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始讲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学之路。六十多岁讲传记材料似乎有点早，按照中国传统应该到七十、八十岁。但是我又一想，万一死掉怎么办？所以现在先来讲一点，其实这些材料以前都在书里写过，今天不过是系统化一点，再补充一些细节。

我曾经说过，我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还债”，一个是“圆梦”。

那么，我有什么“债”？简单说起来，是三笔债：欠家庭的债，欠年轻人的债，欠自己的债。

我的家庭

先谈家庭。我出身于世家。外祖父项兰生，他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还在看他的年谱，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于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他的年谱里有一段对王韬的回忆很有意思：“韬师住四马路十路……韬师谈论甚豪，论天下大势，历两时许，滔滔不绝。”第二天他又请外祖父吃饭，“并赠著述十数种，以后往见数次，几曾嘉许，颇得教益，并尝曰通书后，对于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务必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为立身行己基础。功名问题，可以坚决放弃。”这里记述了我外祖父受王韬那一代的影响，老师强调的是：八股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这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眼光。后来我外祖父成为维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他的日记记载了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界对革命的反应，我看了觉得很有史料价值。以后他又创办浙江兴业银行，担任董事长，到五十岁时就退休了，五十六岁（1928年）时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维新派人士，而且又较早参与中国银行界，应该是江浙实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我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外祖父就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我的母亲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父亲后来大概是1906年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他先是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他应该是胡适的同学。我曾谈过20世纪初有两次留学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鲁迅在内的留日学生，主要学习人文科学，学军事，学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亲这一拨留美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那时著名自然科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等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发起组织自然科学家团体，办《科学》杂志，我父亲是最早发起人之一。我曾经研究过他们的《科学》杂志。当时在中国比较早提倡民主科学，一个是《新青年》，另一个就是《科学》杂志。我们过去对自然科学这一块不够重视，其实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学家是不能忽略的。我父亲基本主张农业治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后来“好政府主义”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强调要改变中国面貌必须进入体制内，这与我们今天某些知识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所以蒋介石1928年统一中国后，国民党也试图走专家治国的道路，有一批专家进入国民党政府机构内，我父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农业部的常务司长，相当于今天主持业务工作的副部长。我父亲主持全国农业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战时期对大后方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他的农业思想，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个观点：发展农业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个目的要综合发展，强调农业的商品性，发展商品农业，而且从金融、信贷、生产、流通、科技、教育——各个环节发展农业经济，这些农业经济思想与今天非常接近。但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个悲剧。总的说来，我父亲属于胡适这个体系。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我父亲是他组阁名单中的农林部长。我另外一个哥哥，三哥，抗战时从沦陷区逃到重庆，后来跟穆旦他们一样作为大学生当美军翻译，以后进入外交界，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以后又到美国，做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他和父亲都属于国民党系统。

我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属于共产党系统。我们家庭有两次大分离，一次是抗战初期，父亲随国民党迁重庆，就把几个较大的哥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于重庆，当时哥姐还在上海沦陷区，我们没见过面。我二姐抗战时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在上海参加新四军，成为一个文工团员。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是一个忠实的老共产党员。我和二姐解放后才见面。还有一个在沦陷区的哥哥也参加地下党，成了南京学生运动的一个领导人。在《1948：天地玄黄》有两个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别人不知道，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里面有两章比较特别，别的文学史家不会写，这与我的家庭遭遇有关。其中一章写学生运动中的文艺活动，可以说这一章是为我的哥哥写的。还有一章写解放区的文工团活动，为的是纪念我姐姐，而且还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是有关知识青年与战士结合的感受，写得非常生动。我用这种方式默默纪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后来不提这些老共产党员，我觉得不大公平，所以我尽可能地写到他们当年的贡献。

我们家第二次大分离是1949年前后。1948年我父亲把我们从南京带到上海，当时准备从上海逃到广州，再逃到台湾去。结果到上海后我母亲不肯走，因为他们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的好朋友陈叔通和张元济当时都是进步人士，跟共产党有联系，所以我母亲不肯走。于是就让我父亲到台湾看一看，一看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曾经跟李欧梵先生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同年），如果当年到了台湾，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历史是说不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家第二次分离：我父亲去了台湾，我当外交官的哥哥去了台湾，后来我大哥去美国留学。我们家后来再也没团圆过，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我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1]

我讲这一段历史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现代思想史，特别是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而我们家庭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在我们家都有体现。我父亲可以看作进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而我留学美国的哥哥则可以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我父亲也多少带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色彩，是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体制的类型，我的参加共产党的哥哥、姐姐和姐夫是典型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而我们最小的三个则是新中国以后培养出的人才。我们新中国成立后都受到比较完整的教育，我的小哥哥在清华大学学工科，姐姐读北师大，我是在北大，但我们三个都因为家庭问题发送到边远的地方，我姐姐到新疆，哥哥到福建，我到贵州，这都很典型地体现了我们这种家庭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改革开放后我们各自命运又发生巨大变化，变化最大的是我们最小的几个，我哥哥成了福州大学校长，我姐姐是乌鲁木齐市特级教师，我成了北大教授。我们整个家庭就是各类知识分子的浓缩，也就是说我的研究面对的不是与己无关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我的家庭，或者说研究我自己。[2]

我有一篇文章这样讲：政治家们、历史家们常常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在多个场合谈论20世纪国共两党分分合合的历史，却很少人去关注、理会这种分分合合的历史对由于种种原因参与其中或者受到牵连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的影响，以及更为深远的心灵的影响。这其实反映了我们历史观和历史叙述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只有历史伟人而无普通人，只有群体政治而无个体心灵世界。对我而言，这段历史是血肉的历史，个体命运和家族命运连在一起的历史，我更关注的是历史事件对个体及家族心灵世界的影响，关心的是人而非事件，这也包含了我个人的痛苦经历与体验。我从出生就面临家庭的一次次分离，尤其是1949年后的第二次分离，对我们家庭每个人的心灵和命运有巨大影响。对我来说，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和我的父亲、哥哥划清界限，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痛苦。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叙述过这种痛苦，那就是必须把我的父亲哥哥看作妖魔，看作丑恶的敌人，要和他们无情地划清界限。这就形成了我内心最惨烈的记忆。我一直保留着父亲的相片，先是在家里挂父亲像，后来不能挂了就取下来，我当年从北京到贵州时就带着这张照片。“文革”抄家时把照片抄出，我被批为典型的“肖子肖孙”，于是就把父亲的照片烧掉，而且当时毫无痛苦，但是后来想起来非常可怕，这是我最恐惧的记忆：父亲的照片被儿子亲手烧掉。

所以当我作为一个学者重新面对这段历史时，我首先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我苦苦探索中国这一段分离的历史是怎么造成的，它留下什么教训，我常常为“它会不会重演”这样的问题所缠绕，惊恐不安。这是我的研究的一个强大的内在动力，是我还不清的债。我如果解释不清楚，就无法去见地下的父兄。[3]

这同时也决定了我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因为我的家庭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而且我的感觉中，他们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说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对他们有同情的理解，尽管他们有自己深刻的历史教训。[4]

我和青年

我的第二个“债”，就是欠年轻人的债。

我这个人一辈子爱和年轻人在一起，也就惹出了许许多多的麻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压在心上的坟》，也许有些同学看过。讲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的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有一个女学生，和我关系并不密切，在“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出于良知，站出来为我说了几句公正话，就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再加上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按当时的观点，就天生地有罪，在压力之下，这个女孩最后就投湖自杀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个年轻人，竟然因为我而自杀！我就反复地审问我自己：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我一个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来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人生命之重来换取自己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自己的责任：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在贵州大地上的这样一个坟就永远地压在我的心上。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年轻人、学生交往，我总觉得有一具沉重的死尸横埋在我和青年之间，向我警示着历史重新发生。

我确实经常在年轻人面前，有一种愧疚之感。永远摆脱不掉的梦魇，构成了我90年代以后的研究、写作与讲学的一个内在动力与心理背景。最近我刚写过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成年人的责任问题。大家知道，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少年作者，也有人称他们是“天才少年”，我读他们的作品，发现了他们对学校教育、对社会、对人生都充满了调侃，从中透露出看透了一切的冷漠。我猛然警悟到在我们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中是不是出现了调侃的一代？太早地看透一切，太早地冷漠地对待一切，这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要追问，这调侃的一代是怎样产生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人们都在演戏，老师、家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在演戏，孩子是敏感的，他作为观众，看你演戏，看来看去，就把什么都看透了，觉得一切都是假的，都可以一笑了之，于是自然要调侃，而且自己也来演戏。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大人犯浑、犯罪，在孩子身上得到了报应。这是很残酷的。我始终有这样一个负债情结，一种罪恶感：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没搞好，出了很多问题，那是成年人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没有搞好，让青年人承担，在青年人身上得到报应，是不公平的。[5]

这样的欠债感、罪恶感，就构成了我的教学与写作的内在驱动力。我的写作是有比较明确的对象的，就是年轻人。所以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前面有一个献词，就是“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记得鲁迅说过，他的写作有三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那些孤独的改革者；第二个对象是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第三个对象就是敌人。我还大概没有像鲁迅那样的“为敌人写作”的意念，但确实是在为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写作，因为我所欠他们的债。

当然，这也可能构成我的一个弱点。就有人批评我，说我有“青年崇拜”的倾向。可能是这样吧。我的心灵最软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不想回避这一点。我当然清楚，青年人是多种多样的，有人会利用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与其被那些浑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我知道我的缺点，就是轻信。但我又记得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最容易原谅的弱点就是轻信。我就是这样，只要是年轻人，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就觉得很难拒绝，看到年轻人受难，我就受不了。这就免不了要上当受骗。但又是鲁迅说的，我不能因为上过一次、若干次当，就把一切前来求助的年轻人都看作是骗子。当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以后，是非常痛苦的，有一种美好的感情被玷污的感觉。但独自舔干受伤的血迹以后，又忘了，遇到什么事，又免不了继续上当受骗，这几乎成了宿命，大概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知道青年人不完全可靠，但是，你反过来想，青年人不可靠那你靠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为什么呢？我说得很清楚，就是到了世纪末，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对一切都绝望了，一切都看透了，唯一没有看透，更准确地说，唯一不敢看透的是年轻人，是孩子们。如果孩子也看透了，那该怎么办呢？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绝望到底了。我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其实是给自己又造了一个梦，但是不造梦又怎么办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不得已而为之中建立的一个信念，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说到底，不过是还债而已。这个观念，在这个现代、后现代时代，可能显得很陈腐，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如此，只能如此。[6]

我一生中不堪回首的记忆和隐痛

第三个债是自己的债，是我欠自己的债。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在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别是前半生。太多的动摇、屈辱、背叛、扭曲、变态……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

最近我刚做了一次贵州之行——大家知道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这次我又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面对当年的很多老朋友，其中有些我对不起他们的老朋友，见面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些年大家都在谈“文革”，谈忏悔，我没有发言。其实我自己时刻在进行着“文革”的忏悔。我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或者说罪过，有两个，都是“文革”中发生的。一个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的，也写了文章，就是烧毁了父亲的照片。另一个我从来没有谈过，今天我要把它说出来。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革命，人们就给我加上许许多多你想象不到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一些是非常奇特的，在今天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联想。我举个例子。“文革”最可怕的地方是发动你最亲近的人来揭发你。有一个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学生揭发说，钱某人喜欢蓝色，特别是天蓝色，这是真的，因为我喜欢天空，但下面一句就是编造的了：说我不喜欢红色。这就麻烦了。于是一位美术老师就站出来分析，说钱理群为什么喜欢蓝色，因为国民党的旗子是青天白日，他不喜欢红色，因为他仇恨五星红旗，你看他多反动，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这位美术老师还从专业的角度给我加上一条罪名，说蓝色是冷色，红色是热色，这暴露了他内心的阴冷，他对人民冷酷，对我们人民共和国没有热情。[7]同学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好笑，但是当时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天天逼你检讨，逼你挖掘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没完没了。我看透了他们是要逼我说谎，不说谎过不了关。我就横下心来，既然你们的分析、批判如此荒诞，我也可以胡编乱造。我当时还有个天真的想法，以为编得越离奇，将来就越好翻案。于是，我就把教材拿来，一篇篇地从反面想，说自己怎么怎么在课堂上放毒。我也特别能写，一天一大摞检讨书。弄得那些“左派”都很惊奇：怎么钱理群有那么多反动思想呀。他们就觉得这个钱理群很有挖头了。[8]我原来想用这个办法来解脱自己，没想到却引来了更加频繁的更加严厉的逼供。开始是逼我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后来就追问我：你这么放毒，别人，特别是你的朋友是怎么反应的？他们说了什么？你这么反动，他们怎么就不反动呢？我原以为把自己骂够了，骂臭了，就可以过关，现在却要牵连到他人了。开始我还想做一点反抗，坚持说就是自己在放毒，别人没有反应。这显然不合逻辑，说不过去。在压力之下，我就犯了一个终身不能原谅的错误：我开始编造关于他人的谎言，连累了自己的朋友。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连累朋友，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因此，这一次见到受到我的伤害的朋友，面对他们老态龙钟的样子，真是悔恨交加。当然，大家都不会提这些往事，也许有些朋友已经忘记了，但我心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是我心中又一座搬不走的“坟”。

这正是“文革”最大的罪恶：它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让其恶性膨胀，使人不成为人，由此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恶。前一段，我说过一段话，引起许多争议，其中也有误会。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人有时不得不说违心的话，但必须有几个底线：第一，必须分清是非，必须明白说违心的话，是个错误，不能把说谎当作光荣；第二，必须是被迫的，不能主动去说谎，不能为了个人目的主动去说谎；第三条，不能伤害他人，说话的后果你自己承担，绝对不能连累别人。大家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包含着我在“文革”中的最惨重的人生教训的。我这么说，是有着非常深的隐痛的。[9]

前面说过，我一生中犯过两个大错误、大罪过，现在，我要趁退休前最后的上课机会，公开说出来，而且是向我的学生——在座的诸位说。说出来，长期郁结的内心的紧张就舒缓了，可以相对轻松地去安度晚年了。

学术动力：精神自省、自赎与自救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人生教训、隐痛，这样一些压在心上的坟，成了我的研究、写作的内在动力。前面说到的《压在心上的坟》这本书，就分为三辑，有三个标题，其实就是思想的三个层面。首先是“我的悔恨”。懂不懂得“悔恨”，有没有“知耻”之心，这是思考的基础与前提。看起来很简单，现实中却很难做到。鲁迅早就说过，中国人都是阿Q的子孙，最没有记性，十分健忘。更可怕的是强迫遗忘。于是，就有些知识分子写文章作报告，从血泊中寻出美好来。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可见，能否悔恨，其实是为人为奴的一条界线。第二是“我的自剖”。知耻、知罪不够，还要解剖自己，要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自剖、自醒。作为一般的人，做到这两点，能够自悔自醒就行了。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学者，特别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就不能停留在自悔和自醒当中，还要有第三层面的“我的反思”，要从历史上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作理论的思考，提高到理性的层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仅仅咀嚼苦难，更不能去美化苦难，而是要从苦难中提炼出精神、学理。不是经历了苦难人就必然变得聪明，很多人经历了苦难，不知反思，结果照样做蠢事。这是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我写过一篇文章，作为《压在心上的坟》这本书的“代序”，明确提出，我的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就是“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10]

而且，不仅是历史的苦难，更是现实的苦难。我在现实中遇到挫折，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我就去读书，做研究，所以学术研究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精神自赎、自救的作用。我就是通过《心灵的探寻》这本书的写作走出“文革”的阴影，通过《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这两本书的研究，克服了后来的精神危机。

最近的一次，在我遭到一些人批判的时候，我的感觉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当你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刹那间你会自己产生一种迷惑：我到底有必要这样做吗？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寻求外在精神资源的支持，以唤起内心的光明来抵御。我的办法就是读书，研究，压力越大，越要拼命读书写作。“文革”的时候，开完批判大会，第一件事情是去大吃一顿，一是慰劳自己的身体，一是示威：你批我，我照样活着，活得更痛快。然后照张相，现在还留着，叫“立此存照”。然后就回到房间里，那时候是单人房，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实在写不出就抄书，抄鲁迅的著作。我有大量的鲁迅研究札记，就是这么在压力下抄出来的。这一次，也是如法炮制，去编书，就是这些年很有点影响的《新语文读本》。那段时间，我早晨7点起床，晚上12点休息，整天泡在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的阅读与编选里。我后来写了篇文章，这样描述在那非常时期非常奇特的生命的体验：“仿佛超越了时空，突然和荷马、苏格拉底、但丁，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和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曹雪芹，和鲁迅、老舍、沈从文、巴金相遇，和这些民族与人类文明史上灿烂的群星交谈着，争辩着。忽而畅怀大笑，忽而默默沉思。然后我牵着中学生的手，把他们引导到这些巨匠身边，互作介绍之后，就悄然离开，让他们，这些代表着辉煌过去的老人和将创造未来的孩子在一起心贴心地交流。我只躲在一旁，静静地想，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就为了这个瞬间，我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无怨无悔的啊”，“一面是咒骂声不绝于耳，一面却在进行着这些美妙无比的精神对话；内心充盈着对孩子、对民族与人类未来的爱；自然时节正当酷暑，内心却吹拂着阵阵温馨的春风。冷与热，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爱与恨，光明与黑暗，就在同一时刻如此猛烈地加诸一身，这是难遇的人生体验”。后来，我写出了《与鲁迅相遇》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体验的产物。研究与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我证明：不管外在环境如何，人仍然可以创造并坚守着自己的诗意而神圣的精神生活。[11]这是巨大的精神对抗，因此，无可否认，这同时是对人的身心的巨大伤害。在两者对抗稍有缓解时，我就被击倒了：前年十月生了一场病。学术研究就这样和我的生命纠缠为一体，有巨大的收获，也有巨大的付出。

这里顺便说一点，这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追求，就是期待与读者心灵的沟通。我十分地重视读者，在我看来，学术著作的生命是在读者那里得到延伸的。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里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期待我的研究成果的最佳效果，是年青一代朋友从中得到某些启发，感到满足，同时又发现了许多缺陷，感到不满足，然后激起自己的创造欲，自己来修正、来补充、来发展。这种修正、补充就是我的学术生命的延伸。这也包括评论家的诘难、批评、阐释与发挥。也就是说，一部学术著作是在读者与评论者的参与和再创造中，得到价值的实现的，这与文学创作是一样的。因此，我曾经把我的学术著作出版以后的反应，包括批评、讨论，都汇集起来，以显示学术生命的延伸。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由于前面提到的我与年轻人的特殊关系，我特别重视跟年轻读者心灵的沟通，所以用很大的精力来写信。我可以自豪地说，除了台湾、西藏以外，几乎所有的省都有我的通过通信而结交的朋友，后来有的见过面，更多的是始终没有见过面。而这样的通信对我的精神的支撑是难以言说的。因此我从来不认为给年轻人回信是增加我的负担，这其实是双向的：我既给青年以帮助，同时青年也支持帮助我。

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在我遭遇批判，最困难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浙江的年轻的中学教师的来信。这位老师当年是北师大的毕业生，前几年就写信给我，说他感到中学语文教育有很多问题，想离开中学。我写信鼓励他，说你得坚持住。这回他来信说，钱老师，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我已经考上某学校的研究生。他说，中学教育留不住优秀的人，他们来了也走了，我终于要走了，我很幸运，也很失落：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恰恰需要我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信的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钱老师，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只是想告诉您，我希望您能快活地生活，因为您是好人。我无力去阻止那些对您的伤害，我只能说更尊敬您，爱您。”这封信深深打动了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我在回信中也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很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感到一种温暖。我们都是普通的人，自己面对压力时只能默默忍受，看着他人受难，也只能以无言表示声援。如你信里所说：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正是这个‘不知该说什么’，让我深深感动。是的，我快活地活着，真的快乐。我的老伴就说我这几天的心情特别好，原因就是我在给你这样的朋友写信，写着写着，心就变暖了，变软了，以至什么也说不出来……”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感应，正是在和这位中学教师、普通读者的沟通中，我感到了自己的学术与生命的价值。

在我看来，我们大陆学者一个最大的幸运，就在于我们拥有了超出专业范围之外的很多的读者。我和许多海外学者交谈，他们说他们的学术著作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而我们的学术著作，我的学术著作，却能走出专业圈子，得到普通的读者的回应，我觉得这是中国学者独有的优势，是应该格外珍惜的。[12]

在一次颁奖会上，我曾经引用了庄子的“相濡相沫”来说明我和读者与学术界朋友的关系，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互相搀扶着：这就够了。但我又怎样向往于那相忘于江湖的境界，那将是一个永远的梦。”这大概就是我对自我价值的一个体认：我是用我的学术著作来证明我的存在，这是一种存在之美，存在着，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我又努力着，没有荒废，没有懈怠，从中体味着生命的奋进之美。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互相搀扶着，不是一个孤独的人，有一群朋友，有自己的读者，在搀扶中获得生命的共同价值。

另一个动力：圆梦、好奇心和发现的冲动

这段话里，还说到更向往于“相忘于江湖”的梦，这就说到我的另一个写作的动力，就是为了“圆梦”。

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而且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写梦。也是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查旧报刊，发现了民国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9月25日《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作者是中大附小钱理群。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见诸铅字的作品。我今天朗读一下——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优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飞到空中，去和小鸟、蝴蝶舞蹈，和白云赛跑，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去拜访月宫中的嫦娥，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可惜我没有翅膀。假如我有了翅膀，是多么有趣呀。”

这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说老实话，在“文革”的时候如果被发现我可就完了。单凭“《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七年”这几个字就能给我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尽管我还是个孩子！

大家看，我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其实现在还是做梦。我有一篇文章回忆我的中学时代，题目也是《曾经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这一点可能和诸位不一样，你们的中学回忆肯定是沉重的。而我是在1950—1956年间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这是什么意思呢？1950—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向上的时期，因为新中国刚建立起来，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因此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这一点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不一样。我曾经说过，中学时代奠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底色，是非常重要而关键的。我的童年生活的底色是充满光明的。大家也许很难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高考压力，我1956年高中毕业，当年大学招生的人数比高中毕业生要多，就不存在考不上大学的问题，只是考什么大学的问题。所以我学习非常之轻松，有许多时间，有很大的空间，自由地做梦。没有多少作业，上课基本就全部掌握了，下课时间都是自己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于是就读书，读闲书，各种各样的书，漫无边际，抓过来就读，没有目的，完全是兴趣所至。像过瘾一样，翻下去，翻下去，翻累了就放下书来，任自己的思想随意驰骋，想想作者可能往下写什么，书里的人物活到今天是什么样子，怎么说话，怎么行动。想着想着就信手写下，不管写的是诗还是小说，反正是自己写的，经常是自己一个人看，从不给别人看，往往陶醉好几天，过几天再偷偷地读，然后就厌倦了，不满意了，甚至害羞了。结果呢，就把它撕了，一点也不觉得可惜，甚至慢慢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的作品。——今天来看，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写作。

那时候我每到星期六都干什么呢？和我一个好朋友，两人在南京玄武湖上划船，划到荷花的深处，躺在船上仰望天空，像白云飘浮一样，任凭自己的想象，编故事，编童话。我记得我写过一个童话，叫《神剑》。我编，那个同学会画画，帮我画插图。就这样过着很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无拘无束地思考想象，可以说，一个自由写作者、思考者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而且我还形成了一种理念，当时叫学习经验。我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语文老师劝我考中文，数学老师劝我考数学，老师、同学都觉得我很可爱，喊我叫“钱大头”，因为我头特别大，目标显著，大家都记得我，特别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学习经验会上有个发言，我自己也至今不忘，因为它是照亮了我的一生的。当时我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把上每一门功课都当作精神的享受，学习就是探险的过程，每一次上课都会发现新大陆，要带着好奇心，怀着一种期待感，甚至神秘感走进课堂。——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独立的学习观、读书观，以后就发展成为我的研究观，我对学术工作的一个基本理解与信念。

这就是我这些年经常说的，读书，学习，研究，在本质上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这里有一个我和世界的认知关系问题。世界是无限丰富的，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所掌握的世界知识是有限的，还有许多未知的世界等着我去认识，我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这就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和好奇。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未知世界，你对它充满期待与好奇。正是这种期待、好奇产生学习、探索的热情和冲动，这是一切创造性的学习、研究、劳动的原动力。

学习和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的过程。我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心灵的探寻》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类越来越认识到鲁迅其人其作品本身即是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各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的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其实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这样一个对研究对象的永远没有完结的不断发现、不断接近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对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立的新的发现。这样你就永远处于一种发现的冲动之中，并由此而产生无尽无限的兴趣与乐趣。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口头禅是“好玩”，这种好玩的感觉就是来自于不断地发现带来的难以言说的愉悦、满足感与充实感。所以在我的感受里，学术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我看现在同学们愁眉苦脸地做学问，就觉得挺奇怪。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有苦恼，那是在探索中的苦恼，是苦中有甜的。

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说的学术研究中的发现，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发现，更是一种自我发现，因此就会产生自我生命的升华：学术研究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

问题是怎样使自己始终如一地处在探讨、发现的状态，由此获得永恒的快乐？这是我的人生道路、研究生涯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介绍林庚先生的一个观点以及对我的影响。那是1984年左右，我刚留校做助教，严家炎老师是系主任，他提出要举办学术讲座，请中文系已经退休的老师，来做最后的公开演讲，让我来做具体组织工作。于是就请来了吴组缃、林庚、王瑶、朱德熙这样一些一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那真是一次辉煌的“演出”，同学们未能赶上，是很可惜的。我记得林先生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几易其稿。那一天，他的穿着看似朴素，但是很美，很有风度，说不出的那种风度，一站在讲台上，就把大家给镇住了。讲完以后，走出教室，他就几乎倒下了，我把他扶到家里去，回去就病了一场。他是拼着命来讲这一课，讲完了人就倒了：这真是“生命的绝唱”。正是在这次课上，他提出：“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我当时听了，心里为之一震：这正是说出了学术研究，以至人生的真谛啊。所谓“永远处于婴儿的状态”，就是要以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去倾听，去阅读，去思考，这样才能有不断的新的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么使自己永远处在一种婴儿状态。

后来我们的《新语文读本》选了梭罗《瓦尔登湖》里面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黎明的感觉”。“黎明的感觉”就是每天睡了一夜醒来，这就意味着一段生命已经过去，一切重新开始。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意味着你获得一次新生，你的生命开始新的一天，就有了黎明的感觉：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你用新奇的眼光与心态去重新发现。这就是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一种新生状态，就是真正的学术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我们讲“赤子之心”，就是指这样的状态与境界。北大大在哪里？就是有一批大学者，他们都是汪曾祺所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人要一辈子保持赤子状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经过苦难以后。面对苦难的折磨，人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苦难压倒，另一种是历经磨难以后还保持赤子之心，这就难上加难。[13]

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很同意梭罗说的另一句话，他说人无疑是有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的。外界的环境我们管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你可以有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生命的质量，通过自己主观努力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小环境。

这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就说说我在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吧。我当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一所卫生学校去教语文。从北京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而且在中专教书，对我来说，外部条件是够恶劣的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不管怎样，现在我在教书、上课。上课有两种上法，一种是当作任务被动地上，一种是主动地写一首“教育诗”，把教学工作变成富有创造性的、有诗意的劳动。当然，客观条件并不具有诗意，记得我第一次上课，讲台上就放着一个骷髅头，吓了我一跳，同学们因为是学医的，普遍不重视语文课。因此，诗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我很快就发现班上还是有几个学生喜欢文学，我就为这几个学生上课，后来成了终身的好朋友。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踢足球，当“教练”。其实我不会踢球，但我能和学生一起踢，大风大雨还在烂泥中打滚，踢得很投入。就在和青年学生的亲密接触中我获得了写诗的感觉。这还不够，我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诗意。贵州的大自然是很美的，我一大早，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等待太阳出来那一瞬间，把它画下来；天下雨了我就冲到雨地里去画画，雨水流淌在画面上，彩色浸润开来，真有象征派绘画的味道。学校附近有一个水库，我半夜跑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样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样子，就画一幅“月下的山和水”，还配一首诗，叫“诗与画”；这是真的在写诗了。[14]

但在“文革”时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半夜三更跑出去干什么，他肯定是特务。当时我还真编了一本诗画集，送给我的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文革”时为了收集我的罪状，还派人外调，跑到南京把画和诗取回来，一看，都是“儿童画”，充满童趣的画，弄得那些“左派”也哭笑不得。[15]可惜这本诗画集后来销毁了，不然留到今天，那是多好的一个纪念。

直到今天我还形成了一个习惯，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总是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目标，或者读一本书，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旅游，我都把它诗意化，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兴致勃勃地投入进去，以获得写诗的感觉。我强调生命的投入，全身心投入，我跟前几届的北大学生都说过：“要读书你就拼命地读，要玩你就拼命地玩”，这样，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追求这种生命的强度和力度，酣畅淋漓的状态，这同时是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我的全部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16]

话说回来，这种状态的付出太大，连玩都全身心投入，那太累了，所以我的经验只是我个人的，绝对不是向大家推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像我这样一代的学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要了解我们这样一代的学者，对我们成长的大的社会环境要有所了解。我是在贵州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我于1960年到贵州，1978年考研究生回到北大，前后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也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正是一生最具有活力的岁月，我是在贵州度过的。而其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同时就意味着，我是在中国的社会的底层，在边远地区来参与、体验“文革”的，这跟很多人在京城、在大城市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里不妨说说我的“文革”体验，但也不可能全部展开，因为时间有限，只能零星地讲一点，讲一些故事，可能同学们会有兴趣，因为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我对“文革”的预感

我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从头参加到尾，没有当过一天逍遥派，知识界恐怕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的。我之所以积极投入，一个重要原因是，“文革”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种预感。

这是由我当时的经历与处境决定的。我那时在安顺卫生学校教书，可以说多是非常认真地在教书，因此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但就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有一天，我们的一个校长到我们教研室来，为一件事我们有不同意见，就争论起来。那个校长是个很老的干部，因为党内斗争与省委书记发生冲突被贬到我们学校，当然就不把我这样的小小语文教员看在眼里，还要摆出马列主义者、老革命的架子，引经据典把我训了一顿。偏偏我年轻气盛，也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自然不服气。不服气不说，还跑到寝室拿来一大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这位校长据理力争。他当然辩不过我，下不了台，就利用权势来整我。当时我们教工团支部正在评选五好团员，本来我的呼声很高，校长一干预，自然就没有选上。这还不说，他还布置同教研室的另一位语文老师来监视我，说钱理群家庭出身反动，你们要注意他的一言一行。这位老师为人非常正直，就把这件事向我透露了。所以我直到现在都和这位老师保持良好的关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我第一次和权力者、权势发生冲突。我当然不服气，而且因为我是学新闻的，政治上很敏感，那时已是“文革”前夕了，我就觉得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可能有我这样的平民老百姓说话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和这位当权者斗争，既然你布置人监视我，我就准备整你的“黑材料”，这位校长每次讲话，只要我觉得有问题我就记下来，我认定这样的校长尽管自认老革命，却利用权势整群众，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我和这位校长暗中斗争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新的党支部书记，来了没多久，就和这位校长发生了矛盾，听说我反对校长，就找我谈话，说党是理解你、支持你的。当时我真是激动万分：终于得到党的支持了！但很快我又和这个支部书记发生了冲突。我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有点毛病，一辈子总是不断地与领导和权势者发生冲突。我和领导的关系一般有三部曲：第一部，总是得到领导赏识，因为我确实能力比较强，做事也认真。第二部，因为我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喜欢提意见，动不动就顶撞领导。把领导得罪了，于是必然有第三部：被领导整。我几乎逃脱不了这样一个命运。当时校党支部准备发展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入党，这位老师有点假，比如他在一次学雷锋的讲用会上说，他像雷锋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眼睛亮了，在黑暗中都能看得很远了，其实他是个近视眼，这完全是文学的夸张，老师们都在背后当笑话说。但党支部却要发展这样的人入党，还要开会征求群众意见，谁都明白这不过是走过场。就我不知天高地厚，发言反对。我一开炮，所有的老师，包括党员都支持我，弄得支部书记很狼狈，暗地里把我恨死了，我还蒙在鼓里，以为他是支持我的。

就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也是凑巧，当时我因为到农村劳动，得了传染病，住在医院里，正发着高烧。我在报上看见毛主席肯定了北大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立刻准备写那位校长的大字报。结果我的大字报还没有贴出来，那位校长就先组织写大字报，公布我的档案材料，把我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漏网右派”（反右运动时我被内定为“中右”）揪了出来。而且很快发生了我在前一讲提到的那位女学生因为同情我而被迫自杀的事情。而在我被揪出来没多久，校长又被揪出来了，因为他当年得罪的省委书记也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下令再度把他打下去，和他本来有矛盾的支部书记自然也借机对他下手了。

文化大革命前和一开始发生在贵州小城的这些与我有关的事情，今天回过头来看，其实还是有某种典型意义的。它至少说明，“文革”的发生，是与当时的社会问题和党内关系的紧张相关的。我曾经说过，在讨论“文革”的时候，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回避的，就是“文革”是一场全民参加的运动，所有的人，亿万人，都卷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必须做出解释的。在我看来，各种人从不同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原因卷入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复杂，要做具体研究、具体分析。就我的体验，处于底层的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卷入“文革”，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当时的一些问题，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这与上层的卷入，是不一样的。

就我所感受到的，或者说我看到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以家庭出身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所造成的不平等。这一点我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你们看，无论是那位校长在“文革”前整我，还是“文革”一开始把我揪出来，都是抓住我出身不好这一条。其实在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受歧视的。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跟学生关系太好了，所以学生都要求我当班主任，我自己也很想当班主任，但就不让我当。后来我提出申请也不予理睬。到“文革”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钱理群处心积虑要和党争夺青年，不让你当班主任你抢着当。这些事情今天都很难理解：现在是没有人愿意当班主任，而那时当班主任也是组织对你的信任，是一种权利，我这样的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没有资格当班主任的。连谈恋爱都很困难。因为家庭出身是要连累到后代的，当时什么事情都要查三代，这种情况下，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又跑到台湾去了的人结婚呢？一般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夹着尾巴过日子，我却偏偏不安分守己，还爱闹事，人们都认为钱理群是很危险的，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卷入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反抗这样的由出身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前面说过，我曾经和学生实行“三同”，即同吃同睡同劳动，我那个班当时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社来社去班”。他们都是从人民公社招来的，毕业后再回到人民公社去。这些学生全部是贫下中农子女，出身都比较好，但他们却感受到另一种不平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对农民、农村人口的歧视：一个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取决于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城市还是农村？所以我的这些学生，尽管家庭出身很好，但他们也卷入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们感受到另一种形态的不平等：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别。

还有一类人，他们喜欢独立思考，不是领导怎么讲他就相信什么，还要自己想一想。而且这样的人，能力都比较强，或许还有点狂妄，不大瞧得起基层领导，常常和领导发生冲突。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划右派就有一条标准，就是：凡反对党的基层领导，就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对党，就是右派。因此，这些顶撞基层领导的人，都被看作是右派，或者有右派倾向的人。我与校长发生争论，校长敢于派人监视我，就是根据这样的逻辑。而我当时和校长辩论，还犯了一个大忌，就是我也来引经据典谈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也是被垄断的，解释权只属于党员领导，像我这样的小小教员怎么可以随意乱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何况我还要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反驳领导的意见？这本身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当时类似我这样的有点独立性，因而被基层领导视为异端或不好管教的人，是很多的，几乎各单位都有，他们平时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经常被领导“穿小鞋”，“文革”一来，他们的卷入，几乎是必然的。当然，更多的是被“逼上梁山”的：“文革”开始，被领导揪了出来，打成“反革命”，就只能铤而走险，也起来“造反”。

第一次当“右派”，以及第一次获得“解放”

因此，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一开始，是作为领导眼中的“右派”被揪斗的。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人的思想：他们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理解成一场新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整“各级党组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解决“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的问题。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今天看来，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显然是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受压制的多少有些反抗思想的基层群众，即他命名的“革命派”，来冲击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传达到并不知道斗争背景的基层，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此，我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我获得了一次解放！后来，我也果真获得了“平反”，从“反革命”变成了“革命群众”，获得了参加“革命群众组织”的权利。随后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特别是对“驯服工具论”的批判，“造反有理”及“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等理念的强调，对我来说，是对自己长期以来心存疑惑的许多问题的一个解答。大概是1966年11月、12月，由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地方各级党组织全面瘫痪。

这都是历史当场的感觉与感受。今天回过头来看，自然会有新的反省与反思。

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第二次“解放”

到1967年1月，毛泽东以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为样板，在全国发动了全面的“夺权”斗争，到了贵州安顺这样的基层，就变成了“夺公章”的闹剧。而实际上，是将文化大革命引入“全面内战”。我在《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之一》里，有过这样的描述：“群众中分裂成各种派别，各派打得你死我活，目的就是夺权，就是争夺那个公章。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跟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你这一派掌权了，你就是‘主人’的一分子，可以享受各种权利；你这一派的对立面掌了权，你就是‘奴隶’，随时都有可能被‘专政’的铁拳剥夺一切权利。这是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无法保持中立的立场，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红了，全盯着这个‘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这种权力崇拜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可以说已经渗入到不同程度卷入文化大革命潮流中的中国人灵魂深处，并且遗传到了后代。‘文革’在思想上对中国人民毒害最深，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有两个观念。一个是这个‘有权就有一切’，还有一个是‘只要目的是崇高的，就可以无所不为’，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做。这已经成为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全面“夺权”的背景下，北京发生了众多老革命家“大闹怀仁堂”，当时称作“二月逆流”事件。按今天的说法，这是党的高层围绕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展开的一场斗争。在一些基层则是继“文革”初期之后，第二次在群众中抓“反革命”，搞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对前一段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进行报复。我所参加的群众组织就这样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而且很快影响到我自己：对立面的群众组织突然宣布对我的“平反”无效，他们抛出了一直保留着的我的“反革命罪证”，主要是我写的一些所谓“黑诗”，其中一首是写我的一个奇思异想：如果能够“一筋斗翻到西雅图”，到地球那一边的美国去玩玩，多有趣！批判者则说，这是我的“企图投靠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的大暴露。这样的批判，在当时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在“文革”中美国是被视为“天字第一号敌人”的，我居然想（哪怕仅是想象）到美国去，这自然是反动透顶，我自己都觉得难以辩解。——其实在60年代，我还有一个到欧洲旅行的“梦想”，幸亏我没有公开宣扬，否则就更是“反动透顶”了。我的欧洲梦直到退休后，也就是四十年后才得以实现；而在当时，我却要为自己的美国旅游梦付出代价：第二次被逐出“革命队伍”，被剥夺了刚刚得到的一切权利，重新成为“专政”的对象。

随着当时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与反击，117号文件发布，为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平反。这样我就第二次获得了“解放”。

第三次成为“反革命”，并再也不被“解放”

在所谓“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中，有过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之争，最初准备称作“公社”，毛泽东认为夺权后的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由“革命领导干部”、“部队代表”与“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组成。而在我们这样的刚刚获得某种解放的人的感觉中，这就是要恢复旧秩序、旧体制，当然要反抗。于是，我们就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反对派。而贵州是全国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之一。我们还要继续反抗，就被视为“反对红色政权”的“新生反革命”，就要对我们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也就第三次饱受专政之苦，而且不再被“解放”了。除了运用专政机构对我们实行监控之外，还组织所谓“文攻武卫”的“群众专政部”：利用拥护“红色政权”的知识分子，用“批判的武器”对我们进行“文攻”；又发动工人农民实行“武卫”（“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进行“武器的批判”，行使镇压之权。

终生难忘的“逃亡”

而且我自己也终于没有逃脱。大概是1968年，学校搞清查运动，这时候工人宣传队与军人宣传队都已经进驻学校，主掌大权——这也是毛泽东利用军队和工人来控制被他放出来，却已经不再驯服的学生的一个手段。清查运动一开始，工宣队和军宣队就宣布，学校有两股反动势力，一股是反红色政权，另一股就是前面说的“社来社去”班学生的造反，而这两股潮流都跟钱理群有关，他是总后台。这两拨学生确实得到了我的支持，这回我就在劫难逃了。按当时的形势分析，我很可能要被捕，于是我决定铤而走险，逃到南京的家里，去看看老母亲，哪怕是看了一眼再被抓也好。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逃亡”经历：那是极其可怕的，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

我先是坐火车逃到贵阳，本来准备坐飞机直接去北京，这样就可以最快地逃脱追捕。但当时买飞机票、住宿都要有单位证明。我预先准备了一份假证明，这也是一个学生帮我制作的。但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用假证件，就紧张得不得了，那位售票员只看了我一眼，我就吓坏了，以为被他看出破绽，连忙逃跑。旅馆也不敢住了，贵阳火车站也不敢上，就跑到贵阳南站，在旁边的石头山上去露宿了一晚。那真是难熬的一夜，真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当时我只有二十九岁），竟然成了一个逃亡者，在这个社会无容身之地，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但一想到我一切都还没有开始，连恋爱都没有经历过，就这么死了，实在于心不甘，我不能自杀，就决定到北京去告状，当时还是寄希望于毛主席的。

问题是如何尽快离开贵阳：我估计学校已经发现了我的逃亡，一定要派人到贵阳来抓我。而当时贵阳要上火车的人太多，根本挤不上去。情急之中，我决定学习《铁道游击队》里的游击队员，在火车开动的瞬间，跳了上去，紧扒着车门外的手把，整个身子都贴在上面。当时有很多人都这样扒火车，所以车站上的人也不管。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过山洞时，空间突然变得非常狭窄，而且浓烟倒流，憋气得很，过一回山洞，全身都熏黑了。而贵州的山洞又特别多。而且长久地挂在车厢门外，稍有不慎，或支持不住，一松手就完了。后来车厢里的人看我实在太可怜了，就把门打开让我挤进去。坐下来，问身边的人：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省公安厅的干部，又把我吓了一大跳：会不会是来抓我的？真的成了一个惊弓之鸟了。车到了桂林，不敢再坐下去了，就跳出来。和在车上认识的一个流浪儿童混在一起。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车上、车站上什么人都有，我认识的这个流浪儿童，其父母好像也是广州军区的什么干部，文化大革命被关了起来，他就到处流浪，自然比我有经验，反过来照顾我。

后来我还是设法买了上北京的火车票。但没想到火车到了郑州，突然停下来，上来了一群戴着钢盔的“文攻武卫”队员，说是要检查证件。这又把我吓坏了，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哇，检查到我身上就完了，单是铁棍一阵乱打，我就受不了了。但我又不能有任何动作，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奇怪，他们在离我还有一两个位置的地方，突然不查了，下车走了。我当时心里想：真是天助我也！——人处于完全无助的情况下，真的只有相信命运了。

我好不容易逃到我大哥那里，却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在被审查，家里还住着一个监视他的人。我这一去正是自投罗网，马上就被关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学校，学校就派来了两个学生，把我押送回去。押送的是一个“要犯”，在武汉要换火车，找旅馆，都不肯收留，只能蹲在火车站里。今天提到武汉，我就想起当年做被押解的犯人的滋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这是很难形容的。

后来车到了柳州，正赶上广西两派武斗，上面子弹飞舞，我们就扒在车厢的地板上，随时都有流弹穿窗打进来的危险，那又是一番恐惧。

一路押着，押到贵州。一下车，全校“革命师生”都在那里等着，不由分说，戴上“117黑参谋”的大牌子，走遍安顺大街小巷，一路游斗。然后万人大会批斗。批斗完了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半夜里忽然被叫起来，电筒光一阵猛照，真把我吓死了，以为要枪毙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经战，就是要制造恐惧。最后由于形势变了（“文革”中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大概是强调要“落实政策”吧，于是又把我放了。

那样一种恐惧感，真正是刻骨铭心，成为我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或许正是这样生命的体验，决定了我今天的基本价值立场。但这样的“红色恐怖”并没有压倒我，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反抗意志。尽管一直处在严密的监控下，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人”，但我仍然参加了许多“地下活动”，这里又有很多“故事”，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就说说我的又一次“死里逃生”吧。

死里逃生

当时“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实行“围剿”政策。最后把我们逼到了一个工厂，这个厂的周围都是山，山上由全副武装的“群众专政队”控制着——现在，他们所有的已经不是原先的铁棍，而是由军分区发放的机关枪。当时我参加了宣传队，要到被包围的车间去演出，经过一片开阔地，只见子弹横飞，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害怕，一阵猛跑，就冲过去了。又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路过工厂的人，要从封锁线过，我劝他不要走，他说有急事，非从那里过，结果就中弹倒下了，我冲过去把他救回来，他因为流血过多，终于死在我的怀里，我全身的衣服以至内衣全都被他的鲜血浸透了。

这是我第一次闻到血腥味，第一次面对无辜者的死亡。这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血的历史教训”，就是和这样的“血的记忆”连在一起的。我之所以不能容忍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不管用了什么名义，就是因为我曾经直接面对无辜者的死亡，任何为杀害无辜者的行径辩解的说辞，我都从中嗅到了血腥味。

而当时我们这些“红色政权”的反对派的处境却十分险恶：封锁圈越来越紧，有消息说，很快就要全面清剿我们困居其中的工厂，我们只得连夜逃跑。

那夜，正下着暴雨。我们就在夜色和风雨声的掩护下，从严密把守的两山之间，悄然无声地偷越而过。这是非常惊险的一幕。——我一生经历了不少险情，这恐怕是最危险的一次。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像是看惊险电影或电视，但我们当时都有命悬一线的感觉，而且非常地狼狈。一出门我的鞋就掉了，而且完全不习惯于走泥泞路，走一步滑一步，还是一位青年工人把他的鞋脱下，让我穿上，我至今还感激这位似乎是姓沈的师傅，当时我们都在一个宣传队里。在患难中我结识了不少工人朋友，以及其他阶层的朋友，和下层社会的三教九流都有接触，这或许对我以后的价值立场也有些影响。

我们逃到哪里去呢？正好当时部队换防，来了一支原来驻云南的野战部队，或许是党内、军内斗争的缘故，他们到贵州来，就支持我们这些反对派。我们当晚就撤退到部队的营地里，得到了保护。后来听说曾有满满一车“文攻武卫”队员到我所在的学校捉拿我，幸亏我躲在兵营，才幸免于难。

我到了兵营不久，就写了一首诗。诗云：“千炮轰，万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一个个比钢硬，比铁坚，顶天立地堂堂英雄汉。一身单衣，一本宝书，无牵无挂，任围追堵截，任血腥屠杀，老子只有一句话：为保卫毛主席，献出这一百多斤又算个啥？”这里讲“千炮”、“万弹”自然是文学的夸张，而“老子”云云，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但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却是真实的。而经过这样一些磨炼，得出的结论却是用生命“保卫毛主席”，尽管这也是真诚的，却包含了应该吸取的某些教训。

精神的迷误

像我这样的人，参加造反派，有“逼上梁山”的成分，因为在保守派的眼里，我永远是“反革命”，只有造反派才同情、支持我，为我平反；同时，在参加造反的过程中，我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

这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底层反抗感情里有很强的狂热和盲目的成分，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的反抗，因而很容易被利用、被误导，走向歧途。

坦白地说，我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觉悟到这一点的。我当时读鲁迅的著作，看到他在一篇题为《杂忆》的文章里，提到“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什么呢？”读到这里，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文革”中的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样的“卑怯”的“反抗”么？我们曾受到压抑，心中郁积着“怨愤”，“文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我们这“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真的“烧掉了什么呢”？问题在于，在底层百姓和知识分子受到“强者的蹂躏”而产生的“怨愤”里，除了“愤怒”，还蕴含着“怨毒”，前者可以引发出正大光明的反抗，而后者却是一股邪气，很容易被利用，引发出疯狂的破坏。因此，鲁迅提醒“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励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许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

“文革”中有一个盛行的口号：“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一个追求与目标。他的理论根据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本来，强调“卑贱者聪明”，对打破鄙视卑贱者的传统观念，破除迷信，增强底层民众的自信，是有合理性的，并且很容易在身受等级体制压抑的底层社会引起共鸣，在“文革”中自然就起到了动员他们起来造反的作用。但“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的同时提出，就意味着将“卑贱者”与“高贵者”绝对对立起来，并引申出一系列的对抗：“学问多的人”和“文化缺少者”，“社会地位高的”和“社会地位低的”，“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大人物”和“小人物”，“老古董”和“年轻人”，等等（以上引语均见毛泽东著作，在“文革”中广泛流传），将二者绝对对立，而且赋予阶级对抗的意义，不但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倾向后者，贬抑前者，而且号召后者起来打倒前者，“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样，就将底层因受压抑的不满引向反知识、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歧途，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暴行，就是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旗帜下发生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只是一个“罢官运动”，也没有进行任何制度建设。因此，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必然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造反派进入这个体制，成为掌权者，其自身的官僚化与腐败，蜕变为“新贵”，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这样的靠“文革”造反爬上去的“新贵”更坏，因为他们是从底层陡然进入上层的“暴发户”，所谓“得志便猖狂”，是更加残暴、更加贪婪、更加不得人心的。

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始终处于被压制的、边缘地位的造反者，是幸运的：我可以始终保持底层的、民间的独立观察与思考。

“民间思想村落”困惑中的艰难探索

这样的独立观察、思考与探索，发生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而且是载入了党章的，突然之间“接班人”成了“叛徒”，于是，“文革”中制造的许多神话，都轰毁了，我们不能不产生怀疑，重新思考一切。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自己也写文章说过，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许多“民间思想村落”，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各种“沙龙”散布各地。在我的周围，也慢慢地聚集了一批年轻人。最近其中一位成员，写了文章，有这样的回忆——“在我们这个小城的西面，在距市区不远的滇黔公路边，有一条小路。小路穿过一片采石场，在一条狭长山洼的田野里蜿蜒。路的尽头，是所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学校位于一片隆起的坡地上，旁边有座水库，依山傍水，是个读书的好环境。”

当时我就在这所师范学校里教书。前不久我回到小城，故地重游，确实感慨万分。当年的种种情景，都一一重现。正像回忆中所说——“有段时间，我们这一小群人——工人、职员、代课教师，以及没有找到工作的零工，男男女女十来个，几乎每周一次，要到那小屋里去聚会。我们常常沿着山洼里的那条小路，翻上几道高而陡的土埂，带着自备的干粮或采办的蔬菜，在那小屋里待上整整一天。由于小屋的主人不擅烹调，我们必须为他（当然主要是为自己）帮办伙食。有时为了省事，就有自告奋勇的朋友，骑着车，专门跑到火车站的站台上，去买上一大包不要粮票的烧饼，然后就着一大锅烧好的菜汤，一屋子人一边嚷嚷着，争论着什么，一边就啃着手中的干饼。以致后来为这小屋的主人送别时，我还在一首不伦不类的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更难忘，娄山湖畔，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冈，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与清汤……’

“是的，我们在这里，谈马克思，谈巴黎公社，谈那些在传抄中见到的手稿；当然我们也谈文学，谈鲁迅。有段时间，小屋的主人还接连数次给我们讲《野草》，讲《故事新编》。还讲过一次莫里哀的喜剧。（因为莫里哀的喜剧是‘资产阶级的’，不能公开讲，就只好秘密地讲，找个隐蔽的地方，大家分散地偷偷溜去听讲，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有时，为了不太招人耳目，我们干脆到外面，沿着傍湖小路，找个清静的地方席地而坐；或者干脆爬上临近的小山，在那远避尘俗的地方，讨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也有轻松活泼的时候，猜谜、打鸟、野游、朗诵，以至什么‘碰灯笼’之类的游戏等等。至今我仍记得的，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有那么一个夜晚，在依次朗诵了郭小川的诗、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等等之后，主人余兴未尽，竟找出一封朋友的来信中抄录的文章片断，当众朗诵起来。那苍劲浑重的男中音，从那厚实的胸膛里发出来，伴着信中慷慨激昂的情绪，极富感染力地落在我们心上，悄悄地拨动着每个人的心弦，翻涌起阵阵难以平静的心潮……”

在回忆中还谈到了我在这些青年朋友中的印象——“那时的钱师（这是年轻朋友对我的共同称谓），正处在政治和文艺的纠缠与彷徨中。一方面，他无法脱离现实，无法不被生活中那些与政治、与思想关联度极大的问题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忘情于他的文学研究，尤其是他的鲁迅研究。因此，常陷入一种‘两条战线作战’的困惑和苦恼。谈政治的朋友来了，他与他们谈政治；搞文艺的朋友来了，他又与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若遇有两种朋友在场，那话题就相当缤纷了。好在他精力充沛，目光敏锐，一只眼睛总是将文学盯得好好的。但凡文艺界有什么动向，出现了哪些新人新作，总逃不过他的眼睛，并经常向我们推荐他的发现。记得刚刚显露头角的几个作家，如克非、陈忠实、蒋子龙等，都曾受到他的推重。有意思的是，钱师当年的这种双边演串，过后竟也给他的治学留下烙印，形成他独以思想分析见长的学术风格，足见当年经历的影响。”（以上回忆见篮子：《剪不断的思恋》、《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

这一群人，聚集起来干什么呢？从前面引述的回忆可以看出，这一群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生，其余都只受过中学、小学的教育，但都喜欢读书，有极强的求知欲；就其身份而言，只有我一个人是中专教师，其余都是工人、代课老师、待业的零工，是真正的底层的边缘人，“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有极强的社会关怀和承担意识，这是典型的“文革”时代所培育出来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也可以依稀看见“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一语即来自青年毛泽东）。尽管面临着林彪事件引发的思想困惑和混乱，却依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以更大的激情与责任感，来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并且有了这样的自觉：这是保留下来的当时的一封通信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无疑等待着一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都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进而……我想这样的变革，是需要我们来推动的。领导亿万人民群众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这需要一个指导思想的理论，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所拥有的还远远赶不上这种革命的需要。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所有人的经验，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我们要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给马克思主义以活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太重大了！它需要我们——若干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去合力完成！”（《野崖致箭飞书》）

这段话表明，当时已经到了“文革”的后期，我们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将发生“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尽管当时谁也无法预计将会发生什么，但“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失望”，已经不能再按“文革”的路走下去，必定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寻找新的出路，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不但敏感到将要发生的巨大的变革，而且觉得我们这些人有责任推动这个变革，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变革做思想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就需要重新学习，“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民间思想村落”就这样应运而生。

问题是到哪里去“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

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座小城的“民间思想者”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并且引发了不同的争论。一些朋友把他们的目光转向“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而我们这批人则“沿着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踪迹，追溯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由此进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域”，“进而深入下去，进一步接触到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布哈林、卢森堡……”这些所谓“修正主义思潮”。——正像一位朋友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这其实是预伏着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不同路向的：前者逐步“通向现代西方宪政民主的自由之路”，后者则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参看篮子：《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不过这已经是后话。

而我们这些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的民间思想者，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获得独立研究、思考，重新检验、判断一切的权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新的思想理论的权利。于是，就有了前引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封通信里的这段话——“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将遇到许多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所没有实践过的。可以肯定，这一代革命者，不但负有进行革命实践的任务，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荣任务。这不是狂妄，每一个青年，只要他愿意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士，就要敢于想，应该想，这是唯一的科学态度。

“要用自己的眼光来检验一切。只能肯定正确的、合符今天阶级斗争情况的经验和理论，而一定要否定那些已经被发展着的历史抛到后面去的东西。

“我们要一面清除那些废墟上的破砖烂瓦，把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一一加以审查，一面把那些能够为我们所用的武器、工具收集起来，加以改造。有人会说我们对废墟清除得太厉害了，对前人留下来的成果改革得太多了，他们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另一些人从一开始就会指责不应该对继承下来的现状有所保留，他们要全盘否定前辈流血流汗留下来的所有成果，他们想在这块土地上建设的原来是更加守旧、更加落后的丑陋建筑。无论如何，我们新的战斗生活就是在这种种人的叫骂的喧嚣声中开始的。”

这篇通信还理直气壮地为“非正统”与“不满现状”辩护——“能够继承事业的，历来不能百分之百的‘正统’。历史一再证明，号称‘正统派’的，又吓人，又可怜，拉大旗，作虎皮，其实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早就丢得精光，只剩下词句。

“不满有两种：一种是希望回到过去，一种是希望创造更好的未来。如果对一切都满足了，那么，还搞什么革命呢？查一查人类历史，‘不满现状’不也是一种伟大的动力吗？”（晓明：《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那一夜，或许正是这样的公开宣示对现状的不满，敢于向“正统”挑战的气势，让我们这群人怦然心动。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命名：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批判者，非正统的民间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是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被宣布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予以取缔，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是极其狭窄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则一律被视为“修正主义”而予以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事实上被束之高阁。更重要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它的解释与发展就成了一种权力，而且为一部分人所垄断。我与校长在对马克思著作理解上发生分歧，竟被安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名，原因即在我对解释权的僭越；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是少数领袖的特权，任何人都不能问津。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这批无权无势的民间思想者，要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的思想，宣布要“重新审视”已有的一切，并要自觉担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这都必然被视为叛逆，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甚至是反革命的行为。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这群人一开始聚集在一起，就处于当地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下，事实上当时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组织有的就被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其骨干甚至被处以极刑，这样的结果我们是清楚的，也可以说，我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作出“民间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的。

另一方面，由于“文革”的失败，在民间思想者中日益增长着对现状与理论的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又显得比较保守，不合时宜。所以，如前引通信中所说，我们当时即意识到必须两面作战：既要反对垄断马克思主义者，又要警惕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历史的全盘否定。

这就说到了我们和小城里的另外一些民间思想者的分歧。这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那些深受西方自由、民主、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朋友，自然着重于对“文革”的非人道、反人权方面的批判，他们因此对“文革”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我们对“文革”的态度则比较复杂，我们也是“文革”中被压抑、迫害的对象，对“文革”中的反人道行为，我们自己就深有体会，但我们却把它视为“过分行为”，是“革命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对此，我后来有过一个反省，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自己直到80年代才对“文革反人道、反文化”的本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所谓‘代价论’就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并因为自己曾以‘代价论’容忍了文革中的许多暴行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关于文革记忆与研究的通信》）。这样的自责，不仅是为我自己认识上的局限，更是为这样的局限，还影响了我周围的年轻人，这是我一直深感内疚的。

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对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极度反感，在前引通信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在（革命）发展中，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除非革命不再发展，才可能使野心家和阴谋家长久地占据领导地位。运动越深入，革命越发展，就越没有他们的地位。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类人不可能长久，也不得安宁。”但另一方面，我们对被打倒的也心存警戒。

因此，我们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我们当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列宁的后期思想。为此，通读了列宁1916年末至1923年几乎全部著作，作了详尽的摘录，准备系统地进行“过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首先讨论的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含义”问题。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几个理论问题——列宁后期思想探讨之一》一文里，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意思：“人们常常喜欢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以为专政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专政的确立就是对于民主的否定。这是大错特错了。其实，专政与民主，这是对立的统一，专政本身就包含着民主”，“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于无产阶级的最充分的民主。人们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相对于敌对阶级而言。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同时就是无产阶级民主，那么，这个专政就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只是（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民主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民主”。

而我们当时所理解、所追求与向往的民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总结的巴黎公社民主三原则：“废除常备军”、“实行全面普选”、“废除高薪制”。在一篇题为《马列主义国家原理学习——兼评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里，这样强调：“国家力量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官僚机构的重叠繁复，专政不是专制，民主集中也不等于民主集权。”因此，我们对列宁后期以“改造国家机器的职能，促成官僚机构逐渐消亡”为核心的国家学说，感到极大的兴趣，在文章里一再引述：要“使所有的政权机构，从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变成为社会服务的公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订条例和监督‘机构’的‘行政’，可是这机构绝不是‘官僚的’机构”，“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检察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官僚’”。

我们当时心目中的“无产阶级民主”，是高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这样的几乎是先天的优越感或许妨碍了我们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开放的心态去吸取、接受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形成了某种局限。更重要的是，我们依然没有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维中跳出来，我们所期待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与条件下的“民主”。正像我在为当年的年轻朋友写的一篇书序里所说的：“那时候，不用说突破，连思想上任何一点小小的推进，都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与激烈的争论。这种半是奴隶、半是挣扎的思考，是今天的年轻的读者所难以理解的。他们看到我们当年的手稿，定会觉得陈旧而新意无多；作为当事人，只能报以苦笑：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初哪怕很小的一步，也是艰难的。”

我对“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还作了这样的评价：“从根底上说，这是一群‘非知识分子’（或谓‘明天的知识分子’）（像我们小组的成员，除我一人之外，都是才读过小学与中学的‘半大孩子’），在肩负时代已经提出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为社会大变动熔铸理论武器’的任务。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性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任，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但提出的理论任务本身与担当者的实际理论能力的巨大反差，也同时决定了文革后期的这一次‘民间思想村落’的思考，‘只能是一种不足月的精神分娩，一次走不到头的思想漂流’，‘他们思考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价值意义’。”（《篮子著〈山崖上的守望〉序》）——这样的评价自然也是适用于我们那个小集体的。

对我个人来说，这一段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有什么理论的根底的话，那就是我在“文革”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阅读、研究上下过一点工夫，而且我们当时是为了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种批判性、革命性的学说。我至今还记得，我在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所受到的灵魂的震撼。恩格斯是这样说的：“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最终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这样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在我看来，是与鲁迅精神相通的：如前所说，“文革”期间，鲁迅著作正是我阅读与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鲁迅对“精神界战士”和“永远的革命者”的召唤，对于我，也同样是刻骨铭心的。这几乎注定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选择与学术道路。在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里即引述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作为我对鲁迅思想的一种理解，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文革”后期的这段“民间思想村落”的批判性思考，对我的精神气质的影响，也许是更为深刻而重要的。记得当时我曾确定了自己的“三个座右铭”：一是鲁迅引用的屈原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二是鲁迅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是“文革”期间发现的鲁迅的佚文）里的话：“永远进击”；三是“文革”中盛传的毛泽东的话：“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同样也决定了我后半生的生命选择与生命存在方式。

终于走上了学者的道路

“文革”终于结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了。它既是我们所预感的社会大变动，却又与我们的设想、期待不完全相同——我们毕竟只是底层的民间思想者，对于历史发展的大局，始终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这批民间思想村落的朋友仍决定投身进去。但在用什么方式参与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进入体制内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的则坚持在体制外的民间立场，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这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对中国改革运动的一个设想的：它应该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推动，以形成国家与民间的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但具体到我们这批人的选择，即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身到哪里，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争到我这里，叫我表态。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北大研究生，自己也处于极度矛盾中。我这个人，由于“文革”的教训，对当权者始终心怀疑虑，我认为中国的希望，仍然是而且只能在民间，在人民之中，在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无私地、勇敢地探索中国未来道路的战士身上。当然，我也深知，这些“战士”是复杂的，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这也是“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们的。但我强调，不能因为预见到他们未来的分化而对他们采取指手画脚的态度，唯一的正确态度是与他们并肩战斗，在斗争中结识真正的战友。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我们这样的人，如果将自己的立场坚持到底的话，必然要走支持民间社会这条路。

但是，“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教训，却使我对政治本身产生疑惧，在这方面，鲁迅的《文艺和政治的歧途》给了我很深的影响；后来我在《心灵的探寻》里，大谈政治家与思想者的不同逻辑，正是我在“文革”后期与“文革”后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我个人气质而言，既有“堂吉诃德气”，因而有强烈的参与社会运动，充当战士的冲动，又有“哈姆雷特气”，对实际社会运动多有怀疑，因而犹豫不决。更重要的是，文学与学术，对我有一种永远的近乎神秘的诱惑，如前面所引述的朋友的回忆，即使在“文革”时期，我也是脚踩政治与文学两只船的。于是，终于有了这样一封信——“这一年，我一直在‘当学者’与‘当战士’这两条道路中徘徊，矛盾，斗争，苦闷。一条‘学者’的大道正在面前展开，我周围的同学都在奋力地走着这条路，周围的人也希望我走这条路。然而我不能忘却过去，我无法安下心来，周围的一切政治事变都在我思想上引起强烈反应。我不能不忧国忧民，忧自己。而且我研究鲁迅，如果安心于做一个不问世俗的学者，我就根本背叛了鲁迅，我的业务不能与政治分开。但另一方面，你完全说对了：我是一个怯懦的知识分子，我本来是一个再‘正统’不过的、厌倦政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把我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的劣根——不习惯于、厌倦甚至害怕政治——未除。过去十年，我之所以一直卷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一方面是客观形势把我推到了这个地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你们这些学生，年轻人推动着我走的。我离开了你们，成了孤独的一个人，就失去了勇气。我曾多次想，我如果不离开你们，或者你们都来到了北京，我也许就会在你们的推动下，不由自主地走上斗争之路。然而，现在没有这个条件，而我却不习惯于或者害怕去结识我所不熟悉的人、去寻找新的战友，这样我就只有深深地陷入苦闷之中了。我这样概括了我的矛盾：当学者，不肯；当战士，不敢；混日子，不愿。我承认并且自责我的自私与怯懦，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我看到了我的前途：在矛盾、苦闷、彷徨中，牢骚满腔地度过了我的一生。可是我不愿如此，不甘于如此，我要挣扎，却缺乏必要的勇气。我过去不愿在你们面前把我心灵深处最阴暗的东西暴露出来，因为我不愿使你们失望，同时也不愿增加你们心灵的负担。但有时我常常自责，我是不是在欺骗你们呢？特别是这一年中，我心灵深处的阴暗面占了上风的时候，我更是常常这样问我自己，我不愿再扮演一个‘老师’的角色了，我已经不配再当你们的‘老师’了。即使说我的某些见解在你们看来仍然不无‘深刻’之处，但我言与行不能一致，这些‘深刻’见解又有多少价值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因此当我知道，你独立作出了‘走自己的路’的决定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可我又是多么的惭愧啊！因此我不想对你说更多的鼓励的话，因为我无权说这样的话，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寻找战友中，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此外我还要说的是，在你的前进中，无论什么方面需要我的帮助的话，我仍然愿意为你助一臂之力。我即使不能当一名战士，当一名赞助者、支持者、同情者总可以吧？——写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心酸：生活是多么无情，它为我安排了怎样一个角色呵！！！……”

这封信在当年年轻朋友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但这封信也标志着我和“文革”时代的生活告别了。

从此我在充满了矛盾与苦闷之中，走上了学者之路。

80年代北大校园风景：两代人的相遇

我可以说是带着“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的矛盾，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我属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而当时我又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我成长于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学就毕业了，但70年代末又来读研究生。我的同学比我年龄要小七八岁、十多岁，而我的老师，例如谢冕、孙玉石，比我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艺理论的，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思孝。考试时，他来监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学读过的一篇课文：《永不掉队》，讲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大学教授当了战士，战争结束后，他当年的团长又来做了他的学生，都是社会的激烈动荡时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变化。我出现在学术界是80年代，所以人们都把我看作是80年代的学者，而且因为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沾了他们的光，很长时期都被称作“青年学者”，后来突然发现我老了，又把我叫作“老教授”。因此我常常说自己没有中年，从“青年学者”一下子就跳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决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学术研究，就带有跨代的特点，它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文学观、学术观的基础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80年代的学术训练，在学术眼光、观念与方法上都有鲜明的80年代的时代烙印，这就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背景。我也因此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批评：从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我过于激进，是所谓“新潮学者”；从80年代（更不用说90年代，以及新世纪了）眼光看，我历史包袱过重，不能与时俱进，过于保守了。我自己却经常感到历史的尴尬，不过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吧。

但我有幸遇到了王瑶先生。

我在给研究生同学赵园的《艰难的选择》这本书写再版导言时，这样谈到“80年代的学人”：“这一代人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为新的学术。”

更为重要的是，我是在北大度过我的80年代的学术生涯的，我常说这是历史对我的特殊照顾，或者说是补偿吧。那时的北大，正是聚集了一大批劫后余生的继承了“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80年代的北京大学的特殊风景——

清晨，你起来跑步，会在北大图书馆前碰见坚持晨练的朱光潜先生。

傍晚，你漫步未名湖畔，会看见宗白华先生迎面走来，立刻联想起他的《美学散步》。

还有一位拄着拐杖，凝视着湖面的老人，那是吴组缃先生。你从旁轻轻走过，不敢打搅他的沉思。

你来到燕南园。三松堂的白皮松树下，有美髯飘飞的冯友兰；竹林掩映中，林庚先生的歌声竟是那样清纯……

当然，还有口衔烟斗，骑着单车，在校园中横冲直撞的王瑶先生……

从“五四”的“学灯”（宗白华先生是“五四”四大副刊之一的《学灯》的编辑，是他最早发现了郭沫若；还有杨晦先生，是“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到30年代的清华大学院（吴组缃、林庚这一代），到西南联大的火把（从老师辈的冯友兰，到学生辈的王瑶）：这是一批“五四”传统最后的见证人、继承人和幸存者。

这是一次奇遇：先生们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第一次恢复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而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因此急切地希望将自己的学术传下去；而我们这一批学生，在“批判封资修”的环境下长大，在一片精神废墟上成长，现在终于有了学习的机会，内心充满对知识和精神的渴求，迫切希望登上学术的殿堂。当时我们读书的劲头，用“发疯”来形容绝不过分，我们真像野牛闯进了菜园，吃不尽，嚼不够。老师忘我地教，学生疯狂地学，一方面想培养传人，一方面渴望接班，两代人的生命就这样相遇、相交、相融，这是一个历史的际遇，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运，而且不会重复，是后代人难以想象的。

我理解的王瑶传统

师朱法鲁”的学术渊源“

而王瑶先生，因为他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他身上就有了更为强烈的“五四”传统意识，以及将这一传统传下去的自觉性。

记得王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子曾经送了一副挽联，是陈平原起草的：“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正是对先生人格、精神、气质的一个高度概括。

王瑶先生对于“五四”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的，可以说他有一种永远摆脱不掉的“五四”情结。当我和陈平原、黄子平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时，先生对我们最尖锐的批评，就是不管你们主观动机如何，你们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上移到晚清，客观上会导致对“五四”意义的贬低和否定。所以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现代文学的起点和终结，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我们来的。这样的师生之间的争论，是很有意思的。

而王先生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主要通过两个中介：一是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一是鲁迅。他的研究生同班同学季镇淮先生曾说王瑶先生是“师朱法鲁”，就思想与学术的传承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后来，新加坡有一个学者叫郑子渝，曾经描述过一个他以为的精神谱系，说“从周作人到俞平伯，到朱自清，再到王瑶”，有一条发展线索。将朱自清、王瑶的思想、学术上溯到周作人，这可能不大准确，这涉及对朱自清、王瑶的理解，有讨论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王瑶先生对朱自清先生的看法。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孙玉石先生的一个回忆。孙玉石先生是王瑶先生的大弟子，是个有心人，有时把王瑶先生的话记在日记里，所以他的回忆就比较可靠，比较有根据。这是他记录的王瑶先生的话：“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闻一多先生受罗隆基的影响走上进步道路。罗隆基是搞政治的，皖南事变后他到昆明，同闻一多来往很多，拉闻一多加入民盟。当时陈果夫到云南，来劝高级知识分子入国民党。冯友兰、雷海宗等人都加入了，闻先生也为之心动。他为此找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不同意，闻一多也就作罢了。闻一多牺牲后，许多文章都说朱自清先生受闻一多影响，朱自清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朱先生一直是支持进步的，‘一二·九’时曾多次冒生命危险掩护进步学生。”王先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闻一多热情外露，他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几个阶段很分明。朱自清先生不同，他更内向一些。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孙玉石先生回忆说：“说这段话时，王瑶先生是很激动的。这番藏在心底的声音，说明王先生不是为朱自清先生而辩护，而是在为历史的真实作辩护，在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辩护。”[17]我看孙先生这段回忆，更感兴趣的是王先生对朱自清的评价，说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这个看法和通常看法不一样。我们说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战士”，好像朱自清和“战士”是不沾边的，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朱自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是学院派学者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王瑶师作为学生，对朱自清自有更深的观察与了解，他认为朱自清将“诗人、学者、战士”统一为一身，贯彻于一生，这当然有他的道理与根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独到的见解，对我们理解朱自清先生，以及王瑶先生对朱自清传统的继承，都非常重要。

王瑶先生晚年写过两篇文章悼念他的老师：《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可以说是姐妹篇，对两位恩师的为人与学问，都独有会心，很值得注意。其中有一个判断，就非常重要：他强调朱自清先生的新诗理论的核心是新诗的“现代化”问题。后来王瑶先生又主持他生前最后一个学术项目“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并坚持要把朱自清先生加入进去，也就是说，在王瑶先生的心目中，朱自清先生是对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及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样一个学者和诗人。从现代化这个角度来肯定朱自清，这显然跟王先生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追求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是最早在大学里面开设新文学课程的，他30年代在燕京大学的讲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对王瑶先生后来写《新文学史稿》，在体例、结构与方法上都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瑶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经常提到朱自清和鲁迅，但“他提起鲁迅的次数大大超过朱自清；谈到前者时所用的词汇和语气的分量，也要明显重于后者。——比如一再指出鲁迅的著述及其方法，为我们研究工作提供了‘典范’、‘范例’等，谈到朱自清时，从未使用过这类词语”，结论是：在王瑶先生“自身的学术工作中，鲁迅也要比朱自清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记”。[18]这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分析。

王瑶先生对鲁迅的特别重视，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始终坚持鲁迅的“方向”意义。也就是说，他理解的“五四”传统，主要是鲁迅的传统。鲁迅对王瑶先生的意义，我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概括——

“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是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的研究对象。王瑶先生尽管不是鲁迅研究的开创者，但却是1949年以来大陆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下，为维护鲁迅研究的科学性，促进鲁迅研究的学术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作为学者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更具有典范的意义。王瑶先生自己就多次指出，他是‘由于十分钦佩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许多精辟的见解’才‘决定从汉魏六朝一段来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仍然是以鲁迅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

“作为人的鲁迅，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精神界的战士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的影响可能是更为深远，也更为重要的。王瑶先生正是通过鲁迅的中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骨’，以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或者说将鲁迅的精神化为自己的血肉，从而成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实现了‘做人与作文（研究）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力量。”[19]

“五四”精神、魏晋风骨：和鲁迅的深度精神感应

这里所说的“魏晋风骨”和“五四”精神正好是构成王瑶先生的精神气质的两个侧面。大家知道，鲁迅曾经用“清峻”和“通脱”来概括魏晋风度，并且说他自己“有时很峻急，有时又很随便”，其实“峻急”就是“清峻”，“随便”就是“通脱”。而王瑶先生正是在这两方面都有所继承，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作为王瑶的学生，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那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以及锐利的、给人以威压的目光，把他内在的通脱与清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朋友、弟子圈里传诵一时的先生的名文：《自我介绍》，让我们最为倾心的，也是这一点：“……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唯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这里，幽默和通达之中，暗含着辛酸和倔强，包含着多么丰厚的人生体验！此言此语，在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这就是说，王瑶之于鲁迅，不仅是精神上的契合，更有一种生命的遇合，这样一种深度的精神感应，这样的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的胶合，正是我们这些学生所达不到的，我们无法进入那样一种境界。

但也正是这样的境界，深深地吸引了我，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影响。前面说过，我在“文革”前与“文革”中都在阅读鲁迅著作上下过很大的功夫；我也在很多场合都谈过正是在“文革”中所经历的绝望体验，使我接近了鲁迅，也就是说，在遇到王瑶先生以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准备，但只有成为王瑶先生的学生以后，我才感悟到了鲁迅的精神气质，或者说，发现了那样一个我所达不到的境界：这样的发现，无论对我的鲁迅研究，还是我的精神发展，都是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无可弥补的知识与精神差距

于是，我在研究观察、接近王瑶先生的时候，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经常反省自己：我为什么进入不了那样的境界？差距在哪里？首先发现的是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我真正是“五四”所培养出来的一代，我没有读过私塾，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五四”开创的“国语教育”，读的是现代白话文的新课本，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先天地缺少传统文化的熏陶，“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成了我的知识结构中的主体。我在中学阶段就已经把“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代表作，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等等，都读过了。中学时期的另一个兴趣，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苏联作品，无论是经典的，还是流行的苏联作品差不多都读过。到了大学期间，再来读中国古典名著，读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特别迷恋俄国的文学，后来我写《丰富的痛苦》，谈莎士比亚、歌德、海涅、屠格涅夫，就是依据大学里的那点底子。大学毕业到了贵州，利用当地的图书馆，猛读了一批北欧、东欧，以及东方被压迫国家、民族的作品，同时也读了一点古典诗词，特别是读了《庄子》。这个时期的阅读，其实是以鲁迅为中心的，读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是因为鲁迅的提倡，读《庄子》，也是因为鲁迅说他深受其影响。当时我雄心勃勃地制订了一个很庞大的阅读计划，就是鲁迅作品中提到的书，我都要读，当时还真的根据《鲁迅全集》开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也就是说，很自觉地要补课，以缩小自己跟鲁迅之间的知识差距。但也只能说，其志向与勇气均可嘉，而实际是做不到的。在那样一个边远的小城，要读的这些书根本找不到，只能从《庄子》这样的基本经典读起。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的阅读兴趣，如前所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文革”结束后，回到北京，才有了可能接触到广大的世界。当时很多同学，都在猛补外语，而我却考虑到自己年龄已大，学习外语有相当的困难，而当务之急，是专业的补课。于是，放弃了外语的学习，集中于现代文学的研读。而且和其他朋友、同学在80年代热衷于西方哲学、文学理论，90年代又转向中国传统的补课不同，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坚守于现代文学的研读与写作。而且我的写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到后来几乎没有时间来系统地读书。这固然造成了我在现代文学专业上的某些优势，但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缺陷与不足。

从以上的阅读史的简单回顾，不难看出，我的所有的知识储备，完全是以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不仅我始终以主要精力研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自觉接受以鲁迅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左翼文学传统，而且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阅读学习，也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学所接纳的范围内，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中的所谓“人民性”传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俄国及东方被压迫民族文化传统，苏联革命文化传统。这里显然存在着两个盲点，两大隔膜，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及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隔膜。这都是致命的：一方面，虽然由于我对“五四”新文化，特别是对鲁迅的迷恋与熟悉，使我能够与王瑶先生有精神的相通，但，作为他的学生，我却无法继承他的“学通古今”的学术传统，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我不能企及的。也就是说，“学贯古今、中西”，这本是从鲁迅到朱自清到王瑶的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但却是我这样的“学者”所望而止步的：非不愿也，乃不能也。更重要的是，我的知识结构上的两大缺陷，也使得我在根本上与我的研究对象，例如鲁迅与周作人也是隔膜的，因为他们于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与很深切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对他们的研究，在达到一定的层次以后，就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再深入下去。我经常说自己即使在学术上也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就是看清了这样的根本性的缺陷，而且这是无法弥补的，只能是永远的遗憾；而且这是时代与命运造成的，非我个人所能把握，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常有悲凉与无奈之感：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内做自己能做的有限的事情。

问题还在于，这不仅是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而且更是精神层面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隔膜，造成了我们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与粗糙。问题是这是无法弥补的。内在气质是不能假装的，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底气不足。我常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这自嘲里隐含着辛酸，还是不说了吧。

“战士兼学者”的学术道路

仍然回到王瑶先生这里来。我在一篇文章里已经说过，“‘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20]。

而且，在学术界有了不同的认识，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有研究者认为王瑶先生是“学院派的一员”，[21]强调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了“对事实和价值，对学术和意识形态的清晰区分与界定”，对“意识形态要求”的“自觉的疏离”，[22]并且认为这是王瑶先生对鲁迅研究的主要贡献。

但樊骏先生在《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事实：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一二·九”运动的一个骨干，他是个左翼的文艺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几次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到抗战时期，他脱党走上了学术的道路。王瑶先生和其他学者不一样，有很多学者都是从学术走向政治，他是从政治走向学术，他走的是一条逆向的道路。但是，王瑶成为学者以后，他的学术和早年“左翼理论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无法回避他的治学态度、学术风格，和学院派之间原则的区别”。

樊骏先生作了如下论证：第一，王瑶先生强调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或是其他问题，都应该注意，它既然是历史的现象，就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感。与此同时，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必然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也就是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合，一方面，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又强调研究的主体性。第二，王瑶还从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强调历史研究对于现实的积极作用”，他因此赞赏这样的命题：“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就“超越了纯粹学术的界限，很注意它们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的社会作用”。第三，王瑶先生的文学观念，竭力推举“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民本位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这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强调历史研究中“知人论世”的原则，重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他最善于联系时代抓住问题和说明问题；在这种场合特别显示出他过人的才能和智慧，还常常提出发人深思的见解。这几乎形成了他的普遍的思维定式和常见的论证模式。”第四，王瑶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活跃于政治斗争的第一线，而且终生都对于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志趣不限于学术，不是一位单纯的学者、不问世事的学院派”，“为人的这一特点，不可能不渗透在他的学术成果中，那就表现为相当浓厚的政治内涵和相当鲜明的政治倾向”。在时代和文学的关系当中，王瑶先生更关注的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他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包括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事件、政治社会心理等），直接或间接地切入问题”。——孙玉石先生有一个回忆，也证实了樊骏先生的这一论断。那是王瑶先生在他客厅的一次讨论会上的即席讲话，我也参加了讨论，孙先生在他的日记里有如下记录：“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不能离开政治谈文化，不能一味地淡化政治”，这其实是对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学生的一个批评。因为当时我们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想摆脱文学史研究依附于革命政治史的研究格局，因而有意地淡化政治，突出文化与文学因素。王瑶先生理解我们的这一意图，同时提醒我们不要走到否认政治的极端：“淡化政治，淡到了零的程度是不行的。政治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找它，它还要找你。现代文学离不开政治，生活里的人谁也离不开政治。这政治过去看得太狭窄了，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广泛的范畴。但是怎么广也不能广到没有。”

樊骏先生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王瑶先生对文学研究现实感的强调，对文学研究对于现实作用的强调，对文学和时代关系的强调，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强调，论证了王瑶先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的学者，并将其放在“五四”以后的学术史的视野里，就作出了一个我认为极重要的概括。他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群体和学院派的区别，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樊骏先生认为，鲁迅、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王瑶先生也应该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而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如李何林、唐弢、田仲济等先生，也都是这样的“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23]

我是同意樊骏先生的这一分析和论断的。而且如果我们联系前面提及的，王瑶先生把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也视为“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的知识分子，而鲁迅无疑更是“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那么，王瑶先生走上这样的学术道路，固然是他的经历、个人精神气质所决定，也是自有学术渊源的。

特殊的价值、魅力和可能存在的陷阱

但是，即使是承认王瑶先生所走的是一条“学者兼战士”的学术道路，紧接着产生的问题就是价值判断：怎么看待这样一条学术道路，这样一类学者的学术成就？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

比如，有的研究者把王瑶先生对现实的关怀，特别是对政治的关怀，即所谓“关怀世务”，简单地概括为“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并将其价值观概括为：“族国本位=经世致用=政治至上=‘元价值’”；“个性本位=不事王侯=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无价值”。——这显然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概括，王瑶先生对学术和政治、现实关系的认识要复杂得多。但也必须承认，“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对王瑶先生这一代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详细讨论。问题是这样的概括背后隐含着另一种价值判断，即将“政治”狭隘化为一种“官本位”的“权力政治”，“革命”即是通向“王廷”之途，从政，或政治关怀、现实关怀，最多也是一个“时段性角色行为规范”，而不具有“终极性普世价值”。而唯有学术才具有终极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长久的独立价值”，唯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学者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本位”的普世价值，“以学为本”才是真正的“传道”。[24]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即以“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为“元价值”，以“经世致用”、政治关怀、现实关怀为“无价值”。这样的颠倒的价值观（“学术至上”）与所要颠倒的价值观（“政治至上”），其内在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是将“政治”与“学术”决然对立，并将某一种选择绝对化。

当然，我理解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所作的辩护，对其价值的着意强调，因为我们确实有简单地排斥学院派的问题，而且直到今天，学院派在中国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标榜者多，而认真实践者少。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学院派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有它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至少说在坚持学术独立，坚持学术传承，坚持精神自由，抗拒御用学术和商业学术上，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反过来也不能把学院派的价值绝对化了，好像与学院派不同的选择，另一条学术道路，比如说“战士兼学者”的道路，就是背离了学术，就要将其逐出“学术殿堂”，至少认为其学术价值不高，这样就实际上是要把学术的判断权垄断在自己手里，这是不利于学术自由和多元化发展的。

而且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不是完全决定于主观意志，是和他的客观条件，例如个人精神气质有关系的。假如这个人对政治毫无兴趣，你非要他去走战士兼学者的道路那当然不行；反过来这个人他就是对政治有兴趣，对现实有强烈关怀，他就不可能“为学术而学术”。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学术道路的多元化，强调不同类型的学者的并存，就是为了充分发挥每一个学者不同的潜能，以达到合理、健全的学术生态平衡，而绝不能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

从另一面说，任何一种选择，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的同时，都会存在着自己的盲点、局限，甚至会有某种危险的陷阱。因此，无论是“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学者兼战士”，都应看到它的正面和负面，做比较复杂的分析。对王瑶先生的学术选择与道路，也应该做更细致、更具体的客观分析。

我自己在一篇文章里曾谈到我在研究王瑶先生时注意到的一个现象：“王瑶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与中国现代爱国学生运动和革命运动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不仅是指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即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而且也包括王瑶先生晚年的出色表现。王瑶先生和时代思潮的密切的关系，使得他的研究始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感，他不断从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中吸取生命的活力，所以读王瑶先生的学术著作，你可以感觉到其背后的鲜活的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生命感，以及严谨的论述中时时溢出的丰厚而锐利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力，同时焕发着一种人格、精神的力量，把你引入一个开阔而高远的学术的、人生的、生命的境界：这都是王瑶先生的学术的特殊魅力所在。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良心和情操的代表之一，王瑶先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王瑶先生“长期执教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大学，他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出色的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使他成为北京大学最有影响的教授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北大精神’的象征和代表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产生这样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王瑶先生的学术生命是具有一种特殊的光彩和意义的”，[25]这显然和他的“战士兼学者”的这样一种选择有关，同时也有力地证明这样一条学术道路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但另一方面复杂和变化万端的中国现代政治运动对王瑶先生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政治干扰使王瑶先生长期以来不能从事正常的学术活动，先生多次对我说他50年代一年一本书，但是现在写不出来了，以至有“千古文章未竟才”的永远的遗憾。这是外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伤害造成了王瑶先生学术研究的某些局限和矛盾，这是我们不必回避的。

根据我在身边近十年的观察，先生对政治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这实在是他施展才华的场所。王瑶先生早年是一个左翼批评家，特别是他担任《清华周报》主编期间，他的这种善于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西安事变刚刚发生，一切处于混沌之中时，王瑶先生就作出了明确的论断，并且为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实。尽管他后来成为学者，但是这样的“政治分析家”的气质、才能和兴趣仍然对他产生潜在的影响和蛊惑。我们当年定期到先生家里去听他神聊，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作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社会分析，那真是精彩极了。而且我们分明感到，这对王瑶先生是一种享受。我因此有时候想，如果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王瑶先生当一个专栏评论家真是再好不过了，他的政治、社会分析的才能或许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学者兼政治、社会评论家的王瑶对他自己也未必是坏事，这是符合他的“学者兼战士”的气质的。据我的观察，王瑶先生并不具备政治实践家的气质（包括心理素质），他介入政治的最好方式就是写政治、社会评论。但中国的现实却使他的政治、社会分析只能变成清谈，就是对学生或来访者神聊。王瑶先生是严格把握好分寸的，他的政治分析绝对不写进他的文章里去，跟学术著作是完全分开的。所以王先生有两套语言，一套是学术著作的语言，严谨、简约，有时读着有些枯燥；另一套是客厅里的政治、时事、人事分析，那真是妙趣横生，入木三分。我和平原曾私下商量，要把这些妙语录下来，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先生就撒手而去，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样的没有留下的清谈，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才华的浪费。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时时处处作政治分析的习惯，形成了先生对政治的极度敏感。他一天几个小时读报纸，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去分析政治形势、动向，有的分析极其独特，有的就不免是过分敏感。对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的种种准确、不准确的分析、猜测，又总伴随着对自己及周围的人的实际命运的种种担忧，这都大大加重了先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形成了无休止的、不堪承受的心理压力，这不仅妨碍了先生进入单纯而明净的学者状态，而且从根本上挫伤了他的学术积极性，看得太透，就什么也不想做了。王瑶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反复叮咛我们这些学生：不要再分析了，不要再瞻前顾后，沉下来做自己的事，实在是他自己的沉重的经验之谈。

寻找“政治”与“学术”、“战士”与“学者”的契合点

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学者，他是应该有现实关怀和政治关怀的，但是学者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关怀应该表现在哪里，也就是政治和学术、战士和学者在哪里找到契合点，是战士兼学者型的学者所要考虑的。

这就涉及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政治至上”、“革命崇拜”对王瑶这一代人的影响，而这样的观念更是深刻地影响着生活在政治挂帅年代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心目中，“战士”的价值是高于“学者”的。研究者注意到，在1942—1948年，王瑶先生“虽已经当了学者，但心仍有所不安，魂仍有所不宁”，[26]正是这样的价值观所致。以此反观我在上一讲中所提到的给贵州朋友的信，就不难看出，信中所表达的痛苦和自责，背后隐含的也是这样的价值观。不过当时我所说的“战士”是指民间的体制外的战士，之所以会对“学者”的选择形成压力，一是因为选择学者之路，就意味着进入体制，而我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一种反对的情结。其二，这里还包含着“行动的价值高于思想的价值”的价值观，这又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堂吉诃德气质有关，后来我研究堂吉诃德的“东移”也不是偶然的。其三，选择战士是一条充满风险的危途，而学者则意味着平静、安宁的书斋生活，尽管为我所向往，但在前者的映照下，却难免引起道德上的自责与心灵的不安，这里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是直接影响我们的价值判断的。

这里有两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是所谓“行动高于思想的价值”，而同时又把“行动”理解得很狭窄，限制在直接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运动。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国师情结”。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的苦闷，即所谓“报国无门”，就像卧藏隆中的诸葛亮一样，知识分子在思辨中，常常能对历史事变的发展，或其局部，作出惊人准确的预见、猜测，并且怀有自己的安邦治国的韬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诸葛亮那样的付诸实践的机会。这就是“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中都特别有影响的原因。希望找到一个“明君”，自己来当“国师”，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现代知识分子中冯友兰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他先找蒋介石，再找毛泽东，最后找的是江青（他大概是把江青视为毛泽东的代表的）。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胡适其实也是想当“国师”的，不过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的：这正是他的难得之处。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自己真有这样的安邦治国的良策吗？可能有的知识分子有，而像鲁迅、王瑶这样的怀疑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却是没有的，他们常常只是说“不应该这样”，对“应该怎样”，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理想，但不是策略家，无法提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那是幕僚、师爷们的事。其次，思想难道只有直接变成实践，才有价值吗？其实，我们以后还会讲到，思想和实践是有不同的逻辑的，比如思想是超前的，而实践是现实的；思想是彻底的，而实践是讲妥协的，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因此，有的知识分子可以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既思想又实践，这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但恐怕对许多知识分子，至少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精神气质是不适于行动的，特别不适合政治，因为我们太天真了，太理想化了，太不懂得、也不愿意妥协搞政治谋略。因此，应该“还思想于思想者”，强调思想的独立价值，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国师、幕僚。而且也要同时看到自己的限度。即你的思想是理想化的，是超前的、彻底的，思想家的思想是要通过实践家把它转化成行动的，在转化过程中就必然有妥协，有通变，如果不经过这样的转换，直接付诸实践，会产生许多副作用，弄不好是要天下大乱的。这也是我们反对当“国师”的一个原因：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实践的合理性，这是一条必须划清的界限。这就说到了我的一个“北大梦”，就是希望北大能够成为一个“思想特区”。扯得也太远了，我们还是打住吧。

一个小结：走“学者”和“精神界战士”相结合之路

不过，以上所说，对我们所讨论的“学者兼战士”的问题，并非完全无关，因为至少明确了一点：这里所说的“战士”，不是“政治运动实践者”、“政治活动家”意义上的战士，更不是用国师、幕僚的方式参与政治，而是精神层面的战士，即鲁迅呼唤与身体力行的“精神界战士”。他对现实的关怀，对政治的关怀，最后都转化为精神：学术的探讨，思想的批判与创造。这样的“学者兼战士”的知识分子，他在现实中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的继承与创造，阐释、传播民族文化、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普世性的价值理想，又根据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并进行新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价值理念，这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并且在当下中国是有一种迫切性的，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面临文化重建的任务。另一方面是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坚守，用在学术研究中确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去考量历史与现实，作出了严峻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功能，正是精神界战士的特殊意义所在。他的批判是全面而彻底的，只要是不符合价值理想的都要批判，而且是不讲妥协的，超越现实利益、利害关系，超功利的。这样的精神界战士与现实的国家政治、政党政治自然会发生种种复杂的关系，但都严格保持距离，任何时候都拒绝充当国师、幕僚；他们对民间尽管有相当的亲和力，但也绝不充当民间代言人，而同样有一定距离。如鲁迅所说，真正的精神界战士，他关怀现实、关怀政治，必须时刻警戒，不要落入“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三大陷阱。既要介入政治，又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政治、思想上的独立性，不看别人脸色说话，只说自己的话。这样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知识分子，必然是边缘化的，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是“站在边缘思考与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价值就在这里。而如前所说，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限度。——这就是我在成为王瑶先生的学生以后，在先生的学术传统熏陶、影响下，特别是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逐渐找到的自己的学术道路。这也是对我在“文革”后所面临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战士”的关系的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在实践的过程中，这样的矛盾也依然存在，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骚动与不安。我们只能在不断挣扎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而且是冷暖自知。

注解：

[1]　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贺桂梅对我这一段回忆，作了如下评点：“这个家庭故事包含的极其丰富复杂的意味，使我想起台湾学者陈光兴的文章《为什么大和解／可能》。那篇文章从80至90年代之交中国大陆和台湾许多家庭团圆的场面说起，他说在那些团圆的场面，人们所流的是‘现代性的眼泪’。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造就种种甚至能分裂家庭亲人的政治区隔，几乎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全部。当这一切以高度‘浓缩’的形式聚集在一个家庭时，它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而这种‘现代性的眼泪’的历史复杂性，在今天中国研究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而有效的讨论。从这样的角度，钱老师的这篇学术自传对我，不仅是一个优秀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回顾，同时也是阅读一份从独特角度展示20世纪中国的现代经验史。”

[2]　贺桂梅的评点：“历史和个人发生关联的方式——对于钱老师及那一代或几代人而言，历史是与个人血肉相连的。也就是说，历史变动的后果直接作用于个人的身体、情感和心灵。‘小’的个人很难和‘大’的历史剥离开来。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后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相比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常常困居于个人小小的悲欢之中，如此容易忘记历史或感知不到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是一个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理解的对象，无论对正在发生的当代史还是已经过去的现代史而言，都是如此。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在阅读老钱的这份自传时，我也始终能感到一份被历史困缚、彼此纠缠不清的紧张。事实上应该说，在这里，历史与个人是完全一体的，个人被历史左右，而历史呈现为个人的喜怒哀乐。这里的困惑不在于个人能否进入历史，相反在于个人能否从历史中挣脱出来。当我使用‘挣脱’一词时，其透露的含义或许是一种历史与个人的两分法，而这里的紧张却是历史与个人互为血肉，因此是根本无法分的”，“不过，这里还是应该略略区分社会生活中私人空间的大小和大历史事件直接作用于个人这两个层面的内涵。或许在有些老师那里关心的是前一个层面的内涵，而有趣的是，老钱的整篇自传很少透露前者的焦虑，而主要表现为个人情感与大历史的紧张呼应、交融与角力。因此应当说，他的生命故事是相当精英化的，是始终作为时代‘弄潮儿’的生命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钱老师的‘情感结构’”。

[3]　贺桂梅的评点：“作为一个学者，强大的情感动力是至为宝贵的，尽管学术活动始终以理性自称。知识和情感之间可以怎样发生关联？这也是我常常困惑的问题。那种‘书成每为稻粱谋’的现象自然不值一提，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越来越糟糕的一种状况是从知识到知识的‘纯学术’操作，研究者成了冷漠的‘剖尸员’和知识生产的程序管理员。我们缺少的恰恰是钱老师所说的‘血肉’。自然，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钱老师们作为漫长而酷烈的20世纪历史的亲历者的经验，我想更重要的是一种反观、思考并提升个人经验的习惯和能力。如果说钱老师的学术动力之一来自他特殊的家庭遭遇，那么更重要的是他那种背负历史债务的自觉意识。钱老师很有意味地使用了‘债’一词，而事实上，与其说钱老师欠下的历史债，不如说他主动地承担了这份债务，他也因此成为了20世纪中国痛苦遗产的继承人。从这样的角度看，重要的不是债务，而是承担债务的勇气。”

[4]　贺桂梅评点：“20世纪中国历史好像从来就不是完整的，而被切分为断裂的时段，大至国共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解释，小至现当代学科的切分。如果80年代曾有过用‘现代化’来整合现代、当代学科的努力，而人们今天已经发现这种整合方式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那么在今天，面对20世纪史，寻找更有效的整合首先意味着我们从自己曾经深陷的意识形态当中摆脱出来。”

[5]　贺桂梅的评点：“或许因为年龄，也或许因为性别的原因，我很少能体会到老钱这种对于青年的欠债感、罪恶感。自然，有人可能会因此简单地将这种心态看作是一种精英主义或文化英雄情结，因为这其中更多地包含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却是20世纪现代中国历史造就的一种最具‘想象的共同体’色彩的文化性格，它几乎可以在那些曾经深刻地影响过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领袖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在20世纪中国，不相信或没有内在化民族—国家（也包括阶级—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人，事实上是很难进入历史的。从这一角度来说，老钱对‘青年’的关切与重视，正是这样的意识的呈现。相信青年，既是通达想象的共同体的方式，也是对‘人性’的信任。这种情怀在后民族—国家，乃至后现代的今天，确实是越来越稀少了。显然，在青年—成年的年龄序列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启蒙结构在。在某种意义上说，‘青年’本身就是被20世纪初期启蒙文化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群体。从这一点来看，老钱身上的启蒙主义烙印是极其深刻的。但是，反省启蒙文化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全盘否定这其中知识分子发挥社会功用的方式。正如老钱后面写到的，对青年的责任感与其说更多地因为青年的‘纯洁’，不如说主要因为一种创造‘希望’的动力。这样看来，‘青年’就成为希望的动力学，正如它可以被置换为‘未来’‘希望’一样，‘青年’在这里只是一种创造理想社会的‘媒介’。”

[6]　贺桂梅评点：“‘清醒的造梦者。’几乎所有能够成功地创造梦想的人，都知道这是‘梦’。这种梦与现实的张力，才能够成就一个成熟的前行者。”

[7]　贺桂梅评点：“记得似乎是戴锦华老师说过，‘文革’时期的中国人都是优秀的‘符号学家’。这里关于蓝色／红色的分析，实在太是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了，而且非常‘专业’。”

[8]　贺桂梅评点：“其实就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本质’两分法来说，所有的‘现象’大概都是‘符号’，它仅仅是更深的‘本质’的症状。这样看来，所谓‘挖思想根源’的说法就是这种理论的呈现。不过，从解构主义的理论来看，恰恰是这种透过‘现象’寻找‘本质’的思路和行为本身，在‘创造’着许多‘本质’。看来，当时的大批判运动其实也是深谙这种‘解构主义’的妙处。”

[9]　贺桂梅评点：“这段话及其引起的争议，颇像1994年萧乾所谓‘说真话’引起的争论。年轻一辈或许认为这其中包含着某种不那么清高的妥协，不过那是因为他们几乎完全无法了解‘文革’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谓‘文化革命’，就其初衷而言，是一个改造‘主体’的革命，因此必然会对每一个个体，尤其是具有相对自觉而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个体的自我和精神造成极大的冲击。在今天看来，这种文化革命的后果显然是弊大于利的。它造成的最大混乱是，这场文化革命并没有创造更丰富的‘新人’，相反由于操作方式的简单化，它仅仅是把所有人的思想都强制地纳入既定的框架中，而成为一种思想／身体的暴力。对于置身这种情境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最大的恐怖在于林庚先生曾说的那种情形：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了，于是你也怀疑和动摇自己是否真的错了，乃至最后相信你自己确实错了。——必须‘说’和说自己‘错’了，大概是当时不可抗拒的形势，因此可能的选择就只能在于如何‘说’和怎么‘错’了。这也就是老钱所谓的三点前提。”

[10]　贺桂梅评点：“在我看来，这段话中所表现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仍有许多是最能标志出老钱他们‘一代人’特征的东西。首先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我们恐怕很难体会这种‘知耻知罪’的心态了。这或许应该说是拜历史所‘赐’，因为我们有幸没有遭遇老钱所遭遇的残酷历史，因此不必有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深刻纠缠。不过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问题，或许是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的那种‘历史失忆症’，不是遗忘了罪恶和耻辱，而是无法感觉历史曾经如何存在。其次是，有意味的是，历史的问题如何转化成了‘个人’的问题。在老钱这里，真正撬起整个历史的，是他的自我和自我承担，他从不把问题归咎于历史环境，而总是将思考指向自己的精神构成。这个强大的精英主义自我，是他追问所有问题的起点。不过，我有时也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再没有比老钱这样的知识分子更为强大而执着的个人主义者了，因为他使历史成为了创造自我的‘资源’。”

[11]　贺桂梅评点：“或许这里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一个是用学术研究来阐释自己和阐释历史，一个是通过全神贯注地投入于学术研究来度过艰难的压力时期。但这两者很大程度上又是难以分开的，因为和那种将‘生活’与‘学术’分开的学者不同，老钱显然使两者水乳交融在一起了。因此，在他承受压力的时期，所做的也都不是与生活无关的学术工作，而是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精神体验转移于学术研究中了。”

[12]　贺桂梅评点：“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和老钱他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却是越来越学院化，这也意味着我们将越来越局限于学院和专业影响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老钱的社会影响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尽管老钱始终在用‘学术研究’这个语汇，不过在我看来，他的‘学术’并不是‘纯学术’之学术，而始终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和问题意识在其中，这其实是他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对于今天这种越来越专业化的处境来说，老钱的启示性还在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学院，他对读者和批评者的重视，正因为他研究的着眼点从来都是社会化的，到底是老钱的社会影响大所以他的学术超越了学院，还是因为他的学术超越了学院而产生大的社会影响，这两者几乎是难分难舍的。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那种从不把自己局限于学院的意识本身吧。”

[13]　贺桂梅评点：“或许换一种说法，这里所说的‘婴儿状态’、‘黎明感觉’，事实上都是在讨论我们如何才能始终处在一种保持‘新鲜感’的状态当中，如何才能不陷入一种‘厌倦’情绪。在我与现在学生的交往中，常常会发现许多人在最初从事研究的阶段或许是很有发现的能力，也有研究和读书的热情，不过这种状态很难持久，所以有许多学生在博士生甚至研究生阶段之后，就放弃了‘做学问’。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我想最重要的或许是无法建立起学术研究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联形式。老钱的优秀品质不仅在于他乐于发现和创造的天性，我想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通过语言或学术研究来反观、创造自己生命意义的能力，还有他对学术研究的‘爱’。其实，说到底，这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品质，所谓‘赤子之心’大约就是指这一点。”

[14]　贺桂梅评点：“人们常常不缺少需要发现的事物，缺少的是发现的眼睛和发现的热情，在这种纯粹的‘婴儿状态’中，‘人’才能与‘世界’诗意地相遇。”

[15]　贺桂梅评点：“这是‘政治学’和‘诗学’的滑稽遭遇。”

[16]　贺桂梅评点：“许多时候我们并非不愿意投入，而是偏执于使我们投入的动力学原因。这也正如我们并非不热爱游戏，而是因过分关注游戏的意义而因此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游戏之中。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所有那些有着坚韧信念的人，事实上也是最相信游戏和最认真地投入游戏的人，而游戏和信念的意义事实上正是由这样的人显示出来。也许可以说，真正赋予生存以意义的，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而投入的程度越深，事实上越能摆脱物质处境的限制而感觉到精神的深入，也就是‘自由’的状态。”

[17]　孙玉石：《他拥有绿色的永恒》，《王瑶和他的世界》，13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8]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王瑶和他的世界》，441—442页。

[19]　钱理群：《史家的风范——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59—6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　《编后记》，《王瑶和他的世界》，537页。

[21]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8期。

[22]　高远东：《某种启示：鲁迅研究史过程中的王瑶先生》，《王瑶和他的世界》，497页。

[23]　以上所引樊骏先生的意见，均见《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王瑶和他的世界》，430、432、435、445—447页。

[24]　夏中义：《九谒先哲书》，348、349、345、405、408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25]　《史家的风范——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52、54页。

[26]　《九谒先哲书》，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