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何新1991年呈报国务院李鹏总理的一个经济研究报告。
一、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一个时期以来，有同志似乎相信这样一种假定：西方经济的发达是由于其经济理论的先进。由此引出的结论是：若引进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以之指导中国国家政策，不仅可以解决我国经济中的现实问题，而且可以快速致我国于现代化。
这是一种幼稚的迷信。许多理论谬误，连带引入政策设计后导致的政策失误，均由此而生。
5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也曾抱有类似的迷信。他们也曾试图引入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或凯恩斯学派等等，试图以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指导解决本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无一成功。他们后来不得不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条件，寻找新的理论工具，于是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体系的“发展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学派。
近年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发生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似乎已是一种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上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与此相反，一些人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低”，是因为其公然申明的党性、阶级性。）
实际上，如果说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理论内容未必直接关系到人的利益问题，而党性、阶级性还可能比较薄弱的话，那么，确实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比经济学更直接地关联着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切身经济利益问题。经济理论的构造和取舍，价值与是非的判断，不管经济学家是不是自觉地意识到，都极其强烈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牵制。19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关于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还往往反映了民族利益与跨国资本利益的尖锐争夺（例如19世纪英、美、德、法等国关于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争论）。对于这一点，诚实的西方经济学家并不掩饰。例如凯恩斯即说过：“至于我，我的学说，当然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仍然被看作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具有歧义和存在复杂争论的学科，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不纯粹是客观的科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流派极其繁多复杂。但近年在我国流行的却主要是两种学派，一是凯恩斯主义，一是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我们有根据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把这两种学派，特别是后者推荐给中国人，试图影响决策，是有目的的，是从属于国际资本要把中国国家经济拆散，然后有选择地以发达国家最大资本利益为核心，完成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构重组这一根本战略目标的。在这里，经济学理论和若干政策建议，确实成为实施这一目标的工具，只是人们未必觉察而已。
多数西方学者承认，当代西方经济学，距离成为一个具有公认规范和精确结果的理论科学，距离还相当遥远（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幽默：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会有三种经济学）。
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往往引用各种数据和数学符号、公式。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数学是有意义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有了数学，就具有了客观的科学性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伦敦麦克伦出版公司出版的《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一书中有详细论述。书中指出，数学在许多经济理论中的运用是脱离实际和意义甚微小的，计量经济的模型的运用是过分早熟的。。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列昂节夫（W．Lenotief）指出：“尽管专业经济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实际结果却往往是尽管计算精确而与经济实际并无关连，徒然引导读者由貌似合理的假设走向似是而非的结论。”（《经济学家》1984．9，第64页）
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者，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接受任何观念形态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凯恩斯：《通论》，第383页）。但正由于其重要，对于将其理论假设付储政策实践就更需要慎重：“对于社会最有威胁的并非经济既得利益，而是错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通论》，第383页）
这些看法，不是不谦虚，不是不尊重经济学，而是由于从18世纪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罗爵士误导法国政府政策，演化出法国大革命（马克思有此看法）约翰·罗，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1705年出版《论货币与贸易，为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法国国王接受他的建议，允许他在法国建立纸币发行银行（1716年）。这在初期刺激了法国商业繁荣。但随之发生大规模投机和通货膨胀，导致银行破产（1720年）。罗逃离法国。马克思认为罗的重商主义政策是法国革命的诱因之一。，到本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的大萧条，直到最近东欧国家制度的倾覆与苏联的社会动乱，以错误经济理论导致错误经济和社会政策，诱导出社会动乱的前车之鉴，在近代经济史上比比皆是。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谓“兵”是指军事、战争。但战争毕竟不是每日都发生，而经济却无一日可以无之。国民经济，才真正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若察之不以其道，则国本动摇，民生困竭，甚至政权倾覆。古今中外，其先例不可胜数！
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制订关系于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决策，不可不审慎。不可从西方经济教产书本中设计描绘的理念出发，而必须从中国的经济现实、社会实际出发。
谬误的理论之所以坏，不是由于在理论上一定讲不通，而是由于将其原则付诸实践，必会导致恶劣的结果。而好的理论之所以好，则并非因为它不会遭受非议，而是因为它在引导实践改善经济状况上行之有效。
在经济学中，实践、实证、实效，也应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市场自动调节理论的幼稚性
近年在中国流行的一部分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此书也是当代美国经济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论。我们许多人通过这本书，接受了自由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改革天然方向的意识形态假设。“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主要就是这本书在我国普及的。萨缪尔森在该书第三段称此书是“全部新古典学派的综合”。（据《剑桥经济杂志》1986．3）此书于1948年问世，于1965年印行12版。代表了美国二次大战后主流派经济理论。
在这本书第一章中，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自动调节理论－－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理论：在理想的市场关系中，供给、需求，能通过价格涨落机制而得到灵活调节和自然平衡。
就是说，当供给不足时，物品价格即上涨，高利润通过价格信号刺激投资者，促使其将资源、劳力、技术调入缺短品部门，于是供给增多，价格随之下落，社会需求得到满足。当供给超过需求时，物品价格即下跌，低利润、低价格信号将促使投资者转移资源、劳力和技术，于是供给再度实现平衡。同时，由于来自消费者选择的压力，促使市场竞争激烈，可以淘汰低效益的投资者，从而推进经济的高效率。类似的理论，更简括地被概括在所谓“科思定理”中：“假定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权利初始界定清晰，则资源配置便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优。”国内宣传这一定理论的文章，可参看《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第27页。反驳的理论，可参看《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高鸿业文。
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模型”。市场仿佛是一种美妙的自动机装置，而“企业家像是自动机那样地进行活动”。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妙的神话，就连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并不完全相信。然而，近30年来这个市场自动机神话，却一直被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作比较，并且由此得出如下两个重大的政策性结论：
1、据说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根源主要是由于缺乏市场的自动机功能。由于价格机制的无效，供给部门依靠集中的指令性决策，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对市场需求做出及时、灵活的反应，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浪费，人力投入的低效等种种弊端。
2、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自由市场化。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资源及主要生产部门必须全面完成私有化。
以上的市场理论和两点政策，构成1953年自南斯拉夫首发经济改革以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共同指导原则。但是现在，通过数十年以来所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实践，这一改革方案已充分受到检验。我们看到，在取得初期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后，社会主义经济几乎无一不随之陷入经济紊乱，继发社会动乱而崩溃，迄今无一国改革（除中国外）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功。
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以上的指导理论和方案实际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我们应当惊讶上述这个市场理论模型的构想，竟是如此简单和幼稚。上述理论的核心观念是通过价格和利润机制牵引投资方向。但是美国哈佛商校有两个学生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投资行为的理论和测定，是职业经济研究中最有争论的领域之一”（《宏观经济分析》，J．Shapiro，第252页）。他们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以上关于市场通过价格调节供求的模型，在抽象理论的意义上似乎是完美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构造的。因为，如果这个市场模型要在现实中成立，至少必须存在四个条件：
（1）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2）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3）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4）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
然而，在任何现实的经济体制内，我们都根本不可能现成得到这四个条件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把西方经济学中那种空想性的市场自动机理论，称作“充满合理预期的均衡论”。
他讽刺地指出：“每年在1／4以上的学位论文被席卷到这一假说的潮流中。”（日本《经济学人》1988．11，盐泽田典文）。相反，在现实经济中必须考虑以下问题：即使市场需求通过价格和利润给投资者有诱惑力的巨大信号，他是否可能立即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设备、技术、工人（即资本存量）。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上的代价有多人？是否可保证必定获利？
其次，投资转移适应需求是需要时差的。事实是，生产能力的改造往往落后于市场需求变化。自由市场经济的本性，即存在发生宏观失控即生产能力过剩和危机的可能性。
例如，由于市场需求千变万化，而个别投资者购置设备，雇佣工人，引进技术专利建造新的生产线，当其具有了生产能力时，原来在市场上闪烁高利润的需求信号，可能已经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整个生产配置、生产能力将成为社会性的过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已经配置巨大资源、劳力的生产线，就会成为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必然导致另一形态的低效率。
实际上，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上述市场自动机模型中已经隐涵。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导致投资自动退出这个生产部门。”
在上述的市场理论中，这一供求均衡的过程被轻描淡写地，甚至被颂扬为一种自动的控制阀、调节器。
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投资过旺、生产过剩，却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经济震荡和危机。工厂破产，商店、银行倒闭，工人失业，这就是经济中所谓价格信号下落，利润率下降而调节供求的必然相伴结果。
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伴生物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的职能，正是迫使经营者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比例失调的强制性手段。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要使资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资本论》第2卷）。
这种情况，在我国今天的经济现实中，实际也已经有所表现了。
目前之所以还能被控制，就是因为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仍在发挥作用。而俄罗斯近年的国民经济瘫痪，则恰恰提供了向自由市场全面转移中发生宏观失控所致经济灾难的反面例证。
三、影响我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两种西方理论
追溯8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中一些方针设计，以及对一些改革方案、蓝图和目标发生影响的理论，使我们立刻联想到20世纪西方经济思想史存在的两条主线。
第一条理论线索，是凯恩斯主义。第二条理论线索，是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
应当指出，尽管一些年轻的政策设计者对于凯恩斯学说究竟是否具有清晰全面的理解，是有疑问的。但是通过1985至1988年间以巨额政府赤字、信贷扩张、通货膨胀促进总需求，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已被接受并推广的高消费政策，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见诸实施的若干凯恩斯信条。
凯恩斯主义以“总量分析”来观察供给、需求形势的方法，现已被沿用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标准的术语、方法。而在1984年前，这一方法还被权威的经济学家指责为“反科学的”（如厉以宁，见《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第424页）。
但是，尽管凯恩斯学说当时已被运用于制订我国经济政策，它的某些深刻思想却未必得到人们的真正理解。例如凯恩斯学说是反对“萨伊定律”的。这个定律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因此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量如何增大，都不可能出现需求不足。”
（据《世界十五大经济学家》，日本现代经济会编，第24页。）－然而近似萨伊定律的看法，却一度也是引导我国生产力发展方针的基本假设之一。
正是由于无视生产能力发生过剩的可能性，才导致了1988年的经济过热。还可以有把握地指出，我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并未真正理解凯恩斯关于随投资增长，资本边地效率发生递降的原理。
（《资本论》第三卷指出：随着投资扩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有趋下降的趋势。所谓“资本边际效率”，我以为就是马克思所谓“平均利润率”。因此这一原理实际是凯恩斯抄袭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对于解释1988至1989年以后我国大中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和工业结构危机的发生，是有特殊意义。）
此外，还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当时热衷鼓吹高消费的人，也完全忽略了凯恩斯所指出的“消费倾向”（propensity）规律：收入愈高的人消费倾向愈低。而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社会贫富两极若尖税分化，将导致社会消费需求的急剧收缩，乃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近年我国经济中，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而储蓄余额仍大幅度上升，同时发生经济不景气。这种情况表明，凯恩斯这个观点也是有意义的。
最后，我还想指出最重要的两点：
（1）凯恩斯经济学被经济史家称作“危机经济学”，这不仅因为其诞生背景是30年代的大危机，而且因为他的主要分析，也是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危机问题的。
（2）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主张国家通过宏观控制干预经济，而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
但耐人寻味的是，近年与凯恩斯学说一起在中国并行不悖地大为流行，并且深刻影响了某些经济决策的另一派西方经济理论，却恰恰是凯恩斯所极力攻击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四、经济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首创于18世纪末的英国古典学家亚当·斯密。这一理论的核心包括以下要点：
（1）认为专业分工和自由竞争可以形成资源最佳配置，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2）从一国市场推广到世界市场，斯密认为，各国应根据各国天然条件，实行国际专业化分
工（近年中国流行的所谓天然优势理论与此有关）。按照这一理论，工业品应由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热带国为世界市场专业生产水果、海洋国提供水产、原料国提供原料、人口国提供廉价劳力等等。据说以此原则，可实现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
（3）为了保证劳力、资金、资源等要素能在世界市场中根据供求关系自由流动，斯密倡导排除国界、也无民族意识的泛世界主义。
（4）因此，斯密反对民族工业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政策。斯密认为追求私人利益、不仅任何干预的私人经济，乃是最有效益的经济。
可以看出，这一诞生于18世纪末的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论点，几乎不走样地流行在中国近年的一些经济理论中，（如收入《走向未来丛书》的《看不见的手》一书）。
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斯密这一理论在鼓吹“泛世界主义”的表象之下，其最大利益却是有利于工业发达国家的：
第一，此理论反对不发达国家搞自己的民族工业，理由是浪费世界资源。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工业化在全球扩展，会形成对老工业国的竞争和威胁。
第二，所谓发挥国际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对于主要依赖输出农矿产品和初级产品的非发达国，恰恰是经济劣势。因为工业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具有较高附加值，而以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由于存在巨额剪刀差，实际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
所以亚当·斯密主义的本质，是有利于当时工业技术独占世界市场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其真正目的是保障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工业霸权地位。
对斯密主义的这一本质，早在19世纪初叶，与英国对立的后进国家德国的一位经济学家F．李斯特，曾一针见血地作了揭露。他指出：“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浪漫 与世界主义经济区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所考察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殊的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所谓世界主义经济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是生存在永久和平局面下，并且各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似乎具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利益。但这两个假定都不成立”。（《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章）“同一个国家内各个不同地区之间一样，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协作关系，不过前者是通过国内贸易进行的，后者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的。国际生产力的协作是必要的，但缺陷很多。遇到战争、政治上的变动、商业恐慌等变动，就会中断。”“所以不论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协作，其次才想到国际协作。”（同上，第14章）李斯特还指出：“英国有一个秘不告人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这样的贸易，才能达到国家富强。”“所以他们要在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随时设法用廉价销售和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英国的工业对手。”
李斯特揭露，斯密的世界主义是帮助英国达到上述政策目标的经济理论工具。“威廉·皮特（英国首相）是最清楚看到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可以如何有利于英国的政治家。所以他常常随身携带一本《国富论》。”“英国人满口博爱主义、世界主义，但是一到涉及本国关税和商业利益的问题上，就露出了国家主义的真相。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加强英国工业优势时，他们才需要它。”（同上，第33章）有意思的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读这些话，我们有时似乎感到李斯特是为现代中国人而写作的。只是19世纪的“博爱主义”，今天在取代了英国工业霸权的美国人那里，变成了“人权”而已。
李斯特还辛辣地讽刺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论点，提出：“如果不受国家干预的经济是最高效率的经济，那么原始野蛮时代的经济就应当是生产力最高、最富足的经济了。”（同上，第14章）
李斯特还揭露了斯密鼓吹经济个人主义的实质：“在斯密理论中，有个人利益，有世界利益，就是不提民族国家。实际是利用个人，摧毁国家，让英国控制世界。”他愤怒地抨击斯密主义“流行学派抹煞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原则，甚至完成否定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要单靠他们自己的个人力量来进行保卫”。“然而在个人利益与世界利益之间有一个中介者、调解者，这就是民族国家。也许有一天，全球经济应当统一起来。但目前，国家仍然是个人利益最有力的保护者。个人是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和繁荣。”因此，“必须完成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它进入将来的国际集团准备条件”。（同上，第14章）
李斯特还指出：“国家对私人事业有时不得不行使权力，加以限制。”“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均衡发展。”“国家为了完成这类任务，难道不应该要求各个个人限制他们的自由吗？国家难道不应该因此要求个人牺牲收入的一部分，牺牲他们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一部分，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吗？”（同上，第14章）因此，针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李斯特强烈呼唤爱国主义：“我们首先是国家公民，而后才是世界公民。我们将自己的努力与力量献给我们民族的文明、幸福、荣誉与安全。我们也为人类争取这同一目标。但是人类的幸福必须与民族的幸福一致。”（《费·李斯特》，第35页，商务版）
李斯特以19世纪初法国低价大量进口英国工业品，导致法国工业破产的事例，揭露斯密国际专业分工论的民族自私本质：“英国对工业品出口给予补贴，当时法国人不加考虑地欣然领受了这一礼品。”“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中以较低价格获得了所需要的消费品，似乎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工人由于失业而乞讨流浪。”“英国人以出口补贴形式赠送欧洲的礼物实在不小，但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更加惊人－－他们丧失了发展自己国家工业的机会。”（同上，第12章）因此，李斯特的重要结论之一是，国家对本国民族经济的干预和保护都是必须的：
“历史向我们指出，干预政策不是出于空中的理想，而是出于的分歧。由于国与国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由于存在国际竞争和战争，各国经济必须由国家保护。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冲突还不能结束以前，这种干预政策是不能放弃的。”（同上，第10章）迄今，李斯特似乎还是中国经济学界很不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与门庭若市的亚当·斯密学派不同，这位19世纪大陆经济学派的开创者，在20世纪除在日本、德国外，受到英美学派的极大冷落。实际上，他是发展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奠基人，有的经济史家把他誉为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理论之父在1950年德国纪念李斯特的讨论会上，一位经济学家指出：“李斯特的理论具有无比的现实性”，因为“人们意识到，单有冒充为完备体系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不够的”（《弗·李斯特》，第27页）。二次大战后西德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坚持了李斯特主义而不采纳美国人试图输入的新古典主义，作为政策的指导理论。
在观察经济理论史的时候，许多人容易发生两种误解。一是以为经济学存在一种连续而一脉相承的发展，却忽视了实际上往往同时并生着许多不同的流派。一是以为后来出现的理论一定比前面的高明。其实，在亚当·斯密主义流行英国的同时，19世纪在欧洲大陆盛行的却是李斯特所代表的“历史学派”经济学。最有趣的是，当美国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国家要政府保护、抵御英国工业入侵时，政府采纳的也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而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并不流行。但当美国工业在20世纪已在世界市场中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后，李斯特主义就被抛弃了，而斯密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却成为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经济学说，似乎它是唯一正确和“科学”的理论。其实这是欺人之谈！
另一方面，联系近年在我国思想界，与经济自由主义同时流行的是“国际缓和、世界长远和平论”，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是一种偶然吗？
今天的中国经济，必须对世界开放。但是这种开放，必须坚持中国经济利益的主体地位，而不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属物。因此，我们在惊讶亚当·斯密主义具有现代性的同时，不禁也会惊讶19世纪李斯特与亚当·斯密所辩论的那些问题－－即要泛世界主义还是要爱国主义，也具有惊人的现代性。一些倡导新自由主义和经济泛世界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家，是否曾考虑过这种经济理论的民族利益属性的问题昵？
五、我国自由市场改革方向的理论来源
斯密的理论，在19世纪除英国外，实际并不流行。20世纪初，英国剑桥教授A．马歇尔（1842－1944年）倡导新斯密主义。经济史家称之为“新古典主义”，以标志其与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的联系。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危机，使得鼓吹市场机制尽善尽美而否认经济危机理论的“新古典主义”受到严重挑战。早年信仰新古典主义的凯恩斯，就是在这时走向了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说，主张国家应当干预经济，建立凯恩斯学派。
但英国当时还有一派经济学家，继续承袭斯密、马歇尔衣钵，鼓吹市场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史家称之为“伦敦学派”。
20世纪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并未超越老的斯密主义的樊篱。它依然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正统经济学说，认为国家不应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与斯密的看法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不少后来被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所放弃的古典观点，仍被这一派经济学家维护和发挥。因此甚至凯恩斯也把伦敦学派看成西方经济学界的极右翼思潮。
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1984年以来，如果说我国经济宏观政策的某些决策曾被凯恩斯理论所引导，那么我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政策，即工业改革理论，却主要是依托于伦敦学派所提供的论点（我国经济思想中倡导这一学派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可举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此文还连载于《读书》杂志）。1983年中国出版了一本销量很大的书（看不见的手），这本书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中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回到亚当·斯密去，即重新强调市场竞争和自由价格制度的重要性。而在同一年，美国却出版了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第3版），指出：“如果有规模经济，就会有市场的失败，因而需要政府干预。”实际当新古典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最新”成果在中国流行时，它在大洋彼岸已经遭受了广泛的冲击。包括这个学派倡导的经济数理化思潮，也受到了广泛的怀疑。琼·罗宾斯因此称70年代是新古典主义面临“第二次危机”的时期（第一次危机指大萧条和凯恩斯的批判时期）。为什么在美国经济学中当时已不时行的经济思想，在80年代却被广泛传播于我国呢？这一现象是引人深思。
我们注意到，伦敦学派的一些理论要素，几乎丝毫不差地被照搬照抄到近年的中国经济学中。直到现在，仍在某些方面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改革理论。揭露这一点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确是事实。
若为不信，我们可以摘引和介绍这个学派中几位代表性人物的主要理论，作一比照。
哈耶克和罗宾斯，是3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罗宾斯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是能使各种经济资源最有效地配置于各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体制，对这种市场机制的破坏则是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
因此，罗宾斯强调国家不应于干预私人企业的活动。他说：“政府对待工业的政策的目标必须是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那里，企业的力量和对资源的处置完全由市场来支配。”（《大萧条》，1934年伦敦，第193页。）
这一学派中最著名、也是反对社会主义最坚决的人物，是出身奥地利贵族的冯·哈耶克（F．A．VonHayek）。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有一场非常著名的论战，称之为“社会主义大决战”。一批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就是哈耶克。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是否合理，而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论战另一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兰格。兰格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仍然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可惜，他的思想在我国介绍不多。）
哈耶克深信，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最好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自由放任保证经济进步，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节均将阻碍经济进步。哈耶克认为，即使国家干预和调节能够暂时稳定经济，那也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的。
他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经济效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即使可能存在某种价格制度或竞争制度，但仍然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率，从而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照样是不可能的。”（参看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评论》，1936年10月）哈耶克还提出了一个由经济到政治的著名命题。他断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那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定导致极权主义，走向对民主和自由的限制。”
哈耶克认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将促使生产成本降低和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但这种追求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才有保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由于自由竞争受到了限制，利己的动力便发挥不出来，效率必然是低的。至于合理的决策，则以完备的市场信息的掌握为前提。但市场信息是分散的，它们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充分地、灵敏地反映出来。信息的分散性要求决策的分散性。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计划化工作）不可能取得像在市场经济中分散决策那样的高效率，甚至依赖于数学工具也无济于事。”
因此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看法是，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在这种中央计划制度下，不可能存在企业的本单位利益或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使个人的“主动性”、“进取心”得到发挥，而是一切听从上级的命令行事，结果必然官僚主义滋长，极权主义盛行。
以上这些观点，对于经常翻阅我国近年经济著述的人，应都不会感到陌生。虽然人们并不见到都知道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名字。实际上，我们有根据指出，东欧一些经济流派和我国近年关于社会主义体制弊端的一些主要论点，正是来自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著作。
按照伦敦学派的看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必然加剧国际冲突，因为它破坏了国际分工，把一个民族的利益置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罗宾斯说：“一个有着入场多计划经济的世界，将是一个地理上的工团主义的世界。任何类似于竞争性市场之点都会消失。在各个制度内部只会有对生产要素的极权主义的处置；在它们之外则会有国有垄断造成的混乱……很难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与自由企业的世界相比，和平会更有保障，国民生产率会更高，而国际分工可能减少，国际投资几乎微不足道。在各国之间现有的政治摩擦之外，还要发生许多经济摩擦，而它们在私人经营国际贸易时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国家计划化的世界，不是一个能使政治稳定或经济进步的世界。”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导致世界战争的制度。
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不利于国际分工的指责，似乎恰恰从某种角度回应着19世纪李斯特对斯密主义的批驳。但是，由此我们倒可以思考一下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分工论，究竟是对哪些国家有利！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另一个最大特点，是在鼓吹自由市场神话的同时，否认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周期性危机的规律。他们认为，如果发生危机，那只是经济暂时的失调或偏离。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本来已经完全摧毁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70年代以后，在美国，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在面临挑战，而中国很多学者对这种挑战却似乎知之尚少。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在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许多命题和定理是证明市场如何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如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但现在人们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市场机制并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最优）配置。孰不料在七八十年代，通过东欧一些经济学的中介，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却在我国得到了复兴。然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今天，通过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道路上发生的历史性失败，我们已有必要重新审视曾被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导向理论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最后，应当指出，本文指出了影响我国经济改革的两种西方主理论来源，但并不意味着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全盘否定。事实上，本文只是想指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照搬照抄它们并不行。对它们的理论内容需要分析和鉴别。政府引导实践，而理论引导政策。任何政策理论最终都应当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修正。
（1991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