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新冠病毒，来势凶猛，确诊病人直线上升，远甚于17年前的非典。一旦疫情明确，就开始停飞机，停高铁，关高速公路，关进出交通要道，封锁武汉，封锁湖北地级市，阻断湖北对外省的传播，让湖北从九省通衢的扩展秩序回归与周边切断往来的原始秩序，从而在秩序维度切断病毒扩散的通道。
这，代价巨大，但不得不而为之。因为：
对于新冠病毒来说，由于没有任何药物或者疫苗可以对付它，所以最有效的抗疫方法不是治疗，而是依据流行病学的原理，切断各种秩序通道的传播。流行病学的方法，不是直接的治疗，而是早发现，早调研，早隔离，早治疗。这一方法，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医护和疾控的专业力量，更要基层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只有切断了广泛的社区传播，才能够把疫情控制在特定的人群，从而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让社会、经济恢复正常的秩序。
现在，除了湖北以外的省份，抗疫形势已经开始出现秩序稳定的苗头。其核心就是全国各地，都启动了彻底的社会基层防疫秩序，一发现问题，就提前在社区层面得到解决，流行病学调查和隔离跟上，医疗跟上，从而切断了社区传播的可能性：
在农村，村落社区基本上依靠乡镇党委和政府推动，依靠驻村干部、驻村书记和指导员，大学生村官，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等治理资源来实现防疫目标。
城市小区，尤其是是商业小区，基本上有物业公司和业委会。所以，这次社区抗疫，这部分小区基本上依靠物业组织，部分依靠业委会成员和社区志愿者。
问题比较大的，主要是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单位在住房商业化后弃管。这些小区一般都需要政府派街道、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以及下沉到社区的党员去管理。
此次社区抗疫，网格化管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网格化管理有点类似于历史上的保甲制。它的核心要素是把社区划分成网格，然后责任到人。网格化管理，作为管理机制，这次发挥了一些很好的提升管理水平的作用。网格化管理好的地方，社区工作也比较细致，尤其是在人员相关信息登记管理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管理责任比较容易落实。
这次社会动员抗疫，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一级响应开始，大约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相关的社会动员就已经到位，措施也在陆续探索中逐步明确，目标和思路也逐步到位。一直到元宵节，全国基本上形成了基础性的社区控制体系，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病毒的社区传播途径。
但遗憾的是，武汉今天刚刚开始小区封闭式管理。和其他地区相比，切断社区传播途径还有一个过程，估计还需要一周的时间。在武汉和其他湖北地级市，一旦社区传播切断后，估计两个星期之后，疫情失控的形势，会有好转。
由此看来，与国际上相比，中国整体社会动员水平还是非常高的。但相对于疫情初期来说，集中动员，其实并不需要。在疫情初期，需要的是社会自身的自主治理能力，以及在面临局部问题时的自主响应能力。这次即使在武汉，有些小区本身就有提前响应和动员能力，社区传播很早就控制住了。有些村庄，提前启动社会控制系统，也没有发生疫情。
大部分社区，还需要政府去推动，自己比较被动，社区自身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非常不足。这需要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
此次抗议战争，全国都缺口罩。但武汉以及湖北各地级市的抗疫物资一直非常缺乏。政府调度能力有限，因为市场没有了，政府也需要向市场采购。现在湖北的很多医院，还是依靠外面的社会和企业捐助。物资短缺，导致医疗不足，医护防护也不足，导致很多人得不到诊治，很多医护也感染。很多需要隔离、需要诊断和治疗的人留在社区，社区传播没有切断，疫情就得不到有效控制。
这有很多原因。核心原因是应急储备不足，应急体系的能力建设不足。这也与疫情发展太快，前期没有控制，开始封城后只着眼于封而不是内在的社区控制，有很大的关系。春节假期市场中断，物资生产和物流中断，也是一个原因。
这种状况非典的时候也出现过。但没有这次严重。非典后应急储备物资有很多储备，来几次非典都能够应付。但这次还是没有确保储备。
从公共管理角度来说，这次让人失望的是，从疫情开始到元宵节之前，基本上都处于失控的状态。一个个环节失守。封城后，需要10天左右时间，高度动员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运作体系结合全面社区防控，才开始有些效果，可见成本之高。
这个体系现在看来要反思，要考虑多层次紧急响应体系。因为从实际来看，也有局部做得好的。如武汉的一家医院，还有一些社区，湖北的一个地级市，不需要等上级政府发布疫情和相应级别，一旦自己感知到危险，自己启动防疫响应，提前进入状态，及时解决问题，值得总结。
这次应急机制，也需要反思。我国的应急机制早就从非典开始就建立了。现在还有一个内阁级别的应急部。但是，应急主要不针对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针对生产安全事故，还是有救灾减灾。所以，此次抗疫战争，应急部门其实并没有发挥核心的作用。公共卫生响应核心部门是卫健委系统，以及各级政府。卫健委由卫生系统和计生部门组成。很多地方的卫健委主任是原计生委主任担任，对于公共卫生工作是外行，所以才出现了一些笑话。
这次有很多短板。传染病防疫法对疫情信息和防疫的处理太注重保密，太关注依法控制传染病，而不太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医院、疾控中心和政府部门的自主响应权限。一些医院，疾控中心和政府部门，只知道汇报情况给上级，等着上级部门和政府做决断，错失了很多及时响应的时机，非常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