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不想谈这个题目，“自由”被谈论得太多，说明它被我们实践得太少。在世界走向“千年之变”的最后这两年里，不知为什么，“自由”开始受到批判，甚至大有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之势。或许是衣食太过，才有这些不着边际的浮夸空论？或许真应了“我死之后，右派翻天……文化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才有由“人道”而“真理”而“失语”而拍案而起指斥市场经济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共谋”？或许出生太晚，错失了英雄年代，才要从平庸中爆发，对父兄造反？
我要自由，这理由再简单不过。首先因为我有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它要呼吸，它要搏动，它要探寻周围的世界，它不乐意被外力剥夺了生的权利。其次，我的呼吸，我的搏动，我的探寻，使我有了意识和思想，我的思想让我明白这呼吸，这搏动，这探寻，都属于“我”从而我有占据这片空间的要求，我不乐意被外力剥夺了我占据这片空间的权利。最后，我的呼吸、搏动、探寻和思想，必须从外界汲取能量才可以维持，所以我要求相应的经济权利和文化空间。这些要求若能被满足，我就有了初步的“自由”。任何外力，若要剥夺我拥有的这点儿自由，不论以何种高尚或革命的名义，都将遭遇“我”的反抗。
推己及人，“我”知道别人也要求上述那有限的各自的自由空间，别人也会反抗对他们各自那点儿自由的剥夺。所以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人都先是一个“个人”，个人不是抽象的不占据空间的“点”，个人是基于呼吸、搏动、探寻和思想自由的一个生命过程，它不能被并入别一个生命过程，它“存在”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于是“我”知道了“我们”当中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意义，由此“我”可以理解对“我们”而言“公正”的意义。
上述的叙说，我称为“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因为它只是我一直以来并且延伸至未来的关于自由的叙说的一小段，还因为它是基于对我所理解的每一个人的起码现实世界所发的议论。凭了这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我就不至于被我周围高深莫测的关于“自由”与“民主”的上百种议论迷惑得不知所措。
例如有人说“民主”是比“自由”更加重要的东西，还说“大民主”更合乎中国的国情。这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想起那个时代不堪忍受地被剥夺了的种种“我”的个人自由。对我而言，自由具有最高价值，我不打算把“民主”、“公正”、“平等”或任何其它美好观念与我个人的自由对立起来。
对付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的好办法就是让它“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现在要脚踏实地回应我的一位尊敬的朋友对自由主义者的批评。这位朋友觉得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叫作“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了，根据这样一种对局势的基本判断，知识分子的基本任务便从反抗传统的压迫转换到了反抗市场的压迫。为了郑重其事，我必须引述这位朋友的许多高论。他觉得，在市场经济里，自由往往意味着“做奴隶的自由”，他说：“……与此相应，自由仅仅被理解为‘所有人遵循自愿的原则’这种现代公司和市场的组织原则，人权也被仅仅理解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但是当我们说自由就是自愿时，不能不面对所谓‘自愿做奴隶的自由’——正如崔之元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这种‘自愿做奴隶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等——把人当成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动物，就是一个我们对待他人和自我确认的最基本人权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我们有权拒绝现代公司和市场的组织原则，如果那是奴隶市场的话。所谓成员‘自愿’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通过这种无人统治使自愿做奴隶的原则。这种统治形式是卡夫卡、布尔加科夫和鲁迅最为关注的对象。……‘无人统治’其实是借助经验、习惯和‘利益一致性’的统治。在它背后是现代性的策略转化：暴力征服变为‘管理革命’，理性统治和统一性变为习惯和利益的同一性。捍卫某种理念的教条变为‘捍卫过日子’的口号。在功利自由主义成为‘公理’的时代人们‘自愿’接受‘合理的’剥削”（引自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地位》，《战略与管理》 1998 年 5 期）。
我这位热血沸腾的朋友在另一篇宏章巨制中写了更多的这类痴语：“……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统治形式，而是‘自由的象征’，……今天主张补古典自由主义课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更多地是在重复哈耶克的新右派理论，但是在当代中国，几乎没有人注意哈耶克对‘经济人’的批判，没有人注意哈耶克理论的困境，……市场的少数人专制的状况有制约能力吗？哈耶克起码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只有广大人民对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只有保证公民权和国家政治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制约少数人专制。这个问题是哈耶克不愿面对的。……自由主义近二十年的得势既不是因为它独立于政治也不是因为它创造了最好的政治模式。自由主义的得势是因为它为右派政治提供了摆脱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理论借口。这一政治合法性危机是指：现代国家的‘公共性’名义和它实际上的‘资产阶级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实质之间的矛盾。……西方世界的里根，撒切尔政权正是利用了福利国家制度出现的问题，借助右派自由主义的思想，建立起右派资产阶级的强权政治。”“当代‘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沉浮中的一般选择，……在这种虚伪的姿态背后，暴露出的是知识分子主流的合法性危机，是作为‘公意’和公共性的天平的倾覆——由于这个天平的倾覆，很多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精神已经在事实上，从内部崩溃和破产了”（引自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 1998 年 5 期）。
这些似是而非的叙说让我想起列宁说过的话：“越出真理半步就是谎言。”真理是由希腊人和中国老百姓直觉上认同的“中庸之道”来表述的，不论你的叙说是基于多么正确的理由，一旦你越出这个理由得以成立的那个“度”，你就没有多少道了。按照这位朋友的逻辑，似乎世界上生活过得最好的那些社会的选民们全都中了右派政治家的奸计了，似乎整个世界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十年里陷入了右派政治家的大阴谋。这真像“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并且如果我们相信了这套话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也会服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
还是让我回到脚踏实地的叙说吧。上面说过，我理解的自由首先是每个人的生命权利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必要的空间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思想活动的空间及文化创造的权利。现在我希望说明的是，尽管我在许多地方反复说明过了（参见《读书》 1995年3月，7月，12月，1996年4月，11月我的文章），我们自由空间的扩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是凭了我们的“后现代”的想象力就超越得了的。
我们必须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并且容忍由“交换”所产生的人的异化，否则我们的生命不可能获得充分的活动空间。而为了组织分工，我们必须容忍一些能够行使企业家职能的人获取利润，并且由于我们的世界充满着（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相应地，承担着应付这些不确定性的职能的企业家们所承担的损失和利润可能非常巨大。同样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能力先天的不同质，社会无法预先知道任何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里最合适的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的位置，所以社会只有预先抽象地、人人平等地承认每个人对其个人努力所创造的财富的“财产权利”，从而当机会敲门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发挥出潜在的企业家能力。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容忍”都会不可避免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着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经济学家，我何尝不知道这些道理并且又何尝不时刻被这些道理所逼迫呢（参见我写的大量关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文章）？
我很理解，一位文学家或文学评论家，会很容易想象一个超越了所有现实可能性的乌托邦世界，并且进一步，站在想象的世界里批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不是吗？自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我们常常不加思考就提出要“超越某某二分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发展——落后，是——非，善——恶……），因为我们对语言的遮蔽作用，对任何一个名词或概念的“普遍主义”倾向（帝国主义，宏伟叙事，在场，中心……）深恶痛绝，对我们心里想表达出来却饱受这外在的“规范”压迫的个人感受和个体性充满同情的理解。
可是逻辑的力量，不论我们多么讨厌“逻各斯中心主义”，都要对我们发生作用。例如，真正要超越语言上的“两分法”，我们就只有陷入“失语”状态。任何“可名之名”都不是我们想要说的。因此真正的“思”的勇气表现在明知其不可说却偏要说，其不可限定却不得不限定，其不可理解却必须理解。
逻辑的力量表现在现实世界里就是事物展开其自身的“过程”。我们当然希望自由，却不得不从“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过渡。无视“过渡”而谈论自由者，“侈谈”自由也！试问没有积累现代工业的知识（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态），我们如何跳跃到“后福特生产方式”里呢？
没有“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泉的充分涌流”，我们可以取消分工从而彻底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先天的和后天的）所产生的压迫关系吗？没有千百万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和工人对分工造成的异化（压迫关系）的忍受，我们高尚的灵魂能不为明天无着的面包所困，不为秋风破屋所扰，不为疲于奔命所扼杀了我们灵魂的高尚？经济学固然庸俗，但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逻辑：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不要“分工状态”带来的异化吗？那么你只好接受“前分工状态”的异化。我们常从“文化研究”的立场来赞颂“野蛮人”的高尚，其实我很怀疑“野蛮人”是否认为我们“饱汉不知饿汉饥”。
“过程”既然无法避免，自由，平等，正义，博爱，友情……所有这些对我有价值的东西，就不可能同时获得，所以我才必须把一切美好事物加以排序。如前述，我觉得“自由”对我而言具有最高的价值，其次才是“平等”，以及其它的不作为“公平”的“正义”。或许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把“友情”放在“平等”之上？总之，自由之下的其它价值的序列是可以因人而异的。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过我一开始写的“脚踏实地的叙说”，你会同意，按照我的叙说，没有谁会把“自由”排在任何其它价值之下。我愿意宣称：对人类而言，“自由”是不可超越的；如果不是因为在“自由主义”这个语词下已经装了太多各色各样的“主义”和特殊的“立场”，我宁可把凡是意识到自己是“人”的人都叫作“自主主义者”。
我的那些骨子里其实是自由主义却发出上述那些骇人的批判自由主义的议论的朋友们，当大多数人宁可在现代市场里生活也不愿意在野蛮丛林里生活的时候，我们尽可以批判说：那是市场经济的“无形统治”代替了大自然的“必然律”的统治，我们当然有“说”的自由（除非我们的道德意识出于对我们叙说的后果负责阻止我们“说”），不过我们却没有自由从“说”延伸出去，用行动（例如“文化革命”）来迫使“他们”进入“我们”的乌托邦世界。华伦斯坦的伟大，在于他揭露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是如何对边缘地区实行剥削的。格瓦拉的伟大，在于他以暴力的语言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不论怎样，从“暴力的语言”到“语言的暴力”总是一种进步，而从劝说进入暴力总是一种退步。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朋友们对这一“进步 / 退步”两分法范畴的“超越”；我不得不担心，当我们去年鼓吹华伦斯坦今年鼓吹格瓦拉的时候，明年会发生什么。
在“语言的暴力”当中，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未注意到哈耶克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也算是一种暴力吧。例如我自己就写过《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在《公共论丛》上分三次连载。其中不仅讨论了哈耶克对“道德中性”的经济学的批评，而且第三部分讨论了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内在紧张。深思熟虑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比他的任何批判者更清楚“自由”的限度。
“语言的暴力”还包括，向人们提出类似“在自由主义胜利的地方，民主为何失败？”这样的问题。难道在自由主义还不被允许的地方，民主更加充分吗？我常常在批判社会的同时对“批判主义者”表示高度怀疑：如果你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如果你必须使用语言进行批判，如果语言总是赋予语言的使用者“指称”的权力，那么你何以面对福柯对你的批判呢？
我在批评崔之元先生鼓吹的“乌托邦教条”时几次写过这样的话：在地狱的入口处，需要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我愿意以类似的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在人类争取自由的过程中，需要的是承认我们所处的和将要进入的状态为“不自由状态”的勇气，并且始终注视那犹如天上星辰般崇高的自由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