充斥道路，过往商旅倘无强援，不敢出门。书生卢岳想返回太原老家，携妻子儿女，带着一大堆行李被困在旅店，既不敢继续往前走，又无法退回原地，只得整天与家人相对落泪。李周知道后，主动提出愿任护送之事。当行至西山，天色已暗，等候在林麓间的贼人一见有人来，便张弓射中卢岳坐骑。李周见状大呼：“尔为谁邪？”贼人闻声，相对讶然，口称“李君至矣”，一哄而散，卢岳因此得以人物无恙，安全抵家[36]。

当然，有些游侠修行砥名，既有刻意自励的成分，有时不免流于故意示高的作伪。如汉大侠郭解依本性是个“阴贼”之人，即生来诈伪深沉，任性残忍，长成后虽折节为俭，故性仍未去尽。他的外甥仗其名声在外作恶，因强人饮酒被刺死。本来，依他门客和仰慕者之多，这件发生在大庭广众的事情，其起因和是非不难查实，他既秉公办事，无意与人为难，只消料理完后事就是了。可他不这么做，而是分派下门客，暗中伺察杀人者藏身之所，让他知道很难躲过去，迫其主动出首，然后才将其义释。如此行事显然是为了施恩于人，让人感戴，自己则“假此以倾动天下”[37]，收取侠名。果然，事后“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还有季布“为侠任气，有名于楚”，前此朱家以藏活他而名闻天下，但他求名的办法要比朱家讨巧得多，与郭解一样，也有作伪的成分。他有一同乡叫曹丘生，与他朋友窦长君交好。他曾寄信劝窦不宜与之交往。偏这曹丘生不识趣，竟让窦写信介绍自己拜访季布，季布听说后十分恼怒，气呼呼地在家中坐等，准备当曹丘生一进门即重加羞辱。那曹丘生是一个能说会道的辩士，“数招权顾金钱”，即“以金钱事权贵，而求得其形势以自炫耀也”[38]，可以说见多识广，他看到季布这副架势，便按下其他话头，称楚地有“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我与足下同为楚人，当知足下之事，由我传扬足下之名，天下人还有谁不深信无疑，为什么足下想不到这一点，非得排斥我，以与我交往为耻呢？季布果然被这番说辞打动，改怒为喜，引他入内室叙谈，还留住数日，奉为上宾，临走时又送上许多财物。曹丘生说到做到，替他到处游扬。以后，关中一地无人不晓季布重诺，一时颂声如沸。当然，不能说季布重诺之名尽出虚饰，但爱重名声至于如此，实在已无甚可取之处了。

还有一些游侠修行砥名，则怀有与仗义任侠全然二致的目的。如汉末袁绍以公族为豪侠，轻财养客，折节下士，做出许多侠行。如此做作声价，如前所说，是为了招聚人心，有朝一日问鼎中原。某次他由濮阳回汝南家中，随行有一大班徒众，车骑连接于道，十分排场。但当接近汝南郡界，即吩嘱徒众散去，以免同乡许劭看到后说他骄奢放荡。这许劭时任郡功曹，只是辅助太守处理郡务，算不得什么大官，但峻名节，好人伦，尤善品题，被他品题过的人往上可平步青云，往下必声名狼藉。曹操当年就曾卑辞厚礼，求赐一言，他不齿其为人而未允，后曹操伺机以他事要挟，不得已只好赠以“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十字，世人以为定评。让这样的人撞见，再被他说上几句，传扬天下，岂不麻烦，所以袁绍要说“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十六国时成汉国李庠也如此，“少以烈气闻”，又性喜任侠，先后举孝廉、良将、秀异，都借故不就，以此养名。又用济人之难等办法使州党来附，营护饥民，以大收人心，目的也是为实现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野心作准备。这种爱重名誉的结果，客观上给一部分人，包括平民百姓带来了好处，给社会的某个领域带来了公正，但就主观而言已不如朱家、黄子野等人来得纯粹，因而可说是游侠修行砥名的一种功利性变种。

唯此，它招来朝廷的戒惕和皇帝本人的恶感。因为只一二个游侠并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但由修行砥名培养出的那种人格，却很具有耸动人心的道德魅力，这种魅力经由口口传扬，不胫而走，足令传统的礼仪规范及等级观念失去威严，令人们对王化宣教的神圣信仰发生动摇，进而对朝廷离心离德，所以从防微杜渐的角度出发，自以严厉打击为宜。以后班固作《汉书》，对游侠“显名天下”至不惜杀身成名颇有微辞，也是出于上述考虑。一直到宋代，黄震读《史记·游侠列传》仍在感叹“孔氏有言，古之学者为己，孟子亦谓穷则独善其身。士亦何必务名誉，出于寻常之外也哉”[39]。班固的讥评是出于维护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需要，所以不满游侠以下犯上，越权行事，但对游侠的为人还是了解的，称其有“绝异之姿”，黄氏此说于游侠的人格取向十分隔膜，自然全未掻到痒处。

任张声势擅作威福的骄蛮

说游侠是一特殊的社会人群，不但因为他们是一些意志坚强、恪守信义，愿为自己的信念出生入死的人；也不尽基于其具有忠勇、疏放和爱重名誉的高迈峻刻的人格，还在于他们同时具有较常人为特殊的狂放不羁、梗悍难驯的强烈个性，而这正是构成他们人格整体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如前所说，游侠大多任侠尚气，不爱其躯，他们感慨踔绝，不乐委琐，砥节履方，不肯靡薄随人，具有独特的个性品格、处世方式和道德视境。但由于过尚其志，过分张扬并放纵自我，且爱重名誉，好自树立，有时行事难免绝对，甚至越出常规。那种因崇尚个性自由，狂放不羁、勤生薄死带来的率性骄恣，那种刚肠疾恶，伉直不容人过带来的同同相亲、异异交击的狎比习气和自我中心主义，都不止一次地招致他们的行事在结果甚至动机上，与侠之为侠相抵触乖违，以至不时陷入既不被权力中心支持，又不被社会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境地。不过，就许多游侠而言，并不以是否被支持或接受为意，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与仗义行侠被视作是自己的职分一样，张扬个性，不拘小节，乃或敢作敢为，不惜触犯世网以成己志，在他们看来也是侠之为侠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游侠应坚执不改的基本人格风范。

对于游侠所秉执的这种个性及由此铸成的这种人格风范，正统史家或士大夫常用“雄桀”、“轻果”、“奸猾”、“不自绳检”、“跅弛不羁”、“佻薄无检操”等词句来形容。虽未一棒打死，但较之他们常用以彰扬道德之士的“儒谨”、“温夷”、“言行不苟，行止有节”等词句而言，其所沾带的贬抑色彩还是分明可见的。人们可以去考究这些评判者是站在什么立场，带着何种情绪下此判断，并进而对这种判断作出某种修正，但只要道说的是一种真实而圆整的游侠人格，终不能全然否定这些判断。

任张声势，擅作威福，便是基于上述积习，游侠独特个性和人格的一种表现。由前面历代游侠的概述中可以知道，几乎所有的游侠在早年都曾有过放纵任性的经历。他们落拓骄恣，越检难制，甚至老大不知书，更不知礼仪，诸如“雄桀不群，任侠放荡，不修小节，故时人未之奇”[40]，“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41]，类似的记载不绝于史。为何时人未之奇，乡曲无所称，无非是因为他们常盛气凌人，横行霸道，所言所行既不合常理常情，更有违王化和法禁。

譬如原涉平居“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其故交丧母，“因入吊，问以丧事，”明明家中无所有，仍许诺“但絜埽除沐浴，待涉”，然后上自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无不一一想到，并“载棺物，从宾客往至丧家，为棺敛劳俫毕葬”。然而他性格“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多”，其中许多可以说是因他任张声势、擅作威福屈死的。他原与新丰富豪祁太伯为友，太伯同母弟、县门下掾王游公素来嫉妒他，在茂陵守令尹公面前诋毁他养刺客，杀人不知主名，又为父母造墓舍奢僭逾制，应派人捣毁并上奏朝廷。尹公依计而行，果然如愿以偿。原涉知计所出，大为震怒，当即挑选精干的宾客，让长子带领，驾车二十乘洗劫了王家，杀王游公及其父，割下两颗头颅扬长而去。要说他杀王游公尚情有可原，连人老父一并杀了就不免过当。再说王莽垮台后，那个尹公做了刘玄手下西屏将军申屠建的主簿。申屠建十分器重原涉，原涉也乐意与之结交。一次他从申府出来，尹公得便拜谢，称“易世矣，宜勿复相怨”，也就是说，新莽换东汉是易世隔代，还望不要再计旧仇。言语间卑抑求活之意甚明，但他却认为这是将他视同鱼肉，不以人礼相待，十分愤怒，派门客将尹公杀了。这样的任意杀伐谈不上快意恩仇，纯然是任张声势，意气用事。

说起来，这种任张声势、擅作威福其实渊源有自。早在战国时期，有好士之名的孟尝君就已如此行事了，一方面折节下士，行侠义之事，另一方面又任张意气，以暴纵残忍立威。尝作客赵国，赵人听说他是贤者，争相出门观看，看后失望，相互议论：“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他闻之大怒，让随从门客“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因人一言之失，灭一县无辜百姓，就是典型的擅作威福。汉以后，游侠任张声势妄行杀戮之事仍不时可以看到。例如三国时为孙策器重，以后官居南郡太守的吕蒙，早年好为任侠，曾暗随姐夫郑当征讨山越，呵叱不能止。郑当属吏见他年小，不免有些轻视，戏弄他此行不过是以身饲虎罢了，他怒不可遏，抽刀就将人杀了。属吏不过意存调侃，一怒之下就将人杀死，实在无足称道。

唐初盛彦师的专任声势又是另一种情形。他素好游侠，与当时“京师大侠”史万宝交好。高祖李渊兵至汾阴，他率客响应，以后屡有升迁。先前，因王世充委任的刺史陈宝遇“待其家不礼”，当他任宋州总管后，即对之进行报复，不仅“因事杀之”，带连着还杀了“平生所恶”数十家，一州百姓为之震骇。所谓“因事杀之”，有设计构陷之嫌，已非光明正大；而所谓“平生所恶”，显见其人未必该死，不过与他不相投罢了。过去他无权无势，奈何不得这些人，一旦得势，不但睚眦必报，还要一快平生，这时节，作为侠者的他依凭的仅是一己的好恶，自然不再是那个“义”字了。

还有许多游侠早年放荡不羁，长而改节。如汉末段纪明“少便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42]，北齐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43]。隋时杨汪少好斗，长大“更折节勤学，专精《左氏传》，通《三礼》”[44]，由任侠一变而为好古学，通《三礼》，这中间的跨度何其巨大。但一来这只是一部分游侠所为，更多的侠则终其一身不改故操，即使出仕为官、入学为儒也如此。如唐游侠刘叉早年放肆为侠行，因使酒杀人亡命，遇朝廷大赦才得脱罪。以后折节读书，但“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仍是一副游侠的做派。还有一些游侠之长而改节，不过是稍稍注意在不违逆故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与社会保持某种谐调而已，而不意味着就此放弃故性。至于另有一些游侠的长而改节，只是掩饰其恣睢本性的手段，因此这种改节不但不足以说明其放弃了故性，反而证明其对自己拥有的这份个性的维护和珍视。如郭解少时阴贼，杀人无数，成人后“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说他此一刻已全然忘记游侠应泛爱温良未免无据，实在是因为他恣睢悍顽的习性中本有此一段难以掩忍的血性在。所以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游侠性格，是游侠多重而复杂的人格的必然体现。敬重其为人的并不以此为嫌，如司马迁“所举游侠之徒，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诸人，而叙郭解独详者，以史公亲见其人，深悲其死之冤，故言之津津，不胜感慨”[45]；而鄙薄其为人的自可拿它作为攻讦的理由，并进而对其人格全体予以彻底的否定。

那么，游侠如此任张声势，擅作威福，除因天性冲动难驯外，还有什么特别的心理依据？对此，《列子·说符篇》所载一则故事似约略透露一些消息：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钱帛无量，财货无訾。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侠客相随而行。楼上博者射，明琼张中，反两284鱼而笑。飞鸢适坠其腐鼠而中之。侠客相与言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而常有轻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报，无以立慬于天下。请与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属必灭其家为等伦。”皆许诺。至期日之夜，聚众积兵以攻虞氏，大灭其家。

虞氏设乐陈酒，击博楼上，有客投琼连胜，乐得大笑。侠客辈从楼下经过，一人闻声抬头，恰好被飞鹰掉下的腐鼠击中。他因素不满虞氏恃富骄人，便借机滋事。看他用以说动其他游侠帮忙的理由是，虞氏“常有轻易人之志”，“此而不报，无以立慬于天下”。慬者，勇也，这里含勇名的意思，即不出这口气，有损侠者声名。可见与修行砥名、刻意自励相联系，其张扬声势，含有树威于人前，张名于天下，使人人都敬他怕他的意思。本来，你讨厌虞氏骄狂，杀他出气就可以了，或许此公为富不仁，杀了也不足惜，但杀他满门，不免过分。一再不知餍足，立意要“灭其家为等伦”，即将基亲属朋辈也一并杀死，其心理之阴暗阴毒就非一般奸恶所能及了。后来，大概约定动手那天，这些亲戚朋辈没来，所以只杀得虞氏一家。在这里，众侠客的张狂任性可谓到了变态的程度。

倘若此事尚属虚设，下面一则记载更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说，五代周太祖郭威早年也是游侠，曾“以勇力应募，为人负气，好使酒”。尝酒酣后集市闲逛，遇一屠夫以勇力侵凌他人，看不过去，想寻机教训一番，他招屠夫割肉，故意限定割法，屠夫未能依从，被大大训斥了一通。那屠夫本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当着众人，哪肯受此折辱，眼看打他不过，只有耍赖，一把拉开上衣，挺起肚皮要郭杀他，郭威见此，即前取刀，将其捅死。满市之人见闹出人命，吓得个个面无人色，独他神色自若，像没事人一样。其实，那屠夫本市井无赖，好人前显能，罪不当死。郭威这么做，无非是恶其嚣张，情迫之下不杀不足以立名树威。

由上述诸事推想，当猝遇事变，为了保全名声，一逞意气，游侠是可能并一无恶行的平民百姓也要杀的。当初郭解“出入，人皆避之”，这里的“人”即指一般平民，可以想见其平日里骄狂蛮横，令人懔然畏服到什么程度。至于背公死党，妄行私谊，雄张闾里，横抢豪夺，以一己之意志，凌驾于朝廷、官府和法令之上，则是沿依重气轻死、任张声势而来，游侠恣睢悍顽习性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特别是游侠末流自我放失常有的表现。这在前面各处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1]《礼记·中庸》。

[2]《孟子·告子》。

[3]《孟子·离娄上》。

[4]《孟子·尽心上》。

[5]《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6]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人物以义为名》。

[7]见《管子·五辅》。

[8]参见渡边卓：《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孔子傳の形式”と儒墨集團の思想と行動》，创文社1973年版。

[9]《墨子·贵义》。

[10]《左传·哀公十六年》。

[11]《史记·高祖本纪》裴骃《集注》引。

[12]《杂述·昆仑奴》，《焚书》卷四。

[13]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页。

[14]《历代史案》。

[15]李景星：《史记评议》，陆永品点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16]林云铭：《古文析义》。

[17]《史记·汲郑列传》。

[18]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三。

[1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二《黎美周诗》谓“美周诗，五古最佳，有《古侠士磨剑歌》云：‘十年磨一剑，绣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难堪醉时视’。《结客少年场》云：‘生儿未齐户，结客少年场。借问结交人，不数秦舞阳。泣者高渐离，深沉者田光。醉者名灌夫，美者张子房。感恩思报仇，相送大道旁。’其困守虔州临危时，击剑扣弦，高吟绝命。有云：‘壮士如血漆，气热吞九边。大地吹黄沙，白骨为尘烟。鬼伯舐复厌，心苦肉不甜’。一时将士闻之，皆为袒裼争先，淋漓饮血，壮气腾涌，视死如归。”

[20]《新修广州府志》卷三十九《欧必元传》：“先是，其家素封。元喜豪侠，复挥金如土，第可致客之欢，且周人之急，多不吝惜。”

[21]李云龙：《啸楼后集》。

[22]《仁学》卷下，《谭嗣同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4页。

[2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何侠士璧》。

[2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康山人从理》。

[25]李日华：《寿窦郡丞季泉上人八袠序》，《恬致堂集》卷二二。

[26]《论语·季氏》。

[27]《魏书·崔秉传》。

[28]《韩非子·诡使》。

[29]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三《后汉书·党锢传·张俭》“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叹息而去”条谓：“党锢者，游侠之变，其行有清浊，而以意气相死则同归也”，是以党锢之士变自游侠。同卷《党锢传·贾彪》“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咸服其裁正”条径称：“伟节（彪字）亦游侠之魁”，则更将两者合而为一，可为参看。

[30]《后汉书·崔骃传》。

[31]马总：《意林》卷五。

[32]葛洪：《抱朴子·外篇·正郭》讥讽党锢之祸后列名“八顾”之一的郭泰“无故沉浮于波涛之间，倒屣于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又引诸葛恪语，称其“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是早以党锢之士与侠等列。

[33]《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

[34]《吴晴溪先生传》，《恬致堂集》卷二五。

[35]《北齐书·李元忠传》。

[36]《旧五代史·晋书·李周传》。

[37]姚祖恩：《史记菁华录》卷六。

[38]《史记·季布传》集解引孟康注。

[39]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

[40]《晋书·冯素弗传》。

[41]《宋书·宗悫传》。

[42]《后汉书·段颎传》。

[43]《北齐书·高乾传》。

[44]《隋书·杨汪传》。

[45]李景星：《史记评议》，陆永品点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中国游侠史论/汪涌豪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