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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进一步向资本主义演化的现实进程中,当前中国前卫的政治意识形态分化出引人注目的三派:
(1)“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
(2)右派“自由主义”
(3)新国家主义
右派“自由主义”背后的阶级基础十分明显,即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中的既得利益阶层,它们包括:
(1)国际资产阶级以及代表其在华利益的洋务买办势力
(2)党内从资本主义化进程中受益的官僚势力(“走资派”)
(3)民族资产阶级(老板)
(4)依附内外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右翼
这种右翼自由主义,只批判共产党而不批判国内外资产阶级,只揭露官僚的腐败而不揭露社会中的其他不公正现象,以社会矛盾煽动造反意在伺机夺权。
但是,右翼自由主义绝不敢承认这些丑恶黑暗现象,根源恰恰正是来自他们所一直极力鼓吹的弱肉强食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自人剥削人、弱肉强食的原始积累的野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自贪婪嗜血、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来自某些共产党人对内外资产阶级的无原则让步!
这就是一向标榜为“自由主义”的虚伪和伪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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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所谓“新左派”的阶级和社会基础何在?
左派的社会基础应当是平民,应当代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是,现实中的理论(书斋)左派和他们是隔膜的。
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是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最大受害者。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国有制下的“铁饭碗”,而且失去了维系生存安全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农民沦落为当今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由于实行高额收费的精英主义教育制度,贫苦阶层特别是农民的子女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同时,一种在职业选择中实施的学历歧视和阶级隔离,正在建立起歧视低教育者的社会种姓壁垒,在就业选择和社会分配上已形成森严的不成文法。
当今中国社会阶级门阀的对立是如此尖锐而赤裸裸,仿佛中国又已回到中世纪(“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豪户”),而这个社会据说正在向现代化和民主自由、向人道主义、向平等权利前进。
目前受到资产阶级损害的部分下层民众,已经在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展开分散的自发形态的斗争(包括诉诸法律的个人行动与集体性的请愿、罢工、反私有化、反失业示威活动等)。但是,人们听不到他们的真正呼声。
这个时代最大的不民主,就是以伪精英(所谓“专家”)的声音,掩盖了来自真正的受苦受难的下层人民群众的声音。
新左思潮本来具有深厚的理论资源(马列毛思想)。但由于理论素养的薄弱,由于知识界对于经典理论的不屑研究,其语式和思维方式始终不能摆脱自由主义学院八股的影响,而难以深入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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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今中国社会下层反对新生上层资产阶级的斗争,目前所能得到的竟然只是自由主义的理论解释——自由主义认为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受损,不是由于国家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化进程所造成的残酷阶级剥削和两极分化,而仅仅是由于共产党及国有制政治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
然而,看看那些童工、苦力的悲惨处境,看看那些血汗工资与搜身制度——使用他们的难道是共产党和国有制企业吗?
正是在自由主义者奉为未来样板的那些私营企业和一些外资(特别是韩资和台资)企业中,工人阶级的基本人权以至基本人格尊严被剥夺殆尽!而那些据说酷爱自由平等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对此却连屁也吭不出一声!在那些民营私有的小作坊中,中国仿佛已回到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时代!
千方百计献媚于国内外有钱富豪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竟在中国恬不知耻地扮演着社会正义辩护士和社会不公正抗议者的角色。
于是,由于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所造成的阶级失衡和种种社会弊端,以至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反而被荒谬地归入了自由主义鼓吹推进中国进一步资本主义化的政治潮流(何清涟理论即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
今日的中国处在一个价值颠倒和错乱的时代。这种荒谬世态不过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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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在于:
(1)它鼓吹的自由化、反控制化,实质是反共的(取消一党专政,即让共产党让出政权)、反体制的(全面私有化,即让国家向外国人和富豪们全面转移资产权)
(2)它鼓吹进一步资本主义市场自由化和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依附化。
(3)它是亲美的,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极力向美国献媚,而期待得到国际资产阶级对其夺取权力的外部援助。
自由主义是国内买办势力、国际资产阶级、党内从资本主义化进程中获益的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共同拥有的意识形态。
而其最大的鼓吹者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有趣的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阶层中,包括着两部分利益不同的构成:一种是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实际受益者,即依附于内外资产阶级的文化买办。他们以鼓吹自由主义言论而得到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津贴(经济支持)。
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化进程中的受害者,由于对现实愤慨和极度不满,而鼓吹激进“革命”,鼓吹“启蒙”和“自由主义”(有人戏称之为所谓“愤青”——愤怒青年)。
其实,这部分人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实质是无政府主义。他们的幻想只是通过政改(“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为个人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空间。因此,尽管小资产阶级(文人、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在鼓吹自由化,但他们未必真正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什么,他们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其实与其真实所要也许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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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新左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其阶级基础实际也来自在理论上对资产阶级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化不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政治上支持新左派的政治阶层则包括:
(1)共产党内的老派马克思主义者(人数较少,政治势力已很小,政治基础日渐薄弱。)
(2)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管理者。(但是他们的利益倾向是矛盾的。一方面,国企的管理者正在被高薪和内外资产阶级所赎买,成为现实中资本主义化进程中的实际受益阶层。因此,众多国企的管理者恰恰也是私有化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其所管理的企业面对着外企与私企的激烈竞争,又倾向于某些左派观念,例如拥护国家保护主义等。)
(3)新左的中坚力量,是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中下层,本身多是在资本主义化进程中,家庭及本身利益受到损害(例如失业下岗)较严重的那一部分人。
这一阶层,在一极分化为拥毛派和新左派;在另一极则分化为持相反的激进观点的无政府主义右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派中的极端观点(发动第二次文革派与自由民主“革命”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目标和诉求上似有所不同,但是都主张全面否定现状,最终鼓吹发动一场“极左”的或“极右”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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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远未完结。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是,尽管资本主义是如此丑恶,但是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仍将是一个发展生产力现状和发展民生经济,参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谋求经济技术成长和竞争的一个必然的、无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就是邓小平理论及其改革路线的合理性之所在。)
但是,这一进程必会导致更加深刻的阶级和利益分化,从而导致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目前社会中和论坛上复杂激烈的思想辩论和意识形态斗争,其实正反映着现实中的这种来自不同阶级背景的政治经济诉求和思想斗争。
但是,如果国家放任这种阶级对立和社会分化继续由“看不见的手”操控而无限制发展,如果国家对改革进程中的官僚腐败、权钱结合,既得利益阶层(首先是党内外的新生资产阶级)的贪婪无厌仍不加以限制,如果国家继续漠视贫苦大众的生存权和基本文化权利,而只想保护资产阶级的法定权利(即“资产阶级法权”),则这个社会必将陷入日益严重的分裂和尖锐的阶级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革命终将成为不可避免!而在外部势力的积极介入下,一种可能的局面则只能是国家在动乱中崩溃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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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国家政治,有三种目前尚可以作出选择的政治发展趋势:
(1)在外部及买办势力主导下,国家终于在若干次动荡中解体分裂,地方势力划地自治。到那时,自由主义将是与此局面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2)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右翼极权主义官僚专政体系(类似叶利钦——普京政权)。
由于中国的官僚阶层本身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内部分化,一个利益统一、实力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还难以凝聚形成,因此在未来出现这种政治局面的可能机会极小。
(3)保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左联盟政权,即坚持以共产党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根本基础,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地位,限制资产阶级法定权利,抑制买办及外国资本对中国国有和民族产业的破坏性竞争,保护国家和民族产业、保护中国的市场和文化,使国家成为联合协调各阶级利益的“人民民主”政权。
这是中国唯一的统一之路、社会和解之路、民族国家振兴之路。新国家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国家政治局面而准备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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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容,其实已包涵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中。由于 新国家主义以国家为至上理念,而反对以个人自由或个人利益为至上理念,因此国家主义也是反对一切激进思潮的保守主义。
只有新国家主义的理念,可以化解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内外政策的负作用,同时又能坚持共产党一贯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而非只给资产阶级民主的)理念。
新国家主义要求国家保护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人民大众而不是一小撮社会精英和资产阶级!(“三个代表”,应以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为第一要义!)要求国家抑制资产阶级,打击疯狂侵吞掠夺国产和公产的党内外资产阶级败类!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向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转变,要求国家强有力地保护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下层大众的基本利益。
新国家主义的理念绝不回避社会现实中的一切尖锐矛盾和问题,甚至不回避右翼自由主义对现实的批判。但是,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依靠一个弱势的被“市长电话”和“精英话语”所操纵的“公仆”政府,而必须依靠一个政治目标明确、具有统一意志,以国体神圣和全民利益为至高本位的强有力国家机器!
新国家主义要求国家用马列毛的阶级分析为武器,正视现实中存在的一切社会矛盾,以理性稳步良性的改革(而非造反或革命)逐步化解之。
(03年6月18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