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师兄钱理群教授又出新书了。不过，这回的新书不是独自撰写，而是联合主编。即便如此，《安顺城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在老钱心目中也是分量很重、很重，以至多次提及，都说这是他晚年最大的项目，也是心愿所在。
出书就出书，为何强调“又”呢？那是因为，最近二十年，老钱的学术写作及出版呈井喷状态。每次朋友聚会，他都会掏出几本新书相赠，且笑嘻嘻地说：送不送在我，看不看随你。确实，常有朋友半开玩笑说：大家都很忙，老钱写书，我们读书，最后读书的赶不上写书的进度。
前北大校长曾不耻下问，征询我的意见：你们文科教授真的六十岁以后还能出成果？我回答三个字：“正当时。”因为，此前或知识积累不够，或日常工作太忙，还有家累什么的，没能彻底放开。六十岁前后，各种状态调整到位，真正有才华且愿意献身学术的文科教授，终于开始发力了，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最典型的，莫过于我的师兄钱理群教授。
2002年，满六十三周岁的钱理群教授，“循例”退出北大课堂。当初他的表态是：这是一段生命的结束，又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大家也就听听而已，知道他还会继续写作，但谁也没想到，失去北大舞台的老钱走入更为广阔的世界，左冲右突，越战越勇，将自家智慧与才华发挥到了极致。
此前虽也强调独立的姿态与批判的声音，追求“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人生道路，但多少受制于学院的舞台及视野。退休以后，老钱百无禁忌，自由挥洒，“逐渐走出现代文学研究专业，开始了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以及地方文化研究，并更深入、自觉地参与民间思想运动”（参见钱理群《八十自述》，《名作欣赏》2020年第三期别册《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就说出书吧，老钱至今撰写了大小书籍九十余种（含若干未刊），其中完成于退休前的仅二十六种（那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老钱退休二十年，其工作业绩已远远超越在岗时。
老钱有点特殊，不是每个退休的文科教授都能像他那样超水平发挥。除了社会责任与个人才华，还必须提及，老钱始终有一种紧迫感。第一次听他这么感叹，是1991年，那年他因病动手术，一开始怀疑是癌症，老钱很紧张，“病后就有了先前没有过的‘要赶紧做’的念头”，于是赶写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和《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老钱自称此次病痛促使其奋发，加快步伐，于是“迎来了自我学术、思想、生命创造的一个新的高潮”（钱理群《八十自述》）。
这“要赶紧做”的理念，涉及老钱治学的一大特点，即先立其大，确定目标后，再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策略。我曾戏称其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当然是引用铁人王进喜的名言，可历史上很多奇迹，都是这么创造出来的。老钱要做“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依常规看，不太可行，因他不懂外语，涉及这两个形象/主题/理念“自西徂东”的过程描述，只能借用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可老钱的学术感觉很好，且擅长趋避，“过程”一带而过，重点落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探究，故此书提出了若干思想命题，“是我的学术中思想含量最大的一部著作”（钱理群《八十自述》）。与此相类似的，是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当初我以为条件不成熟，因很多重要档案看不到，只读公开出版的书籍，犹如雾里看花。但老钱笔锋一转，论述主题变成了“我和毛泽东”，最终写成了自我清理与历史建构并重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台北：联经出版，2012年；此书有日文译本及韩文译本）。这种大处着眼，不过分拘泥于史料及规范的研究与写作，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院派所不敢想象，也难以企及的。借用老钱的话，这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不是“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而是灵光一闪，发人深思——老钱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主要不是“完成”，而是“提出”。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追寻其思路，辨认其缝隙，克服其缺憾，而使论题获得大力推进与展开。
想大问题，出大思路，写大文章，这是老钱的特长，也是老钱对读者的期待与召唤。读老钱的书，不要过分计较局部的得失。涉及某些专业问题，即便像我这样才疏学浅的，也都能看出师兄的毛病；落到专门家手中，更是很容易横挑鼻子竖挑眼。单就具体论述而言，老钱每本书都不是特别完美，或者说并非“无懈可击”；可每本书都有新意，看得出作者一直在努力搏击进取。这与老钱的文化立场有关：拒绝成为纯粹的学院派，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这使得他的很多论述，更像思想文化评论，而不是专深的学术著作，你只有读出老钱所有著述背后蕴涵着的“当代中国思想进路及社会问题”，方能理解其真正的好处。这位学者的大部分著述，都不局限于书斋，而是连接窗外的风声雨声。也正因为有社会实践垫底，有思想道德引领，老钱的批判立场以及不断进击的姿态，才能博得众多掌声。说到底，这是孕育于大转型时代、记录着风云变幻、投射了个人情感、有可能指向未来的思考与写作。
二
老钱思维特别活跃，每天都有新见解，好主意更是层出不穷，只是不见得都能落实。这种性格，特别适合于当导师。老钱刊行第一本随笔集，是我帮助命名的，就叫“人之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背后略有自嘲的意味。不过老钱把它说开去，变成了重要的人生感悟。要成为导师，必须有个人魅力，才能吸引众多追随者——不一定是及门弟子，也不必执弟子礼，反正都愿意跟着老钱干活。老钱的名言：坏人已经联合起来了，好人本就不多，更要联合起来做事。老钱属于“春江水暖鸭先知”，擅长表达自己的超前思考，也喜欢挥手指方向，好多精彩的论述犹如行动口号，这与他早年热衷阅读毛泽东著作以及在贵州的民间思想群落中的领袖地位有关。至于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一回事，起码体现了某种理想情怀与实践方向。
每当老钱慷慨激昂、十分高调地谈论自己如何“做小事情”时，我就暗自发笑。不过，这个笑，没有任何恶意。我承认，倘若过于洁癖，那是做不成任何事的。老钱之所以能做成很多事，比如主编《新语文读本》，策划若干丛书，长期和众多青年交朋友，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等，都与他善于提倡、指导与协调有关——若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能做到的就必定很有限。老钱没有任何官位，单靠个人魅力，做成了很多事（包括这回参与主编《安顺城记》），这种民间思想及论述的魅力，近乎奇迹，以后很难再有了。十年前，我写过一篇《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第二期)，其中有这么一段：“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你可以‘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即不追随潮流、不寻求获奖、不申报课题、不谋求晋升，全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但这只能算是‘自我放逐’，其结果必定是迅速淡出公众视野。”
老钱以鲁迅研究起家，日常生活中，也颇有追摹鲁迅的意味。关注当代中国，介入社会现实，强化批评力度，追求精神境界，这些都是。但老钱有个特点，特别喜欢“三”这个数字，读钱理群《学术纪事（1981—2019）》：2005年完成了“我退休后的三大学术著作”，2007年“我写了三大本教育论著”，2008年“我做了三大演讲”（参见《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12页）。《八十自述》结尾处，总结了“三大人生经验”，连带检讨自家的三个缺憾。到了出版书籍，更是众多三部曲——在广为人知的“鲁迅研究三部曲”（《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鲁迅远行以后》）“周作人研究三部曲”（《周作人传》《周作人论》《读周作人》）“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1948：天地玄黄》《1949—1976：岁月沧桑》《1977—2005：绝地守望》）外，还有“当代民间思想史研究三部曲”“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三部曲”等。老钱的自我定位，首先是“文学史家”，这就要求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上形成独立的文学史观、方法论与叙述方式，于是，在大获全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之外，老钱正全力以赴独立撰写《钱理群新编现代文学史》，以便形成“文学史三部曲”。
老钱的文章及著述，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里有立场问题，也有文风问题。老钱写作很快，每天三五千字，那是很稀松平常的。只要想好了大思路与写作框架，提笔就来，长江黄河，浩浩荡荡，以大视野及风神气象取胜，不计较细枝末节。不是说材料或细节不重要，而是正在兴头上，顾不及那么多，先写下来再说，日后自有专家帮助打扫战场。
作为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老钱平时说话或写文章，喜欢用大词，且论述时不怎么自我克制，擅长总结与提升，有时不免疏于论证。其论述风格，较多地保留了八十年代特色，年轻一代不见得愿意接受并欣赏。但老钱不管这些，依旧沉浸在自家的思考与写作激情中，每天笔耕不辍。我等常人，写作时容易犯困；老钱则反过来，不写就困，很容易睡着。年方八二的老钱，平日思如泉涌，每天兴致勃勃，没有变法不变法的问题，一直往前走，直到有一天写不动，那就真的“完了”。
读钱理群《学术纪事（1981—2019）》，2013年已宣称：“本年，在写作上是我的‘收官之年’，即将原先铺得过宽的写作范围做最后的扫尾工作。”那是因为，由于身体等原因，老钱必须转移阵地。2015年7月10日搬进泰康之家（燕园）养老院，此消息一经友人公布，还曾引起轰动，许多人不解，以为老钱“穷途末路”了，殊不知他是为了集中精力写作。自称晚年生活要好好调整，多多休息，“在生命的不息燃烧与超脱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可你听听他的自述：“在养老院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三部重要著作。”（《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15页）先不说这三部大书的厚重与广博，单是“约二百五十万字”就足以把人吓倒——每年撰写五十多万字的学术作品，这哪里是养老院，分明是写作营！
老钱说《安顺城记》是他晚年最想做的大事，好像是收尾工程的意思。其实，老钱的话不能太当真，每回听他兴致勃勃地谈论新的想法，鼓励他写出来，只见他神秘地眨眨眼，说已经快写完了。至于能不能出版以及何时出版，不在老钱考虑范围内，写作的目的，是让后人了解这个时代一个读书人思考的高度与广度。
三
既然老钱那么喜欢三部曲，这回《安顺城记》也不会是孤军奋战，我替他总结：加上此前合作主编《贵州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以及独立撰写《漂泊的家园》（三联书店，2016年），乃老钱的“地方文化研究三部曲”。
“地方文化研究”并非老钱的主攻方向，但贵州是他除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家园。老钱多次说过，不了解他与贵州/安顺的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学术与人生。谈论贵州、研究安顺，是内在于他的人生和学问之中的。这事肯定要做，至于什么时候做，以及做成什么样子，那是机缘凑合的问题。看得见的是十八年的生命记忆，以及众多新老朋友的精诚合作；压在纸背的，则是多年从事现代文学、当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精神史以及民间思想运动研究的思考。
比起很多更有文化、更多人才、更为富裕的省份来，贵州有老钱这样的“志愿者”，实在是十分幸运的。这位退休教授，自带干粮，千里奔袭，集合很多同道，做成了《安顺城记》，其经验其实很难复制。我不想过分夸大老钱在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能力及贡献，我只是说他起到了“发动机”那样的主导作用。我们相约关注地方文化（这里有更为广阔的学术思考，不仅仅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编《贵州读本》，我编《潮汕文化读本》（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年），应该说效果都不错。可他主导《安顺城记》一路顺风，我的《潮州城记》则偃旗息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潮州”已不存在，分割成了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竞争多而合作难；还有一点，我没有老钱多年深耕贵州所形成的深厚的经验与人脉。
老钱特别擅长自我总结，这既是史家立场的体现，也与其诸多开风气之先的努力在国内学界没有得到充分肯定有关（老钱至今未在国内获得过任何重要的学术奖项）。因此，老钱著作（尤其是主编的书）的序言特别值得玩味。《贵州读本》的前言题为“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文末是：“这件事需要持之以恒地长期坚持下去，需要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做。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安顺城记》的序言则是《集众人之手，书一家之言》，将此书的特点及突破，包括“贵州本地人用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仿《史记》体例写一部《安顺城记》的创意和设想”，以及“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努力，还有全书编写的十个方面的理念与要求，交代得清清楚楚。而我最感兴趣的是，主编及总纂是如何汇聚六十八位三〇后到八〇后的撰稿人，让“六个年龄段的作者通力合作，并且各得其所”，最终达成“立一家之言”的目标。老实说，这个操作难度之大，一点不亚于艰深的个人著述。
若想了解为什么选择这么一种操作策略，建议阅读收入三联版《漂泊的家园》中的《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323—332页），那是老钱2012年12月在《安顺城记》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论“编写《安顺城记》的理念、方法和史观”，还有好多具体措施，涉及“民间修史”的方方面面。将此文与日后正式刊行的七卷大书相对读，不难明白老钱这位“规划师”所起的巨大作用。
最后，请允许我引一段老钱的自述：“《安顺城记》的确贯穿着我们的历史观。其一，这是一部以安顺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土地上的人为中心的小城历史；其二，突出安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突出‘多民族共创历史’的史观；其三，强调‘乡贤与乡民共创历史’，既突出乡贤世家的历史贡献，也为平民世家立传。其四，融文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为一炉的‘大散文’笔调书写历史，这是对历史叙述的基本要求。”（《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永恒》，《北京青年报》2021年4月9日）如此精彩的自我概括，我已经不能赞一辞。
2021年4月2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