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澒洞中崛起：先秦游侠的勃兴
游侠的产生大概是很早的事，至少在春秋末、战国初已有令人注目的活动，但由于“儒墨皆排摈不载”，致使许多闾巷布衣之侠，虽修行砥名，仍湮没不被后人所知。
儒家不载游侠行事，或是对此一人群的信念、做派有所保留，因为他们的终极目标和至高理想毕竟不是狂狷和刚勇。墨家较之儒家似更好尚侠义，其不载游侠之事出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或许作为力主兼爱、尚同和非攻的一派，它的理想指向在天下共享乐利，人人安居乐业，并不希望一味以自我牺牲或尚气动武制止暴力铲除不平，所以在行动上苟利天下，虽蹈险赴死也无所回避，但落实到理论上，为避免被别家别派认定为粗蛮，只知以暴止暴，同时也为向人主或世人表明自己主张的平正可行，觉得不宜对所行侠事太过张扬。当然，也有可能是儒墨两家另有文献记载游侠事迹，只不过因种种原因，在汉初就已佚失。
不过，不见于史籍记载，不等于其时游侠不存在。并且儒墨两家不载，其他先秦文献未必不载。事实是，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就留下不少古代侠义之士的活动踪迹，让后人得以了解后世游侠先驱超凡的作为和卓荦的人格。
如《左传·庄公十九年》所载鬻拳，显然是一位性情刚烈的侠义之士。时巴人伐楚，文王领兵抵抗。后败回城门，为大阍鬻拳所拒。文王没法，只得率军转伐黄，败其师。回军途中，染疾而死。先前，鬻拳就曾强谏文王，并以武力迫其出兵。文王不幸身死，使鬻拳感到自己“惧君以兵，罪莫大焉”，所以料理完丧事即自杀以谢。鬻拳拒不纳文王，是因其怯敌辱国，而当君死国，便毫不犹豫以死相报，可谓侠节凛然。《文公二年》所载狼瞫也同样。古时随君御车之人以右为尊，当秦晋战于殽，居右者为莱驹。后晋襄公抓住一俘虏，命莱驹处决，莱驹为俘虏的呼声所震，兵戈脱手，狼瞫见状速斩之，由此取代莱驹之位。此后，先轸无故将他黜退，改用续简伯，这使他十分气愤。朋友问以“盍死之？”他答道：“吾未获死所。”朋友说：“吾与女为难。”他不同意，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子姑待之。”及秦晋彭衙之役，他一待两军列阵完毕即率徒属出击，晋师随之掩杀，结果秦师大败，但狼瞫再没有回来。这种视名誉重于生命，虽名誉受损也不肯妄杀上司或就此轻生，以为杀人是暴乱之举，自杀是志行薄弱之征，必待国有战事，然后奋死于阵前的精神，实在是十分感人的。
与鬻拳、狼瞫两人的行事不同，《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所载北郭骚又另有让人扼腕感叹的地方。北郭骚家贫，靠结罘网、捆蒲苇和织屦履奉亲，因不能维持生计，求见齐相晏子。晏子仆人识得他是“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贤士，极力怂恿主人满足其要求。晏子见如此清高之人独向己告贷，颇为自得，遂以钱粮相赠。北郭骚“辞金而受粟”，不道谢就走了。不久晏子因见疑于齐王而出奔，行前来辞。北郭骚沐浴而出，问明情由，只淡淡地说了句“夫子勉之矣。”晏子很失望，感叹自己不会识人，该有今天的出亡。北郭骚见晏子一走，立即召来朋友，告以“养及亲者身伉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然后穿戴齐整，让友人操剑奉笥从见齐王，力言晏子当世大贤，倘失其人，齐国必遭侵凌，自己不忍见齐国被侵，故先死一步，来此特请以一己之头为晏子开脱。友人将其头颅放入竹笥，然后告观者：北郭骚已为国而死，自己也将为北郭骚死。归家果然也自刎而死。齐君闻知惊骇，想到晏子得人爱戴如此，亲乘驿车将他追回。时晏子刚走到郊外，听说此事，感叹自己不识人到这种程度，被迫出亡，岂不很应该。北郭骚一旦受人恩惠，不惜以身相报。友人激于义气，感于知己，也能以死报答北郭骚的信任，真可谓人以群分。此后，有侯嬴报平原君恩，刎颈而送之事，北郭骚及友人的侠行，足以与之相辉映。
《新序》载有春秋时吴国张胥鄙、谭夫吾两人事。张、谭本是朋友，后因志趣不同绝交。不久张获罪将死，谭带人将其劫出。当张发现是谭救了自己，以为君子不因涉身险地而改变志节，与其以危易节，不若回牢就死。吴王阖闾闻之，颇壮其行，令吏释之。但张仍不愿出去，以为既义不同于谭夫吾，不能接受他的解救，自也不能接受因他的原因所获得的赦免，然后撞墙而死。谭夫吾听说后十分感慨，以为自己好任事而不取诲佞，今不知人意，擅自行事，实属愚蠢。愚不可事君，佞不可接士，有人不愿赖己力而活，那自己活在世上也没意思，于是绝颈而死。刘向以为：“谭夫吾其以失士矣，张胥鄙亦未为得也，可谓刚勇矣，未可谓得节也”。这一评价纯是站在旁观者立场，心平气和地作出的，于豪侠之士的心衷全然未着痛痒。豪侠之士自有其独立不苟的志节和操守，他们光明磊落，恩怨分明，如不当意，虽丝毫也不愿假借转换，更不要说生死肉骨了。既然义不相同，自不能假恩苟活。相比于假恩苟活带给人的耻辱，他们认为选择死是更为容易的事情。
《史记·赵世家》所载程婴、公孙杵臼救赵氏孤儿事也十分壮烈。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谋诛大臣赵盾，杀赵朔、赵同并灭其族，赵朔妻怀遗腹子侥幸得脱。原是赵朔门客的公孙杵臼找来主人旧友程婴，问其为何不随友人死，程婴答以朔妇有遗腹，若幸得男婴，当抚其长大；若是女婴，会安然就死。不久赵妻生下一男，两人将他们母子藏了起来。屠岸贾听说后，为斩草除根，在宫中大行搜捕未得。程婴问公孙杵臼：“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没正面回答，反问其育孤与死孰难？程婴以为求死易而立孤难。公孙杵臼说：“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他出外找来一男婴，藏匿山中，由程婴假装出首告发。屠岸贾不知是计，将公孙杵臼与假孤儿杀死，而真的赵氏孤儿赵武则由程婴带离险地。十五年后晋公谋立赵氏孤儿，程婴遂带其返回宫中，杀了屠岸贾，灭其一门。再过五年，赵武长成，程婴请来诸大夫，告以“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程婴说：“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竟自杀以谢。也是这位刘向，在《新序》中称“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友厚士矣”，但“婴之自杀下报，亦过矣”。不知程婴之死是感赵朔之德，公孙杵臼之信任，且成全自己本就想死的初志，所以必继死而不愿偷生，这原本是侠烈之士立身处世的信条，哪里存在过与不过的问题。
要之，上述诸人皆无游侠之名，但慷慨慕义之举，舍生忘死之志，视名誉高于生命，言出必有信，受恩必施报的做派，与后世游侠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所以后人多将他们视作游侠。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就说：“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春秋之时，晋有公孙杵臼、程婴、毕阳，秦有偃息、仲行、缄虎，吴有专诸，皆可谓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者。”当然，如前所述，游侠是一群高自意气，交党结伦，以急人所急解人困厄为务的人，等而下之，也有兼为雄桀、豪猾乃或盗贼的。上述诸人或持臣节，或为门客，或干脆为隐者，平居不异常人，其慕义行侠皆激于事变，有的则出于良智良心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与后世游侠如朱家、郭解等人行事仍有一些区别，所以这里姑且称他们为游侠的先驱。
至春秋末、战国初，乃至整个战国时代，游侠作为一特殊的社会力量，趁乱世风云际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活跃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综观此期游侠，如依司马迁的划分，布衣之侠除前及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人外，要数毛遂、鲁仲连和唐雎为最著名。
赵孝成王九年（前257年），秦军进攻赵国，包围赵都邯郸，赵派平原君前往楚国求救。平原君欲在门下食客中挑二十位文武兼备者随行，但只得十九人。这时毛遂主动出来请求随行。平原君并不认识他，当得知其已入门三年，都未见左右称颂，可见无甚长处，无意带他同去。毛遂说：“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遂听其行。到了楚国，平原君见楚王谈合纵事，楚王有意拖延，从早至午一无结果。一众随行计无所出，毛遂见此，挺身历阶而上，按剑对想叱退他的楚王说：“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然后力陈不可恃势逞威之理及秦将三战败楚的旧事，指出合纵者为楚，非仅为赵，把楚王说得心服口服。又为使楚王无由反悔，取来鸡狗马血，奉铜盘迫其歃血发誓，终使楚赵两国达成了协议，共退秦军。
齐人鲁仲连胸藏计谋，但好持高节，不愿出仕。某次游历赵国，时赵经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余万，不久都城又被秦军围住，各诸侯国惧秦强大，不敢出兵相救，魏王甚至派客将军新恒衍入赵游说平原君，让赵国尊秦昭王为帝，以求秦退兵，平原君犹豫不决。鲁仲连闻此，急忙求见平原君，要代他义责魏使。新恒衍初不愿见，见后又诬他爱管闲事是有求于平原君。鲁仲连不以为意，慨陈大义，以为秦国弃礼义而上军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倘为帝操天下之政，自己只有蹈东海而死。然后又讲了秦称帝之于各国包括新氏本人的害处，以及自己准备联合梁、燕、齐、楚助赵御秦的计划，令新恒衍由衷赞叹：“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士也。”秦军听说赵国有此奇人，退兵五十里。又适会信陵援军到，遂罢兵退出邯郸。事后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遭坚辞。无奈只得排酒以千金为其寿，鲁仲连笑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非所愿为。说完辞别，终生不再相见。
出使秦国不辱使命的唐雎，也是一位侠义凛然的人物。秦王欲强以五百里地和魏安陵交换，安陵君不允，派他出使向秦王说明。秦王得知自己所请遭拒，十分气愤，称秦灭韩亡魏，所以不灭安陵君，只因他是长者，不忍加害。如今连换一块土地都不允，是否意存轻视？唐雎答以先王之地不敢轻易，秦王听罢大怒，以天子一怒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威胁。唐雎见其全不讲理，也不再以礼相对，反问其可听说过布衣之怒？秦王鄙夷地说：不过是去帽脱鞋以头抢地罢了。唐雎以为这只是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人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已有瑞兆从天而降。现在自己要效仿他们所为，并其三为四。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天的情形就是如此。说完挺剑而起，秦王惊恐，长跪而谢，感慨韩、魏被灭而安陵却以五十里地独存，是因有唐雎这样的人。
专、聂之事已见前述，要离事见诸《吕氏春秋》。说的是吴王屡次欲杀王子庆忌而未得，要离知道后，主动请求行此事。吴王认为他拔剑不能举臂，上车不能登轼，不能当此重任，他却以为士患不勇，不患怕不能成事。吴王遂依所请，佯加其罪，并将其妻子焚骨扬灰。他就此假装怀怨出逃，来投庆忌。庆忌因此对他全不加防备。某次两人过江，要离突然拔剑击刺，被庆忌打翻，投入江中，他爬上船再击，又被投出来，如此三次，庆忌感其忠勇，没杀死他。回到吴国，吴王念他劳苦，欲与分国，他坚拒之，认为自己杀妻子以成事是不仁，为故主杀新主是不义，三浮三没，蒙人宽恕而不见杀是为辱。最后伏剑而死。唐雎欲效仿他们，其慕义豪侠的气概，确乎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前辈。并且，与专、聂、要三人不同，他慷慨不避难，不畏死，面对强蛮无理的君主，挺身维护弱者的利益，小而为故主故国，大而为黎民百姓，高扬平等的人格和布衣的声威，更具有侠烈的光彩。
战国时的卿相之侠，自然要数平原、信陵、孟尝、春申四公子为最。平原君养士数千，权倾一国。他的家临近民宅，有一回宠妃在楼上看到民宅里有一跛脚，觉得滑稽，大笑之。第二天那跛脚找上门来，对他说：“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着答应了。回到内宅对家人说：“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肯杀宠妃。门下宾客知后，一年多时间渐渐走了大半。平原君自感对诸客未尝失礼，很觉奇怪，有人告以原因，于是他斩了美人，亲自登门向跛者请罪，士人闻此重回其门下。此外，他不屈强权，义不卖友，谋存祖国，凡此种种都可称侠行。信陵君竭诚待客，为存魏救赵冒死窃符矫诏，拒强秦于国门之外，如前所说也当得一个侠字。
孟尝君也好养士，常在屏风后设一侍史，记录自己与来投客人的谈话。待客人离去，即依其所言送去财物。他还能对宾客平等相待，有客愤于所食饭菜与人不同，怒欲辞去，他便拿自己吃的给客看，客知自己弄错，十分惭愧，自刎以谢。天下士子闻知后纷纷赶来投依，他不论贤愚，一一妥善安置，使人人感到自己最得亲近。这些门客流品复杂，有像魏子那样可以一死明志的烈士，像冯谖那样目光远大之人，也有不少鸡鸣狗盗之徒，闾巷布衣之侠。如他在薛地，就曾“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舍业厚遇之”。司马迁为此曾亲往薛地考察，见闾里多暴桀子弟，风俗与邹鲁大异，问乡老原因，答道：“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相比之下，春申君黄歇的侠烈不及其他三位，但他上书游说秦昭王，使其发使赂楚，约为与国，楚国由此北伐灭鲁，得到振兴。后诸侯合纵要伐秦国，楚王被推为纵长，内中有他一份功劳。他也好士，并且给予的待遇十分优厚。一次平原君派使者往见，他让使者住头等传舍。赵使有心要在楚客面前炫耀自己，“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不想春申君的上客个个“蹑珠履以见”，不禁大窘。想来他知重士人，识拔困厄，必也有好侠慕义的热肠。
由于上有王公竞为游侠，下有布衣奋身行义，任侠之风遂在战国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大致说来，七国之中以楚最轻游士，齐、魏最多游侠，秦则最重客卿，而这些客卿中也颇多游侠。如秦王听李斯游说，用其计“阴遣辩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1]。这些持利剑刺人者，无非剑客、游侠之流。对此，张亮采总结道：
战国时代，强力轻死之风尤甚，故任侠刺客如豫让、要离、墨子、孟胜、徐弱、聂政、蔺相如、信陵君、朱亥、毛遂、鲁仲连、王蠋、虞卿、平原君、唐雎、缩高、荆轲、高渐离、田光、樊於期辈，皆先人后己，勇悍坚卓。其轻死重义之风操，若能尽轨于正，因可使社会上更无不平之事也[2]。
由其所论，当时任侠风行大致可见一斑。至于说游侠未尽轨于正，或就其末流而言。应该说，由于去古风不远，受春秋以来仁义忠勇之士的影响，还有游侠先驱无畏精神的感召，战国诸侠大多立身谨，持节严，那种爱名誉，重知己，急公义，赴国难的精神，对后世游侠或历代怀义慕侠的志士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乃至成为他们自觉照奉的精神动力，这是此期游侠的主流。
时移境迁，两汉以后，末流放失、不轨于正的现象渐渐多了起来，游侠的流品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影响有无发挥作用则是另外的问题了。
置身于社会生活的漩涡：两汉游侠的奋盛
汉代游侠队伍扩大，且较之崛起之初，侠的构成与行为方式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汉初，承战国以来的任侠风气，加以强秦暴亡，各种势力交攻纷争，社会变动依然剧烈，这造致一时游侠纷起并作。韩国贵族后裔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3]。得一力士为客，趁秦始皇东游经博浪沙，与之共出狙击，铁锥误中副车不果。秦始皇大怒，遍索天下，他只得改名换姓，匿居下邳。不过故性不改，仍好任侠。有项伯杀人来投，他竟能将之容留下来。阳武地主陈平，破产求学，家在陋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4]所谓“长者”，无非是一些富豪任侠之士。大梁人张耳从前为信陵君门客，后亡命外黄，得当地富人女为妻，用其嫁资致千里客，刘邦早年就从其游，为客数月[5]。又与父事他的陈余意气相投，为刎颈交。曾为秦通缉，亡命于陈。在那儿他们广交豪杰之士，“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6]，这“俊桀”也即任侠之士。至若彭越，索性盘踞野泽之中渔猎游嬉，招来一批徒众干起盗贼的勾当[7]。英布因犯法被输骊山，骊山罪犯服役者数十万人，他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后索性率其亡命江中为盗[8]。还有季布、季心兄弟并为任侠，前者“有名于楚”，后者能使“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又曾杀人亡命，躲入袁盎家[9]。上述诸人无疑是一群任侠的豪士，或者就是游侠。
即使刘邦为天子后，这批人仍依原先的习惯行事，专任意气，并不以君臣之礼为意。如齐贵族田儋及从弟田荣、田横，“皆豪、宗强，能得人”[10]，就是一些喜欢交结人心的豪侠之士。特别是田横，曾拥兵对抗汉楚两家，并烹刘邦说客郦生。待刘邦登基，他为避报复，带徒属五百余人入居海岛。刘邦知他可用，强招来朝。他耻于昔日与刘邦俱南面称孤，今沦为虏，北向事人，且郦生之弟也在朝中，与之并肩事人，不免有愧于心，所以便在赴京途中自杀了。陪他来的两个随从奉他遗命，带着首级来见。刘邦很是感慨，命手下以王者之礼安葬，随即封两人为都尉，谁知这两人葬了主人后，穿通墓冢旁孔相继自杀。刘邦闻后大惊，知田横门客皆贤，急派人入海相召，但那五百人听说主人已死，竟集体自杀了。
赵相贯高原为张耳门客，“生平为气”，“能立然诺”，是一好尚气任侠的人物。因不满刘邦傲慢，劝赵王张敖别作良谋：“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为张敖斥退后仍思寻机除去刘邦。汉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路过赵地，贯高便与一些人欲加谋害，事泄被捕，赵王自然不能幸免。这被捕的十多个人争相自刭，惟独贯高为开脱主上无罪，虽被刑法，坚忍不死。刘邦见硬逼不行，暗中派人好言相问，得知赵王确实不反，就将其赦免，又见贯高是一壮士，一并赦免了他。当贯高知主上已无罪开释，十分欣慰，慨言“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而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说完自绝而死。依贯高生平行事判断，这番话显非出于对刘邦的感戴，并惭愧至于无地自容，他是不愿接受这种由上而下的恩赐，尤其这种恩赐是来自一个他并不敬重和服气的皇帝。贯高的死，连同他忠于故主，敢于任事，并不惜为此身死的精神，在当时曾引起很大的反响，所谓“当此之时，名闻天下”。谋杀君主而使人向慕如此，可见汉初游侠之风是何等的炽烈[11]。
至于刘邦本人“善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12]，“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13]。又“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14]，也有游侠的气质。他能赦免大侠朱家所藏匿的宿敌季布，固然基于豁达大度的性格，但也反映了他对朱家这种侠行的欣赏，对季布身上所具有的游侠品格的认同和默许。以后鉴于名田制松动后，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六国强族势力有所膨胀的严峻现实，他感到豪强和游侠的存在是对政权稳定的威胁，所以采用娄敬建议，开始予以裁抑。具体做法是“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15]，是谓强本弱末。这些六国强族后人中有不少是游侠，豪杰名家为侠者就更多。《史记·高祖本纪》没有记载这次迁徙活动的成效，但因其时国家“禁网疏阔，未之匡改”[16]，故实际成效并不大。相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因迁徙地“五方杀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游侠不仅远未被翦灭，任侠进而成为颇为风行的社会习尚。
西汉游侠的身份十分复杂，既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这样的平民，虽不致贫困，但无恒产恒业，也不为官，所谓闾巷布衣之侠，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豪之侠，更有如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亦官亦侠，兼游侠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如郑当时好读黄老，又“以任侠自喜”。景帝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17]。此外，尚有王林卿以邛成太后外家为游侠，交通轻侠，势倾京师，罢侍中之职后，家中宾客愈盛。王温舒、朱云、雎孟等人少好任侠，斗鸡走狗之外，椎埋为奸，借客报仇无所不为，成年后居然能折节自励，入仕为官。
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从西汉后期开始，游侠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改节后多为高官，即现时即刻正任气作威的游侠，也可位达官，爵列侯。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文景以来纳粟买爵办法的推行，特别是武帝将其扩大化，规定凡入羊谷奴婢皆可授官增秩，大者封卿大夫侯，小者为郎吏，从而使豪强地主、郡国豪桀入仕机会大大增加有关，同时也反映了随汉朝政权的稳定，游侠日渐远离战国乃或汉前期游侠生存的社会土壤，成为统治者争取与拉拢对象的事实。
西汉游侠大都活动在城市，特别是当时经济、政治的中心长安和洛阳。自战国以来，随井田制度的终结，昔日奴隶主贵族与土地的关系日渐疏离，一些人不得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历秦而至汉，在城市中经营有成，已拥有了相当的基础。自由民则本来就居住在城市，其间多有为侠者，连交合众，跨骛于大街小巷。郭解、剧孟主要活动在洛阳，朱安世则出没于京师，人称“京师大侠”。时长安的游侠分居在东西南北各道，《汉书·游侠传》所谓“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萭）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萭子夏”[18]。他们有的不事产业游荡无度；有的则在市井中从事某种职业。从《游侠传》所载“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可知，具体以手工业或商业为多。
游侠寄迹城市，无非是因其经济发达，可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来源，可以常与富商大贾相往还。当日郭解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这些“诸公”或远方赶来的送丧者之所以主动出钱，目的在借重游侠的势力展开商业活动。乃或郭、剧已经为他们经商提供了许多方便，所以在其缓急之际，送钱以为回报。《史记·货殖列传》曾言当时大商人“连车骑游诸侯，交守相”，他们既可游说诸侯、守相作为靠山，自然也会交结游侠充壮声势，特别是当他们要行违法之事，牟取不当的暴利，游侠显然要比守相之类管用。
与此相联系，游侠盘踞城市，还因为城市百业兴旺，人口流动性大，人员构成复杂，游闲分子、轻猾无赖必多，且必无赖得充分。这些市井无赖和浮猾少年正可以作为基本力量，成为他们可靠而忠实的帮手。如郭解的追随者即如此，郭解好干藏亡匿死之事，“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也就是说，他们会主动来接这些人归家供养，以减轻郭解的负担。甚至还会替他强出头，背着他去杀他的冤家或对他不甚恭敬的人。此外，作为一郡一县乃或全国的政治中心，城市还为他们提供了结识各方豪杰交通各级官吏的机会，这也是他们要寄居于此的一大原因。
西汉的游侠还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之间似有互不相犯的成约。如某次雒阳地方有纠纷发生，邑中十多个“贤豪”出来居间调停，仍未使当事双方停止仇攻，于是有人请来郭解出面解劝，纷争很快平息。事后郭解对仇家说：“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故连夜离去，惟恐别人知晓。行前还不忘叮嘱：“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如此克己韬晦，一方面固然反映郭解刻意作伪，“自喜为侠益甚”的狡猾，另一方面确也反映了游侠对所订成约的恪守。
而就某一个特定的地区而言，游侠通常是以一著名侠魁为中心进行集团活动。战国时期，游侠或有投效王公之门进行集团活动的，但以单独行动居多，至此皆好结成党助以作惠作威。一个显著的证明是，当时游侠中的著名人物如郭解、萭章、陈遵、原涉等，虽不像战国四公子那样挟王公之势，而仅是一介布衣，但大多有客。这些客对主人有服从并代为出力的义务，有时还必须为主人杀人，原涉门下之客即如此，王游公说他“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当然另一方面，主人对他们也有照拂与供养的责任，如原涉“宾客多犯法，罪过数上闻，王莽数收系欲杀，辄复赦出之”，其间肯定有他凭关系居中活动的功劳。
游侠还有一集团行动方式，便是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实行同族相保，利益均沾。如景帝时济南瞷氏宗人有三百余家[19]，新丰杜建也有“宗族宾客”[20]，这种聚族集居的社会组织形式，似井田制度下宗族、村社制的遗余。由于游侠好依此进行集团活动，故司马迁和班固作史，也常将他们视为一体论列，所谓“北道姚氏、西道诸杜”等等即指此而言。
西汉著名的游侠当数朱家、郭解、剧孟、原涉、萭章、楼护、陈遵诸人。朱家藏亡匿死，从不张扬。赈济别人，从贫贱者开始。自己则家无余财，衣食住行都十分简单。并且，他做好事并不希望人酬谢，在当时很得人们的称颂，以至楚地游侠田仲“父事之，自以为行弗及”。
郭解年轻时多干违法之事，成年后折节为俭。也好“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常常以德报怨，厚施薄望。尝出门遇人叉腿斜视，门客欲杀之，他不同意，谓同住一个里巷，竟不被敬重，是自己德行不修所致。其刻意自励如此。故当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声争交欢”。而获罪出亡，也有籍少公犯险助其出关，以后又甘为自杀，使官府无法得知其行踪。
剧孟的名声也很大，景帝时，吴楚七国谋反，条侯周亚夫任太尉，乘传车到河南找到他，大喜过望，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时天下骚动，人们竟有“得剧孟若得一敌国”的说法。此外，他也好赈穷济困，死时家中余产不足十金。宋司马光以为：“剧孟一游侠之士耳，亚夫得之，何足为轻重。盖其徒欲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21]其实说得“剧孟若得一敌国”自属夸张，但指其“何足为轻重”，似于当时游侠势力之大并未真正了解。
原涉是成帝时的闾里侠魁，祖上即为豪桀，武帝时被自阳翟徙至茂陵。他初为谷口令，因季父被人所杀，欲行报复，主动去官。后谷口诸豪代为将仇人杀了，他不能脱尽干系，只得亡命他乡，遇大赦才回到原地，“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此处“诸豪”和“为气节者”显然皆是游侠。在赈施穷困、赴人之急方面，他几乎可与朱家媲美，由于这方面费用过大，致使他生活窘迫，“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以至无钱修先人墓。但这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名声，以至王莽执政及垮台后，都能得到时人的敬重，王莽的属官赖他苟活，反王莽的各路豪杰也愿与他结纳。当然，因毕竟是闾巷布衣之侠，且性格中不免有隐忍好杀的成分，手下宾客更多行不义，所以与郭解一样，结局也可称悲惨。
与上述四人不同，萭章供职于京兆尹门下，是为吏。不过他的名声传得很远，以至京兆尹带他上朝，侍中诸侯贵人都向他行礼，无一人与京兆尹接言。他与权臣中书令石显交好，并依这层关系，时常有贵客上门。成帝时，石显因专权免归故里，以价值数百万的财物相赠，他坚辞不受。门客问其故，答以“吾以布衣见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财物，此为石氏之祸，萭氏反当以为福邪！”在他这里，石显朝中作为与他无关，但以达贵附交，于他有恩，是断不能辜负的。
楼护出身医家，少学经传，为京兆尹数年，官比萭章大，与权贵关系也比萭章密切。时外戚王氏势力膨胀，他被奉为上宾。以后几起几落，复为广汉太守。元始年间，王莽专政。长子宇与妻兄吕宽为迫其归政，用血涂府门以为恫吓。事发，王莽怒杀王宇，侥幸逃脱的吕宽知楼护是父故友，赶来投奔。楼护由朝廷的诏令中探知详情，立刻将吕抓了起来，由此晋封息乡侯，位列九卿。后免官为庶人，仕宦所得财货都被他分送干净。他还曾奉养孤老吕公终身，并流涕责备妻子不该嫌弃老人。对于楼护的为人，宋人张耒曾提出过激烈的批评，认为“平生龌龊守常，无可称”，吕宽得罪王莽，因父故穷急来投，此时正是他体现侠节的关口，按理应斩了来抓人的使者，脱吕宽于死，然后自己逃亡隐匿起来，或者干脆以身任之，如此敢做敢当，不怨不悔，才称得上是侠，可他竟将吕宽抓去送交王莽，可见是一“苟偷畏懦，闾里屠败人耳”，断不能与朱家、郭解相比。朱郭两人行为“虽不合大义，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后己，故可取也”。相比之下，他流涕责妻之举只是两人的“粪土之余”[22]，微小到不值一说。张氏的指责不能说全无道理，但这里要说的是，楼护所以这么做，是因他本是朝廷命吏，且于王氏为故交，在政治上有密切联系的缘故，与任侠原非一事。由此一端，正透出西汉后期游侠向大地主、大官僚靠拢，并最终成为其一员的消息。
陈遵与楼护一样，也是大游侠兼大官僚，人称“关西大侠”[23]。他为人放荡好交结，常以饮酒废事。以后因击贼有功，封嘉威侯，得列侯近臣贵戚器重，郡国豪桀至京师都会前去造访。时列侯中有一人与他同姓同字，每当聚会，下人通报“陈孟公至”，坐中客人莫不震动，知道此陈孟公非他，才各自安下心来，由此人称“陈惊坐”。以后免官家居，仍有许多人来拜访，车骑满门，酒肉相属，一如往常。较之朱家、郭解等人的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他似乎一无顾忌，肆意任情，不愿假重令名。由他的生平行迹，又隐隐透出汉以后游侠在仗义行侠同时，道德自觉和自律能力日渐低落的消息。
除上述几位著名游侠外，见诸《史》、《汉》的尚有称名江淮的王孟、称名关东的戴遵。此外，朱云、朱博也都有侠名。而景帝后，代诸白，梁韩毋辟，阳翟薛况，陕韩孺，武帝时关中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鲁翁孺，临淮儿长卿，东阳陈君孺，以及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佗羽公子，南道赵调之徒，纷纷涌起，他们或“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或“盗跖而居民间”，作风不尽相同。至哀、平年间，更是“郡国处处有豪桀”。其中闻名州郡的大侠有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有的还是父子两代为侠，如大侠漕中叔之子漕少游以侠闻世，声名不减乃父。王莽统治时期游侠依然很多，时任上谷太守的耿况心喜此道至于以“侠游”为字，可见其风之烈，历久不衰。
对于游侠以齐民而作惠作威，养私名以夺朝廷官府之誉的危害性，西汉统治者是有认识的。如前所说，早在汉初，高祖采取娄敬的建议，就将其与豪猾大姓一起予以迁徙和监督。只因被秦任张刑法致天下赫衣盈路二世而亡的教训束缚了手脚，在诸侯建制、管束及基本法律的完备方面多有漏洞，所以社会上各种枉私违法之事仍然公行。游侠有背公死党、私捍文网的一面，还有赈人穷困、解人厄难的侠行，尚称不得是纯然的为非作歹，自然更不可能受到全面的裁抑。
文景时情况有了改变。虽然朝廷有感于天下初定，仍执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但对破坏法制的社会势力已开始着手打击。郭解的父亲因好任侠，被文帝下令诛死。济南瞷氏、陈周庸素以豪闻，景帝得知后，让郅都尽诛其属。不过，这些打击未收到明显效果，不久游侠“纷纷复出”，武帝时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迫使刘彻承高祖的做法，用主父偃的建议，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元朔二年（前127年）、太始元年（前96年）三次徙豪桀巨猾以实京师。同时，鉴于吴楚七国之乱，诸侯王各聚豪杰、宾客谋反的教训，又对大臣广招宾客竞逐于京师的行为予以抑制，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都是因此招他反感的。故当时大将军卫青虽“有气敢任”，却十分收敛自己的行为。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属下苏建曾对卫青说：“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卫青不以为然，答：“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当时公卿养客不遭猜忌的只有公孙弘。公孙弘为相封侯后，曾“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所以得此厚遇，只因他以六七十岁的老布衣，受主上知遇，每内示鲁钝以投武帝所好，不像窦、田以贵戚之族睥睨两宫，私议朝政；卫青以椒房之亲，握兵数十万。再说他所进用的宾客不过是一些书生，所谓经生掌故之流，如与太常博士所议者而已，而非桀骜不驯的豪杰或游侠。
此外，武帝还对当时著名的游侠直接进行镇压。郭解年长，折节为俭，因兄子及追随者替他杀仇家事被捕，当主事官吏查明此事非他所为，事前也不知情，凡所杀人皆以前所为，已遇赦不当论，并上奏朝廷，恕他无罪，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就出来反对，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公孙弘是一靠读《春秋》得贵，在武帝尊儒活动中平步青云的人物，如前所说，以望风希旨阿谀奉承为能事，他认为郭解只不过一普通百姓，竟能行官府所不能行之事，倘若天下人皆希望由这样的人代自己行是非之权，并甘愿替他卖命，将置朝廷和国家法令于何地？此所谓“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这样的判断显然很合武帝的胃口，故准其奏，“遂族郭解”。此外，京师大侠朱安世也是由他诏捕的。对于那些尚未有明显劣迹的游侠，则嘱各级官吏严密监视，如天汉二年（前99年），他就给关都尉下过“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的诏令[24]。
宣帝虽“好游侠，斗鸡走马”，但由此“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25]，也很注意打击游侠势力。时涿郡人毕野白等废公法，行狡乱，大姓西高氏、东高氏为游侠，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不敢问，宾客挟主人之势，放纵为盗贼，事有失风即避入主家，吏不敢入追，民间因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说，天长日久，当地人非张弓拔刀不敢随便外出。宣帝任严延年为涿郡太守，“遣吏分考两高，究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怒，道不拾遗”。又新丰人杜建为京兆掾，素豪侠，门下宾客挟其势乱法，为京兆尹赵广汉所执。当收案之初，中贵人豪长者纷纷为其说情，他一概不予理会，“会数吏将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师称之”。后迁颍川太守，颍川豪桀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好结朋党，他用离间计，使各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为之大改。郡中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法，为盗贼，前任太守束手无策，他到任数月，即诛两家首恶，使一郡震栗。另有东海太守尹翁归，将当地大侠许仲孙处死。先前许扰乱吏治，官府总拿不出对付的办法，每次抓归，总被他恃势变诈解脱。自尹翁归这番打击，郡中其他豪猾游侠开始深自收敛，再不敢随意犯禁。上述之事皆发生在宣帝朝，应该说直接反映了宣帝本人的意志。
成帝时，尽管皇帝本人怠于政事，但一班大臣于此事仍无懈怠。永始、元延年间，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侠浩商等为报仇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无所顾忌，丞相、御史遣掾追逐召捕，经过很长时间，终于将他们捉拿归案。其中，长安令尹赏出力最多，他得到朝廷“一切便宜从事”的授权，一到任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据《汉书·酷吏传》记载：
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吏，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两，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壹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这些“轻薄少年恶子”及“无市籍商贩作务”，非仅是盗贼，还包括许多游侠，他以行盗贼的罪名将一干人等尽数活埋，手段之残酷令人惨不忍睹。
元帝时，因朝廷裁抑游侠，并侠者改节为官也遭到正统人士的反对。如华阴守王嘉上封事举荐朱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元帝将此事下交公卿百官商议，当即遭太子少傅匡衡的反对，他认为：“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今御史大夫（贡）禹洁白廉正，经术通明，有伯夷、史鱼之风，海内莫不闻知，而嘉猥称云，欲令为御史大夫，妄相称举，疑有奸心，渐不可长，宜下有司验，以明好恶。”元帝准了他的建议，不但没有任用朱云，连王嘉也被判有罪。所谓朱云“素好勇，犯法亡命”，是指他四十岁前好“通轻侠，借客报仇”，荐举这种人为官被认为是藏有“奸心”，可知当时朝廷对游侠的戒惕已到了什么程度。
东汉一代，并不像有些论者说的那样已没有游侠，当然也不像近人郎擎霄所说的，“驯致东汉，其风益甚”[26]，但为侠者仍不少却是事实。光武帝刘秀为布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在行为上与游侠如出一辙。兄长伯升“好侠养士”，当宛人李通等以图谶向他游说，他想到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象已出，天下淆乱，遂与之定谋，买兵备弩，在宛地起事[27]。所谓“轻客”即轻侠，可见其发迹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重于游侠的力量的。此外，还有王侯为游侠的。如赵缪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交通豪猾”[28]。吴汉“性强力”，王莽末因宾客犯法，亡命至渔阳，待路资用尽后以贩马为生，“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后归顺刘秀，为偏将军，赐号建策侯。刘秀即位，拜为大司马，更封为舞阳侯，每临险阵，屡建战功。刘秀尝对人说，手下诸将遇战阵不利，常会惶惧失度，“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29]以当年周亚夫称剧孟的话来称赞他，想必其人也大有豪侠气概。
以达官为游侠就更多了。如窦融早年为强弩将军司马，以军功封建武男，家在长安城中，“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30]。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轻剽少年”，晚而改节，好儒学，习律令，以后官至洛阳令[31]。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不过并没有化尽“刚猛”的故性，故以后度辽将军张奂仍攻击他“性轻果”[32]，这“轻果”两字是古人用来状说游侠性格时最常用的词语之一。其他如太子太傅赵熹、长沙太守郅恽，早年也都放任为侠行。
至于一般闾巷布衣之侠就更不能胜数了，如第五種被人陷害，就是由一批无名侠客在押解道上将他救下的，由此一事可推见一般。正是在这种任侠风气下，连“少好经书，家富给”，“恭俭，恶衣服”的祭遵，也会因“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作出一番侠行，起初里人皆以为他柔弱，至此都开始怕他了[33]。
当然，相较于西汉，此期游侠的活跃程度是有所不及的。毕竟经过武帝以来崇儒术、兴礼制的专门导向，东汉社会特别是初中期，无论法制还是吏治都日趋健全。再者，西汉时期，承战国游侠的遗风，强力轻死盛行，尚武精神普遍。汉高祖认为自己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所以对儒生多有轻视。朝中公卿原本或为衙吏卒史，或为马夫狗屠，以后随刘邦转战天下，也多为武力功臣。有鉴于秦始皇收销天下兵器以弱民，导致陈胜、吴广折木为兵，揭竿而起，君臣商定再不禁民间兵器。一直到武帝时，儒生虽得以种种方式进入朝廷，参与政治，但尚武之风仍未消歇。以至当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吾丘寿王即起来反对，以秦“堕名城，杀豪桀，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锄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以为反驳。书奏，武帝交公孙弘辩答，弘竟无以反驳[34]。
但到东汉，情形便不同了。虽然光武帝刘秀本人也颇任侠，他的天下也是由马上得来的，但他深知马上得天下，不等于就能在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甚为重视“天子不与布衣同”的君臣大节，所以甫一即位，就着手进行一系列崇儒右文的改革。未及下车，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前因王莽之乱，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逃入深山，自此都抱负坟策，云集京城。他就此立了十四个五经博士，令各以家法传授。建武五年（29年），又修太学。中元元年（56年），再建三雍。同时，“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如此偃武修文，崇尚儒学，故东汉初年，无论是朝廷纲纪还是士人风操，都出现了有别于西汉的新气象。西汉初，“解赭衣而为将相，舍介胄而居庙堂，皆风云豪杰屈起壮夫，非有师友渊深，可得而观，徒以气勇武功彰于天下，而任侠之风盛矣”[35]。“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36]。对此，《后汉书·党锢列传》说得更为详彻：“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会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守义之徒，盛于时矣。……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清人赵翼所谓“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37]，说得最为简切。今人钱穆所谓“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38]则不唯简切，还很形象。
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左右下，游侠自未能像战国、西汉时那样拥有广阔的活动余地，而且王公贵族也再不敢或不愿像西汉人那样，乐意与之往来。史载为刘秀“甚见亲信”的阴兴，虽是光烈皇后母弟，“为人有膂力”，“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39]。时有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称得上是“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的游侠，但如马援虽“爱之重之”，心底里对其仍有所保留。当得知两个兄子“通轻侠客”，即从千里外的交趾前线写信告诫：“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40]“轻薄子”，即西汉人说的“轻险”、“轻薄无赖”，是游侠的末流或走卒，马援见兄子好击剑骑射，结交英豪，惟恐他们效仿游侠不成，堕入轻薄，所以再三叮嘱。第五種因得罪宦官单超，避迹民间数年。有徐州从事臧旻上书替他求情，认为“罪至微徙，非有大恶。……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显季布之会，愿陛下无遗须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41]。说辞十分恳切，但事过境迁，当年高祖刘邦可以赦活季布，并默许朱家的侠行，可至此时，这番说辞已再不能打动桓帝。由此一事，也可见游侠地位和影响的跌落。至于郭解子郭梵、孙郭伋，一任蜀郡太守，未见有侠行；一“少有志行”，光武时由尚书令出为渔阳太守，渔阳多寇贼、奸猾及游侠，他一上任即招怀山贼，令当地数百强人束手来降，又用强力抓捕豪猾游侠的首领依法处死，全无乃祖之风[42]，也是可用以证明游侠之风荡失的显例。
东汉统治者偃武修文、崇尚儒学的政策，自然不利于游侠的存在和任侠精神的发展，除此之外，统治者的戒惕和打击也是此时游侠渐趋衰落的重要原因。如光武子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后“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被废去封国。其狱历多年，党徒“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生死徙者以千数”[43]，这里所谓“奸猾”、“豪桀”俱游侠之谓。刘英欲倚重这些人图谋大事，光武知道留这批人在世上终是祸根，不为此图必为彼用，所以让他们彼此勾陷，一网除尽。再如济南王康“不循法度，交通宾客”，也曾招集州郡奸猾，送以缯帛，假图书谋行不轨，被明帝削县论处，所结纳的那些“奸猾”想来也未能轻易逃脱[44]。此外，还有楼陶王悝，与“任侠剽轻”的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交通，被人密告，灵帝让人迫责之，使其畏罪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以辅导王不忠，悉伏诛”[45]，郑飒、董腾自然也只有伏罪受死的份。
在东汉两为太史令，后任河间相的张衡曾撰文展示了他剿灭河间一地豪右游侠的真实情况：
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车，治威严，能内察属县，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尽服擒，诸豪侠游客悉惶惧逃出境。郡中大治，争讼息，狱无系囚。[46]
不过，虽有朝廷对儒学的正面倡导，还有上述刑法的严加裁抑，游侠并未就此一蹶不振，当汉末君主庸弱、军阀混战之际，他们又成批涌现，他们的影响也正如西汉游侠之于后世一样经久不衰。
衰世放狂：魏晋南北朝游侠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以来游侠的发展，虽然有着与战国、两汉不尽相同的历史背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有许多相似之处。
东汉后期，特别是和帝、安帝以后，豪强势力膨胀，沉重的赋役，还有连年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使得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失去土地和生存手段的农民被迫抛弃世业，流荡他方，虽朝廷屡颁诏令，有时还以赐爵为诱，仍不能使之著籍郡县，安定下来。又由于自章帝以来外戚持权，紧接着外戚和宦官轮流当政，利用手中权力擅行不法，党羽遍及各州郡，致使朝纲混乱，政治日趋昏暗。如灵帝时十常侍掌权，开西邸公开卖官鬻利，不同等级的官开价各有等差，许多豪强地主因此得以入仕。为了捞回买官的钱，他们变本加厉，搜刮地方，吏治由此日不可为。与此相伴随的是，贫者流离失所的情况日趋严重。桓帝时流民已达数十万户，到灵帝后期就更多了。这部分人群当振恤、留养与资遣不当，实在无以为生时，不免铤而走险，继张伯路、章和、张婴等领导流民暴动后，终于酿成了黄巾大起义。
流民，又称“流冗”[47]、“流庸”[48]，性质与被统治者强制迁置的“徙民”不同，与不属于国家编户，因触犯刑法而迁徙的“流人”也不同，他的成分相当复杂，虽以农民为主体，但也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一当灾眚频仍，催科无序，饥荒老弱自然转死沟壑，青壮不惧死者往往铤而走险，故流民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间强悍有力者有的变而为游侠，有的干脆沦为强盗，成为当时布衣匹夫之侠的重要来源。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州郡大僚和豪强地主逐渐羽翼丰满，他们以所拥有的地盘和武装为资本，开始不受中央政府的约束。尽管汉廷改刺史为州牧，以宗室列卿充任地方官的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但中央权力的流失仍未能挽回，各州郡牧守的分裂趋向日益明显。他们跨州连郡，眼睛直盯着庙堂神器和传国玉玺。而所谓的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既度其势之广狭，又量其德之厚薄，指望投靠英主，建一番功业，其情形与战国时期竟十分相似，至少当时有人是这么认为的。如袁术就曾对袁绍说：“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惟强者兼之耳。”[49]正如战国时多见游侠的活动一样，此时“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50]。在这批从军阀混战中杀出的乱世英雄及活动于他们周围的人身上，可以找到游侠的影子，他们是所谓公族豪侠的来源。
比之布衣匹夫之侠，这些公族豪侠的活动明载于史，可一一寻绎。如与皇甫嵩一起镇压颍川、南阳等地黄巾军，后累迁右车骑将军、封钱塘侯的朱儁性素刚正，少时就有侠风，“好义轻财，乡闾敬之”[51]。河内太守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52]。董卓性情粗猛，曾游羌中，尽与当地豪帅相交结。后归耕于野，会诸豪帅来，即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情，偷各处家畜千余头相赠，由此以“健侠”闻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游侠。以后领兵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即汉献帝；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又放纵军士在城中烧杀劫掠，奸淫妇女，谓之“搜牢”；趁何后下葬，开灵帝陵，悉取所藏珍宝，又命吕布将汉皇帝陵挖开，公卿以下冢墓更无一幸免。他还好用虐刑滥罚，人稍得罪，睚眦必死。曾在郿地筑“万岁坞”，高厚均七丈，内中积谷可用三十年，并黄金三万斤，白银九万斤，自谓“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仍是一副健侠的做派[53]。
再看袁绍，为人壮健有力，“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54]。他还爱养士人，倾心折节相待，故士无贵贱，争赴其庭，车骑相接，填塞道路，中常侍赵忠因以告他“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范晔就此总结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55]可见蓄养死士，交结游侠，对他成就事业大有助益。袁绍的从弟，“四世公辅”，同是名家子弟的袁术也差不多“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56]。郑泰为官宦子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豪杰，有田四百亩，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57]，行事也近游侠。
在一片混战中杀出，渐成气候并最后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孙权，也都有游侠气质和任侠的经历。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58]，又“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59]，至老不改故性，为人佻荡而无威重，选士的标准因此十分宽大。当时品鉴之风盛行天下，循名责实成为时人共识，但他以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取进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之偏短，庸可废乎”[60]，又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61]，这种通达见识的养成不能不说与他早年任侠放荡的经历有关。再看刘备，年少有大志，喜怒不形于色，不乐读书，却喜狗马、音乐和漂亮衣服，又“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这“年少”无非是一批浮猾无赖之徒。由于他的行为任侠放纵，得到中山大商人张世平和苏双的器重，两人贩马得资千金，常送以钱财，他则用这些钱财“合徒众”[62]。孙坚“性阔达，好奇节”[63]，曾任盐渎、盱眙、下邳丞，“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64]子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但也“好侠养士”[65]，并因此知名。
围绕在他们三人周围的也有一批豪纵放任的游侠。如拥兵十万，欲待时纵横，后与曹操交好的陈留太守张邈，就以侠气闻名天下，振穷救急，倾家无爱，由此士多归之[66]。典韦形貌魁梧，膂力过人，为人也任侠有志节[67]。臧霸父亲为县狱掾，据法不听太守要其行私杀人而被收监，“霸年十八，将客数十人径于费西山中要夺之，送者莫敢动，因与父俱亡命东海，由是以勇壮闻”[68]，也是一个任侠的豪士。《魏略勇侠传》还载有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四人事。宾硕为汉末人，因其事与后三人相类，人又接魏，故被编入。其他三人都是魏时著名的游侠。如杨阿若名丰，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鲍出自小就为游侠，兴平年间，三辅地区治安很差，盗贼出没无穷，尝掳掠其母，其弟胆小不敢追讨，独他攘臂结衽，追出数里地，击倒十数人，救出母亲及同时为贼所执的邻人。
蜀有徐庶，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中平末，为人报仇，用白粉涂面，披发而走，被吏捕获，问以姓字，闭口不言，衙吏没法，只好将其绑于木柱，欲行分尸之刑，仍只字不吐，后为同党解救[69]。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70]，也是游侠一类的人物，所谓“死士”，大多是一些无名的乡曲布衣之侠。吴人鲁肃家富于财，性好施与，见天下将乱，遂不治家事，标卖田地，大散财货以赈穷困。尝多为奇计，招聚少年，供给衣食，往来射猎于南山间，暗地里训练其讲武习兵。后雄杰并起，中州纷乱，他听说江东沃野万里，便带着部属去了那里，以观时变。州郡的追骑赶来，他晓以大义，见来者不听，便自植一盾，引弓射之，箭竟洞贯盾牌，追骑惧他勇顽，只得折还。以后又“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俨然是一侠魁[71]。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72]，又曾“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以后投奔黄祖不为所重，便“招怀亡客并义从者，得数百人”归吴[73]，也是一地道的游侠。此外，尚有凌统“轻侠有胆气”[74]，斯从“轻侠为奸”[75]，可见其风之炽烈。
汉末三国时人好为游侠，乃至放荡无行，除有当时动荡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外，还与在这种形势作用下，儒学的进一步衰微有很大关系。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礼义与道德规范日渐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只教人服从，不容人怀疑，严重桎梏了人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汉代选择官吏实行察举制，士人由丞相、列侯、刺史推荐，经“孝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课目的考核便可为官。察举制度的推行刺激了人物品鉴之风的兴起。为了获得一个好名声，士人特别注意修身持性，因“贤良方正”而激浊扬清指点朝政者有之，因“孝弟力田”而敦励名节以至于陷于“苦节”者有之[76]。至东汉，中央高级官吏在社会名流中识拔，而不一定要在其他官职中选调，更吸引士人为求清誉而敦励名节，并在东汉末两次党锢之祸中达到高潮。凡可赖以得名的必有人全力赴之，其消极后果是造成社会上矫饰之风的盛行，以至出现欲求虚誉而为亲守孝过制的荒唐事。据《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任青州太安太守时，“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谚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所讥刺的现象就更为普遍。并且，当日那些声誉清令名闻朝野的礼法之士，实际上也多是一些矫情虚饰的伪君子。
所有这些都暴露了礼法和名教的虚伪，儒家的道德理想由此也因这种虚伪名教的衰败，日渐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所谓物极必反，本来人们以这些伦理规范作为一切言行的准则，乃或终极性的精神追求，此刻最不能笼系人心的恰恰就是它们了。所以带着今是而昨非的决绝心理，当然还有深层次的对儒学被败坏的痛惜，他们任性放情，纷纷干起一件件大悖人伦常情的异事。“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訚訚修业，功过弼违，讲道精义。其相见也，不复叙离合，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77]其最著者如大儒马融，“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78]。戴良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79]
除上举种种怪异行为外，任侠也成为时人放荡的一种表现，至少是假儒学衰微与世人放荡，它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允许并接受。前及董卓、曹操乃或汉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世家子弟袁绍、袁术等人，皆好呼朋引类，游荡无度，接养宾客，谋取权位，包括上述戴良“好洽施，尚侠气”[80]，正是脱略礼教束缚后一系列任张个性和私欲行为的集中表现。这是就儒学衰微对士人的影响而言。
倘就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又有一番不同了。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他们的反应恐怕首先不是做出前此葛洪所说的种种异行，也不可能像戴良那样，以机智的对答表示对名教的不满，而通常是通过放松对自己日常行为的约束，来表示不尊奉这种道德信仰，或干脆就此不再有信仰。逞强好勇之辈，多弃温良恭俭而强蛮任性；豪暴悍顽之徒，则进而置官府法令如罔闻，胆大包天，横行妄为。其中不乏有人起而为游侠，并挟游侠之名擅作威福，鱼肉乡里，所以荀悦和班固都将传统礼制的荡失作为游侠云起的一大原因。并且，游侠的行为在当时大多未遭到社会的抵制，相反还受到乡里的倾心与地方的推崇，有豪强地主与之交通，市井少年为之效命。如前及鲁肃过居巢就周瑜，不但有轻侠相随，老弱也愿同往，投江东时携有男女三百余人，显然，这与他们观念里少了传统礼义的束缚有一定关系。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继续动荡，问题的根本还是土地。太康元年（280年），武帝颁布户调式，以占田制替代曹魏时的屯田制，试图通过给丁男丁女规定田亩，用田租、户调等手段防止脱籍。起初，这一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国家户数在一段时间有所回升。但由于承曹魏以来的积势，西晋贵族的势力十分强大，他们肆意侵占民田，致占田制不能真正得到执行，而力役之繁苛尤甚于租调。故惠帝时已出现“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的情况[81]。与此相联系，豪强地主横行不法，“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82]。加以自武帝以来，为监督异姓功臣和吴蜀地主，大封宗室为王，允许其自置军队，所有费用悉从民间出，一时百姓负担沉重，生活空前的艰苦。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实施与民休息的政策，百姓总能得到一些实惠。但西晋不同，“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官众事殷，复除渨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83]。且自咸宁以来，天祸频繁，水旱交替，间有蝗灾。元康七年（297年），雍、梁两州大旱，瘟疫流行，关中饥民遍地，惠帝不得已，下诏“骨肉相卖不禁”。与此同时，北方五胡扰乱渐启，中原一带经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千里无烟，盗贼公行，汉末发生过的流民问题至此变得突出起来，并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地域范围之大，裹挟人口之多，涉及阶层之广，延续时间之长，都为历朝所未见。317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但举贤不出世家，用法不及权贵，加以北方士族大姓过江后，与江东世家大族不时发生冲突，令时局依然动荡。后王敦叛乱，苏峻举兵，几次冲突火并，把原本富庶的江南弄得贫弱不堪。北伐是谈不上了，百姓则愈发流离失所。虽曾设置侨州郡予以安置，但自土断制实施后，底层生活普遍贫困化，许多人不得不沦为豪族大姓的奴客。贫富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浙东农民起事，东晋政权不久后也就灭亡了。
两晋流民问题十分突出，故流民别称也多，有叫“亡口”、“亡户”的，也有叫“流杂”、“流户”的。他们被迫失业脱籍，流离转徙，有的入宗主大族之门成为佃户或私荫户，有的避入寺院为僧尼。许多人无此幸运，颠沛道途，贫困交加，自不免“亡者乱郊，饥人盈甸”，[84]有时遭遇劫掠，为贼所杀，竟至于“流尸满河，白骨蔽野”[85]。在饥寒交迫生机绝无的情况下，他们纷纷起来，酿成轰轰烈烈的流民暴动，不但青冀并豫等地有，荆湘一带也有。在暴动的流民中，可以看到游侠活动的踪迹，这可以说是两晋时期布衣之侠的一个活动特点。
如永嘉元年（307年）二月，东莱人王弥率流民造反，史载王弥就是游侠，家世二千石出身，后败落。为人有才干，博涉书记，经常在京师一带行侠。隐士董仲道称其“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其实他根本不愿做什么士大夫，所以很早就从刘伯根造反，刘死后聚徒海渚，遇败亡入长广山为群盗，人称“飞豹”[86]、“人杰”[87]。当他揭竿而起，由河东、平阳等地迁来颍川、南阳的有数万家，都烧了城邑杀了长吏起来响应。以后他攻入京师，发掘坟墓，焚烧宫庙，干的都是游侠常干的事。永嘉四年（310年）九月，新丰人王如发动流民举兵反于宛，庞寔、严嶷、侯脱等人纷起响应，这王如也是游侠一类的人物。当时朝廷有诏让流人还乡，他嫌关中战后荒残不愿回，潜结诸无赖少年，夜袭解送他们的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的军队起事，没多久便得众四五万，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
如前所说，流民虽以失业农民为主体，但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两晋时，上自百官公卿，下至普通民户皆有沦为流民的。后者如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人数不多，被归入“浮末”。前者相对而言，人数反而不少，如怀帝时，“百官流亡者十八九”[88]，其中“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89]。大族豪强就更多，如流入巴蜀的流民中，就有“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等[90]，被南朝士族称为“伧子”。他们结成流民组织，名义上附晋，实际上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苏峻、郗鉴、祖逖等人就是这种组织的统帅。
史称祖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及京师变乱，与宗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弱疾病，自己步行，药物衣食也与人分享，由此为宗人敬重，推为行主。宾客义徒多“暴桀勇士”，他一概遇如子弟。时扬土大饥，这些人多为盗窃之事，又掠劫富室，每当为官府捕获，他总设法解救。时人对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但他浑不在意[91]。那些“暴桀勇士”，《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晋阳秋》又称作“桀黠勇士”，显然是游侠一类的人物。苏峻当永嘉之乱，百姓流亡之时，纠合数千家结垒自保，成为一时豪杰屯聚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他“自负其众，潜有异志，抚纳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辄蔽匿之”[92]，也是任侠之辈。
当然，两晋为游侠的远不止上述两类人。如裴秀为世家子弟，好学有风操，毋丘俭称他“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后官至司空，但为人却“豪侠有气节”。侄子裴宪“少而颖悟，好交轻侠”[93]，也是任侠之士。牵秀出身官宦，博辩有文才，后惠帝西幸长安，他为尚书，为人“任气”，“性豪侠”[94]。周嵩系武帝时安东将军周浚之子，“狷直果侠，每以才气陵物”，贬损朝士[95]。戴若思祖为吴左将军，父为太守，他则“少好游侠，不拘操行”[96]。
有一件事颇可见当时官僚游侠合而为一，以及游侠具有社会感召力的事实。名士王衍妻郭氏为贾后亲戚，每挟宫中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且好管闲事，令王衍十分头疼，多次更正无用，直到以“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相戒才稍知收敛。这李阳原来就是当时有名的游侠，与王衍同乡，人称“京师大侠”。据裴启《语林》记载：“李阳，大侠，士庶无不倾心，为幽州刺史，当之职，盛暑，一日诣数百家别，宾客常填门”，有的竟被挤死在桌下，可见受人爱戴的程度。郭氏是妇道人家，不大出门，却听过他名头，所以一当丈夫说此行必不为李阳所许，只得罢手。此外，张琚据有陇东，“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侠侮洪”一事[97]，也可见此期游侠虽不如两汉那样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但仍不乏实力的事实。
两晋宗室交通游侠，是其时游侠势力活跃的又一证明。如汝南王司马亮之子、宣帝之孙司马宗，明帝时为左卫将军，“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咸和初，因蓄意谋反为御史中丞弹劾，朝廷派右卫将军赵胤抓捕，他竟以武力相抗拒[98]。淮南忠壮王司马允性沉毅，见赵王司马伦有谋篡之心，密养死士，潜谋诛之，后被伦收去兵权，转官太尉。其所领兵将“皆淮南奇才剑客”，即多游侠一类的人物[99]。此外，还有济南惠王司马遂曾孙司马勋，便习弓马，能左右开弓，勇力闻名天下，曾与雍州诸豪帅即游侠首领相交通[100]。
当两晋政权迭代之时，北方十六国割据政权更迭历百余年，其间也可见到游侠的活动。如成汉李庠“性在任侠，好济人之难，州党争附之。与六郡流人逃难梁益，道路有饥病者，庠常营护隐恤，振施穷乏，大收众心”[101]。北燕冯跋的三个弟弟皆好游侠，不修行业，特别是长弟冯素弗，为人雄杰不群，慷慨有大志。与汉代游侠一样，不修小节，不以产业经怀，唯以交结时豪为务，“任侠放荡，……当时侠士莫不归之”[102]。前秦苻洪好赈施贫困，性雄果而有谋略，骁勇善骑射，当永嘉之乱起，“散千金，召英杰之士访安危变通之术”，“说（石）季龙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103]，也是一位具有侠烈之风的豪士。
东晋末年的社会变乱，重创了以北方大姓为统治基础的中央政权。世族力量削弱的同时，是以庶族出身的新兴北府将领的崛起。随着他们相继受禅称帝，南朝一百六十多年历史迭相展开。在朝代更迭过程中，游侠活动仍很频繁。宋武帝刘裕谋兴大业之初，颇注意“收集才力之士”，其中就有游侠。如臧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年未及二十就被用为世子中军行参军，后又以“轻薄无检”为文帝所知，徙为给事中[104]。萧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高祖一见，便以国器许之”，为宣威将军、彭城太守[105]，两人都是好任侠的豪杰。另有薛广“为宗豪”，同姓三千家，高祖初定关、河，即以为上党太守，其子“颇结轻侠”，两个孙子“亡命梁、雍二州之间”，曾率亡命数千人袭郡，执太守，可称三代游侠[106]。他如龙骧将军、广川太守孟龙符“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为刘裕立下过无数功劳，临朐一战，单骑敌数千之众，死时仅三十三岁，他“少好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高祖所知”[107]。孝武帝时为左卫将军的宗悫，年轻时也任侠好义，兄新婚当晚，新妇被强人劫持，他才十四岁，居然能挺身拒贼。“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叔父）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108]。前废帝时，何皇后之弟、宁朔将军何迈“素豪侠，好聚敛士，出入游，从者塞路”[109]，“以贵戚居显宦，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县界，去京师三十里。迈每游履，辄结驷连骑，武士成群”[110]。说上述诸人是侠，当不为过。
南齐时，平西将军、光禄大夫刘怀珍为北州旧姓，门附殷积，曾上书求门生千人充宿卫，又“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士人怨之”[111]，是一个交通游侠的任侠之士。梁武帝时，邓元起为人“有胆干，膂力过人，性任侠，好赈施”[112]。简文帝时，则有裴之横“好宾游，重气侠，不事生产”，家人见其纵诞，乃为狭被蔬食相激励，他大有感慨，立志“大丈夫富贵，必作百幅被”。后与僮属数百人经营田产致富，简文帝为太子时，闻其事，即委以官职，后领兵破武陵王军于硖石，班师后升任吴兴太守，特作百幅大被，以成初志[113]。
陈朝时，江南豪强争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114]，无不结交游侠，以为势助。如熊昙朗世为豫章郡大姓，为人“跅弛不羁，有膂力”。侯景之乱起，开始注意收聚游侠，盘踞丰城县，一时桀黠劫盗多附之。绍泰二年（556年），以南川豪帅，依例被任为游骑将军[115]。临川人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侯景之乱后，据有临川之地，筑城招郡中豪族自保。永定二年（558年），以功加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因罪亡命东兴，东兴及邻近数县都有其故人，朝廷根本抓他不到。不久又散入临川山谷，当初他聚众御贼，“轻财好施，凡所周赡，毫厘必钧”，虽“讷于言语，而襟怀信实，临川人皆德之，至是并共藏匿，虽加诛戮，无肯言者”[116]。还有东阳留异，世为郡中大姓，为人雄豪，好聚恶少。侯景之乱时，曾招聚士卒。乱平后，仍纠合乡闾强蛮无赖，保据岩阻险要，横行妄为。由于手下人多，州郡为之束手[117]。陈王朝对这些以地方豪强兼为游侠之人素有警惕，对其利用闲散势力进行独立于朝廷的活动更是深恶痛绝，所以熊、周等人虽先为朝廷所用，最终都依次被文帝消灭。
与南朝相对，北方经十六国之乱带来的民族融合，最终导致北魏的统一。但北方地主拥有庞大的田庄和坞壁，强占民田，扩充荫户；原世代相袭的士族郡姓则借优越的身份谋取私利，欲壑难填。所有这一切逼迫孝文帝不得不改革吏治，推行均田、三长制，又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政策。但至孝明帝以降国事又呈不可为的疲态，兰陇、山东、河北各地不断起事，北魏很快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两者经过短暂的对峙，以北周灭齐，并最终向隋过渡而告结束。在这一过程中，关陇豪强的私家武装得到很大的发展，而士族势力则被削弱了不少。
由于终北朝之时，政治昏暗，战乱不断，豪暴贪婪无度，人民失去恒产，整个社会充满着纷扰离散的不安定因素，秦汉以来趁乱崛起的游侠得以被时人认同，并继续得到发展。当时的游侠多为乡里豪强，世代郡姓。如北魏孝明帝时，有高树生“性通达，重节义，交结英雄，不事生产”，又好“尚气侠”，不乐仕进[118]。裴庆孙“性倜傥，重然诺，……任侠有气，乡曲壮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抚养咸有恩纪”，故当正光末，汾州等地豪强自立为王，聚众造反，朝廷命其募人围剿，“招卒乡豪”，顷得战士数千人[119]。李显甫以“豪侠知名”，曾集诸李几十家于殷州西山，开凿鱼川，“为家宗主”[120]。其子李元忠“性仁恕，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121]，不仅承父衣钵，还大有汉游侠之风。至于像李业兴“爱好墳籍，鸠集不已，手自补给，躬加题帖，……诸儒服其渊博”，“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详练，尤长算历”，是被列入《儒林传》的人物，居然也“性豪侠，重意气，人有急难，委之归命，便能容匿”，可见当时侠风的盛行。
北齐文宣帝时，尉景“性温厚，颇有侠气”[122]，不知这两者是如何在他身上统一起来的。同时张保洛“家世好宾客，尚气侠，颇为北土所知”[123]，受其祖影响，自小率健，善弓马，也颇好侠。高乾父高翼“豪侠有风神”，他传乃父家风，“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在魏时起家拜员外散骑侍郎。魏孝庄帝时解职归乡，仍“招纳骁勇，以射猎自娱”[124]，投齐高祖高欢后，因反复两端被赐死，年仅三十七，可知所谓“长而修改”是一句空话。其弟高昂“幼稚时便有壮气，长而倜傥，胆力过人”。高翼尽管自己为游侠，却指望儿子读书求学，但他“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125]。不屑以研经为务，而好劫掠，自是游侠本色。但是立志在取富贵于天下，这与战国游侠已有区别，而与汉以后游侠兼为豪强、官僚之风一脉相承。由高昂的“以豪侠立名”，在当时还曾招来一大批追随者，“为之羽翼者，呼延族、刘贵珍、刘长狄、东方老、刘士荣、成五、韩愿生、刘桃捧；随其建义者，李希光、刘叔宗、刘孟和，并仕宦显达”。如刘孟和“少好弓马，率性豪侠”，东方老“少粗犷无赖，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可见大多也是游侠一类的人物。与高翼父子相类的还有卢文伟父子。卢为北州冠族，“性轻财，爱宾客，善于抚接”，“分散家财，拯救贫乏，莫不人人感悦”，是一位慷慨任侠之士。子卢怀道、卢宗道或受其影响，也“性轻率”，“重任侠”[126]。他如敬显儁“英侠有节操，交结豪杰”[127]。平鉴“少聪明，颇有志力，受学于徐遵明，不为章句，虽崇儒业，而有豪侠气”[128]。金祚“性骁雄，尚气任侠”[129]，显然皆是游侠一群。此外，宋游遂、李愍、李景遗等人也大多如此。
北周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平民大多好游侠。如北周开国皇帝，太祖宇文泰之父、德皇帝宇文肱即“任侠有气干”，太祖受其影响，从小“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130]。太祖之兄莒庄公宇文洛生“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北州贤俊，皆与之游。……善将士，帐下多骁勇，至于功战，莫有当其锋者，是以克获常冠诸军”[131]。臣下如孝闵帝时官拜少师，进位柱国的侯莫陈顺“豪侠，有志度”[132]。权景宣“聪悟，有气侠，宗党皆叹异之”，因此被太祖擢升为行台郎中，天和年间，官至荆州刺史，晋爵千金郡公[133]。陈忻“骁勇，有气侠……同类咸敬惮之”，孝闵帝时官至熊州刺史，封许昌公[134]。武帝时，梁士彦好任侠，读兵书，帝服其勇，将其自扶风郡守升为九曲镇将，进位上开府，封建威县公[135]。杨123“豪侠有志气”，以义烈闻名天下，后官至邵州刺史，迁少师[136]。韦祐则世为州郡大姓，好游侠，所与交游无非轻猾亡命之徒，“人有急难投之者，多保存之，虽屡被追捕，终不改其操”[137]，后被太祖授大都督衔。
由上述魏晋南北朝游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他们依然以不同的身份或方式，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有的还是十分主要的领域。因由东汉末年以来整个社会的极度动荡，以及几乎被这种动荡冲毁的儒学权威的迭落，还有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化，政权的频繁更迭与政策的朝令夕改造成的官吏无恒主、吏治无常守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无序化，包括只知崇尚强力，不复问仁德所在或人心向背的特定氛围，都使游侠得以在汉代中后期遭受数次打击后再度活跃起来。
魏晋南北朝游侠的大量存在，还与此期豪强地主与世代郡姓势力的膨胀有关。特别是南北朝，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但统治基础始终是这两种人。他们经济实力雄厚，有足够资财赈穷周急收拢人心，在政治上则基本主宰了王朝的权力分配和政策走向。如此入朝为大僚，居家为豪富，广占荫户，私植家兵、部曲，收养宾客、死士，当丧乱之际便藉以保身或谋图大事。前及汉末袁绍、孙坚等人都曾赖其力以成霸业，祖逖、苏峻等均为地方世家豪强，他们收蓄的门客或部勒的私兵，也多这样的轻险亡命和豪侠之士。
由于自君王至于百官，以郡州著姓和豪强地主身份为侠或招侠的屡见不鲜，游侠与王公贵族、豪族大姓关系空前密切，使得这个时期侠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失，侠的人群特征也日趋散漫化和社会化，或可直接称之为一般化。他们的仗义行侠固然仍施诸一般社会成员，就像汉游侠一样“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但在许多时候，如果为人客，须以替主人效力为首务，就不大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将侠义推及一般民众了，甚或对民众还构成侵扰和危害。如曹魏时荆州旧族刘节门下的游侠“出为盗贼，入乱吏治”，已无侠行可言。如果本身是豪族大姓，是养客者，则会赖散财扶厄冒死救急的侠行来招亡纳死，扩充势力，进而谋取大名，建不世奇功，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再比较此期为侠者在保持游侠基本特征同时，与前此游侠的不同。可以说，春秋、战国游侠大多是为义而任侠的，为君臣之义，友朋之义，为名节，为荣誉，耿介特立，立意皎然；两汉游侠是为做游侠而任侠的，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己讳饰，虽阴贼著于心而外行含蓄亲厚、温良泛爱之举。此期游侠则更多了一份功利。尽管其间存在着相互交杂的情况，即在魏晋南北朝，那种为义行侠，为做好游侠而任侠的人仍有；而在先秦两汉，也不乏为功利而任侠之辈，特别是汉中后期以来，这样的侠时可见到。但就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数而言，不能不承认，这种功利追求确实占据了此期大多数为侠者的心，而由独特人格及行为方式构成的游侠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被淡化了。
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在范晔以下的历代史家看来，东汉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为其单独立传了。由此，后人在正史中多能看到一个直臣、烈士或反贼的传记，而再难见有一个个血肉兼备、声色毕具的豪侠之士。但是游侠始终存在，他们的活动还是那么的频繁和活跃，他们的影响依然巨大而深远。
治乱相替与任侠成风：隋唐五代游侠的风行
周末皇帝庸弱，身为贵戚的隋国公杨坚乘此夺取政权，在关陇军事集团支持下建立了隋朝，不久又平灭南方，统一了全国。隋立国之初，进行了旨在巩固政权的若干改革，西魏至北周形成的府兵制度，至此完成向兵农合一方向的转化，中央对豪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在经济上则继续推行均田制，针对西魏以来“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的情况[138]，实施实定赋役的政策，大索貌阅，又贯彻输籍之法，使国家掌握的自耕农有了增加。尤可一说的是在选举上“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139]。所有这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隋初社会的发展，营建东都和开凿运河的工程，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才得以顺利完成。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文帝不愿减功臣封地以给民，相反多行赐田之事，致民田不赡的情况转趋严重。又因为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南方世族大姓势力顽固，占田荫客之事在在多有，再加之以后炀帝穷奢极欲，横征暴敛，遂使天下“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大业七年（611年），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在长白山起事，一时为逃避被征去高丽打仗的人都赶去投奔。两年后礼部尚书杨玄感也起兵反隋。此后各地烽火不断。待隋炀帝被臣下所杀，天下无主，纷争和攻战再度云起。
自隋初立国到二世而亡，自始至终都可见到游侠的活动。隋初开国功臣大多都是游侠出身，时代提供其合适的生存气候，一如东汉末年游侠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拥有一切可能的开创性时代，所以竞相冒头，纷纷活动。许多人本与杨坚交好，团结在其周围，但并不凛遵君臣大义，相反时常觊觎皇位，有不臣之心。如由周入隋的梁士彦自小任侠，不仕州郡，性又刚果，好正人是非，尝因军功封郕国公，进位上柱国。后自恃功高，每有怨望，与宇文忻等人密谋作乱，“劫调币以为牟甲，募盗贼以为战士”，被外甥裴通告发后伏诛[140]。元谐“家代贵盛”，“性豪侠有气调”，少与杨坚同受业于国子，因军功累迁大将军，最终也因谋反被诛[141]。虞庆则“代为北边豪杰”，秉性倜傥，胆气过人，也是一位游侠，且在当地游侠中享有很高声誉，所谓“本州豪侠皆敬惮之”，但下场与梁、元两人一样。其子虞孝仁能守家风，自小“豪侠任气”，炀帝时以谋图不轨，竟与父亲走上同一条道路[142]。
其他名臣如杨素尝率水军从三峡东下灭陈，封越国公，开皇十年（590年）又镇压了荆州和江南各地反隋势力，历官尚书左仆射、司徒，执掌朝政，并参与废太子勇、立炀帝事。他“少而轻侠，倜傥不羁，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143]，早年是一位目光远大抱负不凡的游侠。刘权在文帝受禅初，以车骑将军领乡兵，因功进开府仪同三司，开皇十二年为苏州刺史。炀帝继位，拜卫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原本也是一个游侠，“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144]。沈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家境贫困，父兄以佣书为事，独其跅弛不羁，“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主动接济财物，使其得以甘食美服，伺奉双亲。大业年间，炀帝征求天下骁果之士伐辽东，得士数万，他勇冠众人。“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余骑”，令人想见汉代大侠受人拥戴的热闹光景。以后被任为朝请大夫，折冲郎将，在谋击宇文化及时被害，年仅二十八岁[145]。周罗睺年轻时“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阴习兵书”，后为文帝器重，为右卫率。炀帝时授右武侯大将军，战死[146]，为人作风也近沈光。尤可一说的是，幸许是当时任侠风行于各类人群，以致被列入《文学传》的王頍也“好游侠”。
至若刘昶子刘居士任侠事，更可见其时游侠的活跃和嚣张。《隋书·列女传·刘昶女》记载：
居士为太子千牛备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数得罪，上以昶故，每辄原之，居士转恣，每大言曰：“男儿要当辫头反缚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其趫捷者号为“饿鹘队”，武力者号为“蓬转队”。每韝鹰绁犬，连骑道中，殴击路人，多所侵夺，长安市里无贵贱，见之皆辟易，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者。
他还好结交，如大侠陈政为人倜傥，有文武大略，他十分器重，数从其游。以后游长安城，登故未央殿基，竟让徒属前后列队侍立，自己南向设座，意有不逊。又遣使引突厥南侵，准备在京作内应。文帝恶其嚣张，实在不能忍受，召问刘昶“今日之事当复如何？”刘昶恃自己曾官柱国、彭国公，为朝廷元老，且与帝旧识，不自引咎，漫称“黑白在于至尊”，文帝大怒，将之投入监狱，又尽捕其党徒治罪。不久居士被斩首，刘昶也被赐死家中。
不过尽管如此，任侠之风在隋后依然未有消歇。随杨玄感起兵反叛的各处官僚及地主武装纷纷起事，如朔方梁师都、马邑刘武周、金城薛举、武威李轨、罗县萧铣等，都举兵劫杀长吏，割据一方。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也以防备刘武周为名，召募军队，南下入关中，下长安。由于得到关中地主的支持，很快控制了局面，不久正式建立了唐朝，并先后荡平各路势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李渊与隋文帝相似，是假皇亲贵戚并手中的军权夺取先朝天下的。看他占领长安后所发布的召令，就有“五陵豪杰”、“侠少良家子弟”可速来投的内容，为此，甚至“縻以好爵”[147]，故手下一时聚集了许多侠者。其实，早在大业十三年（617年），他就命长子李建成“于河东潜给英俊”，次子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了。两人“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148]。李世民于此尤其用心，据《新唐书·太宗纪》记载：“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又与晋阳令刘文静尤善。文静坐李密事系狱，太宗夜就狱中见之，与图大事。”这里所谓的“士庶”或“豪杰”，无非是一些不满隋政权的官僚地主和地方豪杰游侠。对此，《旧唐书·太宗纪》说得更为清楚：“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如隋末许多人为避盗贼，逃匿太原，刘文静在狱中就对太宗说过，“文静素知其豪桀，一朝号召，十万之众可得也”[149]。还有的是为躲辽东之役而逃匿为盗的，李世民以讨贼为名，命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召募之，旬月之间就得万余人。这些人既称“豪桀”，必多游侠。而长孙顺德本人如前所说，是因事亡命，投效李世民的。刘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生产”，后因事亡命，靠盗马维生，则本就是一个游侠。当其来投，大受李世民器重，“出则连骑，入同卧起”[150]。他如柴绍“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为李渊识赏，“妻之以女，即平阳公主”[151]。丘和“少便弓马，重气任侠”，投唐时，李渊“为之兴，引入卧内，语及平生，甚欢”[152]。盛彦师好任侠，当李渊兵至汾阴，率宾客上谒，即被授予行军总管之职，后因功封葛国公，武卫将军[153]。
有些人虽不是游侠出身，却豪纵不羁，好交结游侠。如唐宪尝仕隋朝，为东宫左勋卫，后太子废，罢官归家，为人“不治细行，好驰猎，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轻侠。高祖领太原，颇亲遇之，参与大议”。以后李渊起兵，被委为正议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县公”。武德中，加郡公。贞观中，终金紫光禄大夫[154]。李神通为李渊从父弟，性喜任侠，曾“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勣、柳崇礼等举兵以应义师”，高祖闻之大悦，授光禄大夫，武德元年（618年）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淮安王[155]。史万宝既称“京师大侠”，则长安一地多游侠活动可想而知。他如卢祖尚“家饶财，好施，以侠闻”，李渊对其为人十分嘉许，封弋阳郡公，并任为光州刺史[156]。
至若太宗本人推诚结纳豪杰，以至藏亡匿死，颇有战国平原、孟尝之风，本身就是一种侠行，倘说这种侠行与其本人好侠的性情一无关系，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且看他继位后的自我表白。贞观十五年（641年）五月，他在武成殿赐宴，曾从容对侍臣说：“朕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时与宴大臣中不乏故人，“相与道旧，以为笑乐”[157]。史载当年为李家天下出了大力的隋晋阳官监裴寂，就是他“蒲酒昼夜”，深相结纳来的。后来他又出私钱百万付龙山令，嘱故意输给裴寂，以悦其心，由此裴承诺助力，这纯粹是游侠的做派。故《新唐书·李靖李勣传赞》称：“唐兴，其名将曰英卫，擢皆罪亡之余，遂能依乘风云，勒功帝籍，盖君臣之际，固有以感之，独推期远，非也。”
再看与李氏父子争天下的其他人，王世充“知隋政将乱，阴结豪俊，多收群心。有系狱抵罪者，皆枉法出之，以树私恩。”[158]这里“豪俊”，《新唐书》称作“豪桀”，即游侠一类人物。金城府校尉薛举“凶悍善射，骁武绝伦，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边朔”[159]，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160]，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为郡豪族，大业末，见群盗起，“阴结徒党数千人”造反[161]，大多结交游侠以成事，本人也有侠风。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骁勇善射，交通豪侠，其兄山伯每诫之曰：“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数詈骂之，武周因去家入洛，为太仆杨义臣帐内。起事初，乡闾豪杰多为其所用[162]，本人就是游侠出身。
高宗以降，朝政渐归武氏，后几经变化更迭，才以睿宗太子李隆基赐死太平公主，杀其党羽数十人，入登大统而告结束。武则天执政期间，锐意更新政治，打击关陇及其他士族门阀势力，发现并任用有才能的庶族地主，取得不错的成效，一时国家编户有了明显增加。但因功役苛重，权豪占田，均田制最终不能很好贯彻，天下户口很快逃亡过半，社会上到处可见各种失去常业的浮手游闲。而自长安二年（702年）置武举，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等名目，[163]刺激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尚武之风。玄宗时号称“开元之治”，一时“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164]，但同时“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贫窭日蹙，逋逃岁增”的情况也显然存在[165]，即使朝廷阅实户口仍不能禁。有的四处奔窜，隐入大族门下为客户，有的则啸集山林，沦为盗贼，这些人当中就有许多游侠。
有的为侠者并非野田粗豪，如魏州人郭元振，举进士，为通泉尉，但好使气任侠，不以细务和小节为意，武则天闻其名，召见并重用之。以后历事数朝，官至太仆卿、御史大夫，封代国公。可见汉中后期豪强、官僚为侠的现象，历两晋南北朝至唐依然存在。盛唐时击败吐蕃，为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的哥舒翰性果毅，“家富于财，任侠，重然诺”，又“纵蒲酒长安市，年四十余，遭父丧，不归。……疏财，多施予，故士归心”[166]，显然是个地道的游侠。张建封父张玠性“豪侠，轻财重士”，安禄山造反，遣手下李庭伟率番兵攻鲁郡城，太守韩择木具礼郊迎，张玠却誓不从，率乡豪张贵、孙邑等人纠集兵将，将李杀死。事后韩择木以事上奏，一干人均受官赏，独其性好江湖，不自言功，竟无任何封赏[167]。还有杜希望“重然诺，所交游皆一时豪桀”[168]，也是一位任侠之士。
宝应元年（762年），仆固怀恩引吐蕃兵入寇河西，郭子仪命羽林军使长孙全绪等领兵万人为前锋，驻防韩公堆与之抗衡。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以为内应”，某日依约一起击鼓于朱雀街，大呼“王师至”，吐蕃军不知虚实，以为唐军天降，惊骇溃散而走[169]。由此一事，又可见当日长安城中游侠活动仍甚为频繁，唐侠义小说《潘将军》中曾有“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一语，确非虚夸之辞。又王谠《唐语林》卷四记载，“天宝以前，多刺客报恩”，这些刺客有的是由游侠充任的。
由于盛唐前后游侠活跃，任侠风行还影响及士林。加以甚时士人入仕仍须倚仗声名，欲名达内庭直至圣听，尤须过州历府，结交豪俊，干谒贵人，由此带动整个社会漫游成为风气，求赏与报恩之事层出不穷。如此披褐怀珠玉，嫉恶怀刚肠，求识求用，酬知酬恩，极易使他们的情感与简洁磊落的游侠作派达成契合，这才有所谓“唐人之学博而杂，豪侠有气之士，多出于其间。磊落奇伟，犹有西汉之遗风。而见诸言辞者，有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之属，堪与谊、迁、相如、扬雄等相驰骋以上下。”[170]如陈子昂父元敬“瑰玮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或受此影响，他“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以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好施轻财，而不求报”，“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171]。他如王翰、高适、王之涣皆少尚侠义，有的至老不改[172]。最为人熟知的是大诗人李白，“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173]。年十五而好剑术，轻财重施，遍干诸侯，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曾因路见不平，手刃数人，后混迹渔商，隐不绝俗，“而门多长者车”[174]，与江湖侠客多有来往，钦服于他们“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壮行，至少年轻时是一个十足的游侠，故友人赵蕤据杨天惠《彰明遗事》，称他“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及其成年后，放荡不羁，《行行游且猎篇》又声称“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盖”，不能不说与早年这一段经历有关。故龚自珍《最录李白集》谓：“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唐中叶以后政治渐趋败坏，因宦官专政，南衙北司之争，以及士庶的对立和党争，国势日不可为。而国用日蹙导致的赋税苛繁，使一般百姓再难维持生计，纷纷聚山泽为盗，或结椎剽之党，劫商旅为乱，游侠的活动因此更加频繁。代宗时，宰相元载与宦官李辅国勾结，把持朝政，公行贿赂，“非党与不复接，生平道义交皆谢绝”，其主书、卓英倩之弟卓英璘恃其势，“豪制乡曲，聚无赖少年以伺变”，当地官吏竟无一敢问。以后元载获罪被诛，他竟盗兵库，据险反叛[175]。这些无赖少年中，即多游侠之徒。唐德宗建中年间，泾原兵马将兼御史中丞刘海宾“以义侠闻”于天下[176]，是所谓以大僚为侠的典型。宪宗元和年间的刘叉“亦一节士，少放肆为侠行，因酒杀人亡命，会赦出，更折节读书，能为歌诗，然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常穿屐，破衣。闻（韩）愈接天下士，步归之。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孟郊右，樊宗师见，为独拜。能面道人短长，其服义所又弥缝若亲属然。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归齐鲁，不知所终”[177]。较之李白，似游侠得更为彻底。
穆宗长庆年间，有于方以勋家子通豪侠，欲有事河朔。时成德军节度使王廷凑发兵围牛元翼于深州，于方素与宰相元稹交好，便进言道：“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赵间，能得贼要领，可使反间而出元翼，愿以家赀办行，得兵部虚告二十，以便宜募士”。元稹新为相，见朝廷文武多有轻视，思立奇节以服众，遂听其说。时任兵部尚书的李逢吉正想谋夺朝政，知有此谋，乃告与元稹有隙的裴度，诬称元欲结私客行刺他。事发，元稹罢相。于方既多交结豪侠，所荐所募之人必多游侠，可见游侠为豪强官僚所用，又已卷入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178]。当然，还有许多游侠专干谋财害命之事，如僖宗乾符年间，李克用在云中，“宿于别馆，拥妓醉寝，有侠儿持刃欲害武皇，及突入曲室，但见烈火炽赫于帐中，侠儿骇异而退”[179]，这“侠儿”无疑游侠中的末流。
此外，唐天子有两部禁军，所谓南北衙兵，南衙十六卫府兵与北衙羽林军原多来自世兵制和府兵制的父死子袭，募兵制推行后，来源就变得淆乱了，既有市井屠沽，也间杂轻猾少年。史载，“天宝以后，（府兵）稍复变废，应募者皆市井无赖。”“贞元以来，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挂籍，十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处阛阓，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而“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博徒”[180]。对此，李益《汉宫少年行》、王建、鲍溶《羽林行》、朱庆馀《羽林郎》等诗皆有反映。其中王建《羽林行》诗尤见典型，“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身殿前射飞鹰”。其时，还有韦应物结合自己曾为“三卫郎”禁护玄宗的经历，以及“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的轻狂放失，作《逢杨开府》诗深致忏悔，足可证这些诗并非尽出虚构[181]。至于隋末唐初农民起义及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时期游侠活动之频密，底下还将作专门讨论。
总之，有唐一代，正如唐人崔融所说，“轻訬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便竦剑”，而“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182]，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尤其活跃。以至当日传奇创作中，豪侠小说独成一类，如昆仑奴、蒋武、韦自东、陈鸾凤等一批侠士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其中《虬髯客传》写隋末乱世中豪气逼人的“风尘三侠”，特别是不愿奉李世民为天下真主，远避海岛称王的虬髯客，其为人行事可称侠风烈烈，显然有现实生活的投影。至若诗歌创作，唐代150多位诗人，写了400多首咏侠诗，不仅作者分处于初盛中晚各个时期，还涵盖从边塞到田园各种风格和流派[183]。其中柳宗元所作《韦道安》，还是唐诗中唯一一篇以现实中的侠义之士为对象的长篇叙事诗。在诗中，他既对“道安本儒士，颇擅弓剑名”予以肯定性的描绘，又对他从强贼手中救下卸任刺史及其女儿，后又投身徐州刺史张建封麾下，因不能迎合与阻制叛军逆节而顾义引刃，给予热情的歌颂，所谓“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贞”。故日人铃木虎雄以为“就唐代的实际情况而论，游侠并不存在”[184]，显然与实情不符。
唐末黄巢起义后，方镇势力扩张。李昌符、李克用、朱全忠等人自擅兵赋，各占一地，互相攻战侵夺，根本不受朝廷的节制。混战的结果，形成了一些势力特别强大的方镇。以后这些方镇纷纷称王称帝，遂成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分裂割据时期——五代十国时代。由于五代十国君主大多残暴贪婪，实行苛刻的赋税制度并滥施酷刑，中原经济自唐末衰乱以来一直未得恢复，民生凋蔽自然不用说了。
五代游侠势力较之唐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唐自开元、天宝后很长一段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有发展，用兵外族，颇能扬威立信，整个社会处于比较平和的状态，故游侠势力虽依然存在，任侠之士也不少，其活跃程度终不能与隋末唐初相比。但至此时，随着藩镇势力的崛起与社会的动荡不安，他们再度活跃起来。以当时那些风云人物而言，正如欧阳修所说：“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185]由于起自行伍，有不少人大具游侠气质。如梁太祖朱温年幼丧父，母亲携其兄弟佣食于人，及壮，好无赖，里中皆以为患。黄巢起兵后，他与二哥朱存亡命为盗，从黄巢攻广州，又背黄降唐，被其母斥为“落魄无行”[186]，时人也有“昆弟之中，唯温狡猾无行”的说法[187]。后汉高祖刘知远少为军卒，牧马晋阳，尝夜入农家，劫取民女李氏，也即以后的李皇后[188]。周太祖郭威“壮年，喜饮博，好任侠，不拘细行”[189]。吴越王钱镠自幼学武，擅长舞槊，长大后以贩卖私盐为生，又曾应募投军，为人“权勇有谋，性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190]。
他们所重用的大臣更多游侠出身。如梁成汭少年任侠，因借酒杀人，为仇家追捕，不得已落发为僧，冒姓郭氏隐匿[191]，发达后才让幕僚上表乞还本姓，所谓“亲朋之内，盱睢为人报怨；昆弟之间，点染无处求生”[192]。李谠“少时游秦、雍间，为人勇悍多力，甚有气谊”[193]。刘处让为梁泰宁军节度使张万进所亲，辟为牙将，张叛梁附晋，梁遣刘鄩讨之，张派他求救于晋。时晋人方与梁军对峙，不能出兵，情急之下，他在晋军门前截耳而诉，“苟不出兵，愿请死！”晋王壮其行而发兵，由此被时人称为侠义之士[194]。唐王建封“少从军，以任侠骁勇知名”，因武人出身，不识文义，“族子有著种植疏者，其载鸽事，伪写鸽为人日鸟，建封据为故事，每人日开筵，必首进之，闻者无不窃笑”[195]。符存审“豪侠，多智算，言兵家事”，曾因犯法被判死刑，蒙监斩官爱妓解救才得不死。后河南盗起，“鸠率豪右，庇悍州里”，会郡人李罕之起自群盗，授光州刺史，他前去投奔。这李罕之拳勇矫捷，力兼数人，少学为儒不成，又落发为僧，以后“亡命为盗”，也具游侠气质[196]。晋萧峻“慷慨任侠”[197]。汉史弘肇“游侠无行”，夫人阎氏本酒妓。刘知远镇太原时，他奏请从行，升为牙校，后为雷州刺史。生平不喜文士，尝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198]周和凝也好任侠，父和矩为人不拘小节，好倾财结友，他得以遍交豪杰。梁义成军节度使贺环知其名，辟为从事，后环与唐庄宗战于胡柳陂，队伍溃散，只和凝一人随其且战且退，环劝以“子勿相随，当自努力”，他泣而对曰：“丈夫受人知，有难不报，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最终将追者射杀，环因此获免[199]。
综观隋唐五代的社会情况可以看到，这基本上是一个崇尚强力并任张强力的时代。前此，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北方王朝也颇崇尚强力，但作为贵族的士族阶层势力毕竟比较强大，特别是南朝，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化的社会。在那个由士族高门构成的权力集团内，充斥着风流俊雅的才士，他们热衷辨究言意，服食清谈，矜夸门庭，鄙薄事功，推崇的大多是质性超举而非任张蛮力，是超然世外而非仗义行侠。但到隋唐五代，贵族势力经农民起义和那些出身微贱的政治强人的打击，基本上失去了左右政权的能力，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与之相伴随，其所奉行的那套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也日渐失去笼系人心的力量。加以隋唐制度上沿北朝旧规，社会风尚间杂南北朝旧俗，粗犷至于野蛮，任张至于放达，行私义而不遵公法，任张强力而不拘泥礼制，成为公行的社会现象。至唐中后期，一方面是藩镇割据，建中、兴元年间，先有泾原兵拥朱泚哗变，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叛乱，将德宗赶出长安。长庆年间，又有卢龙兵变，魏博叛乱。其间宪宗朝虽一度实施削藩，但不久藩镇势力复炽，朝廷根本无力征讨。而另一方面，宦官掌握军政财权，在朝中一手遮天，宪宗、敬宗被其所杀，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则由其拥立。代宗时，曾利用其内部矛盾，除了李辅国，但大权很快被另两个宦官鱼朝恩、程元振控制。顺宗即位，颇思改革，受宦官阻止而不果。文宗时，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事泄被贬，李训再次谋举，事败被杀，宰相王涯也不能幸免。宦官趁此带禁兵在京城内外搜杀不愿附己的朝官，弄得人心惶惶，风愁云惨。许多朝官干脆依藩镇宦官为靠山，在朝中替其说话，他们代表不同的势力，形成不同的宗派和朋党。
由于朝纲混乱，法禁废弛，统治层权力争斗又无消停，为维护一己之利，打击异己力量，其时享利集团内的各路强人很注意收罗与蓄养社会上的亡命之徒，包括侠士，大则用以谋杀政敌，小则用以看家护院。先时，宪宗朝当朝大僚如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批颅骨持去，紧接着刑部侍郎裴度又遭袭击差点送命。文宗时，宰相李石遭刺，赖马逸得脱，而朝廷畏缩，处置乏力，许多大臣甚至上疏请求不加穷究。由此一事，可见其人嚣张到什么程度。当然，倘究其源头，早在肃宗朝，盗贼、死士和剑侠就已经公行不法了，“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到宪宗元和时，“奸人遍四海，刺客满京城，乃至关吏禁兵，附贼阴计，议臣言未出口，刃已椹胸”。以至僖宗中和年间，有吕用之、张守一以有刺客蒙骗侍中高骈，高骈竟不假思索，深信不疑这样的荒唐事。据《资治通鉴》记载：
初，高骈好神仙，有方士吕用之坐妖党亡命归骈，骈厚待之，补以军职。……用之又引其党张守一、诸葛殷共蛊惑骈。……骈与郑畋有隙，用之谓骈曰：“宰相有遣剑客来刺公者，今夕至矣！”骈大惧，问计安出。用之曰：“张先生尝学斯术，可以御之。”骈请于守一，守一许诺。乃使骈衣妇人之服，潜于他室，而守一代居骈寝榻中，夜掷铜器于阶，令铿然有声，又密以囊盛彘血，洒于庭宇，如格斗之状。及旦，笑谓骈曰：“几落奴手！”骈泣谢曰：“先生于骈，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宝。
高骈世代为禁军将领，屡次率兵驻防西南边地，后任淮南节度使、江淮盐铁转运使等职，恃强割据，是一个骄蛮不驯的人物，他畏刺客如虎，不惜身着妇人衣，可见当时刺客的威风。
五代十国君臣大多出身微贱，更是一无讳饰，唯强力是尚。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声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200]，话说得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直接大胆许多。其时，整个社会的风气也日趋浇薄，不但“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故欧阳修称其为“干戈贼乱之世”[201]。
如梁太祖末子、康王友孜因双目重瞳，自以为当做天子，贞明元年（915年），其兄末帝妃薨将葬，他乘机派刺客夜入宫中，行刺末帝。事后末帝诛杀了兄弟，专用赵岩、张汉杰等小人，再不信宗室。这梁氏天下本是朱全忠杀了唐哀帝李柷夺来的，后又被次子朱友珪杀死，其间以臣弑君，以子弑父，以弟谋兄之事层出不穷。再以一班臣子而言，如河阳行军司马李彦珣从张从宾反，事败奔魏州，投范延光为步军都监，守城拒敌。晋招讨使杨光远知其邢州人，有老母在故土，便派人抓来，缚至城下招降，他竟亲用箭射死老母，以示不降。后范延光出降，晋高祖拜他为房州刺史。有人说其杀母当诛，高祖不以为然。欧阳修就此感叹道：“非徒彦珣不自知为大恶，而高祖亦安焉不以为怪也，岂非积习之久而至于是欤。”[202]
在这种任力尚武、不拘礼法的社会环境中，游侠得以有立足之地，其上者行侠仗义，解穷济困，其下者不免充做杀手，谋财害命。此外，隋唐五代商业经济较先前有很大发展，较具规模的城镇开始形成，也为游侠活动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203]。所以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游侠的风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而倘将之与宋以后的情形相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清晰了。
专制统治下的岑寂：宋元明清游侠的消歇
宋朝是在荡平各路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五代朝廷权威流失，藩镇挟势犯上作乱的教训，给了同样靠拥有兵权政变起家的宋太祖以强烈的刺激。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他召问赵普：“天下自唐李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何故也？吾欲悬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答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并指出“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话未说完，太祖即拦住了他：“卿无复言，吾已喻矣。”不久即取消禁军中最高将领的职位，禁军分隶殿前、侍卫两司，前者最高将领是都点检，其本人原在后周即任此职，后者是马步军都指挥使，旋因慕容延钊的罢职和石守信的去职，取消了这两个职务，同时分侍卫司为马军司和步军司，让地位较低的指挥使统率，而调拨权归枢密院。又尽收天下精兵，并禁节度使以子弟为衙将。最初地方兵即所谓厢兵本是各州藩兵，乾德三年（965年），下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士中骁勇善战者籍名送至都下，补禁军之缺。骁勇者既送中央，地方只剩下老弱，缺乏训练，成为一专门服役的兵种。这么一来，禁军将帅丧失了在中央发动政变的可能，藩镇也不可能再得到在地方上蓄势叛乱的机会。
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使得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得以彻底改变。唐初承北朝旧制，文武大员同出一权力集团，出将入相，可兼任而非殊途。中唐以后开始出现文武分途和文武相轻，以门第科举进用的文臣集团与以军功得贵的武人集团各不相涉。以后随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武人的实权超过文臣，但文臣的社会地位仍高于武人。到五代，由于统治者大多出身行伍，靠手中兵权起家，由节度使问鼎君位，朝臣中也是武将任枢密使，宰相权力被大大削弱。出身世家的文臣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本已势单力薄，再经视文人为无足用的武将的凌辱和屠戮，优势丧失殆尽。所以社会上文人的地位开始下降，文臣既不能参预机密，决计人事，只能干一些赞襄典礼、草拟诏令之类的事，列班备员而已。
此外，承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的做法，宋太祖又规定武将不得实任地方官吏，节度使不得兼领支郡，后来干脆不令归镇，成为遥领的虚衔。兵将实行彼此分离的“更戍法”，使将帅无固定的士卒，不得结成腹心。同时建立募兵养兵制度，将刺字等折辱士兵的办法定为制度以抑降武人地位，故一时民间有“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钉”的谚语。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杯酒释兵权之事才成为可能。与此相联系，太祖及此后历朝统治者开始注意尊用文臣，抬高科举地位，扩大进士名额，并保证其顺利进入朝廷，以至领兵打仗也由文臣任方面统帅，枢密使大多由文臣充任。从此重武轻文的局面被彻底扭转，武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终于跌到了社会的最低点。
与武人地位下降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尚武精神的流失，兵疲将弱，不堪大用；民风尚柔，无狂悍不可屈之气，以至积贫积弱三百年，少有令人扬眉吐气的上国气象。由于“宋太宗既厌兵，一意安边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泽，涵煦生民，然仁文有余，义武不足。盖是时中国之人，不见兵草之日久矣，于是契丹、西夏起为边患，乃不吝缯帛以成和好。”[204]
有宋一代游侠的活动并不活跃，其间存在多种因素，譬如随中央集权的加强和雇佣兵制的推行，许多破产农人得以被收容，而不致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除禁军之外，朝廷在每一州县设一定数量的厢军和弓手、壮丁，分设总管、钤辖、巡检和捉贼使臣等职为之统领，专门负责整肃地方逻捕盗贼；对汉以来最易积聚流民或亡命的采矿冶铸处所，派出专门干员任巡检、县尉以缩小不法强人的活动领域，而主要劳动力由各地服重役者担任；此外，通过科举和恩荫的办法扩大官员数额，使人人有仕进希望，也引诱了许多人努力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社会承认等等[205]。但是尚武精神的荡失，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气萎疲与民风肤弱，显然对游侠的消歇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若说游侠不存在也与事实不符。“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206]。如彰德节度使、西京留守焦继勋少时读书有大志，尝谓人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遂弃其业，游三晋间为轻侠，以饮博为务。后投后晋高祖石敬瑭，宋初又应召为右武卫上将军。乾德四年（966年），向拱为西京留守，饮酒废事，至群盗白日出没市井，公行劫掠。太祖让他代向拱职平盗，不出两月，京城竟得以整肃一新[207]。侍中李穀“勇力善射，以任侠为事，颇为乡人所困”。后举进士，历任晋、汉、周三朝，入宋后，受太祖遣使就赐器币的恩遇，仍一副游侠作派，“人有难必救，有恩必报”[208]。保静军节度使杨美“武力绝人，以豪侠自任”。曾杖策诣军门求见周太祖，太祖壮其行，留帐下。又与赵匡胤为旧交，赵匡胤甫登基，即任为内殿直都知，后不断升迁。他“为人任气好施，凡得予赐及奉禄，尽赒给亲戚故旧。死之日，家无余财”[209]，有汉游侠之风。云州观察使、西山巡检郭进早年贫贱，靠替人帮佣糊口，但“倜傥任气，结豪侠”，饮酒赌博，无所不为，少东家甚恶之，欲图加害，赖主人妻不忍，以实相告脱身，后往晋阳投汉高祖，历晋至宋，为西山巡检，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曾奉太祖命，招徕流民三万多口。当他富贵后，思寻主人妻，时主人妻已死，留有一女，十分贫困，他收为养女，又赠以丰厚的嫁妆作为报答[210]。幽州刺史、京城巡检元达负膂力，善射箭，虽出身农家，却不耐耕种，弃锄慨叹而去。“事任侠纵酒”，“尝从少年数十百人欲起为盗，里中父老交戒之，乃止”。当时郡府以户籍调役，命领队送服役者到京城，他竟擅自将一干人统统放跑，称“吾观汝曹，亦丈夫也，岂乐为是哉？可善自为计，吾亦从此逝矣”。郡里得报后立刻派吏追捕，当追者赶到，见他正满弓扣箭而待，吓得赶紧逃走。从此亡命山林间，正式操起强盗的行当，令当地人头疼不止。后投效赵匡胤，因善射补御龙直队长，累官至京城巡检[211]。
钦宗朝王伦、李彦仙，高宗朝王克明，理宗朝孙益，较之上述诸人，更是嵚奇磊落，侠风凛然。王伦“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当金兵南侵，汴京失守，钦宗逃到宣德门，都人愤其庸弱，喧呼起哄，使钦宗不能多行一步。这时王伦从人群中冲出，自陈“臣能弹压之。”钦宗大喜，解所佩夏国宝剑以赐。他说：“臣未有官，岂能弹压？”趁机自荐其才，钦宗便取纸书“王伦可除兵部侍郎”，他拿了御旨下楼，领着一班恶少，传旨抚定，平息了一场哄闹。后宰相何146以为他是小人，不宜封官太急，奏补为修职郎。绍兴年间，得实任右文殿修撰。后出使金国，不屈而死，一生充满传奇色彩[212]。李彦仙“有大志，所交皆豪侠士。闲骑射。家极边，每出必阴察山川形势，或瞷敌人纵牧，取其善马以归”。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犯境，郡县募兵勤王，他率士应募，得补承节郎。后从金人手中夺得陕州，披伤死守，金人爱其将才，拼命攻城以图活捉，他不忍心让百姓遭屠掠，投河自尽，年仅三十六岁[213]。高宗绍兴年间的王克明“好侠尚义，常数千里赴人之急”，精通医术，人有疑难顽症，有求必应，治愈后也不受谢。时军中发生瘟疫，他一下子救活几万人，人欲上奏请功，他力辞不受[214]。孙益素豪侠，当金兵侵犯扬州，兵围泰兴城，他主动应县令王爚募，率众抗拒，高呼：“王令君募我来，将以守护城邑也。今贼至城下，我辈不为一死，复何面目见令君乎？”奋勇当先，直至战死[215]。
其他如太宗朝杨允恭、王延范，真宗朝刘平，仁宗朝曹偕，神宗朝陈慥，也都好气任侠，慕汉朱家、郭解为人，得闾里人追仿。徐铉《稽神录》、吴淑《江淮异正录》、张师首《括异志》、洪迈《夷坚志》和刘斧《青琐高议》等书，更多载布衣匹夫之侠以城市为背景上下活动的史实，即《宋史》“儒林”与“文苑”两传中，也有不少以侠著称的人物。如《陈亮传》记其先“以豪侠屡遭大狱”，后回家苦读，遂致博学。《贺铸传》对出身武职世家的词人如何尚气使酒，以气侠闻名一方更有详细的记载，“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所有这些，无疑都反映游侠在宋代仍继续存在，不过其声势确已不能和隋唐五代相比，与秦汉更不可较量了。
再看元代，初起时就在各地遍驻军队，“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军戍江淮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216]。此外又有女真军、契丹军等不出戍的乡兵。元统治者实行有等差的民族歧视政策，把居住在境内的人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所谓色目是指诸如西夏、回回、西域等西北各少数民族，他们与蒙古人共同构成统治阶层，汉人（即黄河以北原属契丹、女真和金人占领地上的汉人）和南人（即灭宋后新被占领土地上的汉人），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其中虽也有人进入朝廷，任职地方，但大多处副职或闲职地位。而绝大多数汉人和南人则被明文规定不得聚众畋猎，不得执弓矢，养马狗鹊鸟，甚至刀也必须十人合用一把。汉人、南人被主人打了，不得还手；而蒙古人打死汉人，至多流放北边充戍卒，无需抵命。元后期激出民变，朝廷实施残酷的镇压政策，甚至提出杀绝张、王、刘、李、赵等几个大姓。同时再次强调汉人不得执兵器，甚至不能有寸铁。这种政策虽不足以阻止民众揭竿而起，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确乎起到了弱民的效果。
抑或受这种强制政策的阻抑，元代游侠活动并不活跃，可列举的如太祖时张柔，“少慷慨，尚气节，善骑射，以豪侠称”。金末河北盗起，他聚族人，选壮士，结队伍以自保。世祖忽必烈时，官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进封蔡国公[217]。同时还有刘伯林“好任侠，善骑射”[218]。耶律伯坚“气豪侠，喜与名士游”[219]。至于英宗朝的任速哥“性倜傥，尤峭直，疏财而尚气，不尚势利，义之所在，必亟为之”，虽“有古侠士风”，毕竟“家居恂恂，儒者不能过”，且早袭父职，入为右卫千户，受到公卿推举，荐入朝中[220]。还有惠宗朝的刘哈剌不花“倜傥好义，不事家产，有古侠士风”[221]，但并无太突出的侠行，尚称不上是真正的游侠。
可能在民间，游侠并没减少他们的活动，不过限于史料，难以发现其频繁活动的踪迹。或许《元史·严实传》和《张桢传》多少可使人约略想见当时布衣之侠的行迹。前者记泰安人严实“略知书，志气豪放，不治生产，喜交结施与，落魄里社间，屡以事系狱，侠少辈为出死力，乃得脱去”；后者记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张桢为高邮县尹，“县民张提领，尚任侠，武断乡曲。一日，至县有所嘱，桢执之，尽得其罪状，里中受其抑者，咸来诉焉，乃仗百徙之，人以为快”。游侠少年能够脱人于狱，且能跑到县衙找熟人疏通请托，可以想见其势力仍不可小视。他如元至正年间，有一“博鸡者”，“素无赖，不事生产，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皆下之”，后居然能为一受豪民拘陷丢职的地方官鸣冤，并“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数十人”，将豪民痛打一顿，游街布众，也可算代上行权。至于其人真实姓名，已无可考知了。[222]
明清两代是专制统治最为严厉的时代。鉴于历代王朝更迭的教训，大多注意裁抑豪强以巩固皇权。如明太祖一即位，就改变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废去施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分其权于六部，使之直属于皇帝。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狱，使之互相牵制，由此揽军政兵刑大权于一身。在地方则设布政、按察、都指挥使三司，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出则为巡按御史，上可弹劾官员，下以监察民情。又设通政司处理诉讼，平息纷争。为了强化国家武装力量，还创设卫所制度，即分全国百八十万军队入各卫所，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同时颁布《大明律》。基于“弦急则绝，民急则乱”的教训，松动了佃农、雇工和奴婢对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明文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凡民有谋反大逆必凌迟处死，有妖言惑众必治死罪。有私自结党者一旦被发现必斩首，更为此前法律所无。明政府还通过人口普查，造策备案，每年审定，设立里甲制、关津制等办法，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严防豪强隐匿土地、户口，对一些地区的豪强，迫其迁徙乃至抄杀。此外还有锦衣卫之设。至明成祖继位，削减各藩王势力，同时设立内阁制，六部以下皆无所统属，机要之任悉归内阁，而内阁则只作为皇帝顾问而存在。
清朝中央机构基本沿用明代旧制，但在内阁外别设国议，即由满族王公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在内阁六部之上。同时在宫内设南书房，负责拟进谕旨。雍正时又设军机处，作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国议的权力削弱，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清政府还吸取明代太监专政的教训，裁撤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大臣所立奏章皆不再委诸内官，而由皇帝亲自审阅。在地方，增设总督或巡抚，直接听命于皇帝。八旗军及绿营则各处驻防，监督地方保甲法的施行。至所颁《大清律》，集历代刑法之大成，其中对一切有碍专制集权的行为都有明确严厉的惩罚措施。谋逆当施极刑自不待言，即如集会、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等也属违禁之列。所以在清前期，即使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只在小范围，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嘉庆以后，随统治阶层腐化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遂不断有民众借秘密结社等方式发动暴动，但大多遭到严厉打击而最终归于消亡。
与加强专制统治相联系，明清两代的统治者还十分注重对儒家礼义的强调。如朱元璋用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言，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为圣人，但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道愈降而人心不坠者，全赖孔子之力。为使人皆读孔子书，行孔子教，诏令天下通祀，以收拢人心。先前他读《孟子》，对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说法十分不满，认为此“非臣子所宜言”，诏议罢孟子配享孔庙，以后重又恢复。又与耆儒论讲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制科取士也一以经义为先，非圣人意不纳，非朱子言不采。康熙也尊奉孔子，夙好程朱，曾命人编《太极图论》，并亲制《四书解义序》，以《理学真伪论》试士林。还命人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尊朱熹配祠十哲之列，重用李光地、陆陇其、汤斌等理学名臣。对传统经学也十分重视，以为依此可以正人心，厚风俗，并在三十八年（1699年）进行大规模经籍传注的编纂。可以说，与政权建设上贯彻皇权专制相一致，这一时期对思想的钳制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基于上述情势，虽然游侠始终存在，有时还颇活跃，但作为一种社会人群，已不再有秦汉时的隆盛地位，甚至也没有隋唐五代的赫赫声势。即以明代而言，除下面要专门提到的元末明初各路义军中多游侠外，正史中诸人物列传很少记载游侠的活动，值得一说的是《明史·文苑传》中的《宋克传》。宋克是元末明初人，“伟躯干，博涉书史，少任侠，好学剑走马，家素饶，结客饮博”，显然是一位游侠，只是语焉未详。明初文学家高启《南宫生传》则说得比较具体，说南宫生因结客饮博荡尽家产，眼见天下大乱，想干一番事业，于是辞退徒属，去学兵法。得风后握奇阵法后，北走中原，从豪杰谋举大事。因路途梗阻，未遇同道，遂周游天下后返乡。由于立节严正，深受士绅敬重，竞相与之交纳，家门口每天都有几十辆车停着。他对之无分贵贱，一样看待。有军将恃武横行乡里，殴辱士人，被他驯服。又生性耿直，好面折人过，但从不记恨。又好论辩，常想胜人一筹，但人无钱治丧看病，必会代为筹款。张士诚曾想招他入幕，不就。明初，死在凤翔同知任上。为人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汉代游侠的传统。
嘉靖年间，又有慈溪杜槐“倜傥任侠”。时倭寇入扰浙东，县里让其父任民间抗寇组织首领，号召乡勇抵抗自保。他哀怜父亲年迈请求身代，并数次击败来敌。后被委派守余姚、慈溪、定海三县，与倭寇在定海的白沙相遇，一日连战十三回合，斩敌三十多人，并一倭酋，身披数枪，堕马而死[223]。万历末，则有陕州人张我正“素豪侠，集众据乡里，一方赖之”。以后河北群盗作乱，他率众抵抗，贼爱其勇，想捉为己用，但他宁死不屈，大骂不绝后自刎而死[224]。天启年间，又有王三善“倜傥负气，多权略。家中州，好交四方奇士侠客，后辄得其用”。时贵州一地有安邦彦、奢崇明等造反，他领军平灭，战阵中坠马被俘，自刎未死，大骂不止，遂被杀。[225]明末，又有东阳诸生许都，“家富，任侠好施，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思得一当”。以后造反，旬日间就聚集了数万人马，并连克几个县城，直逼郡城。名诗人陈子龙与其相识，曾单骑入营劝降，降后被斩[226]。虽其事与上述杜槐、张我正全不相类，但心喜任侠、敢作敢为是全然一致的。
此外，在当时其他典籍和文人别集里，间可看到一些游侠活动的记载。如《福建通志》就记载了谢介夫“好勇任侠”的事迹。嘉靖中，倭寇入及海口，他与指挥使秦经国率人抵抗，屡有斩获。一次倭寇侵犯省城，日暮酒酣，投戈大睡，他阴结死士，想趁机袭营，为欲与敌谋和的巡抚阮鹗所阻。后阮因事去职，有司复遣其帅兵讨倭，力战之下，终因势单力薄，援兵不到被害。此外，嘉靖年间豫章人周铠“尝行贾山东，以任侠闻，多交海岱诸公”[227]，万历进士赵任“为侠于胶、莱间”[228]，宋幼清“志行果决，跅弛不羁”，“云间好濡缓，而公独以侠闻”[229]，均可见乡曲闾巷代有游侠。受其感召，甚或还有人委身事侠，如嘉靖年间有舒氏女，“走荆、郢间，未几至余里，见王父左溪公慈而侠，委身。年三十余而王父即世，家孑然一身，无他男女，族长者以其秾李，恐不当霜雪，家以死自矢”[230]。
明代还有不少文人，少年为游侠，至晚年仍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如明初林鸿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提到“少年为侠客”的经历[231]，且每与“晚节著儒衣”相对比：
二十读书通大义，三十交结江海士。不学寰中一竖儒，宁为世上奇男子。[232]
少年所性尚游侠，夜读古书朝射猎。相逢然诺重千金，性命由来轻一叶。自言濩落长如此，岂谓年光若流水。当年意气何足论，今日为儒人共鄙。[233]
他之尚游侠显然不是一般的崇尚侠义，更非因崇尚汉唐风范才故意多言壮语以示古朴，而实实在在是因为这就是他曾有的真实的少年情怀。但这种被他引为自豪的经历和情怀并不见载于正史，《明史·文苑传》只说他“性脱落，不喜仕”而已。李濂“少负俊才，时从侠少年联骑出城，搏兽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为人”[234]，倒是记入《文苑传》，不过以后40年的田园生活，让他成为纯粹的学者，《明史》着力发扬的乃在后者而非前者。其他如王恭“小来攀游侠，脱身过伊阙”[235]，王偁“少年结客游五陵，布衣落魄喜谈兵”[236]，无不为有与游侠结交的经历而感到自豪。万历前期，福州诗坛盟主赵世显“以侠闻海内”，“自束发即喜谈侠烈家事”，凡所游，“遘贤豪长者辄定交，交必可倚死生缓急也”[237]，平时“索居时不堪寂，辄呼太史公、司马相如、李青莲、春、陵、荆、聂诸豪，上及季路、言游辈”[238]。佘翔一生流浪江海，洸洋自放，“任侠好义”，“义声高长安”，天下之士慕名而与之交结的不计其数[239]，也都非一般文士可比。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尝记赵南星、卢柟、沈明臣、金銮、陆治、康从理、宋登春、郑琰、朱察卿、吴梦旸、何璧、郑若庸、梁辰鱼、田艺衡、沈璜等人事迹，他们有的少年为游侠，急人之难有甚于己，有的性慷慨，挽强驰骑，不避权贵。至于作奸犯科，使酒纵博，乃至结交四方豪士，纠聚里党少年，这类游侠常行之事更没少干。而谢榛、陈继儒、王稚登等人，既为世大儒，名重天下，又都性喜任侠，或“往来燕赵间”，“喜通轻侠”，脱人于狱，或“义气自许，把酒说剑谈兵”，“千里诵义，为死不顾”，并因此而更得世人钦重，海内名士倒屣相迎，争愿结之。由此一节，可见士风与侠风彼此激荡，在情感认知与行为方式上还真存在某种内在的感通。
明代另有一些游侠未留下名姓，但他们的活动也不容忽视。如隆庆、万历年间，李成梁以都督佥事为辽东总兵，抗击鞑靼插汉儿部的数次入侵。先此七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将均战死。他在镇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十次，有效地巩固了国家边防。他用以戍边的措施，除大修戎备和甄拔干将外，“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也是重要的一项，故《明史》本传称“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始成梁、如松为将，厚畜健儿，故所向克捷”。这“健儿”中就有许多是游侠，故陈子龙《辽事杂诗》又说：“昔年游侠满辽阳”。
自然，明代游侠也有行险犯禁擅作威福的另一面。并且，由于自先秦以来崇尚节气之风日趋薄弱，尤其万历以降，如《顺天府志》所载，整个社会“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侻，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游侠受到鼓励，较之秦汉时期，其人格独立性因此日渐丧失，道德自律意识也日趋淡薄，一些人投身为豪强权贵的门客或家奴，便习弓马，喜好斗杀，并赖主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族党，甚至起灭词讼，凭凌儒绅，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间可见到。对此谈迁《避暑漫笔》多有贬斥，称此种人不灭，“则郭解之暴，将起于今日矣。”顾起元是学问家，屡征不起，隐居谢事，但从来关心国事，家政朝章，历历在怀。尝分疏当日社会各式人等，其中有一段说：
又有一等，既饶气力，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殢财役贫，以奔走乎丐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术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贼也。[240]
这批人也即谈迁所说的“郭解之暴”，是游侠沉沦市井，自主自律意识日趋淡薄的体现者，是秦汉以来以温良泛爱、振穷周急为务的游侠的末流。
此外，由于魏晋南北朝以后养客之风日益衰替，日益向部曲化、家兵化，乃或“私客”、“奴客”、“僮客”、“田客”转化，且这些人不再被作为独立户看待，建有独立户籍，而仅以其籍附于主人门下，成为“客户”，这多少使一些游侠从客观上失去了如秦汉游侠平交公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独立的现实可能，前及游侠沦为家奴便是显例。至于那些不喜为人笼养，性情更狂放不羁一些的游侠既不愿勤力田亩，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老死牖下，为了生存，自不免要投入各种非正当的活动。明人姚旅《露书》在论及当日民的类别时所说的一段话，很可以说明问题。他说：“《枫窗小牍》载王禹偁上疏云古有四民（指士农工商），今有六民（指士兵工商僧兵）。……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除上述六民外，举出的是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弄、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种人。其论“响马巨窝”一类谓：“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雄，官何敢问，廿三民之外，响马巨窝又一民也。”“响马”指在路上劫探财物者，因这些人在行劫之前，必先施放响箭，故称；“巨窝”则指那些匿藏盗贼亡命及其非法所得的巨头；而所谓“侠骨豪民”是互文见义，实兼指游侠和豪猾。明代游侠少有追随君主，凭一刀一枪去博个封妻荫子的荣耀，如隋唐五代许多游侠常做的那样，而沦为绿林劫掠者，是游侠日益远离政治乃或社会中心的明显表征。
清代的情况大抵与明相似。其时游侠失去了战国以来置身于社会中心的显赫地位，在一般平民百姓眼里可能依然是英雄，是救世主，但就总体而言，非但不再是统治集团依靠的对象，还进而成为这一集团不能容忍的力量。
如康熙朝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姚启圣“少任侠自喜”，顺治初，清师初定江南，他游历通州，为当地土豪所侮，愤而投军。待为知州后，执土豪而杖杀之，然后弃官归家。途遇兵丁抢劫民女，又夺刀杀之，并将女子送回家中。当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反叛时，他募健儿数百从军，以策干康亲王[241]。咸丰时江南提督，三等轻车都尉张国樑，初名嘉祥，“喜任侠，弛不羁”，“日与轻快恶少年游”[242]，尝“为里豪所辱，毁其家，走山泽为盗”[243]。所谓“为里豪所辱”，据《清稗类钞》载，是因替交好的轻侠抱不平，杀人犯法，官府追捕甚急，实在没了去处，才投山为盗。等到盗魁病死，他继任首领。太平军曾有意招纳，但他认为自己涉身为盗已大不应该，再反朝廷更是不义，故坚拒不去。以后投降广西布政使劳崇光，改名国樑，并多次因功升迁，最后被追赠太子太保，谥忠武。这两人的际遇在当时是十分特殊的。其他如吴县徐波“少任侠”，海宁许季觉“少尚侠”，或因擅长文学列入《清史稿·文苑传》，或因恪守礼义列入《孝义传》，其长成后是否有壮烈的侠行均不得而知。
大多数游侠则沉浮于民间，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赖所操的各种职业为生。当然，什么正业都不务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多闲散人员，据清初朱泽沄说，是十人中就有六个[244]。后经朝廷整治，有所好转。但乾隆以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245]，又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当中就多有游侠的活动。他们有的依人为客，雍正朝河南巡抚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就称当时不肖绅衿常“收留异乡无籍之徒以为雇工佃而霸其妻子，招致游手好闲之辈以为外班家人而滋扰地方。”有的虽从人问学，仍不改其侠者本色。如清初颜元设馆讲学，授人以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门下就有游侠，其中商水人李子青，还是当时大侠[246]。另一大儒孙奇逢讲学夏峰，“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属，有求见者，必诱进之”[247]，时有王来咸，明末曾入伍为把总，为人“任侠，尝为人报仇，有致金以雠其弟者，绝之，曰：此以禽兽待我也”[248]，义行能得大儒黄宗羲欣赏。大部分则一无所主，虽不乏才华，但坎终身，不得进用。如乾嘉时秀水举人王昙，文名与舒位相埒，又好游侠，善弓矢，上马如飞，喜言兵家之事，然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被目为狂人，仍不免终身潦倒[249]，他们与汉唐活动于通都大邑权倾一方的游侠显然已有区别。
《清稗类钞·义侠类》所载游侠活动的行迹更可证明这一点。如康熙年间，有通州汤公子“豪侠自喜，结交当世知名士”，因受庄廷鑨明史狱牵连，被投入囚牢。燕山大盗邹飞虎是一位大侠，时也在牢中，得知他是被人诬陷牵涉成罪的，便联络狱外同道将其救出，同时将“劫狱者，邹飞虎也。今告汝，慎汝头”的纸条留在州官夫人镜奁上，使其不敢追捕。以后又“日从公子闲谈，皆江湖豪侠事”，以解其寂寞，并嫁以甥女，让他们远赴南洋爪哇岛，在自己购下的别馆内过平静的生活。雍正年间，又有深州伶人王四喜，“性豪迈，有幽燕侠士风”，尝倡助百金解救与自己素不相识，因不善理财而亏空官帑的甘肃某邑令。乾、嘉年间，亳州人杨成“性奇鲁，读数年不能识一字”，而好从屠沽儿游，父数责之不听，待父死，索性干起屠沽的营生，“尚气力，使酒任侠，横于亳。亳之恶少年尝伺其独行，群掩而踣之，具水火炮烙，惨毒甚，终闭口无一言，众由是服之，奉为魁”。道光时，又有太素道人奕绘“任侠，负文武才”，看不惯市井无赖趁上元节侮辱妇女，“张怒髯叱咤辟易，以缚弓鞋之铁械狙击众无赖，乃皆长跪乞贷死，崩角有声”。
总之，在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职业，皆有乡曲布衣之侠在活动，甚至如袁枚所说，“妓中有侠者”[250]。他们虽常横行不法，“聚党斗狠，为患于乡闾，或强争市肆，或凌挟富人，朝罹官法，夕复逞凶，其恶不减于劫盗”[251]，但也有急人之难、敢于任事的豪杰之士。清人全祖望尝谓：“游侠至宣、元以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252]。虽这“日衰日陋”四字大抵符合游侠发展历史的基本走向，但要说一无可称，不免绝对。
历史大变局中的回响：晚清游侠的流风余韵
康乾以后，历嘉道而至同治，土地兼并的加剧、田赋盐税的加派，以及官吏贪污成风与殖民者的掠夺，加速了低层民众的贫困化，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至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城市，广大产业工人饱受外国和本国资本的双重压迫，劳动时间之长，强度之大与工资之微薄，为世界罕见。传统中国，民族工业本就发展缓慢，至此几乎让人看不到前路和生机。由于清政府惧怕列强，积弱不振，连海外华侨也因此蒙受屈辱，迭遭迫害。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及以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开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一方面，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国势日蹙，主权沦丧，另一方面，因割地赔款数额上升，人民所承受的捐税与浮收增多，社会固有的矛盾就此日益加剧。类似太平天国起义得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响应，正是基于这样深重的历史背景。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开始掀起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但很快以失败告终。革命派经此变故，逐渐摆脱了君主立宪的幻想，由爱国御侮转向了革命排满。他们前赴后继，纷纷起事。由于无论是保守的维新派人士，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谋事之初手中都不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武装，一时并不能看到成功的希望，十分需要忠于信仰的志士作不计较声名报酬并不惜献出生命的纯然的奋斗，所以他们每每用历史上的游侠义士相号召，以激发时人的勇气，砥砺其斗志。
如当日有维新改良思想的郑观应，因前人集唐五代侠义小说成《剑侠传》，又从明清笔记小说中搜辑剑侠故事，请人配上图像，题为《续剑侠传》4卷，与原书合刊行世。在为该书作的序中，他明白地道说了自己编此书的宗旨：
余悯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
稍后，谭嗣同著《仁学》，也以侠义精神相号召，他认为：
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察也。
此外，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士大抵都受到列强及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启迪，特别是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背景最接近的日本的影响，不是留学日本，就是到过日本。日本以一蕞尔岛园，居然崛起于数十年之间，并在甲午一战中打败中国，且战胜世界级强国俄国，为世界注目。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的原因，都将之归结为刚毅坚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精神，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也这么认为。所以谭嗣同在《仁学》中又说：“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梁启超也有感于日本多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青川八郎、小河一敏等一批声名赫赫的志士豪杰，在《记东侠》一文中乃称其“僧而亦侠，医而亦侠，妇女而亦侠”，甚至“荆聂肩比，朱郭斗量。”他还援日本武士之名，作《中国之武士道》，对自春秋而及秦汉游侠的生平行事予以专门的彰扬。此书有杨度作序，序中比较与总结了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的差异，指出：
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致维新革命之功；于外则拒蒙古，胜中国，并朝鲜，仆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若吾中国之所谓武士道，则自汉以后即已气风歇灭，愈积愈懦，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数千年来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权利任其铲削，任其压制，而无丝毫抵抗之力；于外则五胡入而扰之，辽金入而扰之，蒙古、满洲入而主我。一遇外敌，交锋即败。至今欧美各国，合而图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儒，至于此极，比之日本，适为反对，一则古微而今盛，一则古有而今无。现象之反如此，此其何故哉？
所以他们在倡导向东瀛学习的同时，要求振兴国中几于荡失的游侠人格和精神，用以为革命之助。
当时，活动在中国社会从乡村到城镇各个角落的秘密组织、会党成员及江湖游侠，大都具有种族思想，而更多的则因与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颇欲趁此大变动的乱世放手干一番事业。他们豪爽而讲义气，重然诺，轻死生，可为他人或团体利益牺牲自我，且还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纪律约束，故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都曾与之联络。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就曾指出：“乙酉以后，予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予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那些沉沦于江湖的豪侠义士就这样再度振起，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中心，或切近中心的关键。千百年来游侠“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品格，至此因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社会大革命的洪流融入，升华为一种更崇高远大可歌可泣的不死的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志士赴难走急，视死如归，俨然形成中国历史上侠之崛起的第三个高潮。
前及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游侠的精神，自己就是一位好任侠的热血之士，以后革命党人陈天华在《猛回头》上称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他少年时历经坎坷，且失欢于父亲，备受人世艰幸，故倾慕游侠为人，乃至学骑射击剑之术。光绪年间曾问学于名儒刘人熙，但偏好《墨子》。因父亲谭继洵曾任陕西巩秦阶道道台，他还到过西北，单骑入荒山，七天行一万六千里，回来时腿裆血肉模糊。又与父亲官署中慕僚刘云田最为亲近，为其为人“奋发敢任，无择劳辱”。这时他还未满二十岁。后离家漫游直隶、新疆、陕西、河南及江浙各地，“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结识贝元征、汪康年、邹代钧等慷慨志士，对“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深有感触。三十岁自号“壮飞”，奋然以天下自任，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节概，翁同龢称他“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253]。在此后回忆自己的经历时，他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254]在《报刘淞芙书一》中称自己曾“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在《望海潮》词中又高吟“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其欲效古侠义之士立志救世，不惜以一身赴天下之难的情怀皎然可见。也因为是这样，他对侠义之士和江湖游侠大有好感。如毕永年自幼喜读王夫之书，好任侠，弱冠后结纳湘中会党，欲为他日之用，他“深敬其人，因与缔交”[255]。湖南林圭“年及冠，毁家资，广交游，重任侠，戊戌入时务堂，究心经世学”，他也十分推赏，称其为“造世之雄”[256]。他还通过原在父亲卫队任职的师中吉，周知江湖豪杰的种种秘密，并与师结成生死之交。至于与京师大侠王五的交谊更为人熟知。
王五本名王正谊，字子斌，回族，因行五，又擅使单刀，故人称“大刀王五”。他在京师设源顺镖局，以护镖为业，为人慷慨任气，专以锄强扶弱为事，“所劫必赃吏猾胥，非不义之财无取”，“河北山东群盗咸奉为祭酒”[257]。谭嗣同很欣赏他的作为，与之结交并学刀法。1897年9月，立意变法的光绪帝擢任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即刻赴京同参新政。后党见情势不利，遂谋政变。光绪帝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他“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夜赴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举兵相救，后因袁出卖而告失败。21日，慈禧囚禁了光绪，重新临朝听政。当康有为逃离北京，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他却还与王五谋救光绪，并以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坚决不走。在狱中，他曾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中“两昆仑”梁启超认为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谭训聪认为指谭氏仆人胡理臣和罗升。唐才质则别有见解，其所著《戊戌闻见录》谓：
复生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唐才常）为饯行，酒酣，复生口占一绝，有云“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盖勉伯兄结纳哥老会，而己复于京师倚重王五，助其谋大举也。
据此，诗中所指当是唐才常和大刀王五。“昆仑”，可能是取诸唐侠义小说《昆仑奴》。小说中的昆仑奴磨勒为成全少主人的痴情，冒险犯难，从权贵勋臣家中盗走其爱妓，让一对痴男怨女得以结合，具有急人所急的侠义精神。从他用此典此语可见，他至死未改侠性。
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浏阳双杰”之称的唐才常，常怀利钝不足言，祸福不足计，死生不足介之心，并“破生死以生其热血”之志[258]，也是一位有侠肝义胆的志士。他少好读书而不为章句束缚，尤究心于经世致用，好谈托古改制。早在1897年就已和谭嗣同在家乡办学馆，倡新学，后又成立学会。1898年，应谭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刚抵汉口，政变猝起，只得亡命日本。激于好友之死，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作于此期的《侠客篇》一诗，颇可见其慷慨的情怀：
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良宵一灯青，啼匣风雨哀。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仰视天沉阴，揽衣起徘徊。民贼与乡愿，颈血污人来。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幕府权已倾，群藩力亦摧。翻然振新学，金石为之开。觥觥三杰士，市骨黄金台。回首痌支那，消歇无良材。庸中或铮佼，狺狺纷疑猜。我辈尊灵魂，四大尘与灰。生死何足道？殉道思由回。岳岳三君子，蕴德妒琼瑰。浩然决归志，弃我沟中埃。前席以置词，恨血斑云罍。欢会不可常，转眄黄发衰。湖山那歌舞，雾霿何昏埋！吁嗟二三子，奴券惊相催，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
诗中表露的对豪侠义士的倾慕，对武士道精神的推崇，很可以证明他与谭嗣同确实情怀相通。
次年，他回到上海筹备正气会，作为暴动起事的机关。以后改为自立会，仿哥老会方式，组织“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在各地设机关，自任总干事，“遍抚长江两湖豪杰，荆襄奇才剑客咸来归……又收纳青、红帮众凡十余万，多桀颉斫弛，不易御。才常长驾远驭，因其才抚用，各得其欢心”[259]。此外还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运动沿江各省会党组织自立军七军，自任督办，策划分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举事。因待康有为汇款接济，起义日期一再延期。而由秦力山统领的安徽、大通一路未获通知，按原计划起义，势单力孤，只三天即归失败。事发后，唐才常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捕获。当其时，他十分镇定，焚去名册文函，“坚坐待之，时乡人李荣盛随先生久，涕泣劝先生避难。先生曰：吾早已誓为国死，汝可行也。……坐法庭，侃侃斥西太后罪状”，并说“吾志在救国，事既不成，有死而已”，以后再不吐一字[260]。隔日从容就义于武昌滋阳湖畔。革命党人对他的慷慨赴死十分敬佩，秋瑾即将他置于“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行列[261]，他的日本友人田野橘次更感叹道：“呜呼！世界各国文明之发达，鲜非义烈之志士流铁血，碎侠肠，拼头颅，以购得之者哉。余夙好义侠之流，因是纳交于唐才常，约为知己。”[262]直将他归为义侠一类。
随着改良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许多志士彻底打破了对清廷的幻想。即以自立会成员而言，原先只毕永年一人为革命派，后秦力山、陈犹龙、沈荩、禹之谟等都很快转成革命党，这些人大多具有游侠气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对会党及江湖游侠也十分重视，在联络两湖、闽粤的三合会、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过程中又收编了许多会党人物和绿林豪侠。如1895年重阳广州一仗，收编了大炮梁、李杞候、艾泉等人。1900年闰八月惠州一仗，收编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等人。1902年除夕广州一仗，收编了曾捷卿、刘大婶等人。1904年9月长沙一仗，收编了马福益、何少卿等人。1907年4月潮州黄冈一仗，收编了余丑、陈涌波、余通等人。这些人不是会党领袖就是江湖游侠、绿林豪杰，有的两者一身兼之。1907年，革命党人发动镇南关起义前，孙中山到英属马来群岛和法属越南，就有绰号“灯筒”的绿林豪杰李福林来海防求见，愿于革命党广州发难时号召数千绿林，借械斗为名，集中在附城各乡响应。这李福林（字登同）即是一游侠，“性任侠，好抱不平”。清末广州附近各乡盗贼出没，剽掠以外，尤好械斗，番禺大塘乡为众乡渊薮，此风最盛。“乡人以登同得物不归私有，且分配公平，咸奉为头领。大塘邻近各乡有失物者，登同辄解囊以偿，颇有路不拾遗之风。每遇绿林间大事发生，登同恒指定聚会地点，召集各县头领赴会，各处头领见其信号，莫不惟命是听。”[263]对他的主动请求，孙中山颇以为然。命他回粤时与当地同志协商行事，并专函介绍给朱执信和冯自由等人。1909年冬，黄兴、赵声等人图谋运动广州新军反正，他即率各乡绿林响应。1911年黄花岗一役，又率族人李雍、李湛、李伍平、李田等人与番禺各乡民军齐集大水圳，接应城中起义军。他是上述诸位被收编的豪杰中十分突出的一位。
1905年，孙中山以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成员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连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当时的革命党人也多具豪侠气概。粤人黄焰辉因慕古游侠精神，改名“侠毅”，莫纪彭立志革命，任侠尚义，改名“侠仁”。有的甚至素为游侠，如杨卓霖“少以任侠闻于乡”，因愤清廷乱政误国，民气不振，乃周游诸省，遍交江湖豪侠。1904年东渡日本，入铁道学校，课余则日至横滨，从李植生学制炸药及炸弹之术，次年由黄兴介绍入同盟会。受陈天华蹈海及友人姚宏业投江的刺激，回国后投身革命。1906年10月，萍浏醴等乡起事，他即投军从戎，因事起仓促，起义很快失败，但他毫不气馁，大呼“吾将觅死所矣”，仍奋力向前。以后谋刺清大臣端方，被人出卖被捕。审讯时慷慨陈词：“我是革命党，尝阅欧洲历史，知中国非实行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亡。法国卢梭云：不自由毋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杨卓霖耶，速杀我，毋累及无辜！”[264]遂于1907年2月就义。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以广东潮州会党群众为基础再次密谋起义，其中关键人物许雪秋也是一位侠义之士。其父亲南洋经商致富，自幼随父在新加坡的他“性慷慨，任侠好客，缙绅士夫江湖侠客咸乐与之游，有‘小孟尝’之称。其父故后得遗产甚丰，以好交游，随手辄尽”。时兴中会在南洋华侨中宣传革命颇有成效，他目击时艰，“隐然有逐满兴华，舍我其谁之志”[265]。1904年，邀先他鼓吹革命的黄乃裳等人回国，立坛开会，宣誓灭清，相约分途招揽同志，筹集军饷军械。次年被举为革命军总司令，后因事泄重赴南洋，在新加坡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被任命为中华国民军东江都督，责成在粤省东江等处相机发难。自同盟会本部编定革命方略以来，孙中山据以委任都督，他是第一人。此后他邀集各路同志，决定在1907年正月初七起事，事不成。5月在黄冈再举，终于得手，成立了以起义骨干陈涌波为主的军政府，发告免除苛税，除暴安民，虽最后仍以失败告终，终究为后来者积累了经验。
当革命党人在潮惠一带发动起义时，钦廉地区的抗捐斗争也如火如荼。孙中山派黄兴、王和顺归国，潜入钦州，准备再次举事。1907年9月3日，起义军袭击防城，进攻钦州。时任革命军南军都督、率军攻城的王和顺“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也是一位豪侠之士。两年前，孙中山由日本到越南西贡，密谋在两粤边境起事，他前来拜谒，并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对他“解衣推食，礼遇至优”。时总理行馆缺少仆役，各同志内衣都交由孙中山亲属陈四姑洗涤，他对此很不满意，每见诸辞色，黄兴见之不悦，对孙中山说：“先生以国士待和顺，而和顺不礼，盍稍抑之？”孙中山答道：“和顺出身行伍，举止粗暴，自所不免。吾为国纳贤，安可因细故与之计较。”[266]他听说后十分感动，以后指挥防城起义，率所部举义于滇边河口，血战一日，杀死防务处督办官，使清军六营都扔枪投降，全镇震动。1911年再次起事，与清军在飞鹅岭大战七昼夜，光复惠州。以一腔热血投效革命，一生作风无异当时。
与孙中山屡屡在越南边地发动起义相呼应，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秋瑾等也在安庆、浙江等地展开武装斗争。徐锡麟早年参加浙江留日学生营救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的活动，并受拒俄运动影响，滋长了强烈的排满思想。自置短枪，每日射击数十发，以锻炼杀敌本领。参加光复会后，又联络浙江各地会党，在绍兴成立体育会，招各地青年数百人习射。以后誓效荆轲，抢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当地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四小时，失败后英雄就义，是一位侠风荡荡的烈士。
秋瑾自小“放纵自豪”[267]，慕汉代郭解、朱家为人，又常到勾践观天文、卜凶吉的小丘上练习刀剑。奉父命嫁给自幼许婚的王廷钧后，对其只知追求利禄功名十分反感，感情日渐疏远。平时好读《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和《东欧女豪杰》等书，又好穿男装，着官式皂靴，为文也多任侠的内容。如长篇自传体弹词《精卫石》称黄鞠瑞“却是生来有侠肠”，“侠骨棱棱，英风拂拂”。《鹧鸪天》词有“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壮怀发抒，《踏莎行》词又有“志量徒雄，生机大窄，襟怀枉自多豪侠。拟将厄运问天公，蛾眉遭忌同词客”之叹，字里行间，侠义情怀袒露无遗。以后变卖家私，东渡日本，在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时有湖南人陈范带两妾亡命日本，她劝同乡学生助以学资，使两人得以离陈独立。陈范还曾迫令其女嫁粤商为妾，留学界闻之大哗，又是她召集女同胞，谓“逼女作妾，即是乱命，事关女同学全体名誉，非取消不可”，婚事因此未成。“瑾之天性义侠，略见一斑”[268]。她还自号“鉴湖女侠”，并学造炸弹。当其往来日中两地，常带倭刀自随。她的密友，与徐自华一同在杭州西泠为其理葬的吴芝瑛曾回忆她回国造访的情形，说她饮罢酒，“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数章，命吾女以风琴和之，歌声悲壮动人”[269]，俨然是一女侠。不久由陶成章介绍加入了光复会，又入同盟会，任浙江一省主盟。回国后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招致金华、处州、绍兴三府所属会党统帅，运动杭州军、学两界，与徐锡麟约定在浙皖同时起义，因形迹早露，徐被迫提前起义，失败后牵连到大通学堂，三百清军赶赴绍兴抓她。当其时，许多学生都劝她逃走，但她神色自如，命学生及其他办事人员先走，自己端坐内室不动，盖因其早有为光复而死之心。在给友人王时泽的信中，她说过：“光复之事不可一日废，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唐才常以后……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死时年仅三十一岁。迹其生平，行事之果敢，任事之忠纯，临难之沉毅，确实当得女侠的称号。
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的起义屡遭失败，使许多人丧失了继续奋斗的信心。有鉴于此，孙中山与黄兴商量，决定组织敢死队在广州再次举义。时有云南张文光密谋响应。张文光年轻时读书未成，在南洋经商时听人演说革命，十分神往。他为人“故喜任侠，自是益慷慨自许”。后经杨振鸿介绍入同盟会，“于是散私财，结死士，阴图起义腾永间”。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缅甸，数月后武昌起义起，又潜回腾越响应，云南军民服其诚信，公推为云南协都督，兼任大理都督。他“世为腾富室，以革命故，毁其产。共和既成，由赤手政资百万者无数，君独萧然，不复其始。性沉毅有决断，礼下贤知，如或不及”[270]。当死之日，年仅三十。
广东谢逸桥出身富豪之家，“儿时就塾，跳荡号叱，群儿多辟易。宾客盈门，有不当意者，辄侮侵之……一时皆呼为狂生”。当清廷丧师失地，朝野群情激愤之时，他“感怀时事，隐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闻有当代奇人侠客，辄欣然往就之”[271]。以后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出资帮助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回国后，凭父亲和伯父在潮汕铁路公司占有巨股，假供职路局从事接应革命党人的秘密工作。黄冈起义失败后，余通、陈涌波等人就是经他帮助脱身的。他甚至利用谢家在当地的声望，冒死把这些人藏匿在家里，因此保全者甚众。
直隶蒋大同“少有大志……恒读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诸家学说，慨然兴故国河山之感”。戊戌政变后，因读谭嗣同《仁学》，慕其为人，改号“慕谭”，并弃文就武，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后因参予抵制美货，被迫出亡东北，时距日俄战争才一年。他遍历关外及蒙古各地，知中俄关系日益迫切，专心研习俄文，以备后用。时留东同盟会本部派出联络员到东三省宣传革命，他即加入同盟会。以后鉴于满蒙沿线边地被俄国侵占的土地不下数万方里，非立意图强无以收复，遂只身赴西伯利亚考察俄人风土人情及远东的军事设备，后不幸被捕。当时监狱有一万多囚徒，内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中国的盗匪“红胡子”。“红胡子”对新犯人十分凶刻，经他演说国事，予以感化，都十分钦服他，每食必先进蒋先生。俄囚见此，也邀他授课，遂教以中国历史，被推称为“东方圣人”。不久狱卒也被感化，“关东大侠”的名声传播日远。沿西伯利亚各城镇绅商竟联名上书沙皇，请求将他保释。出狱之日，囚犯万余人同声痛哭，声震铁牢，俄国官吏皆相戒失色[272]。
辛亥革命前，还有许多革命党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奋起行刺清廷要员，他们组成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上海暗杀团、北方暗杀团、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等，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为止，共有50多起，主事者中也不乏侠义之士。如谋炸五大臣的吴樾少有大志，极慕孙逸仙、章太炎为人，十分厌恶八股文，不应科考。后入保定高等学堂，热心学习和宣传革命。他还十分崇敬古代游侠的作为，本字梦霞，因此改为“孟侠”。“知交日众，在同侪中以任侠称”。后受皖人万福华枪击清廷官员的启发，深信“吾人对付卖国贼，自当用暗杀手段”。不久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刮民财急于星火，东西各省怨声载道。鄂人王汉谋在顺德府行刺未成，愤而自杀。他听说后慨叹“吾辈以身许国，纵使一时不达目的，亦必须继续为之，务使贯彻所事而后已，岂可无故轻生，而贻薄志弱行之诮乎？”由此决心要暗杀清廷重臣来鼓舞民气。他从革命党人杨笃生处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炸药的方法。1905年，清廷迫于内外形势和舆论压力，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乔装成皂隶，混入停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的五大臣专车。因机车挂钩震动，其所携撞针式炸弹未及抛掷已自动爆炸。五大臣中载泽、绍英两人受伤，他则当场遇难。他动身前曾作有长达万余言的《暗杀时代》，又书信详告未婚妻，有“愿子为罗兰夫人”和“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之语，认为“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273]
后四年，又有革命党人邝佐治在旧金山谋刺赴美考察军政的清廷海军大臣载洵。邝佐治生于旧金山，幼年随母回国求学。“性任侠，好抱不平，乡人有遭土豪欺侮者，辄袒之”。返美后注意浏览宣传革命的报章，“隐然萌步武史坚如、徐锡麟之志”。他以为载洵此来，名为考察军政，实想以立宪笼络汉人，所以决意在码头将其击杀。因先此已有载涛游美，途经唐人街遭儿童掷爆竹事，此番美方警署护卫甚严。当他刚要从兜中掏枪，即被侦探制止，控以蓄意杀人罪。同盟会闻此，特延聘美社会党法律顾问为之辩护。按美国法律，有杀人嫌疑而无真凭实据，只要当事人不承认，大多可按律脱罪，但他以为自己此举意在唤醒国民，“既决心为国牺牲，虽坐电椅而死，亦毫无悔意”[274]，不用脱罪，最后被判十四年监禁，也称得上是一位侠士。1904年9月，柳亚子揭“梨园革命军”旗帜，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倡言“投身游侠之林，抗志虚无之党，炸丸匕首，购我自由。左手把民贼之袂，右手揕其胸，伏尸数十，流血五步，国魂为之昭苏，同胞享其幸福”，可见此侠烈之风的社会影响。
晚清以来，民间还有许多游侠豪杰。如近人姜侠魂所著《侠士魂》一书中就收入六十多位。近人向恺然（平江不肖生）所作《近代侠义英雄传》是一部写实性的作品，作者有意“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专门表彰了清末如大刀王五、山西老董、霍元甲、王东林、海空和尚等人，间有附会夸饰，但所本史实在在成状，据此可窥见当日游侠的活动。大致说来，这些人许多并没有与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发生过关系，而是随明清以来日益远离政治的趋势，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且为了生存，大抵各操一业，如姜书所列六十多位游侠义士，有冶工、商人，也有樵夫、妓女和强盗。有的游侠交往广泛，又孔武有力，便做起了保镖。如咸同年间的汪十四“性慷慨，善骑射”，当其游历西蜀时，蜀中山川险阻，强盗出没，往来商旅多被劫掠。商人们听说他是一位游侠，“咸愿聘为镖师，汪许之，遂与数百人俱，拥骑而行，闻山上发矢声，汪即弯弓相向，与箭锋相触，空中折堕，以故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275]同光年间，人称“南北大侠”的湖南人杜心武一生好义行侠，也曾在云贵川一带替人保镖。
又由于晚清以来官道日开，商旅往来日趋便利，还有铁路、电讯的出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镖局生意开始清淡，遂有游侠为富豪看家护院，有的则设武馆为教席。如同光年间霍元甲，人称大侠，曾接受俄国力士和日本武士的挑战而未逢敌手，他就在上海创设精武体操学校。光绪年间，天津韩慕侠有“北方大侠”之名，少从义和团教练、形意大师李有义学武，后随师任天津营务捕快十余年，除暴安良，屡破奇案。以后蒿目时艰，立志以武救国，喋血焚心，建立中国第一个武术专门组织“中华武士会”，又创办武术学校。还有的沦为街头撂地卖艺者，如光绪年间，女侠翠云娘就随父操此业，“流转江湖，行踪几遍南北”[276]。此外，又有进入梨园戏班，为京剧演员练功、“说把子”，有些还自己登台，在锣鼓声中，重温当年闯荡江湖的侠客梦。清中后期以来，一批反映镖师或江湖豪杰生活的武戏剧目不断出现，与此有一定关系。
总要而言，作为社会的特殊人群，游侠日渐衰落，随着接此而来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再难追回昔日的叱咤英风和作为壮士的荣耀，而仅成了后人追思的对象了。
[1]《史记·李斯列传》。又，方玉润《诗经原始》论《秦风·无衣》，谓“秦人之风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而《汉书·路温舒传》亦谓：“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
[2]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2页。
[3]《史记·留侯世家》。
[4]《史记·陈丞相世家》。
[5]《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6]《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7]《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8]《史记·黥布列传》。
[9]《史记·季布列传》。
[10]《史记·田儋列传》。
[11]《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12]《史记·高祖本纪》。
[13]《汉书·楚元王传》。
[14]《史记·高祖本纪》。
[15]《汉书·娄敬传》。
[16]《汉书·游侠传》。
[17]《史记·汲郑列传》。
[18]《三辅黄图》引《郡国志》：“长安大侠萭子夏居柳市”，《长安志》注谓“长安中豪侠萭家在城西柳市。师古曰‘细柳仓有柳市。’”
[19]《汉书·酷吏传》。
[20]《汉书·赵广汉传》。
[21]《通鉴考异》卷十六。
[22]《游侠论》，《柯山集》卷三八。
[23]参见《后汉书·王丹传》。
[24]《汉书·武帝纪》。
[25]《汉书·宣帝纪》。
[26]郎擎霄：《汉代社会风俗及械斗》，《建国月刊》1933年9月第9卷第3期。
[27]《后汉书·光武帝纪》。
[28]《后汉书·王昌传》。
[29]《后汉书·吴汉传》。
[30]《后汉书·窦融传》。
[31]《后汉书·循吏列传》。
[32]《后汉书·段颎传》。
[33]《后汉书·祭遵传》。
[34]《汉书·吾丘寿王传》。
[35]袁宏：《后汉纪》卷二二。
[36]《汉书·刑法志》。
[37]《廿二史劄记》卷四。
[38]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页。
[39]《后汉书·阴识传》。
[40]《后汉书·马援传》。
[41]《后汉书·第五種传》。
[42]《后汉书·郭伋传》。
[43]《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44]《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45]《后汉书·章帝八王传》。
[46]《四愁诗序》，《全后汉文》卷五五。
[47]《汉书·成帝纪》：“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颜师古注曰：“冗，散失其事业也。”
[48]《汉书·昭帝纪》：“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颜师古注曰：“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
[49]《后汉书·袁术传》。
[50]《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
[51]《后汉书·朱儁传》。
[5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英雄记》。
[53]《后汉书·董卓传》。
[54]《后汉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55]《后汉书·袁绍传》。
[56]《后汉书·袁术传》。
[57]《三国志·魏书·郑浑传》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
[58]《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59]《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异同杂语》。
[60]《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曹操集》卷二。
[61]《举贤勿拘品行令》，《曹操集》卷二。
[62]《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63]《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书》。
[64]《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65]《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66]《三国志·魏书·张邈传》。
[67]《三国志·魏书·典韦传》。
[68]《三国志·魏书·臧霸传》。
[69]《册府元龟》卷八四八。
[70]《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注引《傅子》。
[71]《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72]《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73]《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注引《吴书》。
[74]《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75]《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76]程颐：“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程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6页。
[77]葛洪：《抱朴子·疾谬》。
[78]《后汉书·马融传》。
[79]《后汉书·逸民传》。
[80]《后汉书·逸民传》。
[81]《晋书·束晳传》。
[82]《晋书·刘颂传》。
[83]《晋书·傅威传》。
[84]《晋书·周朗传》。
[85]《晋书·食货志》。
[86]《晋书·王弥传》。
[87]《晋书·石勒传》。
[88]《晋书·食货志》。
[89]《晋书·王导传》。
[90]《晋书·李特载记》。
[91]《晋书·祖逖传》。
[92]《晋书·苏峻传》。
[93]《晋书·裴秀传》。
[94]《晋书·牵秀传》。
[95]《晋书·周嵩传》。
[96]《晋书·戴若思传》。
[97]《晋书·济南惠王遂传》。
[98]《晋书·汝南王亮传》。
[99]《晋书·武十三王传》。
[100]《晋书·济南惠王遂传》。
[101]《晋书·李庠载记》。
[102]《晋书·冯素弗载记》。
[103]《晋书·苻洪载记》。
[104]《宋书·臧质传》。
[105]《宋书·萧思话传》。
[106]《宋书·薛安都传》。
[107]《宋书·孟怀玉传》。
[108]《宋书·宗悫传》。
[109]裴子野：《宋略》。
[110]《宋书·何迈传》。
[111]《南齐书·刘怀珍传》。
[112]《梁书·邓元起传》。
[113]《梁书·裴之横传》。
[114]参见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
[115]《陈书·熊昙朗传》。
[116]《陈书·周迪传》。
[117]《陈书·留异传》。
[118]《魏书·高树生传》。
[119]《魏书·裴庆孙传》。
[120]《册府元龟》卷八四八。
[121]《北齐书·李元忠传》。
[122]《北齐书·尉景传》。
[123]《北齐书·张保洛传》。
[124]《北齐书·高乾传》。
[125]《北齐书·高昂传》。
[126]《北齐书·卢文伟传》。
[127]《北齐书·敬显儁传》。
[128]《北齐书·平鉴传》。
[129]《北齐书·金祚传》。
[130]《周书·文帝纪》。
[131]《周书·莒庄公洛生传》。
[132]《周书·侯莫陈顺传》。
[133]《周书·权景宣传》。
[134]《周书·陈忻传》。
[135]《周书·梁士彦传》。
[136]《周书·杨123传》。
[137]《周书·韦祐传》。
[138]《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139]《通典》卷一七《选举五·杂议论中》。
[140]《隋书·梁士彦传》。
[141]《隋书·元谐传》。
[142]《隋书·虞庆则传》。
[143]《隋书·杨素传》。
[144]《隋书·刘权传》。
[145]《隋书·沈光传》。
[146]《隋书·周罗睺传》。
[147]《授三秦豪杰等官教》，《全唐文》卷一。
[148]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149]《新唐书·刘文静传》。
[150]《旧唐书·刘弘基传》。
[151]《旧唐书·柴绍传》。
[152]《旧唐书·丘和传》。
[153]《新唐书·盛彦师传》。
[154]《新唐书·唐宪传》。
[155]《旧唐书·淮安王神通传》。
[156]《新唐书·卢祖尚传》。
[157]《新唐书·太宗纪》。
[158]《旧唐书·王世充传》。
[159]《旧唐书·薛举传》。
[160]《旧唐书·李轨传》。
[161]《旧唐书·梁师都传》。
[162]《旧唐书·刘武周传》。
[163]参见《新唐书·选举制上》。
[164]《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
[165]《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听逃户归首敕》。
[166]《新唐书·哥舒翰传》。
[167]《旧唐书·张建封传》。
[168]《新唐书·杜佑传》。
[169]《新唐书·郭子仪传》。
[170]邓绎：《藻文堂谭艺·三代篇》。
[171]卢藏用：《陈氏别传》，《全唐文》卷二三八。
[172]参见《新唐书·王翰传》、《高适传》和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
[173]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一，附录一。
[174]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一，附录一。
[175]《新唐书·元载传》。
[176]《新唐书·刘海宾传》。
[177]《新唐书·刘叉传》。
[178]事见《旧唐书·于頔传》、《新唐书·元稹传》与《李逢吉传》。
[179]《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
[180]《唐会要·京城诸军》。又见《新唐书·杨于陵传》：“编民者多窜北军籍中，倚以横闾里。”《刘栖楚传》：“先是诸恶少窜名北军，凌籍衣冠，有罪则逃军中，无敢捕。”
[181]禁军侠少也有为国奋身，远赴边关的，如开元二十八年，吐蕃寇安戎城及维州，关中骑即往救之，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而德宗即位，神策兵虽处内，能多以裨将将兵征伐，也往往有功，事见《新唐书·兵志》。
[182]《旧唐书·崔融传》。
[183]参见林香伶：《以诗为剑——唐代游侠诗歌研究》之附表二《唐代游侠诗歌一览表》、附表三《唐代游侠诗作者年表》，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68—391页。
[184]《支那文学研究·唐代的剑侠》，引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台湾天一出版社1982年版。
[185]《新五代史·王进传》。
[186]《新五代史·梁家人传》。
[187]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七。
[188]《新五代史·汉家人传》。
[189]《旧五代史·周书·后妃列传》。
[190]《旧五代史·世袭列传》。
[191]《旧五代史·梁书·成汭传》。
[192]陶岳：《五代史补》卷一《郑准作归姓表》。
[193]《旧五代史·梁书·李谠传》。
[194]《新五代史·杂传·刘处让传》。
[195]《十国春秋·南唐·王建封传》。
[196]《旧五代史·唐书·符存审传》。
[197]《宋史·燕肃传》。
[198]《旧五代史·汉书·史弘肇传》。
[199]《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
[200]《新五代史·安重荣传》。
[201]《新五代史·晋家人传论》。
[202]《新五代史·范延光传论》。
[203]参见严耕望：《唐代国内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年；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年。
[204]《宋史·熊本萧注陶弼林广传论》。叶适《法度总论二》谓：“本朝之所以定国立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举手摇足，皆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世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见《水心别集》卷二，亦可为对看。而朱熹论“祖宗之法”之弊，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见《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所言更为痛切直接。
[205]汪藻《浮溪集》卷一九《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有“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可为参看。
[206]《宋史·刘福传论》。
[207]《宋史·焦继勋传》。
[208]《宋史·李穀传》。
[209]《宋史·杨美传》。
[210]《宋史·郭进传》。
[211]《宋史·元达传》。
[212]《宋史·王伦传》。
[213]《宋史·李彦仙传》。
[214]《宋史·王克明传》。
[215]《宋史·孙益传》。
[216]《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屯戍》，《元文类》卷四一。
[217]《元史·张柔传》。
[218]《元史·刘伯林传》。
[219]《元史·良吏传》。
[220]《元史·任速哥传》。
[221]《元史·刘哈剌不花传》。
[222]高启：《书博鸡者事》，《凫藻集》卷五。
[223]《明史·杜槐传》。
[224]《明史·张我正传》。
[225]《明史·王三善传》。
[226]《明史·陈子龙传》。
[227]陈子龙：《承天司理周公传》，《安雅堂稿》卷一〇。
[228]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
[229]吴伟业：《宋幼清墓志铭》，《吴梅村全集》卷四七。
[230]袁宏道：《舒大家誌石铭》，《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九。
[231]参见《鸣盛集》之《送尚抱灌闽南采诗》、《久别王六博士》等诗。
[232]《赠曾钢》，《鸣盛集》卷三。
[233]《寄蔡殷》，同上。
[234]《明史·文苑·李濂传》。
[235]《答林逸人兼柬刘大因忆沧州野堂叟》，《草泽狂歌》卷二。
[236]《赠吴六》，《虚舟集》卷三。
[237]《读鹿草集叙》，《芝园文稿》卷三。
[238]《报友人》，同上卷一七。
[239]屠隆：《全椒令宗汉先生传》，《薛荔园诗集》卷首。
[240]《客座赘语》卷四。
[241]《清史稿·姚启圣传》。
[242]薛福成：《张忠武公逸事》，《庸庵笔记》卷一。
[243]《清史稿·张国樑传》。
[244]见《养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八。
[245]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5页。
[246]参见《戴望颜元传》，《颜氏学记》卷一。
[247]《孙积生传》，《望溪集》卷八。
[248]《清史稿·王来咸传》。
[249]参见钱泳《烟霞万古楼文集序》与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250]《答杨笠湖》，《小仓山房尺牍》卷七。
[251]《清高宗实录》卷七。
[252]《经史问答》卷一〇。
[253]《翁文恭公日记》。
[254]《仁学自叙》，《谭嗣同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255]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自立军之失败》。
[256]林绍先：《自立会人物考》。
[257]裘毓麐：《清代轶闻》卷九。
[258]《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页。
[259]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6页。
[260]唐才质：《回忆家兄唐才常》，《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261]《致王时泽书》，《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262]《哥老会巨魁唐才常》，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6页。
[26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民国前之李登同》，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4]《革命逸史》第二集《杨卓霖事略》。
[265]《革命逸史》第二集《东军都督许雪秋》。
[266]《革命逸史》第二集《南军都督王和顺》。
[267]徐自华：《鉴湖女侠秋瑾墓表》，载陈象恭编：《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
[268]《革命逸史》第二集《鉴湖女侠秋瑾》。
[269]《记秋女侠遗事》，《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270]《革命逸史》第五集《滇西军都督张文光》。
[271]《革命逸史》第二集《谢逸桥事略》。
[272]《革命逸史》第二集《关外大侠蒋大同》。
[273]《革命逸史》第三集《炸清五大臣者吴樾》。
[274]《革命逸史》第二集《邝佐治事略》。
[275]《清稗类钞·义侠类》。
[276]《女侠翠云娘传》，《香艳丛书》五集卷三。
中国游侠史论/汪涌豪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