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毛寿龙教授为美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詹姆斯·格兰特的著作《被遗忘的萧条：经济危机与应对之策》所作序言。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往往饥寒交迫，缺衣少食，谈不上发展经济，往往连温饱都很奢侈。但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不仅丰衣足食，而且现在的挑战主要是吃什么、如何保持体形、如何保持时尚和如何衣着得体等，这些让传统社会的很多基本价值都出现了颠覆。
在传统社会里，致富是要靠节约的，节约是美德。在现代社会里，财富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消费也是财富。年度最终消费是多少或GDP是多少，表明该国有多少财富。所以，现代社会鼓励消费，不仅鼓励国内消费，而且鼓励出口（让外国人消费）。过去两国之间的战争是，切断供应，不卖东西给“敌国”，或者高价销售。而现在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买“敌国”的东西，或者只能高价买“敌国”的东西。
在传统社会里，劳动是辛苦的事情，是负担，而读书做官是为了成为人上人，从而逃避辛苦的劳动。在现代社会里，劳动是工作机会，是就业，是福利，并且失业率越低越好，最好每个人都有辛苦的工作可以做。所以，现代社会没有好吃懒做的人，不需要天天劝人勤劳，也不必说勤劳是美德，因为人们对工作趋之若鹜，并且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便是福分。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鼓励工作机会不外流，不让外国人抢走本国人的工作机会。
在传统社会里，金子是财富。黄澄澄的金子，不仅会激发人们的贪婪，也是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而且，金子不会坏，所以存金子（例如，把金子砌在高墙里，甚至埋在地底下）是最好的财富积累手段。而在现代社会里，虽然金子依然是金子，也很值钱，但是没人去存金子了，因为现代社会的“金子”是货币。现代的货币往往是纸币，是可以印刷的。而在数字时代，货币往往只是一些数字，不用印刷，政府增加一点数字就可以增加货币数量，政府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都可以增加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和萧条也有了相反的含义。
在传统社会里，因为经济不发展，所以消费品极度短缺，储蓄少得可怜，投资也非常短缺。这样的社会，基本上谈不上发展，没有繁荣，也没有萧条。所谓的繁荣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丁兴旺、丰衣足食。而所谓的萧条往往意味着有自然灾害、作物歉收，严重的时候还会发生饥荒，引发战乱，从而导致人口大量减少。
但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的消费品越来越丰富。除了消费之外，人们还可以储蓄。储蓄增加，投资也增加，然后消费继续增加，于是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社会就出现了经济繁荣。经济繁荣的主要标志是消费总量（也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同时投资增加，企业家的生产活动量快速增长，就业率达到新高，失业率大大下降。
不过，有白天，就有黑夜，有阳，就有阴，现代社会有了繁荣，也就有了萧条。社会出现萧条的标志不是传统社会的消费品严重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消费品严重过剩，或者从生产方面来说，是产能过剩，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经济出现了失衡。由于产能过剩，生产的东西没人要，生产规模就会缩小，很多人就会失业，就会没有收入，也就没有办法购买消费品，于是萧条会继续发展。
如何只要繁荣而消灭萧条呢？现代主流的经济学家想了很多理论和政策工具，现代政府也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就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努力消灭萧条，以维持持续的繁荣。
政府财政政策上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降低税率。政府主张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能够在不解雇员工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生产或者有新的资金来扩大生产，从而降低失业率，维持这些人的消费能力，甚至增加他们进一步消费的能力。二是增加财政支出。政府举办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政府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提升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政府向失业者提供各种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
当然，经济学家和政府都发现，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只有短暂的繁荣，而严重的后果是政府债务迅速增加。在债务市场上，政府获得更多的借债机会，其实是挤占了企业的融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增加支出，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提振了消费，但由于挤占了企业的融资，最终还是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机会，从而让市场缺乏有效的投资，实际上损害了经济增长。
所以，政府的财政政策不可能一直很积极。理性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都会认识到，财政政策在应对萧条和创造繁荣方面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因此，政府一般不会一直采取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是主张稳健的财政政策。毕竟，一旦政府爆发债务危机，对于经济来说，就会有很大的消极效应。即使是所谓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遇到经济衰退周期以及像新冠肺炎疫情的灾难时——经济学家和政府都会忍不住采取积极的甚至激进的财政政策，其结果是好处不大，对经济的危害更甚。
在财政政策的作用有限时，经济学家和政府就会选择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工具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有些国家采取的是信贷扩张的政策，但归根结底是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去哪里了呢？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可以表现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可以表现为企业的贷款，还有消费者的消费贷，甚至直接给国民发钱，或者给消费者发消费券，给贫困人口发食品券，等等。
货币量的增加，可以让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并增加支出，可以让企业增加信贷然后用于投资，也可以让消费者增加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从而刺激消费，刺激生产。三驾马车一起推动，GDP会快速增长，至少名义上的宏观数字会非常好看。
但是，表面上的好景不长，增加的货币量刚开始有刺激经济繁荣的效应，而由于物价上涨、投资品价格上涨，增加的收入只是名义收入，增加的贷款也只是名义贷款，增加的政府财政也只是名义财政，于是GDP名义上增加了——仅仅是名义上的增加。对于这样的繁荣，经济学家称其为虚假的繁荣，或者泡沫。
最严重的情况是，有些国家这样做了，由于用力过猛，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直接导致货币崩溃，其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当然，理性的国家不会用力过猛，一般会在金融系统性风险出现之前就停止增发货币。即使这样，货币增发一旦停止，虚假的繁荣就会马上消失，进一步的萧条就会接踵而至。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祸害还不止如此。这些政策的最大危害是，损害了企业家的理性投资行为，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理性消费行为，从而损害了市场过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尤其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配置，让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期不断地加深、延长。
在秩序经济学家看来，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论是温和的还是积极的，更不用说是激进的或者疯狂的，都会损害市场秩序。一旦市场秩序被破坏了，经济增长就会缺乏秩序基础。货币如果没有秩序就会从金钱转变为没用的纸币，而所有的资产也会因为缺乏秩序而失去价值，甚至劳动力也会失去市场秩序而变得没有价值。由于经济价值失去了市场秩序的支撑，经济不崩溃才怪。
所以，主流经济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存在着错误，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是非常有害的。对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非常好的理论和政策工具。他们认为，繁荣和萧条只是经济体硬币的两个面，是不可分的。繁荣的时候，其实隐藏着未来的萧条，萧条的时候隐藏着未来的繁荣。从储蓄-消费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人储蓄多，投资就会多，就业就会增加，产出就会增加，这个时候经济就会处于繁荣时期；在繁荣时期的顶峰，储蓄达到了顶峰，投资也达到了顶峰，产出也就达到了顶峰。
接着就会开始萧条，因为产出很多，供过于求，物价会下跌，投资会减少，就业率会下降，工资水平会下降，储蓄也会减少。这一切都下降到低谷的时候，也就是萧条最严重的时候。但就在这个时候，物价开始上涨，投资开始上涨，就业率也随之上涨，接着经济繁荣就会来临。
从秩序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只要市场秩序存在，经济增长就会存在。繁荣和萧条，在秩序意义上，其实只是宏观数据的变化。即使在衰退期，物价低一点，通货有点收缩，工资率有点下降，只要市场秩序没有被破坏，经济价值就依然会存在。而企业家即使会犯错，也会选择正确的方案，这个时候企业家行为的调整就会让经济迅速走出所谓的衰退期。繁荣期往往意味着过度的投资、过剩的产能或者过多的消费。这个时候，只要企业家选择的秩序基础（也就是市场秩序）没有被破坏，企业家就同样会合理地投资和规划产能，消费者也会合理地收缩过多的消费，整个经济宏观上就会走向软着陆。
所以，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秩序经济学家看来，只要市场过程不受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干扰，市场秩序不受政府普遍性强制政策的破坏，经济即使存在周期，也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很容易向稳健方向转变的。
不过，主流经济学家和现实中的政府，还是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依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所以，人间依然在上演一幕幕的悲剧：过于积极的政府，总是好心办坏事。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阅读一下美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詹姆斯·格兰特的著作《被遗忘的萧条:经济危机与应对之策》。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1920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一场萧条。在这次经济危机里，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哪怕是温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实行了财政平衡，还提高了利率，但它在1921年就走出了危机。
从时间上说，很多人会讲，这个故事只是个故事，早就过时了。但是，将这个故事和后续的很多故事对比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后续的故事里，面对每一次危机，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结果是政府很难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市场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消化错误的政策导致的后果。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我们也不会深切地理解这一点：有效政府并不一定是积极的政府，有限政府才是有效的政府。
毛寿龙
202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