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游侠秉持独特的原则，以自己的方式仗义行侠屡见于史。当他们处身民间，游于江湖，大多能葆有自由的天性，并为更广大的人群所认同。然而经由上面的论述也可看到，他们终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异人，作为坚持独特理想的社会人群，他们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必也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甚至与之有更复杂深彻的纠葛，如清人何焯所言，“既为侠，则其交必杂”。[1]正是在对这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处理中，游侠向人展示了其神秘外相包裹下，真实的思想情感和复杂人格的多个侧面。
与公侯权贵相馈赠
游侠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布衣匹夫之侠，也有暴豪卿相之侠已如前述。鉴于卿相之侠本身就是权贵，这里想着重探讨一下布衣之侠、暴豪之侠与权贵的关系。
可以说，游侠自崛起之初，即与公侯权贵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说：“汉代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做护符之用了”。其实，早在战国之时，那些作客四公子门下的游侠已与权贵交通，并为其所用了。故陶希圣说：“战国至西汉所谓侠，是养客或结客的人的名词”[2]。《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即可证明。信陵君“能急人之困”，大有侠风，所倾心结交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屠夫朱亥也都是侠。
其时，秦昭王攻打赵国，魏王应平原君之请，派晋鄙率军前往救援，后因惧秦强大，暗中命晋鄙毋急发兵。信陵君在无法说服魏王情况下，自己约请宾客，率百余车马前去救援，发誓与赵共存亡。临行前，侯嬴授以窃符救赵之计，并荐朋友朱亥同去。当信陵君去请朱亥，他慷然允诺，“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再去和侯嬴道别。侯嬴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后信陵君依计去夺兵权，晋鄙不服，被朱亥袖锥击毙，然后以八万精军与秦交战，终于解了赵国之围。在信陵君到达晋鄙军时，侯嬴真的面北自刎而死。后世论者多以为侯嬴此举过当。其实，他是深知窃符之计真得施行，晋鄙必不能活命，晋为魏宿将，实在没理由就这么死了，为此他心有不忍，大感不安，所以才决定以死相谢。数信陵君至军之日，而不是送别时就死，即为此故，此其一。其二，他行此举又意在坚定信陵君矫诏夺军的信念，激励他临时不得手软。因他初出此计时，信陵君就因念晋鄙无辜，流泪涕泣，倘不施加压力，很可能贻误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此举与田光为助成荆轲刺秦，先自杀明志用意相同，纯然是出于对信陵君的忠于，实在是死得壮烈。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因战国时期的门客已摆脱了春秋时家臣、徒属和庶子的宗法色彩，他们在行动上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的。如齐王毁废孟尝君后，诸客就纷纷离开。廉颇免归失势时，故客也尽数别去。有一客见廉颇多有怨言，甚至说：“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基于这样的背景，游侠因以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人格也基本能得主人的尊重。
如前及信陵君，听说侯嬴是位贤士，便亲往访请，还执缰绳替其赶车，长时间地在市朝等候。侯嬴有意延宕以察其反应，他非但没被激怒，神色反更恭敬。市朝中人人都骂侯嬴无礼，他似充耳未闻。以后赴难救赵，行前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的情由，侯嬴只淡淡地答以“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对此他也只能顺其抉择，不作强求。至于朱亥请往，也非出于他的命令，而有你遇我以礼、我报之以力的色彩。他还听说有处士毛公、薛公隐身博徒卖浆者中，很想一见。毛、薛两人是异士，知后不再露面，他亲往求见，引为朋友。他的姐夫平原君就此在夫人面前嘲笑说：“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他听说后十分气愤，对姐姐说：“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夫人将这番话转告，平原君大感惭愧，免冠道歉。门客听说此事，有一半人转投到信陵君门下，天下士人更是远悦近来，信陵君的门客自此压倒平原君。这些门客中，有不少就是游侠。由此一事，可见当时游侠与公侯权贵的关系，虽不能构成事实上的绝对平等，但至少在养与被养双方的意识里，是有平等两字存在的。
两汉养士之风并未消歇，游侠与王公权贵的关系在相当长时间里变得更加密切。班固《汉书·游侠传》在记述了此前四公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后，接着指出：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汉时，诸侯王皆自行治民聘贤，他们仿效四公子，多养宾客，其中有许多确如班固所说，为任侠之徒[3]。如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有邹阳、枚乘、严忌等一班文学之士纷纷应赴。又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一时“山东奸猾，咸聚吴国”[4]，这些“奸猾”中就不乏游侠。他们积极参与主人的谋反活动，“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侯、司马”。周丘亡命入吴，酤酒无行，也是闾巷之侠一类人物，他向吴王求得一符节，深夜驰马赶回家乡下邳，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并四处散布消息，下邳城于是不攻自破，周丘一夜之间，得军三万。淮南王刘安的父亲、淮南厉王刘长为人“刚直而勇”，生前“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5]。至安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6]，“招致英隽以百数”[7]，其中高才者有八人，号曰“八公”。伍被在这些“英隽”中最为特出，知淮南王必反，便进计：“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土地广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可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8]他让刘安伪造官书，迁徙人群，依靠的基本力量仍是“郡国豪桀”，也即游侠。以后谋反失败，“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9]，与事的游侠几乎无一幸免。还有如梁孝王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10]，因不得立太子，遂遣刺客谋害大臣爰盎等人，这里所谓“豪桀”和刺客也皆游侠之属。可以说，其时诸侯王的谋反活动都可以找到游侠参与的踪迹。东汉建立之初，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则可知尽管前朝教训俱在，这种交往在主客双方仍被看作是相当体面的事情。
有的游侠依附王公贵权，在谋夺皇位的争斗中陷得还很深。如隋末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都好“结纳豪杰”[11]。李渊登基后，两人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建成虽有太子之尊，但才能功劳均不及兄弟，手下谋臣也远不如弟得力，为保住东宫地位进而顺利接班，他“私招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军”[12]，“所从皆博徒大侠”[13]。这些人依附建成谋取皇位，想必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了进去。他另外一个弟弟元吉与他交好，也“募壮士，多匿罪人”[14]，“多匿亡命壮士，厚赐之，为使用”。记室参军荣九思看不过，每有劝谏，其中有“丹青饰成庆，玉帛礼专诸”之句，言之凿凿，以刺其不该蓄养豪侠和刺客[15]。
有的游侠等而下之，依仗主家权势，横行地方，所作所为已等同宵小。如汉济东王彭离门下的游侠，就常几十人结成一伙，与主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16]，俨然为主人的帮凶和打手。
除此之外，两汉以来一直到五代以前，一般权臣养客任侠也十分普遍。如为班固提到的魏其侯窦婴为人慷慨有侠性，游侠宾客争相归附，田蚡说他“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17]，虽有夸大构陷之嫌，但并非尽出诬妄。汲黯、郑当时等人官居九卿，门下皆有客，也不乏游侠或任侠之辈。唐代侠者“承恩惜猎子平津，使气常游中贵人”（吴象之《少年行》），由张九龄以所谓“至于合如市道，廉公之门客虚盈；势比雀罗，廷尉之交情贵贱”，“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滔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情结笑言，听机羽翼”上书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梁国公姚崇[18]，可知此类事仍然不少。但五代以后养客之风渐衰，他们不再像秦汉时这般活跃，与公侯权贵的关系也渐渐疏远起来，更多成为沦落在民间的草莽英雄。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游侠如汉朱家与郭解等人，并不属于哪个王公或权臣的门客，但这不等于说他们与权贵没有往来，相反，关系照样可以很密切。如朱家与汝阴侯滕公交情就非同一般，为请其劝说刘邦放季布，他坐轺车去洛阳求见，对方不仅不冷淡他，还留饮数日，既办妥所托的事，又与他一尽平生之欢。郭解逃避徙茂陵，也能说动权倾一时的大将军卫青为其进言，说他如何家赀不足三百万，不应在当徙之列，若非武帝素厌游侠，出面干预，他很可能就不用搬迁了。西汉以后，类似的情况不同程度还存在，虽然随任侠之风的消歇，游侠地位渐渐降低，他们不可能有朱、郭那样的能耐，“河南朝四姓，关西谒五侯”[19]，而沦落于民间，但多少总有可被利用的价值在，赖此，他们与权贵的关系便不会彻底断绝。甚至在某些特殊的关口，还能成为这些人不敢或忘的恩人。如王莽委任的州牧使者，在刘演、刘秀等人起兵后就多赖游侠原涉得活。北魏正光末年，四方云扰，王公蒙难者来投游侠韦祐，也多得全济，这可说是游侠与权贵关系的又一方面。
至于就汉以来王公贵族对游侠的态度而言，则有一个因尊敬而礼遇向为利用而恩结，乃至豢养以为驱使的转化过程。如前面一再提到的，汉代任侠成风，游侠享有隆盛的社会声名，承战国余风，他们的活动还比较自由，主人失势，或自己与主人见解不合，都可以要求离去；主人立下的规矩，也未必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如成帝时大侠楼护，出入外戚王氏家，被奉为上宾。王氏假元后之力，势倾朝野，于汉河平二年（前27年），竟有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兄弟同日封侯。他们“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20]，彼此之间各“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但楼护却能自由穿梭，“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21]。有的游侠不为人客，乃或自己养客，更不存在人身依附问题。唐五代后，国家官僚制度日趋完备，官僚特权膨胀与门客向私客、奴客转化互为因果，依人作客的游侠对主人的服从才渐渐变得无条件，游侠的独立性由此日渐流失。当然，与两汉时情形也有相同之处，即不是所有的游侠都依人作客，不过就其与权贵发生关系来说，以此一途为最多，最足以一觇其间发展变化的消息。
游侠与权贵交往导致的结果是多重的，它既使游侠赖此背景，做出种种有利贫困孤弱的侠行。如郭解见乡里对自己不甚恭敬，不但不计较，反而暗地里打通官府免其差发，如此者数次。有时，他们自己也赖这种关系得以化解麻烦，逍遥世网之外。如东汉郅恽替友人报仇后去官府自首，那县令素慕其为人，曾卑身崇礼请其做属吏，见此暗示无需如此。无奈他只得自己跑到牢里投案。县令见追拦不住，以死要挟，非要他即刻出狱。倘若他不是久负重名，久为权贵如积弩将军傅俊等识赏，县令是决计不会如此爱民如子的。
至于因与权贵交往，游侠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进而或障于恩义，或摆脱不了名利引诱，甘于沦为其驱役的工具，则可说是这多重结果中最为糟糕的一种。也正因为是这样，有的论者不再区别交通权贵和自己是否为权贵两者，有鉴于他们自己手下也常有宾客，阗门塞户在在有之，即出入从车百余乘也非罕事，认为他们本身也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一群。置论虽不免过激，但不能说尽出无谓。
在豪宗强右的庇荫下
游侠与豪强的关系自汉以来就密不可分。豪强，又称“豪民”、“豪富”、“豪猾”或“彊族”、“名家”、“豪宗强右”。自战国时期传统生产关系确立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贫富不均现象的加剧，一批豪强地主开始产生。在秦代，他们曾被作为贱民和迁虏，强迫徙往边地。至汉代则已积蓄了很大的实力，开始对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发挥影响。这批人中不但有素封地主，即无秩禄之俸、爵邑之入的庶民工商贾，他们不做官，不食邑，通过工商业及高利贷活动积累财富，然后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地产，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小者倾乡里。尽管作为庶族地主，特别是有市籍的富商大贾，他们进不了官僚集团，也没有政治特权，但百万之富敌千户之君，与王侯同乐，仍可享有很大的实际利益。并且，靠着宗法的结合和乡党的关系，他们累世群聚，武断乡曲，俨然是一土霸王。
此外，还有一种豪强地主是由原贵族地主和官僚地主转化而来的，这些失去高爵的贵族、官僚地主与幸存的六国世家、秦朝故贵纠合一处，虽与皇族、功勋、二千石或儒宗构成的世家地主已有了地位上的落差，但潜在的实力仍不容小觑。汉代以后，历朝历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不尽相同，权力分配方式也有变化，但由于规定上述内容的基本因素具有超稳定性，即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改变，所以豪强与土地兼并一样，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始终存在，并进而成为这个社会中一个结构性的脆点。
豪强地主不属于统治阶层，不可能直接得到以法令形式规定的种种好处。以素封地主而言，倘是庶民农业户，可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但不可能有太大的经济实力；倘是工商贾，即有市籍，便在法律上不能再占有土地，或没有土地占有权。然而，他们总有办法利用国家法令的空隙，或某项政策贯施的不彻底，通过交通权贵等不正当手段占有土地，并不断兼并倾吞，扩大实力。当日，司马迁称汉初豪强地主“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很可以拿来说明其何以占田无数、富夺天下的原因。而由崔寔《政论》和仲长统《昌言》所载，又可知那些“累巨亿之赀”的“豪人”，至东汉仍具有相当的实力。
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个人的土地所有权随时有可能被剥夺入官，或被更为强大的对手倾吞。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产业，豪强们大多愿意付出精力和财力，去结交地方官或当朝大僚以求自保。这是对上而言的。对下则多依仗财势，欺贫凌弱。为此，他们需要有人为其效力，以免事必躬亲的烦劳。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花钱招买一批社会浮闲作门客或家奴。这批人应主人之命，挟财势“陵横邦邑，雄张闾里”，甚至破碎户家，取人性命，其中有许多就是由游侠充任的。他们孔武强蛮，一般又无家室拖累，自然为豪强地主所倚重。前及崔寔谓豪右常“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22]，仲长统谓其人“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且“刺客死士，为之投命”[23]，这些“剑客”、“刺客”与“死士”许多就是侠。直至魏晋南北朝仍如此，即唐五代以后这种情况也间或可以看到。据明人崔铣的《南陆志》记载，“永城民处厂者，官不能令。豪家大楼居，高闳垣，收壮健为奴，便弓马，喜斗杀，多者百人，名曰家将，专匿亡命者。官以计擒得之，则用其家将夺于途而去。”这些被收为奴的，还有被藏匿的亡命中，很难说没有游侠。
如果说，这些人不过充任豪强的帮手和打手，实际不能算真正的侠，那么一些著名的大侠也一样乐于和豪强交通。当然，在豪强的心目中，他们的地位要高许多。如原涉早年为替季布报仇，自劾去官，已令“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以后碍于名声太大，宾客好假其势犯法，自求为卿府掾史，想有一份公干，可脱开与宾客的联系，免一些是非。不过尽管如此，他与豪强地主的关系仍未断绝。“涉欲上冢，不欲会宾客，密独与故人期会。涉单车驱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见人”。这些“故人”，“上冢者车数十乘到，皆诸豪也”，也即是一些地方豪强，包括为侠任气者。其时，有家奴集市买肉，与屠夫口角，伤人后逃走，茂陵守令尹公要杀他抵罪。他“迫窘不知所为”，是这些故人代为“共说尹公”，了结此事[24]。显然，倘这些人不是闻名一方的实力人物，尹公是不会买他们面子的。这种相互利用，可以说是游侠与豪强交往的实质所在。到易代之际，丧乱之时，两者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盖丧乱之际，豪强不与游侠相交结，则无以自全，而游侠亦利得豪强以自助，故二者又互有关系也”[25]。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有的论者将富商大贾、豪绅官吏视作游侠经济上的后台和政治上的靠山。
游侠与豪强关系至为密切的一个显证，便是自汉代以来就有所谓“暴豪之侠”。这些人本身是豪强地主、地方大姓，兼而为游侠，并聚结一批大小不同的侠客死士、亡命无赖，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其中有许多还不合法。如武帝时宁成，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26]。灌夫“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27]。由田蚡的指控看，他还纠合人干了不少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他如涿郡大姓东高氏、西高氏“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28]。颍川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放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擒”[29]，九江太守戴圣之子的“宾客为群盗”[30]，红阳侯王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31]，等等。这些人所以被称为侠是因曾干过一些周穷济急的事，间或受收“放流人民”[32]，使破产的自耕农有以安置，失业的手工业者有以营生，特别是对宗族中人，可能还有比较周到的照顾，但在行侠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者说大部分贫寒百姓的利益，显然是不被他们考虑的。
汉以后类似的情况仍有。如三国魏时，“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33]。贺齐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贺欲抓他问罪，主簿谏道：“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贺闻言大怒，硬是将斯从抓来斩了，结果其族党果真纠合千余人，举兵攻县[34]。此外，晋时的游侠李元忠、薛广安，陈时的游侠周敷都是郡中豪族，任侠不法。一直到唐代，如沈千载为“新安大豪，结聚剽掠之党，为之囊橐，弄兵潢池，虞刈我民，桴鼓之声相闻，郡国二千石不能禁”[35]，也是以豪强为侠，并纠结游侠横行地方的。
由于豪强与朝廷争夺农业劳动力，减少了朝廷的正常收入；豪族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又经常转化为朝廷的党争和权力之争；豪强挟财势僭侈逾制，横行不法，更直接影响政治的稳定和法令的施行，故汉以来统治者，大都采取裁抑和打击的办法，削薄其势力。特别是汉代，自高祖以来的迁徙豪强，一直到武帝时张汤“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36]，还有六条刺史法，皆以逾制不法的强宗豪右为重点打击对象。东晋义熙九年（43年），刘裕当国，施行土断，会稽余姚大姓虞亮“藏匿亡命千余人”，被裕处死，一时“豪强肃然，远近知禁”[37]。游侠与之关系密切，自然也受到裁抑。或者可以说，游侠之所以如此引起君主的戒惕，除其本人好行不法、擅立威福外，就在于“豪杰则游侠通奸”，两者结合在一起，成为有经济实力作基础的政治结盟。这种结盟能构成集政治号召力、社会控制力和暴力强权于一体的新的权力范式，有足以撼动正常社会秩序的能量。
不过，上述迁徙或翦灭的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迁徙一法，虽使豪强离开了经营多时的地盘，置于朝廷的眼皮底下，但“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寄食于关中土著之间”，并没有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使其“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焰沮丧。……摧折凋残而日以衰”[38]，有时正相反，反而把他们与豪桀巨猾与游侠牢牢地粘连在一起，促使他们在迁徙地——五陵更多地互相倚靠，并借朝廷“便利田宅”的特殊政策，得以迅速复苏和发展。如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为内实京师，外销奸猾，迁全国家财三百万以上者充实茂陵。元朔二年（前127年），又迁去不少郡国富豪。本来，先秦重庙祭，秦汉尚墓祀，每逢其事，不仅主家及子弟，即门生、故吏、弟子、奴仆皆当随之。汉人尤重此，一些不法豪强遂得以上冢祭祀完坟墓为借口，召宗族，会宾客，期故人，既飨以酒肉，复惠以金帛。许多奸猾无赖、豪杰游侠为其所召，每争赴其会，以为助应。当时汉宣帝就因上下诸陵，才周知闾里奸邪之事的。历代文人吟咏游侠，每每言及“五陵”，或径称其为“五陵少年”。如袁淑《效子建百马篇》之“剑骑何翩翩，长安五陵间”，李白《少年行》之“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顾瑛《题自画像》之“若说向时豪杰处，五陵鞍马洛阳街”，也正因为那里是游侠的聚集地，任气行义乃至横行无忌者的渊薮。这样的结局恐怕是朝廷始料不及的。
当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迁徙多少还是能起到裁抑豪强与游侠的作用的，所以推行过程中常会受到阻力。不要说强行迁徙，即使冠以求才的美名，也常会引起反抗。如北魏永兴五年（413年），明元帝拓跋嗣诏令遣使“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39]，就曾引起不小的骚动，“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面对来自游侠与豪强站在一个立场的合力反对，明元帝拿不出任何办法，只得召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人来问：“前以凶侠乱民，故征之京师，而守宰失于绥抚。今有逃窜，欲大赦以纾之，卿等以为如何？”元屈认为“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于下，不以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崔玄伯不同意，以为“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赦而不改，诛之不晚。”[40]帝采其议。可见，一旦游侠与豪强联手是足以令朝廷大感棘手的，而游侠与豪强似乎也深知这一点，由此更注意交结朋比，以至上干王法，下乱吏治，无所不为。
唐自太宗“按举不法，震肃权豪”，制定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闾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的刑律，豪宗强右威势稍减。战国余风日渐荡失，除皇室并兼土地受到保护外，一般豪强地主的不法倾吞总会遭到朝廷的严厉裁抑。所以他们再不敢如汉时那样，明目张胆地招纳亡命游侠，夺权于地方。至宋代，“凡今所以害于农者，谬官、狡吏、兼并之家、游手之人乘国家赋敛猝暴而射其利以耗其蓄聚也”[41]，这一点已被当政者所认识，加以此后土地私有化迅速发展，地权转换日趋频繁，乃至有“千年土地易八百主”的谚语，造成豪强地位多少有所跌落，带连着其所庇荫的手下也失去了为虎作伥的空间。后如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朝廷新颁充军条例，更有对大户家佃仆犯法，户主知情放纵的专门处罚规定[42]，这使得豪强招聚人手时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就游侠一方面而言，至宋元以降日益离落，社会影响日趋狭小，他们对豪强的吸引力也就大大降低了。宋元以来，侠者兼大僚的日渐减少，游侠可平交公侯，与豪强分庭抗礼之事再难见到便是证明。当然，上述判断是就游侠与豪强关系发展的总趋向而言，相反的例证间或存在。如前已提到，就在明代，仍有不少豪强任用游侠危害地方。历史就是这般纷繁复杂，光怪陆离得令人难以归纳。好在所有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反例在总的方面仍符合我们的判断，并不断向人证明，注意两者关系之于侠的研究是何其有必要。
与权贵交通使游侠丧失了一定的自主性和人格尊严，与豪强交通也同样导致了作为侠者品位的下降。当代人依着由武侠小说得来的阅读印象，总以为侠客是绝对站在与享利者相对立的地位除暴安良、解穷济困的，如《七剑十三侠》开首第一回所谓，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和假仁假义三种“极恶之人，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当不是从探究游侠与权贵、豪强关系的角度搜讨历史，确可发现有无数事例支持着这一判断。如明万历年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资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43]。能为孤儿寡母抗拒势家，正是侠者行事的风格。但必须同时指出，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些异人、侠士和剑客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座上客，乃或充任其仆役和打手。并且，事情的复杂还在于，不仅是游侠中有一些人任行此事，让人由此知其人群构成的淆乱；有时同一个游侠既可以锄强扶弱，又会去助强欺弱，这就提醒人必须好好理解游侠人格的复杂性了。
强藩的招募与重用
游侠与藩镇在中国历史的某些时期，也有一番特殊的遇合。藩镇对游侠大行笼络恩结之事，游侠为报恩，投效请命，挺剑攻杀行刺，曾使上至朝臣下至百姓为之闻风心惊。倘若说游侠势力曾对古代历史发展构成过影响的话，这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了。
藩镇，又称“方镇”、“藩岳”、“藩翰”等，意指屏藩王室，镇守一方，是唐代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军政机关。《新唐书·兵志》谓：“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也。”唐初，朝廷在重要的州设置都督使，睿宗时又设河西节度使。到玄宗朝，为巩固边防，在边要诸州总共设置十节度经略使，通称藩镇。
其时，唐朝的繁荣已达到顶峰，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先是土地兼并加剧导致均田制被破坏，“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44]。接着因这种贫富不均，令国家逃户剧增，影响及于租庸调法的切实贯彻，国家收入因此大幅度减少。国库空乏，地主逃役，百姓无力承担支出，又直接影响了府兵制的推行。继之而行的募兵制虽说改变了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做法，但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并且，这些应募者大多是市人白徒，“富者贩缯采，食梁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45]，中央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严重地削弱了。而在另一方面，地方势力却逐渐得到了很大的扩充与发展。
唐初武德年间，天下甫定，朝廷不得不对突厥采取委曲求和的方针。贞观年间开始各个击破。高宗后迄开元初，唐朝几乎一直在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交战。当时，除北方突厥、契丹和渤海国外，西方和西南的吐蕃、南诏也不时侵犯边境，令唐军不胜应付，边境防线日渐后缩。由于战场上接连失利，唐初设置的都护府地位开始下降，到开元时，大都护府实际已为八节度使所代替。作为地方势力，节度使拥戍兵几十万，本来仅统领所属各州部兵，至此并兼按察、安抚、度支各使，连州刺史也为其附属，境内军政大权尽揽在手。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力量再次受到削弱，各藩镇趁此扩充势力，最终导致弱干强支、尾大不掉的局面，藩镇所领之地也终于成为“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独立王国[46]。这其中，又以安史旧将为节度使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为烈，形成河朔三镇的割据形势。他们不由中央统领，自立藩帅，赋税不上供朝廷，自行瓜分。代、德、宣、穆诸朝，朝廷数次兴兵讨伐都不能了结。以后山东、江淮一带藩镇多有仿效，列镇数目迅速扩大至五十个，战后又不曾罢去，致使“天下尽裂于藩镇”。元和年间，一度平定了淮西等镇，河朔各镇表示归服，可不久故态复萌。这种割据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47]。
河朔节度使多兼观察，兵甲、财赋、民事无所不领，成为一方独裁，自不免拥兵自重，目无朝廷，发展到极点便是公开叛乱。为对付朝廷的辖制和可能有的征伐，进而有一番谋划，他们大多注意招募强悍以扩充实力。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据有贝、博、魏、卫等七州之地，未尝北面事天子，“不习教义，沉猜好勇。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虽曰藩臣，实无臣节”[48]。
此外便是相互交通，结成强援。“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49]。然而，这种联合既基于互相倚重的私虑，自不可能长久保持，有时还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所以在对付朝廷之余，他们还要对付各自的对手，由此更需要有心腹为之役使。当时各强藩除有分番服役的健儿、罢诸州团练史后组建的乡兵外，最注重牙兵也即衙兵，同时又不时招募和蓄养死士、刺客，以备不测应急需，就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些被招募的死士、刺客乃或衙军一类腹心人物中，有许多是游侠。
且看韩愈《送董邵南序》一文。由于唐中后期科举考试关节请托成风，甚至有通榜皆取权豪子弟的。在唐王朝辖区内应试不第求官无门的士子，包括一些仕途不得志的才识之士，多有愤而北游河朔，投藩镇以求进用的。董邵南大概也属于这一类人物，当其北去时，韩愈作此文为壮行色。“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在一番鼓励之后，他婉转提出自己的希望，希望当代的乐毅和高渐离能出仕于明天子朝中。乐毅是燕昭王竭诚招贤得到的将才，曾帮助燕王联合五国之兵攻破齐国，占领七十多城，封昌国君，为战国时闻名天下的英雄豪杰。高渐离与荆轲意气相得，平时一同歌呼淋漓，旁若无人，荆轲刺秦失败后变更名姓，为人庸保，无一日或忘报仇之事，以后得机接近秦始皇，置铅于筑中，趁为其奏乐，举以扑击，因先此被矐双目而未中，是一位历代人交口称颂的侠士。韩愈以此两人作譬，虽行文竭尽婉曲之能事，但其时藩镇中不乏英雄豪杰和侠义之士的消息仍隐隐透出。
明见于史载的有咸通中人李山甫，“累进士不第，落魄有不羁才，须髯如戟，能为青白眼，生平憎俗子，尚豪侠，虽箪食豆羹，自甘不厌。为诗托讽，不得志，每狂歌痛饮，拔剑斫地，少摅郁郁之气耳”[50]。以后“依魏博乐彦祯幕内，因乐祸，且怨中朝大臣，导彦祯子从训伏兵杀王铎，劫其家”[51]。王铎进士出身，曾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后两任节度使，为朝中显宦，他敢唆使主人之子调夺其车马姬妾，既见文人胆略，又纯然是侠者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显现。
而从另一面说，这些节度使多出身武夫，有的如田璟、田守义、田承嗣祖孙三代本身就好任侠，“以豪侠闻于辽碣”，田承嗣的从子田悦“外饰仁义，轻财散施”，也差不多是一位豪侠，所以他们厉兵缮甲，使老弱耕田，壮者在军，又择矫健者建起万余牙兵，同时好招引游侠或壮夫烈士充实其中，是十分自然的事。杜牧《歧阳公主墓志铭》一文，则直接说到了这一点：
当贞元时，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宪宗初宠于頔来朝，以其子配以长女，皆挟恩佩势，聚少侠狗马为事，日截驰道，纵击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问。
想来这批“少侠”也是其回到藩地多所倚重的基本力量。上可以用来刺杀当朝大僚，如元和十年（815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遣刺客杀宰相武元衡，伤御史中丞裴度，当朝廷命金吾府县大索京城，他们竟扬言“毋急我，我先杀汝”，一时吏卒为其气势所震，竟不敢再认真追捕了。以后朝廷下赏千万钱，授五品官，才算抓到十几人。下可以用来刺杀与自己不相谐的对手，如大历十年（775年）春，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逐薛嵩子、留后薛崿，率其众归田承嗣。后田诱卫州刺史薛嵩族人薛雄来归，为薛雄拒绝后便派刺客“盗杀之，屠其家，尽掳相卫四州之地”[52]。又如泽潞节度使刘从谏煮盐炼铜，暴横贪婪，有吏不应命，就遣客游刺。与李、田两人一样，他所任用的刺客力士，有的也是由游侠充任的。他与定州戍将发生矛盾，命游侠甄戈前往行刺。甄戈任侠自喜，自称“荆卿”，刘从谏见其勇武，颇厚给恤，奉为上宾。他得指派后，“因为逆旅上谒，留饮三日，乘间斩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余辈劫之”，刘从谏不悦，称其是“伪荆卿”[53]。
由于游侠与藩镇关系密切，行事流播民间，还曾激发起当时文人的创作灵感，以至有《聂隐娘》和《红线》这样的传奇小说出现。《聂隐娘》在反映藩镇勾心斗角，不惜任用侠客行刺方面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尚多奇玄虚设之辞，不足尽信。相比之下，《红线》虽不能说无任何虚设，但按之史实，大部分如合符节。如它说“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以滏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即《旧唐书》本传所谓“时多事之后，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它说“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章女，三镇交为姻娅，使日浃往来”，即前及《资治通鉴》所谓“结为婚姻，互相表里”。它说田承嗣“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另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即前及《旧唐书》本传所谓“乃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它说田承嗣“卜良日，将并潞州”，与前及《资治通鉴》载田承嗣杀薛嵩族人，“屠其家，尽掳相卫四州之地”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今人是可以通过小说来一觇当日游侠与藩镇交结的真相的。此外，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多为晚唐人，却偏爱写反映初盛唐时期的作品，惟独侠义小说一类大多以晚唐为背景，这也是晚唐游侠与藩镇关系密切的一个显证。
五代承唐末之风，几个王朝皆由藩镇演变而来，皇帝也多由节度使夺位自立。由于唐末战争频繁，规模又大，各藩镇要击败对手，纷纷扩充军员，厚遇将士，《旧五代史·世宗纪》载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柴荣曾下旨“诏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为强人。帝以矫健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这中间也多游侠。此外，后梁朱温的“落雁都”、后唐李克用的“鸦军”、“义儿军”、李存勖的“帐前银枪都”，以及后晋石敬瑭的“天威军”中，都多出自草野的骁勇之士。即以“天威军”来说，石敬瑭起初置乡兵，教习岁余，村民不娴军旅，竟不可用，只得罢去。以后但令七户输钱十千，其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肯复农桑，多聚山林为盗，都被其收入[54]。除北方军阀有唐末藩镇的长期积势外，南方则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军阀，大者攻州郡，小者据闾里，其兵源也多来自剽悍盗贼和市井乡野的无赖少年。如威胜节度使董昌“乃集无赖子，断腕截耳，号曰‘感恩都’，以备腹心。”[55]所谓“都”是军兵的编制单位，大抵一都百人或千人，有时也用指由节度使统率的亲军腹心。一直到后周世宗对禁军进行改造，建立殿前诸班，选募天下壮士以实京师，并淘汰骄兵悍将，方始扭转方镇兵重中央力弱的局面。
至北宋建立，在前此基础上进一步削弱和分散藩军将帅的权力，尽收天下精兵，使其失去反叛的可能，延续二百年的藩镇割据才告结束，游侠与藩镇的联合也就此终结。
义结盗匪与躬自为盗
游侠上可与公侯权贵及地方豪强相交通，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又可与独霸一方的藩镇相往还，但既称游侠，为不居常业、不持恒产之人，毕竟以散处民间的时间为多。此时多不治生产，没有稳定职业，且有一定寄食性的他们，在不能与上述权豪往来并得其资助的情况下，是赖什么为生的呢？或者说，是借重怎样的社会关系，继续其为侠者豪阔而放纵的生活的呢？按之史实，可以发现社会上大量盗匪或有盗匪气的游闲的存在，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游侠与盗匪的关系由此变得十分密切。
游侠与盗匪的联手在两汉时已经实现。《汉书·武帝纪》所言“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就是指当时豪猾游侠勾结盗匪多行不法一事。这些盗匪自己凭强力干没本钱的买卖，对孔武有力且无视官府法令的游侠几乎天然就有好感。游侠豪爽讲义气，轻视财货，堪托生死，更符合其胃口，所以他们大多乐意甚至主动与游侠交往。如汉末董卓早年在羌中为侠，当地豪帅，即一批强盗头目都与他倾心相交，以后归耕故里，还打老远跑来看望。有的人因钦慕游侠为人，甚至自愿归服门下，受其约束。如南朝陈时的熊昙朗跅弛不羁，膂力过人，且相貌堂堂，气宇非凡，侯景之乱起，率人据城为栅，拒敌入侵，是一位敢于任事的侠士。他的为人就很得盗匪钦慕，故一时“桀黠劫盗多附之”[56]。唐时高季辅好习武艺，任侠自喜，听说兄长被害，率一批族党将凶手抓住，斩首祭墓，很得时人称道，“由是群盗多归附之”[57]。宋金时有淄州人李全，“以贩牛马来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张介引至涟水。时金国多盗，道梗难行，财本浸耗，遂投充涟水尉司弓卒。因结群不逞为义兄弟，任侠狂暴，剽掠民财，党与日盛，莫敢谁何，号为‘李三统辖’。后复还淄业屠，尝就河洗刷牛马，于游上中蹴得铁枪杆，长七八尺……因呼为‘李铁枪’。遂挟其徒横行淄、青间，出没抄掠”。[58]明隆万年间，武昌府兴国州群盗出没，民甚苦之，其原因也是因“盗侠数辈，盘踞公门，为内外应，三农不得秉耒耜矣”[59]，是其时沉入民间的乡曲侠者已与盗打成一片了。
汉以来最崇拜游侠、而游侠也多赖以成事的基本群众，那些亡命无赖，也都近似盗匪乃或就是以盗为生的强人。《史记·货殖列传》称“闾里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说的是西汉时的事，但也大致概括了作为历史上游侠的基本群众，这一人群的特点。自古以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匪”，故历代统治者想尽各种办法平盗弭盗，并由此而抑侠。到唐代，不少侠少无赖转而从军，遂使兵痞横行，吏不能禁[60]。到宋代，王罕任广东转运使。其所置乡兵也是当初“相率为盗”的无赖少年[61]。薛颜卿知擢州，将其时流氓组织“没命社”首领李甲杖刑后流海上，其手下的无赖少年则“悉籍于军”[62]，更使得这批人得以堂而皇之行劫掠之事。此为军兵的流氓化、盗贼化。
游侠与盗匪关系密切还集中表现为一些游侠兼做盗匪，具有亦侠亦盗的双重身份。当其急人之事解人之难时是侠，而当其出于私利，纵欲自快，任意劫掠他人财物以自奉时就是盗匪，是司马迁、班固所谓“盗跖居民间者”。每每这种时候，其所结交和倚重的就基本上为清一色的盗匪了。如晋游侠戴若思早年就曾纠结一伙强盗，干劫掠商旅的勾当。某次见一船装载甚丰，便与众强盗将其扣下，众盗动手搬货，他则“登岸据胡床指麾”，分派各人，有条不紊。当时著名文人陆机也在船上，见他如此机敏，知非常人，便开导他：“卿才如此，乃复作劫邪？”[63]他因此感悟，收手改节。此外，如北齐李景遗“好结聚亡命，共为劫盗，乡里每患之”[64]。东方老“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65]。詹法寿“少好射猎，轻率勇气，结诸群小为劫盗，宗族患之”[66]。还有晋石崇，唐刘弘基、牛进达等人与盗匪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
明代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故人乐与之游，一时恶少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咸宗之”[67]。后入海为盗，招聚亡命千人，闽浙蜂起之徒皆多往归附。清人张嘉祥“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侠，跅弛不羁，年十五之粤西，从其叔学贾，心弗喜也，日与轻侠恶少年游，其党有为土豪所困者，往助之，杀人犯法，官捕之急，逐投某山盗薮。……顷之，盗魁病死，群盗推忠武为魁”[68]。则是先为游侠，后迫于情势为盗，就此全然与盗匪打成一片的。又，清初盗匪出没，河南祥符号称“光棍”的无赖匪徒尤多，往往“以行劫为长技，窝匪徒为任侠”[69]。在皇城根下，则有“京师大猾”李应试，号“黄膘李三”，“专养强盗，交结官司，役使衙蠹，盗贼竟输重贿，铺户亦由常例”[70]，一时北五省之盗尽出其门下。至清末长江中下游一带，又颇有游侠贩盐为枭，当“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71]，则俱为其中的末流。
当然，不能说做强盗的游侠已退尽本色，一无可取。所谓盗亦有道，还有许多人虽身涉匪地，仍能驱策或影响同道劫富济贫，行侠义之事，这样的人被称为“侠盗”。侠盗由来已久，唐人小说如《车中女子》《嘉兴绳技》《田膨郎》《僧侠》，写的都是这类人物。话本小说中的宋四公、赵正、尹宗、郑信、汪信之，《水浒传》中的时迁、孙二娘，也都是侠盗。如《田膨郎》写田膨郎入宫偷唐文宗宝白玉枕，文宗不以为怪，称“此乃任侠之流，盖非常之窃盗”。由此一事，可知社会上侠盗的活跃和多得人心。明代，山左大盗李青山、弟明山“素为群大侠，兄弟皆具膂力，敢斗，居常寓盗”[72]，也该是多与盗匪交结，属侠盗一类的人物。清末光绪年间，张之洞督鄂，丢失了一件由醇贤亲王送的真珠纽貂鼠褂。褂子本放在九姨太卧室，突然失踪令其不快。某一晚他收到一封书信，上写“山东义民某某告汝知，汝衣，某取去矣。山东大旱，饥民载野，故假汝衣赈之。汝得自醇，醇得自某，某括山东脂膏而得，今返赈山东之民，汝宜无憾。汝再扰湖北之民，予必取汝首。慎之！”旁插一匕首，张之洞十分害怕，不敢声张，只好装糊涂了事[73]。究李氏兄弟及盗衣人所为，必有劫掠百姓为害地方的劣迹，但他们纠合徒从，也曾为民请命，干出一番侠行，这可算是游侠与盗匪交往的另一个方面。
晚清不少侠义志士与盗匪的交往，更与一般游侠纠合群盗妄行歹事不可同日而语。如前曾提及的杨卓霖“愤清廷乱政误国，民气不振，乃周游诸省，求江湖豪侠如关外之红胡子，山东之响马，长江之盐枭，江西之洪门，浙江之青帮，闽粤之三点，皆欲结其魁杰”[74]。这其中如洪门、青帮、三点是秘密宗教组织或会党，红胡子、响马和盐枭则是著名的盗匪团伙。如东北红胡子原是明毛文龙部下，袁崇焕计杀毛文龙后，部下散为盗，后孔有德、耿仲明、祖大寿降清，部属不愿寄身降旗者与之结伙，致队伍迅速壮大。这批人当中不乏豪侠，如关东红胡子头目“花蝴蝶”周五，好请人讲《春秋》和《史记·游侠列传》，所劫财货除自用外，都散于无处告贷的贫民。活动于东北满洲的马贼中也有这类人物，故当日宋教仁曾作《二十世纪的梁山泊》给予表彰：“徒以清政府不纲，国力削弱，不惜以祖宗巢穴拱手赠人，遂使我数十万神州华胄之同胞流离转徙，无地可脱，无家可归，乃不得不效稗官野史中所谓宋江、吴用辈的仁义，与夫鲁达、武松辈之豪杰，以藏身而保命。其事甚奇而其心亦甚苦矣。”基于这种认识，且当时革命党人手中别无可用的力量，所以他们常被接纳为革命的成员，成为起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此外，陕甘刀匪也曾为革命党人以诚意相结。刀匪又称“刀客”，起于清康熙年间，常携带长不过三尺的“关山刀子”做报仇搏斗之事，到光绪年间，也有备长短枪枝的。其成员多由破产失业的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组成，平日以贩运私盐、私茶或给商人保镖为生，有的则合伙经营赌场。因与官府对立，颇受百姓爱戴。头目如“王狮子”王振乾为清武生，也是一位任侠的义士，好结交当世豪侠，同、朝、澄、郃一带刀客行侠者每因杀人犯案，或为仇家所逼，投奔请求庇护，不管识与不识，他都予以收留，事过又出资送其上路。故辛亥革命前，一些任侠志士曾冒险前去联络，以便有所借重。
当然，游侠也不总是与盗匪纠合一处互为势助的，有时两者也会处于对立的地位。由游侠出面去剿灭盗匪，决非仅出于明清武侠小说的任意编造。如北齐高翼“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崇敬”。孝昌末，葛荣作乱于燕、赵间，朝廷以他是山东豪右，又深得地方人心，授以渤海太守职，命他捕盗。不过，可能他并没有出什么大力，故“至郡未几，贼徒愈盛”，他只能率人徙居河、济[75]。北周的宇文贵就聪明了，时蜀地多盗匪，他“召任侠轻健者，署为游军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颇息”[76]。有的游侠是因为盗事发，为官府所执，才不得不受其挟制，充任捕盗干员。也是北周，北雍州刺史韩褒就是这么干的。当他得悉州境内盗案系当地豪右与游侠所为，佯装不知，将那些素为乡里所患的桀黠少年都召来，署为主帅，划分地界命其管辖，申明倘辖区内有盗不获，即以故意放纵论罪。这么一来，这批桀黠任侠之人无不惶惧，纷纷检举告发。他据此列出名单，将那些亡命隐匿之人一一查实，然后贴出告示促其自首，“由是群盗屏息”[77]。一直到清末，如“南北大侠”杜心武曾任捕快，其所惩办的对象除一般犯法的市井恶棍、乡间地痞外，也就是那班人。
不过，就总的情况来说，游侠与盗匪纠合交通，相互倚重，在两者关系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游侠自来受到当政者的严厉打击，游侠的社会声名在正统士大夫和史家眼里之所以十分低下，与此有很直接的关系。故本着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对游侠的贬抑全视作是对他们的任意诽谤，因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即使在解穷济困、仗义行侠的同时，有许多游侠的道德自律也没有人期望或想象的那么高。
融入农民起义的潮流
农民起义在专制时代一例被称为谋反和叛乱，是罪在十恶之首的行为[78]。其参加者通常被官修史书称为“盗”、“贼”或“盗贼”，领袖则被称为“酋帅”、“贼魁”与“豪酋”。但它所特有的官逼民反的性质，以及以均贫富为理想，反抗暴虐除奸安良的举动，很容易获得民心的支持。
游侠虽然有交通权贵豪右，乃或充任其仆役和打手的，但毕竟属于非既得利益者，并不在整个社会的中心。他们基于纵放的性格，泛爱的胸怀，好抱不平，以至于不将官府和法令放在眼里，很大程度上与反抗社会不公的农民起义有相似之处。因此，对于那些一无所有，并因无恒业恒产不得不揭竿而起者是觉得很亲切的，与之交往甚至加入其中，在那个时代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事，有时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就是由游侠充任的。故人有谓“秦以后，则揭竿之祸无代无之，其倡之者必皆游侠之犹”[79]。语虽绝对，但多少反映了一部分历史事实。
如秦末汉初，就有游侠或任侠之士混杂于农民起义队伍中。英布、彭越等人当时都好为任侠，甚至就可以说是游侠，他们特别愿意与不久公开造反的骊山刑徒、钜野泽少年结交，并希望赖此做出一番大事。汉末黄巾大起义，张角所用的“刺客死士”中也多游侠。隋末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其间也有游侠参与，有几支重要的起义队伍甚至是由游侠领导的。如窦建德才力绝人，喜侠节，颇以然诺为事。乡里有人丧亲，贫无可葬，他听说后即“遽辍耕牛，往给丧事”。有劫盗夜入其家，被他挡在屋里，连杀三人，其他人再不敢进，在门外要求交还尸首。他称可扔一绳子系住尸体拉走，盗信以为真，投绳入户，他用绳子把自己脚系住，待强盗拉动后突然跃起，又杀了几个，从此远近闻名。他还做过里长，因犯法不得不四出亡命，遇朝廷大赦才回家。父死之日，赶来送葬的有千余人。至于藏亡匿死、仗义救人等事更没少做。大业七年（611年），朝廷募人征高丽，清河郡选勇士充小帅，他被补为二百人长。其时山东正发大水，同县人孙安祖家为水淹，妻儿尽数饿死，但县吏仍要征他入军，他请求免此一役，为县令斥退，一怒之下，将其杀了来投，窦建德二话没说，将他藏匿起来。以后又招诱逃兵及无产业的浮手游闲数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为群盗”[80]。观其行事，纯然是敢于任事的游侠做派。以后率河北义军攻城克地，成为一支重要的反隋力量。他还一直注意与士卒同甘苦，平城破阵所得悉数散给将士，不仅自己一无所取，衣食住行十分简单，妻子也不着纨绮，在义军将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江淮一带起义军领袖杜伏威也是一位侠义人物。“少落拓，不治产业，家贫无以自给，每穿窬为盗”[81]。有生死之交辅公祏，姑家以牧羊为生，想必他经常有饿肚子的时候，辅公祏不得不常从姑家偷羊接济他。姑家自多怨言，遂告发其为盗，他见郡县追捕甚急，只得亡命出逃。那辅公祏够侠义，竟抛下一切陪他出亡，又招徕四方，聚众起义。大业末，左才相占据齐郡南部的长白山，自号“博山公”，与朝廷作战。又有任侠喜施的李子通，见天下已乱，赶去投奔，因武力出众而深得倚重。刘黑闼与窦建德相友善，并曾受过他的接济。为人“无赖，嗜酒，好博弈，不治产业，父兄患之”[82]，从行事做派来看与上述诸人差不多。他很注意联络各地义军，互通声气。故当举兵起事后，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杀其长吏以应之”。这里“豪猾”既有地方豪杰侠士，也包括许多因走投无路被迫造反的农民。瓦岗军首领徐世勣“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83]。曾说：“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84]，可见一直到成年后，对自己任气好侠的行径仍颇感自豪。他本是东郡卫南地区的庶族豪强地主，素有大志，很想乘天下纷乱干一番大事，所以十七岁便投入瓦岗军，后为右武卫大将军，东海郡公，归顺唐朝后累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起义军中的作为，替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此外，许州郭孝恪少年有奇节，“不治赀产，父兄以为无赖”，显然也是一任侠之士。他后来“率少年数百附李密”[85]，只是声名未及上述几位显著。至于唐末黄巢本以贩盐为事，因此“富于赀”，又“善击剑骑射”，“喜养亡命”。进城后“见穷民，抵舍帛与之”，但不能弹压部下“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86]，实为游侠性格使然。
北宋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小说《水浒传》中被写得无比壮烈，进而影响了明清两代的侠义小说。依现存史料，可知宋江本是农村人口，妻子种荷植菱，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但他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87]。宋宣和元年（1119年），他组织起一支队伍起义，出没于青、齐、草、濮间。这支义军骁勇善战，云聚星散，或降或叛，令朝廷十分头疼。有的论者基于上述情况，以及其亦盗亦侠、无意称王的举动，推定“历史上的宋江，既不是方腊式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也不是那种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人物。他所领导的起义，如果说是一支革命的农民队伍，毋宁说是一支反叛的游侠武装”[88]。结论虽可商榷，但基于陈泰《江南曲序》及王偁《东都事略》之称他为人勇悍顽强有侠风，又周密为宋末遗民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作跋，谓“圣与（龚开字）既各为赞之，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辩之”的提示，这一判断并非全然无据，它多少说明由游侠领导并参与的农民起义，是会给起义本身带上一些属于游侠才有的色彩的。
揆之常理，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不要说宋江起义，即前及隋末农民大起义，因有窦建德、徐世勣等一批游侠或任侠之士的参加，就使得义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游侠武装的色彩，后世如《说唐》《隋唐演义》等小说多在侠义一路发挥铺衍其事，即与此有很大关系。
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声势可与隋末农民起义匹敌。当时纷起举事的各路义军中也可见到游侠的活动。如郭子兴“忽不事业”[89]，“任侠喜宾客”，会元末天下大乱，遂“散家资，椎牛酾酒，与壮士结纳”[90]。这些壮士大多是图谋造反的贫民，间或也有地方失意的豪右。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他聚集数千人占据濠州，正式开始造反。另一义军首领张士诚也“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91]，曾结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仇家，乃入旁近，招集少年谋起兵。以后又注意与天下雄豪结交，居吴期间，竭诚待士。他能以孤城见抗朱元璋大军，将士无一离叛，便是这种广为结交收伏人心的结果[92]。其他如陈友定“世业农，为人沉勇，喜游侠，乡人畏服之”[93]，也是一显例。
明清两代，游侠联络民众举兵起义的事情仍时见于史。如正统年间，有江西建昌人邓茂七“豪侠为众所推”[94]，因杀人亡命，潜入福建，在沙县为佃农。当地地主贪婪无度，每年都巧立名目，勒索“冬牲”，佃农不胜负担，谋举造反。他激于义愤，杀了地主和官府派来的巡检，被众人推为领袖，号“铲平王”。在他的率领下，义军接连攻下福建二十几个州县，并设官建政。清末石达开“家富读书，文武备足”[95]，“素慕游侠”[96]，年十二就凛然如成年人，自雄其才，是一位有侠性的烈士。“门下食客繁，多两粤无赖子，惟日与健儿数十辈驰马骑射，击剑舞槊以为乐”[97]。又“素蓄大志，以仁义笼络其民，人心附之”[98]。广西贵县有奇石山，为粤闽两地商旅必经之地，山中有峻岭，为剧盗所据，过往商客几难幸免。有一闽商听说他是当地豪侠，哀请庇护，他代为择定健者卫护着财物过关。盗魁听说此事大怒，率百余人来其家抢劫报复，他非但不发作，反口称代客请命，以家资相赠，群盗相顾愕然，无不钦佩其重义轻财。石达开留他们喝酒，与之倾说平生，并送了几千两银子。这伙强盗无非是实在活不下去铤而走险的贫苦人，感于厚遇，念念不忘，一直想寻机会报答，以后在他号召下，都赴金田参加了太平军。
与上述游侠为谋建功业和起义军交往相对应，也有义军领袖召纳游侠以充实自己队伍的。前及李子通投左才相，未尝不是受左好召纳侠义之士的名声的吸引。李子通不乏将才，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所以史籍留名。可以推想，还一定有不少乡曲布衣之侠受义军的号召，投身到反抗官府的“暴乱”当中，今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曾经有怎样了不得的作为，但这些人的存在却实实在在地说明了历史上游侠与义军的关系是何等密切。元末泰州人王克柔率人起义，他“家富好施”，也曾“多结游侠”以为己用[99]。清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起义，由枝江、襄阳一带而及四川的东乡、太平，一度进逼成都，控制了川西大部地区，陕、甘、豫等地也纷起响应，对清王朝统治构成很大的威胁。起义军中不仅有流入异地为佃户、佣工的农民，其领袖还颇注意召纳豪士，所以有不少游侠纷纷前去投效。《清稗类钞·义侠类》曾载有这样一件事：
嘉庆时，有齐二寡妇王氏者，美而勇，且善幻术，工技击，从夫鬻技四方，能着弓鞋立马上，驰骋若飞。白莲教匪作乱，横突兵间，剽悍无敌。时夫死，齐方祝发尼庵。庵多常住，官觊其利，诬老尼通贼，系之狱，籍其产。齐素以拳勇教授乡里，游侠多出门下，乃共谋劫狱，出老尼。既劫，则众不可散，遂与诸游侠据山为乱，投入白莲教，为教首，渐更男子服，改初志矣。
“教匪”、“为乱”等字样无非是正统史家和士大夫的口头禅，事实是当时那班游侠聚山举事，因势力毕竟还小，遂应召入了白莲教。
综上所说，游侠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历代游侠投身义军，与起义者结纳交往，动机各不相同，有想借以成就功业的，也有仅欲赖此铲除不平，推广一己侠义为集团行为的。他们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侠者救世热肠的延伸。如果说，他们与权贵、豪强和藩镇的交往有时是以出让侠性为代价的，他们与盗匪的交往有时不免使侠者的品位降低，但当与敢于反抗官府甚或朝廷的人们站在一起，他们凛然的侠节因此闪烁出更耀眼的光彩。因为在一个异常封闭而稳固的社会里，肇成一场变革总能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某种契机，而这种社会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游侠所执持的社会理想有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实现。至于能否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则难说了。因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及其制度建设的缺位，都使得其对既有体制的冲决仅限定为简单的权力更迭，游侠自难越然而上，摆脱这种近乎先天的缺陷，真正为万世开出太平。
会党斗争的中坚
与上述数者均不相同，古代秘密会党产生得很晚。它发轫于17世纪，一直到18世纪下半叶，即乾嘉时期才大量出现。当然，就结盟拜会而言，在古代早就是民间通行的风气。乾隆时，能臣汪志伊就曾具折朝廷，称福建“漳、泉二府，宋时有海滨邹鲁之称，由风俗以思教化，美可知也。自明季倭寇内犯，练乡兵以卫村堡，募其勇豪，授以军器，尚勇尚气，习惯成风。嗣遂逞忿械斗，礼义廉耻之风微，而诡诈贪横之习起，始结为‘天地会’，继流为陆洋之盗，结党成群，肆行劫掠，实为地方之害。”[100]到19世纪末，即光绪、宣统年间，会党势力和影响达到鼎盛，“边钱会”、“关爷会”等各种帮派会道门的名目多达200种。从城市到乡村，交通要道到穷乡僻壤，几乎但凡有井处，即有其活动的踪迹。
作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前后极为盛行的秘密组织，会党对清后期社会政治生活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而在许多秘密会党中，同样可以看到游侠的活动，并且游侠所奉行的同财结义、扶贫济弱的原则与精神，几乎成为这些会党基本组织规范的主要来源。游侠与会党之间存在这种密切的关系，是由会党自身特点及这种特点与游侠行事原则的契合造成的。清代中后期，各种尖锐化的社会矛盾中，以人口爆炸性增长和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最为突出，它导致了耕地开发与人口增长间严重的比例失调。由于生齿日繁，而地不加广，“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101]，许多人生计无法满足，不得不由人口密集原住地向地广人稀的台湾、广西、四川等地迁徙。这些离乡背井者在异乡客地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若遇天灾人祸便难以维生。出于互助的需要，他们纷纷组织成团体，奉行一人有难大家相助原则，秘密会党由此应运而生[102]。
台湾有父母会、小刀会，福建有天地会，四川有啯噜党，后演变为哥老会，东北则有在理会。这些会党的基本群众十分淆乱复杂，他们没有土地、财产、职业或户籍，有的靠肩挑贩运佣作为生，流离转徙乞食四方；有的吃粮当兵，散而为游勇，放而为盗匪。此外，一些星相医卜和社会游闲分子也参与其间。这批人中颇有一些亡命无赖、不法之徒，在乡村设立山堂，开设赌场、烟馆和妓院，或进行偷盗枪支等非法活动。在城市，会党分帮分行，组织似更严密，帮规也更复杂，通常打破地区界域，互相歃血联盟，约定共享乐利，在为失业人群介绍职业及开展经济抗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间或也能进入兵营，如哥老会最初主要在川、湘一带活动，当地有不少农民被清政府募入军队，同时将哥老会带入军中，湘军中尤多这样的人，他们“相习成风，互为羽翼”[103]，以致“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104]。
由于会党来源复杂，其主要成员大多无固定居所和职业，被称为游民浮手；组织形式与帮规多取绝对平均主义，如天地会标榜“忠义堂前无大小，不贪富贵不欺贫”，提倡“患难与共”，“敛钱分用”；奋斗目标在铲除不平，共享乐利；且不像秘密教门多宣扬弥勒下世和劫变观念，崇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具有明确的现世追求和此岸精神，使得游侠在那里极易找到生存土壤。
如早期哥老会“不害良民，惟袭劫不义富豪，与不正官吏”[105]，其地位最高的仁字族构成分子，除草泽英雄、军中豪杰和地方乡绅外就有游侠。他们崇拜桃园兄弟，互尚信义，聚合一处，成为太平天国以后最大的全国性组织。由于组织严密，活动范围广，以湖南为基地，遍及长江流域，会员达十二万人，十八省中无处不有，与其前身啯噜被诬为“昼抢场市，夜劫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不同[106]，“其本旨在反清，其理想则为侠义，好袭劫不义豪强，及贪官污吏，而严禁强攘平民”[107]，在当时曾引起革命志士的注意。毕永年就十分注意与之结纳，结识谭嗣同后还向其介绍湖南一地哥老会的情况。以后唐才常设立自立会，成员除一部分清军和江苏盐帮外，便是以哥老会为主的徒众。他对这些徒众进行改造，深得会党信服。由于唐才常交结哥老会，日人田野橘次甚至把他称作“哥老会巨魁”。其他如后任共进会会长的张百祥，“少有大志，自负非凡，任侠好义，排难解纷，隐以朱家、郭解自命。乡间老幼，无不敬爱，故为同侪拥为领袖”。他也曾入四川哥老会，并“在秘密会党中，隐然渐居首席”[108]。
革命党人王和顺“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弱冠入伍，隶提督刘永福部为哨官，每战必先士卒，深得长官器重。时清政府腐败不振，前已潜伏于两粤腹地的洪门会党趁此纷然并起，以反清复明相号召。“和顺知其可用，思以兵法部勒之，为光复祖国用，立弃官入会，以义勇得众心，名以大著”[109]。还有曾任潮州黄冈革命军将领的余既成“少列洪门会籍，在会中资格最老。为人率直好义，遇社会不平事，每出而排难解纷，闾里中咸引以为重”。其时革命党人、也好任侠的许雪秋在潮梅各县着手联络会党的工作，知他素负重望，“遂深相结纳，引为左右手”[110]。
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会党人士因敬慕革命党人的侠义忠勇，也乐意与他们交往。如前及杨卓霖“少以任侠闻于乡”，里中有争斗，总赶去劝解，晓以同种不宜相仇之理。对待长亲孝顺，对待师长尊敬，又素怀大志，“尝夜借邻烛，读兵书及中外战争稗史，时拍案狂呼曰：大丈夫生不封万户侯，当赴锋镝死耳，安能与乡里小儿讨无谓生活哉”，故深得时人敬重，“邑中秘密会党多乐与之游”[111]。另一参加潮州黄冈起义的余通，“少负气任侠，稍读书，深慕荆轲、豫让为人。……（广东）饶平各乡镇之洪门党人咸假为东道主”[112]，在其经营的泰兴杂货店中举行各种活动。
这其间还有一原因必须提及，那就是随天地会等会党势力北移，会党与教门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会党成员的构成更趋淆乱复杂，一些地方的会党组织头目“半自粤余土匪出身，半由白莲教匪出身”[113]，以至会匪纠合，如嘉庆初年，广东有“艇盗”之忧，“且陆地会匪，阴济船械硝磺米粮”[114]。道光末年，为患广西的除土贼、流寇外，就是“堂匪”（即会匪），时称“最盛者莫如土贼，土贼亦堂匪之变相，堂羽众盛。”[115]，所以人称“间有入会而不为匪者，断无为匪而不入会者”[116]。这些人连同他们的部属过惯了放荡不羁的生活，养成一种好勇斗狠的特殊性格，在抗拒官府劫富济贫的同时，还经常干一些打家劫舍、奸淫掳掠和宗族械斗的勾当。有时因利益不均，或口角意气，都会同类相残，内讧火并[117]。所有这些都给会党声誉带来消极影响，对其所从事的事业造成阻碍。故一些有见识的会党领袖开始注意提升自身素质，希望克服旧有那种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的旋起旋灭的毛病，通过接受先进阶级的领导，变自发斗争为自觉斗争，故乐意与革命党人往来。而如上述杨卓霖等人既为革命志士，又具游侠气质，自然成为他们最愿亲近的对象。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末世动乱中，乡曲布衣之侠投身会籍，成为会党徒众，从事劫富济贫乃或打家劫舍的活动，是对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来游侠与盗匪、与农民起义天然联系的延续的话，那么他们结交会党，并将之引入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清革命斗争，则将这种联系提升到超越“有事相帮”、“敛钱分用”的新的层次。在这种新的层次上，游侠的精神也得到了新的升华。
[1]王先谦：《汉书补注·季布传》引。
[2]陶希圣：《西汉时代的客》，《食货》1937年第5卷第1期。
[3]钱穆论“西汉初年之社会”，称“以钱币买奴力以逐利长产，经营货殖者为商贾。以意气情谊收匿亡命共为奸利，甘触刑辟而市权势者则为任侠”，“任侠之所舍匿，则曰宾客，然宾客与奴婢身分无殊，同样逃避国家课税，失其为公民之资格。任侠既以意气肝胆匿亡命，则亡命者亦出肝胆意气感激相报，乃至作奸剽攻、铸钱掘冢之类，无所不为”，似只以养客者为侠，但其实也看到“汉兴，而闾巷之侠起”的“世变”，故又说：“后人乃渐以此等为侠”。见其所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7页。
[4]《盐铁论·错币篇》。
[5]《汉书·淮南王传》。
[6]《汉书·淮南王传》。
[7]《汉书·伍被传》。
[8]《汉书·伍被传》。
[9]《汉书·淮南王传》。
[10]《汉书·文三王传》。
[11]《新唐书·太宗纪》。
[12]《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13]《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14]《旧唐书·巢王元吉传》。
[15]《新唐书·巢王元吉传》。
[16]《汉书·文三王传》。
[17]《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18]《上姚令公书》，《全唐文》卷二九〇。
[19]王褒：《游侠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一。
[20]《汉书·元后传》。
[21]参见《西京杂记》卷二。
[22]《政论》，《通典》卷一《田制》引。
[23]《昌言》，《后汉书·仲长统传》。
[24]《汉书·游侠传》。
[2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798页。
[26]《汉书·酷吏传》。
[27]《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8]《汉书·酷吏传》。
[29]《汉书·赵广汉传》。
[30]《汉书·何武传》。
[31]《汉书·元后传》。
[32]参见桓宽：《盐铁论》卷一《复古第六》。
[33]《三国志·魏书·王脩传》。
[34]《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35]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遗爱碑颂》，《毗陵集》卷八。
[36]《盐铁论·轻重篇》。
[37]《南史·宋本纪上》。
[38]《读通鉴论》卷二。
[39]《魏书·太宗纪》。
[40]《魏书·崔玄伯传》。
[41]韩琦：《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一一二。
[42]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七五。
[43]《廿二史劄记》卷三四引《戒庵漫笔》。
[44]陆贽：《中书奏议六》，《翰苑集》卷二二。
[45]王溥：《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
[46]《新唐书·兵志》。又见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
[47]今人不再简单用“藩镇割据”这一判断，盖因安史乱后，朝廷建制中，除河朔三镇属割据型，其他尚有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和东南财源型三类，故用“藩镇格局”替代似更为适切。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四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8]《旧唐书·田承嗣传》。
[49]《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50]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
[51]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〇。
[52]《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53]《新唐书·刘从谏传》。
[5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55]《十国春秋》卷七七《吴越世家一》。
[56]《陈书·熊昙朗传》。
[57]《旧唐书·高季辅传》。
[58]周密：《齐东野语》卷九《李全》。
[59]吴国伦：《报麻登之佥宪书》，《甔甀洞稿》卷四九。
[60]参见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61]《宋史·王珪传》。
[62]郑克：《折狱鬼鉴》卷五《惩恶》。
[63]《晋书·戴若思传》。
[64]《北齐书·李景遗传》。
[65]《北齐书·高乾传》。
[66]《北史·詹法寿传》。
[6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
[68]《清稗类钞·义侠类》。
[69]李维钧：《奏报访拿匪类折》，《宫中挡雍正朝奏折》第四辑。
[70]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四。
[71]上海《中外日报》1905年10月24日。
[72]宋起凤：《稗说》卷二。
[73]《清稗类钞·义侠类》。
[74]《革命逸史》第二集《杨桌霖事略》。
[75]《北齐书·高乾传》。
[76]《周书·宇文贵传》。
[77]《周书·韩褒传》。
[78]学界对农民起义有不同的界定，有鉴于历史上主要的农民起义，其领袖虽有农民，更多吏员、军人、商人，乃至地主和贵族，故有人不主张用今名概括。在没有取得广泛共识前，此处暂仍其旧。
[79]贺涛：《书史记游侠传后》，《贺先生文集》卷二。
[80]《旧唐书·窦建德传》。
[81]《旧唐书·杜伏威传》。
[82]《旧唐书·刘黑闼传》。
[83]《旧唐书·李勣传》。
[84]刘餗：《隋唐嘉话》卷上。
[85]《新唐书·郭孝恪传》。
[86]《新唐书·黄巢传》。
[87]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
[88]张锦池：《乱世忠义的颂歌》，《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89]张耒仪：《滁阳王庙碑》、《明史·郭子兴传》。
[90]张耒仪：《滁阳王庙碑》，《明史·郭子兴传》。
[91]《明史·张士诚传》。
[92]参见《国榷》卷二所引高岱语。
[93]《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94]高岱：《鸿猷录》卷九。
[95]《李秀成自述》。
[96]许平叔：《兰苕馆外史·纪粤寇》。
[97]《清稗类钞·义侠类》。
[98]印鸾章：《清鉴纲目》，引自《平定粤寇纪略》卷一五。
[9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
[100]《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三。
[101]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
[102]道光朝鸿胪寺卿黄爵滋谓：“夫会匪者，其初固无业之民耳。无业则游荡，游荡则无赖，无赖则凶横。无业则饥寒，饥寒则贼盗，贼盗则奸宄。会匪者，凶横奸宄之所聚而成也”。见齐思和：《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页。
[103]《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三。
[104]李榕：《湘潭县梅震荣到任批》，《十三峰书屋批牍》卷一。
[105]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106]陈庆镛：《与舒云溪制府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七。
[107]尚秉和：《辛壬春秋·革命源流》。
[108]《革命逸史》第五集《共进会会长张百祥》。
[109]《革命逸史》第二集《南军都督王和顺》。
[110]《革命逸史》第三集《潮州黄冈革命军将领列传·余既成》。
[111]《革命逸史》第二集《杨卓霖事略》。
[112]《革命逸史》第三集《潮州黄冈革命军将领列传·余通》。
[113]《大清德宗实录》卷一三〇。
[114]魏源：《圣武记·嘉庆东南靖海记》。
[115]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四《兵事志》。
[116]《录副奏折》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文格奏折。
[117]参见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中国游侠史论/汪涌豪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