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互联网内外的戾气在上升。
本来，网上的“左”与“右”、激进与温和、“国家利益”与“底层立场”之争，在各执一词中，恰恰彰显了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比，有更大的宽容度，更多的思想活力。这样的分歧，在历史上常见。改革初年，经过长期的封闭，一部分年轻人得风气之先，追逐新奇生活方式，被另一些人视为“奇装异服”、“靡靡之音”，而痛心疾首。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假手公权力，出现了单位剪女青年披肩发、剪男青年喇叭裤、没收婚恋性知识书刊的举措。不是进行思想的交流碰撞，平等的批评与反批评，而是煽动民粹的狂热，呼唤公权的强制。而当时，作为打压对象的青年人毫无招架之力，恰恰是党内外一大批老人挺身而出，巴金等几乎整整一代文化界、知识界、科学界耆宿发声，要求尊重青年人的正当权益，制止公权的越界行为。
鉴于历史的教训，近来网上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令人不安。比如，对意见对手的不满和不屑，发展为“人肉搜索”，甚至公布其电话号码或上门“教训”；人格贬低、人身攻击，还要线下“约架”，或者发出“死亡威胁”，或者@警方微博要求制裁对方。
在这里，正常的信息交流、意见讨论，曝光和辟谣，证明和证伪，支持和反对，都被泛政治化了。例如，把主张普遍价值和激进改革的人称为“西奴”，大致还在学术文化批评的范畴内；但如果他们并无间谍等违法犯罪行为，斥之为“汉奸”、“带路党”，就有“全民得而诛之”的味道了。同样，把批评自己的意见一概斥为“脑残”或“五毛”，可能属于另一种独断和不包容。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舆论一律”和“唯我独革”的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乃至审美偏好，这不仅是正常的，还是十分健康的现象。如何让这种“多元”实现共生共荣、自由竞争，有三个关节点：现实社会利益博弈的规则化、透明化、公平化，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公共空间”不只醉心于揭露和批判，更重在促进现行社会管理制度的修复和完善，乃至必要的重建；面对社会负面现象，疗治敏感而容易受伤的民意，修复、提振网民情绪和社会心态，涵养社会改良的信念和耐心。
三个关节点需要综合治理，而第一点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网络病”是“社会病”的折射。在现实社会中，疏通利益博弈和权利救济的通衢大道，政府责无旁贷。因政府对“社会不公”的不作为，被曝光后又习惯性地遮遮掩掩，导致官民沟通的“情绪赤字”，更要大力弥补。今年备受关注的《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对躁动的民意给予了深切的体谅：“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执政者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只要公权不是逃避失职，而是致力于解决公平正义的“有形”问题，无论“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无论是强化政府责任还是扩大社会参与，都应该给予掌声。同时，希望这个能担当、有作为的公权自身接受监督和制衡，尊重法治和程序。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里，那些微博粉丝几十万、数百万，博客访问数几千万、上亿的“公共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时代，互联网搭建的“公共空间”还原了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各种意见主张不妨让实践去检验，交民意去选择，待历史去淘洗。对于全国4.85亿网民来说，需要凛然遵守的底线，就是爱护互联网这个信息自由流动的“意见共同体”，就像现实生活中，宪法和法律框架是维系13亿中国人民“利益共同体”的底线。
所谓“意见共同体”，就是无关“左”“右”，不论激进或温和，超越魏阙与江湖，概括承认不同意见、不同利益诉求的合法性，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各方进行网络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平等性。网络舆论场需要不同价值取向的意见“制衡”和“对冲”，需要在帖文的动态更新和网友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实现信息的“自净”。为此，不妨像维护自己的表达权一样，维护对方说话的权利，不试图垄断话语权，不能在对方没有答辩权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媒体裁决；就事论事，尽量避免给对方贴意识形态标签、做道德审判，更不能企图借助公权剥夺其话语权；利益诉求的实现“次优化”，尊重和包容对手的利益，有时“让步就是进步”。
在这个“意见共同体”内，无论争辩多么激烈，无论己方有多强的社会正义感、道德纯洁感和智商优越感，始终诚心诚意打算与对方立于同一个屋檐下，认真努力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而不是扩大社会分歧。网上的每一个体、每一阶层，都要警惕和反思为什么彼此经常成为“互质数”，警惕和反思那个远去30多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思维”在灵魂深处留下的遗毒。
在网上戾气抬头的时候，公权力的明智和谨守分际特别重要。同样值得欣慰的是，民间人士如经济学家吴敬琏，也频频呼吁用理性的眼光看待社会转型，用平和的态度践行政治参与，避免社会被各种极端势力所裹挟和撕裂。
今年民间社会依托于互联网的两个“微公益”行动，都获得了政府积极回应。网民的“随手拍拯救乞讨儿童”，助力公安部的打拐工作，帮助多少失子家庭重聚；邓飞等500位媒体人发起的“免费午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做了先期探索，民间“游击队”迎来了“国家队”。这是民间“自组织”力量与政府携手解决转型期中国复杂社会问题的成功尝试，而民间社会的努力，离不开体制的杠杆作用、“临门一脚”。
当下网上的包容度下降，提示现实社会的对抗性加剧。值此历史关头，“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把关人”有一份责任，为燥热的互联网和中国社会“加湿”“降温”，让理性中道的声音成为主流民意，让有序政治参与和体制渐进改良成为全民共识，毕竟社会的和平转型是全民之福。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