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中国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中间，经历了若干次思想争论。某些争论与官方密切相关，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个典型，有关人道主义的讨论，也是有官方背景的。某些争论，则没有什么官方的背景，其所运用的术语的选择、所探讨到问题的确定，都有其民间性，与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这种民间性的思想争论或者讨论，比较著名的是1988年末到1989年初的新权威主义的争论。进入90年代之后，则有政府与市场的讨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讨论。到20世纪末，则出现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笔者自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以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为逻辑，着眼于建设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稳定的制度平台，关注公共事务的治道变革问题。因为是这一定位，所以大体来说，笔者比较熟悉自由主义的文献，而不太熟悉新左派的文献。本文将以网络上能够看到的文献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理解，着眼于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角度，对这一争论做一个评价。
我的第一个评论是，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努力，还是新左派的努力，在话语体系上、在术语的使用上，都带有民间学术语言的性质，与官方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于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因为知识的进步，有赖于语言和术语的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生产和传播具有多样性，才能真正反映复杂多样的现实，并据此积累丰富多样的知识，以适应于丰富多样的实践问题解决的需要。这一努力本身尚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了中国学者力图发展民间学术语言体系的努力。
我的第二个评论是，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借用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即使有些自由主义者比较注重中国古典文献和思想的自由主义资源，有些新左派学者的观点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西方话语体系的烙印还是比比皆是的。有人指责这是一个缺点，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种指责有其正确之处，但是也是不公平的。在笔者看来，这一思想争论在全球化时代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难免的，而且这一努力本身就是中国化的第一步。因为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发明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应该说早就发明了，正是因为我们尚不具备开发具有中国特色思想学术语言的能力，所以才需要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更何况，从文化渊源上来说，西方思想学术话语体系，到底是否是纯粹"西方的"，还是某个国家的，也需要进一步考证。笔者曾经先后访问英国和美国，发现英国学者写作的英文书籍与美国学者写作的英文书籍，虽然同是英文，但其所用的话语体系也并非没有差别。美国学者与英国学者的重大差别在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都是本国的问题，同样是一本政治学导论，英国人写的是英国人的问题，而美国人写的则是美国人的问题。即使同样是美国人，许多人可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社群主义者，但是他们并不如此自称，有些人喜欢联邦主义者，或者另有自己的学术用语。1996年新出版的《政治学手册》，既概括了美国政治学界的基本术语，也概括了美国政治学界方法、理论、价值以及研究框架的差异。在全球化时代里，中国学者所运用的话语体系与国际接轨，并在此基础上具有自己的特色，走出自己的路子，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或者新左派，或多或少都会有所贡献。
我的第三个评论是，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界还有一个所谓"整体的界"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已经逐渐分化瓦解，再也难以轻易地进行概括了。现在有谁能够用一篇文章来概括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走向？应该说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全面了解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走向，因为在90年代，各个学科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大量的新著、大量的论文，还有许多没有出版的但不见得没有价值的学位论文和专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就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要完全把握其基本发展的资料，也非常困难，更何况讨论整个思想学术界的情况了。思想学术发展的学科化，每一个人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研究问题、分析框架的专业化，是90年代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进步，虽然还没有发达到像美国那样的地步。尽管还有许多学者在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在试图进行相互交流，就共同的问题进行对话，但是进一步的分化发展，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是在这一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努力，试图摆脱学科化、专业化发展的影响，试图就基本的价值、基本的问题，给出基本的立场、观点，甚至是基本的政策方案。这种努力是可贵的，有利于在分化发展的基础上使大家关心重要的问题，努力进行新的沟通、新的综合。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的努力，依然是有价值的。
我的第四个评论是，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有重视思想轻学术的倾向。学术的确需要思想，如果没有思想，只是力图搞科学研究，未必一定能够有价值，但是否定学术，只是重视思想，重视人文关怀，往往导致各种各样的悖论。比如新左派主张公平，但是由于不重视学术问题，只是提倡公平，其结果很可能倾向于用损害公平的方法来实现公平。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主张自由是最基本的价值，但是由于不重视学术问题，不重视技术研究，其结果也会是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最后所要实现自由的手段选择往往导致损害自由的结果。想要公平却损害了公平，想要自由却实现不了自由，这是只重视思想价值而轻实证性学术研究所必然导致的悖论。根据中山大学袁伟时的总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资本主义与中国；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根据袁伟时的看法，即使在这些问题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其相互之间的争论都缺乏相互了解。自由主义者不太明白新左派到底是什么思想，新左派也往往只是了解自由主义者的部分观点，在缺乏相互了解、相互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争论，即使进行思想争论，而不是学术争论，也往往使得争论本身不像个争论，而像是在打口水仗，难以真正组织象样的争论。这一分析的政策建议是，要使思想争论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使思想争论本身也奠基于严格认真、全面深入的资料把握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口水仗。
我的第五个评论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的确引起了各个方面的注意。但是，它是否就是当今中国思想学术领域最为重要的争论呢？恐怕也不见得。它有一定的名气，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争论是当代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主流"，它或许只是因为在当前中国思想学术领域缺少争论才显得比较显目。据有关资料，中山大学学者袁伟时最近正在编选这一争论的资料，他的看法是，这一争论并没有涉及中国最大的问题，他们都是学者，与官方谈不上有关系，与国际政治势力也扯不上关系，充其量是"茶杯中的风暴"，口水仗而已。袁伟时的定位是正确的。当然，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是否存在主流，本身就值得考查；一个思想争论是否必须处于核心的地位才能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才有所贡献，也不一定。或许正是这种既引人瞩目但又处于边缘地位的情景，才使得这一争论能够比较轻易地保持思想学术争论的性质。恰恰是这一争论本身就是茶杯中的风暴、口水的仗，才使得其能够对于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有所贡献吧。
我的最后一个评论是，在中国，除了较少数的时期之外，思想学术争论一直是稀缺的。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争论时隐时现，往往难以摆脱政治的影响，从而难以真正有贡献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一争论虽然处于边缘地位，但也难以完全摆脱现有政治格局的影响。不过，无论如何，它的确给缺乏争论的中国多了一些争论的实践。为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尝试着开辟了一篇开放的公共领域(res publica)。当然，这一争论也并非尽是优点。就如袁伟时所认为的，这一争论本身也暴露了一些学者的缺点，参与争论的一些学者，相互之间不查对方的文献，缺乏文献基础；提出观点或者指责对方，往往不举证或者断章取义，败坏学风；有的文章甚至破口大骂。袁伟时目睹词类现象，"心里很不好受"，他认为，"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缺陷，而是一种风气。大约从我这一代50年代入大学的人开始，直至现在的有些青年学者，既没有传承传统士阶层的修养，又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学者风范的训练，于是问题迭出。"他建议，"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自觉抵制和纠正这类不正之风。"
争论是稀缺的，所以争论是可贵的；但是真正可贵的争论，应该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争论性质，还应该在于它是讲求质量的，有利于发展的。在新的世纪里，希望见到更多的、更为坦诚的、更为开放的、更讲究规则的、更高质量的思想或者学术的争论。只有有了更多的思想或者学术争论，有关思想或者学术研究的开放的制度平台才能够逐渐得以演进，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才能有开放、自由、稳定的制度平台。（2000年6月24日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感谢李梅阅读文稿，修改文句，使本文变得更为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