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的今天，一个令人心痛的日子，耀邦告别人世。这是过来人难以忘怀的场景：4月15日傍晚，有几行稀疏的雨，在沉默中，为他送行。他的生命，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
胡耀邦去世后，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王楚来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耀邦寓所，采访那不足18平方米的家庭灵堂吊唁活动，深情地写道：“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亲属和工作人员无法历数他们的姓名。有的在灵堂里号啕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11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198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同志开拓进取、勤奋工作、顶风破浪、披荆斩棘，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人民日报与耀邦的渊源
人民日报老同志对耀邦抱有很深的感情。
“文革”后期，“文革”前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与赋闲在家的胡耀邦在北京协和医院第二门诊部偶遇，就在候诊长椅上闲谈起来。两人在“文革”前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谈。“文革”中同时成为被批斗的“黑帮”，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个人的沉浮感慨良多，容易产生共鸣。恰巧耀邦夫人李昭、胡绩伟夫人胡一哉在“文革”前还是同事，同在北京市纺织局做副局长。于是，胡绩伟夫妻经常到胡耀邦家做客。1977年耀邦执掌中央党校后，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紧跟其后，配合默契，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西北局宣传口老干部秦川，长期受康生迫害；“文革”后找到耀邦家，申诉冤情。耀邦一边请秦川品尝夫人李昭烹饪的甲鱼汤，一边愤然断言：“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1977年11月，秦川调入人民日报，任第一副总编辑，与胡绩伟默契配合，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
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耀邦只是一名中央委员，管不了宣传口。用胡绩伟的话说，人民日报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就是因为“志同道合”。当时党内有“二胡”联手的说法，他们衷心地服膺“文革”后众望所归的邓小平，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很多富有震撼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就是从西北角的中央党校发源，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党、全社会发布，在中国大地轰响思想解放振聋发聩的春雷。
延安出身的胡绩伟、秦川对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瞄准康生留在中组部的部长郭玉峰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收到中组部老干部送来的揭发郭玉峰的大字报后，他们以人民日报党委的名义，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内参《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报送中央。胡耀邦听了秦川带领报社编辑前来做的汇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不久，郭玉峰被免去中组部部长职务。
“文革”后获得“改正”的新华社“右派”戴煌深情地说，“下油锅”这句话就是胡耀邦“为解救亿万人跳出苦海，统率中国共产党内一群慷慨悲歌之士，奋勇冲向‘两个凡是’堡垒时的大声呐喊”。
据人民日报80年代的副总编辑余焕椿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当选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在此期间，经他审阅、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有文字记录的就有100多篇，还有当面提意见修改或电话表示同意的，更是难以计数。余焕椿说：在胡耀邦领导下，人民日报回归人民，声誉很高，深受读者信任和欢迎。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达640万份，为历史最高水平。（余焕椿回忆录《编辑部风云》）
“右派”是这样“改正”的
胡耀邦1977年底到中组部上任后没几天，就询问：“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1957年的“右派”，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在不少单位竟然高达80%。中国本来极其稀缺科技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他们在长期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中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在中国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出国深造，本来就是个奇迹。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不少大师级的学者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很多人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创业。就像现代大儒梁漱溟教授1949年谢绝避居香港的邀请：“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就像物理学家彭桓武、邓稼先遇到记者提问“为什么回到贫穷的祖国去”，不约而同地反诘：“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据郭沫若195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分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共产党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但由于大多数是解放前培养成才，中共党员只占4.4%，受长期极左路线影响，经常被打入另册，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洗澡”，终于在“反右”和“文革”两次文化浩劫中，被成千上万地剥夺了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权利。除了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物理学家受冲击较小外，几乎整整一代学人，还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被硬生生地抹去了。
在中组部据理力争下，中央55号文件终于开了一道口子：“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胡耀邦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在笼统肯定“反右”某种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广大“右派”同胞，以“改正”之名，挤开了“平反”之门。
人民日报考虑到“右派”问题的敏感性，不能像落实干部政策那样大张旗鼓地发表长篇大论，更避免像针对“康办”背景的郭玉峰那样咄咄逼人。从1979年1月2日起，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上海市、北京市等中央机关和地方“改正”错划“右派”的消息，向全党推荐勇于“改正”的先进经验，以此为榜样，循循善诱地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
公安部：63名“右派”全部改正；派专人到该部“右派”流放地青海省，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对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根据“右派”本人提出的名单，发函亲属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对当年给本部门的领导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
中央党校：97名“右派”已改正93人。梳理出“反右运动”的几条认识误区，即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的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把这些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上海市：总结了错划“右派”的深刻教训，如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提出的批评，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把执行上级的指示，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民盟：有1/3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5的成员被划为“右派”，“扩大化”比较严重，现绝大多数得到改正，包括1957年著名的6月6日座谈会上“六教授”。
广东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连已经移居国外和港澳的错划“右派”也坚决予以改正。
据戴煌记载，有些省市负责人看到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报道，感到太突然，纷纷给报社打电话探问是怎么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
据一位曾被错打成“右派”、“文革”后调入人民日报的老记者回忆：在“右派”问题上，起初中央文件只允许给很小一部分“错划”的人“改正”，还规定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王若水主持编发了几个单位几乎给所有“右派”“改正”的报道——“各地党委以为这是中央的政策。结果，各地右派改正工作实际上是以这几篇报道而不是中央文件为指针。”
人民日报为“右派”“改正”工作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思想疑虑，严正指出：“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胡耀邦为“右派”争取到的，是一个暧昧的“改正”，对于“反右运动”是抽象肯定下的具体否定。但到底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改正”，是一种模糊操作。人民日报理解耀邦的苦衷，向全党呼吁尽可能扩大“改正”的范围：“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
人民日报公开批评有的地方和部门希望上级规定改正的比例数字，实际上是在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突破“比例”。人民日报把能否为尽可能多“负屈”的“右派”“改正”提升到党性的高度，恳切陈词：“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人民日报一再以中央机关报的权威向全党担保，“改正”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将来不会被扣上“为右派翻案”、“右倾”、“一风吹”的帽子，有关部门不必“犹犹豫豫，摇摇晃晃”。为防止“改正”后整人恶习死灰复燃，人民日报记者张铭清撰写短评《怎样看待“改正右派”》，批评有些同志使用“改正右派”这个标签，是一种政治上的继续歧视：“本不该划为右派，改了就完了，何必留下这个使人不痛快的特殊名词呢？问题是至今还有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同志之事，提到时不得不以此名之，但愿到此为止才好。”
有胡耀邦明里暗地鼓励，有人民日报背书，各地、各部门最后实际“改正”“右派”55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99.98%！有96人因种种原因未予平反，占右派总数不足0.02%。
一个文化古国最优秀阶层的灭顶之灾，就这样得到拯救。
耀邦的担当和苦涩
人民日报在“文革”后大彻大悟，富有正义感，敢作敢为。有的冤案曝光和批评报道，起初是报社自作主张搞的，在遇到阻力后，是耀邦挺身而出给予宝贵的支持。像张志新之死，人民日报率先组织讨论，受到批评。耀邦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讲话中，列举为革命而献身的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时，最后提到了张志新的名字，说她是当代的刘胡兰、无愧于时代的英雄。
胡绩伟、秦川个性倔强，有时走得太急、太远，常给已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惹麻烦。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曾批评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占公家小便宜，耀邦主张这位同志还年轻，可以从轻发落。秦川以为这是在讲妥协，更加来劲，一连发了好几期内参。气得胡耀邦摇头叹息：“秦川想把我逼到哪里去？把我逼得无路了！”
据余焕椿回忆，耀邦后期同人民日报的蜜月也逐渐变得苦涩起来。书记处有一次开会讨论人民日报问题，耀邦忽然说：“我对人民日报是回避的。”话中包含着许多难言之隐。
人民日报上的耀邦形象
富于青春活力，演讲时动辄激动地站起来挥舞拳头，在官场显得异类却很受年轻人喜爱的胡耀邦，在人民日报上留下过一些清新的记忆。
他曾用富有感染力的语气说：“我们的国家处在地球上气候最优良的地带”（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胡耀邦同志在全国青年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在座的各位年纪有大有小，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华儿女。由于粉碎了‘四人帮’，现在我们大家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掌握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一首歌，叫作《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的确，我们现在是在阳光灿烂的大道上前进。”（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华国锋等同志接见文代会代表》）
“我们的事业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在一二十年内取得为后代人称赞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在中国现在政治舞台上的近二千万干部、三千八百万党员、几百万解放军和几千万共青团员。”（1981年2月2日人民日报《胡耀邦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
1984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击败美国队，首次实现“三连冠”，举国欢腾。中美女排决赛结束时，耀邦正在北戴河欢宴朝鲜总理姜成山，得知喜讯，连声说：“好！好！”耀邦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姜成山。两位领导人站起来举杯对中国女排获得奥运会金牌表示祝贺。姜成山说：“中国运动员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献了一个礼。”耀邦风趣地说，“赢总是好的嘛！”（1984年8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
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保育钧透露，这位未署名的老干部就是耀邦。对青年和知识分子，耀邦向来不喜欢强势的“教育”姿态。耀邦说：“教育青年的办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总结。”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诗人给耀邦写信，说现在只讲思想解放，不讲思想改造了，我觉得对知识分子还是不能丢了“团结、教育、改造”。在今人眼里，诗人可能是对当年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心有余悸，而产生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难能可贵的是，耀邦表现出走过雪山草地的老共产党人深邃的历史感和光明澄澈。《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1日头版的社论《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大段引用的实际上是耀邦的原话：
“现在有些同志谈到知识分子政策时，还沿用建国初期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口号。这是时代的错误。现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工作、学习了几十年。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说团结知识分子，那就同团结工人、农民一样；如果说教育知识分子，那就同教育工人、农民一样；如果说改造知识分子，那就同改造工人、农民一样，不应该也不必要在工人、农民之外单独提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口号。
有些同志说，现在还要提这样的口号，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人人都需要改造世界观，世界观的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谁都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改造好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不是说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不需要再改造了，而是说，对待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应该同对待工人、农民的世界观问题一样。问题的实质在于，某些同志至今仍然把知识分子当作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来对待，而不是像党中央那样，把知识分子看作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
近四十年过去，耀邦对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满腔热忱和博大胸襟，是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似乎也已变成一种稀缺资源。
人民日报率先披露耀邦不葬八宝山
耀邦去世那天，人民日报记者魏亚南正在江西共青城采访，适逢共青垦殖场和中国农村信用社合办的全国第一家农村产业集团——鸭鸭集团成立，庆贺之时广播电视里突然响起耀邦去世的哀乐，全场惊愕，喜庆顿时变成了哀悼。有的放下手中的酒杯起立默哀，有的禁不住掩面流泪。成立大会原定施放的焰火熄灭了，安排好的舞会取消了，人们自发地扎花圈遥致哀思，前往北京吊唁的代表准备打点上路……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于维忠，是1955年到这里垦荒的第一批上海知青。他告诉魏亚南，当初98名上海知青来到这里不到四十天，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就赶来看望大家。（1989年4月22日《共青城的哀思》）
耀邦追悼会会后，于维忠在北京下榻的前门宾馆给魏亚南透露了一个秘密：胡耀邦的骨灰还要送到共青城来。“这件事已经得到中央批准，我们这就回去安排。”于维忠回到共青城后，又给魏亚南打来电话，动情地述说了耀邦子女在共青城选择墓地的细节。于是，魏亚南含泪写下了《身后一片情依旧——胡耀邦墓择址记》（198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正式披露了这件令人动容的事：
耀邦逝世前，一次偶然的家中聊天，他谈起了自己身后的愿望：“我死了，不想到八宝山去。我希望共青城的青山绿水能成为长眠的地方。”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夫人李昭真真切切地记下了这句话。
魏亚南的报道见报后，引起热烈反响。他接到人民日报副总编兼海外版总编余焕春打来的电话，要他马上到5号楼钱李仁社长办公室来一趟，说社长有急事找你。推开门，只见老钱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大余平静地说明情况，原来耀邦的夫人李昭刚才来电话询问《胡耀邦墓择址记》一文的情况，钱社长没有当即回答，说等向记者了解一下后回复给她。
听了魏亚南的详细说明，大余与钱社长低语片刻，让魏亚南把刚才与他们讲的直接向李昭陈述，看她对这篇报道有什么话要说。联系上耀邦秘书后，过了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魏亚南当着两位社领导的面赶忙抓起电话，两位领导也凑上近前，只听话筒里传来了对方热情明快的声音：“我是李昭啊。你就是《身后一片情依旧》的作者吗？”
“记者同志，我打电话给你们，是向人民日报和你表示感谢的。你的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全家都看了，真的谢谢你呀！本来我想，文章发表前要是给我看一下就好了，免得出什么差错，我也好心里有个准备。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文章没有什么问题。你不用担心没有知会我了，我不怪你。告诉老钱，谢谢你们，谢谢了！”
魏亚南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老钱和大余同样听得明白，自然也是释然一笑。魏亚南这时才充分理解了李昭老人家给报社来电话的本意。原来，她见了这篇文章，马上给报社打电话，是为了自己心里有个底儿，有个准备，以便更好地应付可能出现的麻烦，根本没有责怪报纸和记者的意思。魏亚南事后写道：至此，我打心眼里钦佩老人家，心思缜密，从容应对；更敬重她对此事表现的不避风险、敢于担当的精神；尤其感谢她支持丈夫深明大义选择的身后安排。
魏亚南没有写入报道的一个细节，是于维忠在北京时讲述：耀邦对一些极左分子嫉恶如仇。他早就向我们表示过身后不愿意去八宝山，希望到与青年们一起奋斗过的共青城，在那里的青山绿林里安息。
“解放了的人”不希望死后被束缚
据魏亚南采访报道，1989年4月28日，胡耀邦的大儿子胡德平、女儿李恒（满妹）带着父亲的宿愿和家人的嘱托，来到鄱阳湖畔、敷阳山上，为胡耀邦选择最终的归宿。
一些老垦荒队员听说耀邦家属考虑国家经济困难，主张丧葬从简，纷纷要求为他们所挚爱的人解囊捐款，同时希望能将耀邦安葬在共青城最好的地方。北京举行耀邦追悼大会后不久，江西省委书记、省长就来到共青城，为耀邦墓地预备了几个选址。
4月28日，胡德平、李恒首先来到了共青城中心，一处原计划辟为公园的山岗。这里风光秀丽，绿树娉婷、芳草滴翠，一汪珍珠湖波光粼粼，真是个宜人的休憩胜地。在共青人心里，耀邦安息在这里再好不过了！然而，德平、李恒不用踏勘，便否定了这个选址。李恒说：“父亲生前最怕侵害群众利益，死后也不能与人民争地。不要因父亲墓地改变共青城的规划，这里还是留给人们作公园更合适。”
一行人离开城中心，来到周围几座山岗，只见处处黑绿的杉木林郁郁葱葱，都是精心绿化过的。人们望着山上的树木，当年耀邦与第一代垦荒队员住茅棚，点篝火，开荒种树的情景宛若眼前。不料，几处苍翠的山岗都没被耀邦家人认可，他们认为：“在绿化过的山上修墓，免不了砍掉一部分树木。爸爸虽然钟爱大自然，喜欢树木，但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破坏已有的树木，他心里会不安的。”
人们打着雨伞，踏着泥泞的红土地，在方圆42平方公里的共青城范围内继续选址。走到城东南两华里的地方，山坳中间一座高40多米的荒山呈现在人们面前，据德安县志记载它叫敷阳山。登上山顶，鄱阳湖一望无际，共青城尽收眼底。
“这里很好，就选这里吧！”德平与妹妹环顾左右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墓址，定在这荒山岗上。德平、李恒依照父亲生前的意愿，又当场宣布了建造胡耀邦墓地的希望与要求：不能因父亲墓地大兴土木；在世时，父亲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死后不要把灵堂、纪念馆等建筑物压在他身上了；父亲生前是个解放了的人，他希望死后也不要被大理石或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墓穴缚住，只须将骨灰深埋地下，让他与养育过自己的土地融合到一起；地面不必竖立高大墓碑，塑个半身像，基座不一定要碑文，刻上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徽志，象征他从参加儿童团、共青团到共产党的革命一生；如果考虑到有人要来凭吊，可修一遮阴避雨的纪念亭。（《身后一片情依旧——胡耀邦墓择址记》，198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2019年我到江西共青城出差，魏亚南嘱我打听于维忠的下落，当地人告诉我，于维忠已过世了，生前是九江市人大副主任。耀邦骨灰到共青城时，就是他迎接的。
耀邦的遗愿仿佛提示了一个时代的宿命，光明澄澈的领导人，把青年拓荒者的园地作为最后的归宿。我们的青春年代，曾经的愿景和豪情，也永远地凝结在眼前的青山含黛、茂林修竹、湖水浩渺中。学者金观涛42前曾在中国青年报写道：“我们是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