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十年，中印两个原本旗鼓相当的发展中大国逐渐拉开差距。

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明显高过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已是印度的五倍，甚至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面角力的全球强国。印度当然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不论是总的量体还是具体指标，均难以与中国相提并论。

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印度所面临的问题远胜中国，而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印度发展的主要障碍。

对于印度，除了众所周知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制造业发展远远后于东亚各国、甚至明显落后于某些东南亚国家等，宗教、民族、语言分裂状况显然也是严重的掣肘因素，并且完全可以视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滞后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种姓制度顽疾

印度较为独特的地方在于，拥有很多其他文明中所不具备的不利因素：寡妇殉葬制（萨蒂）虽已废除，童婚制和嫁妆制在农村甚至城市人口中却依然盛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种姓歧视（虽比从前表现得更为隐性）就更是严重问题了。

种姓制是一种基于血统主义的结构复杂、精细入微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以严格的社会隔离、森严的社会等级、饮食与社交、择业和婚姻上的诸多限制为特点，明显增加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具有非常强的压迫性，且历史渊源深刻，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1】。

英国殖民者自视高印度人一等，不跟他们讲平等；他们利用现代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种姓制，可以说非常坚决，但是他们也未能根本改变这种制度。圣雄甘地似乎也拿不出什么灵验的方法，只能藉着刚刚发生的地震来抨击印度社会对不可接触者实行的隔离制度，宣称这是上帝对印度人的严惩。

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致力于削弱种姓制，减轻其对国家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但收效甚微。尤其可怪的是，某些出身婆罗门的印度共产党领导人搞起种姓歧视毫不内疚，而共产党本应旗帜鲜明地反对种姓制度。1980年代以来，世界性保守主义思潮和传统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则使尼赫鲁上台以来在改革种姓制方面取得的成就面临付诸东流的危险。

应当看到，19世纪以来随着时代进步，印度种姓制度已有很大程度的松动。早在一百多年前，火车上的种姓包厢制（类似于当时美国南部各州把黑人与白人隔离开的不同列车和候车室制度）就已行不通了【2】。迄于今日，种姓制问题虽仍然严重，却并未严重到使印度社会陷于分裂的地步；低种姓的莫迪甚至能当选为总理。这些都说明在应对种姓制度的负面影响方面，印度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此之前，印度的种姓制度发展也并非“顺风顺水”。在源于吠陀宗教的印度文明中，早早在西元6世纪，就出现了对种姓制不合理性的抵制。主流宗教婆罗门教虽坚持种姓制度，但在它进入鼎盛期一百来年，就出现了佛教和耆那教等的反弹。这些新兴宗教主张平等，藉此从婆罗门教的低等种姓阶层争取到了大量信徒（这当然不等于新兴宗教彻底解决了种姓制问题）。这完全可以视为对种姓制度的一种纠正。

此外，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印度教低等种姓的民众要么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要么创立结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教义的锡克教；至近现代，更是出现了结合基督教和印度教教义的梵社。这两种叙利亚宗教对种姓制都进行了种种形式的抵制，这些都可视为外来因素所激发出来的对种姓制度的矫正运动【3】。

不过，主张社会平等的伊斯兰教虽深深扎根印度社会，并从各种姓中争取了大量皈依者（低级种姓居多），却非但未能摧毁种姓制，反而很大程度上被同化了【4】；基督教同样主张社会平等，但是在印度文化-宗教环境中也不得不向种姓制低头；佛教同样如此【5】。

而印度在种族和社会平等方面跟其他文明仍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种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虽有上述内源性或外源性的纠正运动，但种姓制毕竟远未消灭，而仍然是影响印度社会整合、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

有西方学者研究认为，多年来印度政府的积极措施已对种姓制产生了强烈冲击，在有些情况甚至几已令种姓制度发生了颠倒：某些上层种姓的婆罗门成员已沦为搬运工和黄包车夫，而大学中几乎一半的学生名额被较下层的种姓和部落成员所据有。

但，该研究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大约有1300万个公共卫生间是由低层种姓者打扫的；贫民区中的贱民几乎没有人从政府保留的职位中获得多少好处，而只能获得清洁员之类的工作；即便大学增加保留给他们的位置，目前这一代贱民由于受教育权利上的不平等，很少有人能够被大学录取，尽管地位稍稍高于贱民的次种姓成员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好处【6】。

事实上，从印度独立一直到21世纪初，75%的印度人仍生活在种姓制度尚被触动的农村，种姓制度的阴暗只是在城市才得到曝光【7】。由于低种姓人口在众多种姓中占大多数，也因其备受社会歧视，遭受残酷的经济压迫，更因种姓间的对立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高低种姓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地以暴力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暴力活动大多发生在农村。1971年至1999年，比哈尔邦因种姓冲突发生了59起集体屠杀事件，600人被杀，其中1990年至1999年便有35起，被杀人数为400人左右。这表明，种姓冲突有加剧的趋势。

随着印度人口进一步增长，人口-资源比例将进一步失调，土地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而以土地关系为核心的种姓间暴力冲突很可能会变得更频繁、更激烈【8】。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与种姓制作斗争仍将是印度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民族矛盾与教派冲突相“纠缠”

除了种姓问题，印度民族问题也十分严重。

民族矛盾有着深厚的种族、经济、文化、宗教、历史和政治根源。独立后，民族矛盾所导致的民族自治倾向有了发展，1950年代至1960年代各语言邦的建立更加剧了这一趋势，流血冲突不断发生。1960年代中期，有东北部的那加人和米佐人的反叛活动。1970年代末，在同一地区的特里普里人和阿萨姆人中又发生了种族暴乱。1980年代初旁遮普邦又发生了锡克人的暴力活动。与此同时，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人的暴力冲突也不断升级，至1980年代末已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反叛，且持续到目前。此外，还有规模较小的部族骚乱，如廓尔克人和贾坎人的骚乱。

民族矛盾也早已政治化，各邦政党大多具有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地区性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下，反叛或骚乱的民族或部族向中央和邦政府提出地方自治要求，其中激进分子甚至要求脱离印度，建立独立国家。中央和邦政府对其软硬兼施，又是镇压，又是安抚，表面看似平息了事态，但根深蒂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彻底解决民族矛盾谈何容易【9】。

与民族矛盾紧密联系的，是教派冲突。印度教徒在印度虽然是多数，大约占总人口的82.4%，但穆斯林人口也占12%，有1.6亿之多，因此印度也是一个穆斯林大国。

事实上印度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宗教构成之复杂，更是无出其右。三大世界性宗教，即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在印度都有深厚的基础；另外还有人口数量不小的锡克教、耆那教和帕西教徒。

其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尤其为印度教极端势力所不容，被视为外族征服和殖民侵略的产物。1947年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已发生过无数次暴力冲突，其中最严重的是与穆斯林的冲突。独立后，国大党政府为了安抚穆斯林，以防再度发生印巴分治时出现的那种大规模骚乱，也为了获得穆斯林的选票，对他们实行了优待政策。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时种种原因，穆斯林在经济、文化、受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明显不如印度教徒，在政府机构和军队就职的人数以及在国会邦议会的议员比例也低于其人口比例。因此，他们有不满情绪是非常自然的，要求政治经济权利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也毫不奇怪。

而穆斯林的诉求表达在印度教徒中，则引起了强烈反弹，刺激了他们的教派主义情绪。1970年代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两种宗教间的暴力冲突事件呈明显增长的趋势：1975年为238起，1980年为427起，1985年为500起。冲突中死亡的人数也从1978年的110人增加到80年的278人。

过去，教派冲突一般发生在城市，现在已经扩展到农村。“1988年在全国452个县中，发生教派冲突或教派关系紧张的县有88个，到1989年时，这样的县已增加到110个。”【10】而1992年巴布里清真寺之被捣毁及伴随而来的流血冲突、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教派大仇杀，更是震惊世界的宗教暴力事件。【11】

包容的印度文明不再包容

尽管印度文明具有包容性，传统印度社会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但是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不同民族、宗教和社会集团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出来，围绕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表达方式也越来越暴力，传统的宽容精神因之丧失殆尽。

若究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印度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中去找。在传统文化-宗教影响力仍然强大时，种种不平等可以用宗教观念加以合理化而很大程度地被容忍，但随着现代教育、民主理念的普及，民众的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不断加强，传统的资源和权利分配格局的合法性自然会越来越受到挑战。

在印度的国情下，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下层的长期贫困无法得到解决。在消除贫困方面，独立后七十年来，印度政府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迟至1998年，印度仍有4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73年至1997年，绝对贫困人数一直保持在3亿以上，尽管贫困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1990年代初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以来，贫困人口数量呈增长趋势，1997年和1998年贫困人口达到了3.49亿和4.06亿。

在农村，75%以上的农民仅占有25%的耕地。人口不断增加，缺田少地的农民为寻找就业机会而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大量人口只得生活在条件恶劣的贫民窟。在孟买、加尔各答、德里和马德拉斯这四个印度最大的城市，1990年贫民窟人口比例分别为42%、40%、38%和39%【12】。

据世界银行2013年4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全球12亿极贫人口中逾四分之三住在农村，印度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印度极贫人口占全球极贫人口的比重高达33%，甚至高于30年前的22%【13】。

而当政府满足不了民众越来越强烈的诉求，却又不能实施强有力的领导时，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便会爆发为种姓、教派、民族和部族冲突，从而频频发生暴力事件。

总结

纵观独立以来印度的现代化运动发展，虽有很大的推进，却一直被民族、宗教和种姓问题深深困扰。而印度民族、教派和种姓冲突所导致的暴力事件，已日益成为比国家间的战争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14】。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英国人留给印度的议会式民主的强烈竞争性更加重了上述社会痼疾。

前陆军总参谋长V·N·夏玛尔指出：“印度最大的弱点不是经济，而是内部不和。它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边界上的敌人，而更可能来自内部的导致民族、种姓和宗教之间暴力活动与日俱增的政治斗争；来自政治上不惜一切代价地争夺选票；来自掌权者与夺权者这些不共戴天的仇敌之间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明争暗斗。”【15】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印度其实拥有诸多有利于政治统一、社会整合、成为地区乃至全球大国的种种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其文明的规模性，这是一种基于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文化统一性和巨量人口的规模性。一个鲜为人知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印度人均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两倍。就版图而言，印度看似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只比沙特阿拉伯大略一点，但土地多为可耕地，不像中国西藏、青海、新疆和其他许多地区那样，大量国土并非可耕。再加印度地处热带和亚热带，阳光充足，降雨充沛，粮食作物可一年两熟或三熟，所以目前人口规模已达13.6亿，很快将超过已开始老龄化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虽印度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但一旦机会来临，依然可能猛然崛起，摇身变为一个巨大而统一的政治体。作为邻国，我们不可陶醉于暂时的领先，得居安思危，得有长远的眼光。只不过，碍于深层次的宗教、文化和社会政治方面不利因素的存在，印度要将潜能充分释放出来，恐怕仍有待时日。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文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全书各处；罗伯茨，《文明的分化》，第140页。

【2】韦伯，《印度教与佛教》，第41页；也参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第18-19页。

【3】 以上讨论受了汤因比观点的启发。参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三卷本，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卷一，第72-74页。

【4】关于印度种姓制度，参韦伯，《印度教与佛教》，全书各处；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全书各处；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umes), Vol. 4, pp. 229–232；Vol. 7, p. 494；Vol. 9, p. 459。

【5】韦伯，《印度教与佛教》，第40页。

【6】埃丽卡·李·纳尔逊，《印度采取积极措施颠倒种姓地位》，《华盛顿邮报》2006年9月25日，载《参考消息》2006年9月27日第6版。

【7】迪特·森格哈斯，《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张文武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8】本段讨论的资料来源为孙士海，《印度政治五十年》；也参孙士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8-260页。

【9】本段讨论资料来源为孙士海《印度政治五十年》；也参陈峰君编，《印度社会论述》，第213-236页。

【10】本段资料来源为孙士海，《印度政治五十年》；引文出自格雷格·巴特著，《南亚的政府与政治》，West View，1993年，p.

153，转引自孙士海，《印度政治五十年》；也参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6-198页；孙士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第253-258页。

【11】库尔克、罗特蒙特，《印度史》，第410页。

【12】本段资料来源为孙士海，《印度政治五十年》；也参罗沃，《亚洲的崛起》，第173-181页。

【13】《世行报告:全球三分之一贫困人口在印度》，载《中国经济网》（2013年4月18日发布），下载时间为2020年9月19日。

【14】王德华、吴扬主编，《龙与象》，第189页。

【15】转引自王德华、吴扬主编，《龙与象》，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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