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惟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关键词：仪礼 周礼 郑玄 制度 礼乐
在中国思想史上，核心概念的演变往往不止是对概念本身的理解发生变化，而且包含了对经典体系、解释方式、观念体系的再造。并且，这种核心概念经由经典的传播、制度化的施行，沉淀为中国文明的构成要素。
在礼学问题上，中国思想史上对“礼”的理解，郑玄是关键人物。两汉礼经之学，以《仪礼》为中心，大戴、小戴、庆氏为辅翼，构成“礼经之学”。及至刘歆发掘《周官》以为《周礼》，郑玄变《周礼》为“礼经”，使“礼学”的意义，从以《仪礼》为中心的人生礼仪，革命性地转变为以《周礼》为中心的国家政教大典。因此，“礼学”也从一经之学，变成理解群经的学问。
郑玄礼学对礼的经典体系、解释方式及其观念体系的变革，进入了中国文明史。可以说，郑玄礼学为后来二程、张载、朱子的礼学，既提供了礼学理论基础，又提供了礼乐文明背景。
一、两汉今文经学中的“礼经之礼”
两汉礼经之学，本于《仪礼》。《史记?儒林传》云：“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1]司马迁所谓“独有士礼”，即今所见《仪礼》十七篇，亦即完整的“礼经”。及至后汉，礼经博士传承、立学愈备，班固《汉书?儒林传》言其事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2]此三家，皆立博士，若《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3]
两汉之学，五经分教。故在礼经之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乡饮酒、朝聘这一系列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惟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
首先，两汉礼学与郑玄之后的礼学之最大不同，在于两汉礼学只是作为五经之一的礼经之学，而不是可以解释五经的礼学。两汉立学官之经学之中，只有《春秋》一经，具有“法”的意义，即孔子“为后王立法”、“为汉制法”。此即两汉今文经学“以《春秋》为纲”之根本理由。而其他四经，无论《诗》、《书》、《礼》、《易》，虽然与《春秋》共同面向后世，但都不纯为孔子之法，而是孔子删削前王之法，赋予素王新义的结果。是故自战国至于两汉，言六经要旨，本各不同。《庄子?天下篇》云，“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六艺之学：“《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4]是六艺之旨，各不相同。《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5]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云：“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6]太史公曾从董生问学，其《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六经政教，亦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7] 是六艺之所长，各不相同。而六经之教，《礼记·经解》载孔子之言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8]是六艺之教，各不相同。六经之名义不同，意旨殊异，教化也各自不同。故汉人立学，除了《乐》无书不立，其他五经，立为博士，使各自传授。
也就是说，两汉今文经学中，虽然《春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五经分教，博士以师法、家法传经，虽有如小夏侯从他经诸儒问难，以改变师法者，但总体而言，博士之学的授受，各有源流，各持大义，并不以他经解本经，更无一经可以遍注群经。因此，也并不着力于把不同经典的文字、制度、义理，互相印证，互相对比，转相发明，结合成为一个共同的体系。
其次，礼经之学，是《仪礼》所载的冠、婚、丧、祭、乡饮酒、朝聘等具体礼仪，以及以《礼记》为中心的对这一礼仪系统的阐述论说，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司马迁言先王之礼书，至孔子时已经散亡。《史记?儒林传》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9]司马迁云“其经不具”，是指孔子之时，先王留下的礼经不备，如《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10]及至孔子，删定《礼》经，即此《仪礼》十七篇也。孔子之后，或尚有其他礼典之遗，秦汉之际大量散亡。而孔子删定之《仪礼》十七篇，作为士礼，至汉初而高堂生传之。
作为五经之一的礼经之“礼”，在礼之类目上，包括了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诸礼，远远不能构成一代大典。故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批评经学博士排斥古文，“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11]刘歆之批评，泛对五经博士，但所列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在郑玄之后的经学体系中，要皆春官大宗伯所掌，列在礼学范围之中。
再次，礼经之礼，主要是以士礼为中心，而无天子礼。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言“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12]班固言“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其意完全相同，此“士礼”即是今之《仪礼》。但如果以郑玄之后的礼学观之，“士礼”绝不可能成为“礼经”，如果士礼是礼经，那么应该还有天子礼、诸侯礼、卿大夫礼，加上士礼，才能构成完整的“礼经”。但是，这完全是据后观前的结果。在两汉今文经学之中，《仪礼》十七篇，即是完整的礼经。
也正因如此，汉世无天子礼，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东汉章、和二帝，数有兴作之意，曹充、曹褒、张奋三人，屡上制礼之谏。甚至曹褒在章和元年（西元87年）受章帝之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13]曹褒所制之礼，正是针对“天子礼”问题，因此在礼类上仍然沿袭《仪礼》冠、婚、丧、祭，在适用性上扩展到了“天子至于庶人”。
在汉世今文经学中，以《仪礼》为礼经，实质上是把“礼”理解为作为六经之一的礼经之礼，而不是作为国家大典的礼乐之礼。《仪礼》只有士礼但又是完书，礼类要为人生礼仪而非国家大典，这完全不妨碍其作为“礼经”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经学上，孔子“为汉制法”的核心经典是《春秋》，而不是礼经，要遵循孔子之制，主要是《春秋》之大义，而不是礼经之仪轨。因此，只有士礼，并不妨碍成为完整的礼经。而在现实上，在新的圣人制作新的礼乐之前，可以权且参考古礼，根据现实损益之，而《仪礼》所言，只是一种参考，在现实中也没有强烈的规范性，也就是说，《仪礼》不可能原样落在士的现实生活中，同样，即便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礼，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规范。
二、郑玄：重整“礼经”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云：“《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14]此确凿之论也。刘歆之后，东汉之时解《周官》者，先有郑众、贾逵。马融言二人之注，“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解”，此古文经学解经之基本方法，以固有之经书传记证新出之文，转相发明，把《周官》纳入固有的经学系统中，同时改变了固有经学系统的性质。据《序周礼废兴》所引郑玄《三礼目录》中之《周礼叙》，东汉注《周官》者，“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15]而总其成者，则是郑玄本人。
《周礼》“成于郑玄”，其意义远非一经之注释诠解，亦远非经义之融会贯通，而是包含着对整个经学体系的深远谋划。在郑玄之前，五经大义要在《春秋》，凡孔子为素王、经义为后王立法等等，皆为《春秋》之精义，也是其他四经之所以尊的基础。而礼经则专指《仪礼》一书。但是自《周礼》“成于郑玄”之后，礼经由《仪礼》而为《周礼》，五经基础自《春秋》而为《周礼》。经学发展至郑玄，开始实现其礼学转向。自郑玄之后，读经解经，不能离于礼，以经学论政决事，皆以礼为本，从而塑造了一个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特征的文明历史。此郑玄之影响中国文明至深至巨者也。
自刘歆至郑玄，最重要的变化，是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
《周官》出于山崖屋壁，纯为制度之书。孝成帝时，刘向、刘歆校书秘府，始见《周官》。《周官》之兴，最关键的人物是刘歆，但观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不及《周官》一字，故马融云刘歆早年“多精锐于《春秋》”，至其晚年，才知道《周官》是 “周公致太平之迹”。[16]这一定位，基本确立了《周官》独一无二的地位。首先，《周官》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其他经书，若《尚书》、《诗经》之周世内容，都不能与《周官》相匹。其次，“迹”意味着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周公制作礼乐，缔造有周一代数百年太平天下，可见《周官》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有效的致太平之书。
王莽、刘歆当政之时，《周官》开始了经学化的过程。班固据刘歆《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并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又录“《周官传》四篇”，未云作者。[17]是王莽、刘歆当政时，曾置《周官》博士也。荀悦《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18]又，《经典释文序录》云：“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19]
从《周官》到《周礼》，是其经学化的基本标志。言《周官》，是周公之官制，重在典章制度也。言《周礼》，是周公制作礼乐，重在礼乐本身也。《周官》的“《周礼》化”，在王莽、刘歆时期，尚在开始阶段，故常两用之。黄以周考此书名云：
考“周礼”之名，始见于《汉书?王莽传》，其议建于刘歆，亦见于荀悦之《纪》，陆德明之《叙录》。武虚谷云：“班氏于莽一传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诏议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货志》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货’，及后云‘又以《周官》税民’，是亦一志而两见，由其意观之，固未有著明于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礼，犹称‘周官’，时未居摄，不敢紊易至此也。《莽传》征天下通艺及张纯等奏之称‘周官’，亦皆在未居摄之时。是则《周官》之易名《周礼》，其在居摄之后矣。”[20]
据武亿、黄以周之见，王莽居摄之前只称《周官》，居摄之后乃称《周礼》，使《周官》获得“经”的地位，后又以为礼经，置博士。虽然如此，刘歆《七略》，仍不敢废《仪礼》。《汉书?艺文志》“礼”部分犹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21]礼古经五十六卷出自孔壁，为古文。经七十篇，刘敞、钱大昕皆云当作十七篇，即今《仪礼》十七篇是也。《汉志》袭自刘歆《七略》，是刘歆虽然以《周官》为礼经，置博士，但仍然不敢废《仪礼》的礼经地位。
王莽、刘歆之后，东汉一朝立学，衍为十四博士，固以《仪礼》为礼经。《周官》传习，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22]此是郑玄所述，故概以《周礼》名之，其实如马融传，其序云：“至六十，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皆讫。惟念前业未毕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23]
而且，东汉时对《周官》的理解，也有异说，如郑众认为《周官》一书即是《尚书》成王所作之《周官》。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云：
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则此《周官》也。[24]
若如郑众之说，《周官》不但不能直接称为周公之太平之书，其作者也主要是成王而非周公，其书更是《尚书》中的一篇，而不是完整的周公制作礼乐的一代大典。甚至在班固的《汉书》中，《周官》的主体内容，也放在《百官公卿表》，班固序列宓羲、神农、黄帝以来官职沿革，乃至“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25]
郑玄深知《汉书》，其注经也偶引《汉书》为证，无容不知《周官》与《仪礼》的区别，况之于汉世史乘，乃是《百官公卿表》与《礼乐志》的区别。而郑玄的经学谋划，仍然是以官制吸纳礼仪。可以说，到了郑玄，《周官》才彻底“《周礼》化”，也就是经学化，变成周公“制作礼乐”的内容。也就是说，郑玄通过对整个经学体系的重新塑造，使《周官》真正成为周公之法的最基础的内容。
《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郑注云：
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义，故周公设官分职以法之。[26]
《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郑玄认为，成王所作，是《尚书》之《周官》。《书序》郑注云：“《周官》亡。”[27]也就是说，成王之《周官》早已亡佚。成王之后，周公作为一代圣人，也“设官分职”，立一代大典。因此，《周礼》一开始言“惟王建国”，郑玄注云：
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28]
细审郑注，郑玄一方面明确《周礼》六典，本来是“设官分职”之书，但是，“设官分职”的内容，是周代的“礼”。也就是说，“礼”不再只是《仪礼》所述的冠、婚、丧、祭等“礼乐”的内容，而且其核心是安排天下政制的整套官制。荀悦《汉纪》所说的，王莽时刘歆奏以《周官》“为礼经，置博士”，在郑玄这里得到了确凿的落实。
贾公彦言《周礼》与《周官》一书二名，云：“以设位言之，谓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谓之《周礼》。”[29]这完全是站在郑玄的立场上做出的解释。在这一理解中，在形式上表现为六官的设官分职，称为“周官”，在实质上是周公制作礼乐的一代大典，称为“周礼”。郑玄通过把《周官》纳入经学体系中，使《周官》成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共同构成了周公之法。
《周官》成为《周礼》之后，如何安排《仪礼》的角色，成为郑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以制度吸纳礼乐
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礼经自《仪礼》而《周礼》，不止是对一经理解方式的转变，而关系到郑玄对整个经学体系的根本谋划。本来，《周礼》与《仪礼》是两套不同的礼乐系统。《周礼》所述，是典章制度，《周礼》“惟王建国”，郑注云：“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其“六典”内容，贾公彦疏云：“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礼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是六典之职也。”[30]六官之实职，包含各类政事。故六官备，则凡政教之事，无所不包，是为周公致太平之大宪章。因此，郑玄以《周礼》为体、为本。《仪礼》所述，是具体礼乐，包括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诸仪节，且据其明文，多为士礼，故郑玄以《仪礼》为履，为末。郑玄沟通《周礼》、《仪礼》的方式，是把《仪礼》之礼乐，建立在《周礼》的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把礼乐仪轨纳入到典章制度之中。
在三礼中，礼类之全备，最见《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掌，《仪礼》诸礼之所属，最见《仪礼目录》之所述。《周礼》六官之中，春官大宗伯专掌礼乐之事，经云：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烖，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宼乱。
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眺曰视。
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31]
相比于《仪礼》所列，《周礼》礼类，才是真正完整全备，故自《周礼》经由郑玄进入经典体系，“五礼”之目，永为定式，百代不易。郑玄《仪礼目录》将《仪礼》诸礼纳入《周礼》大宗伯所掌五礼之中。
首先是吉礼。在《仪礼目录》中，郑玄惟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三篇为吉礼。《仪礼》之《特牲馈食礼》第十五，郑《目录》云：“特牲馈食之礼，谓诸侯之士祭祖祢，非天子之士，而于五礼属吉礼。”[32]上引《周礼》大宗伯所掌吉礼有云：“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皆天子祭祀先王之事，故郑玄以士之祭祖祢也属吉礼。但是郑玄又强调，本篇所指是“诸侯之士”而非天子之士，贾疏解其意云：“郑知非天子之士而云‘诸侯之士’者，案《曲礼》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仪礼》特牲、少牢，故知是诸侯大夫、士也。”[33]
又，《仪礼》之《少牢馈食礼》第十六，郑《目录》云：“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之礼。羊豕曰少牢。少牢于五礼属吉礼。”[34]《有司彻》第十七，郑《目录》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傧尸于堂之礼。祭毕，礼尸于室中。天子、诸侯之祭，明日而绎。有司彻于五礼属吉。”[35]此亦因其为祭祖祢于庙之礼，故于《周礼》五礼属吉礼。而郑玄强调是“诸侯之卿大夫”，贾疏云：“郑知‘诸侯之卿大夫’者，《曲礼下》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为诸侯之卿大夫可知。”[36]郑玄《目录》强调此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是诸侯而非天子之卿大夫、士，皆是弥合《曲礼》、《仪礼》的结果。《曲礼》云：“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孔疏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则用特牲。”[37]也就是说，《曲礼》大夫用牛，士用羊豕，而《特牲馈食礼》大夫用少牢，士用特牲，皆下一等，故郑玄注经，分《曲礼》为天子之大夫、士，《特牲馈食礼》为诸侯之大夫、士。但若如郑之说，则凡天子、诸侯、天子之卿大夫与士，其礼皆亡也。
《仪礼》此三篇，本同在礼经，言祭祀仪节。而郑玄以《周官》之制度去吸纳《仪礼》之仪节，在对整体的经学的认识上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仪礼》中固有的礼类仪节，只是针对特定身份的礼仪，《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只适用于诸侯之卿大夫、士，而其他身份的礼仪，皆已经亡佚。孔子的“定礼乐”的工作，仅仅是对残存的极少部分的礼仪进行删定，绝大部分的礼仪，即便是孔子之时，也已其书不具。二是如果以《周官》大宗伯所掌吉礼为标准，吉礼所祭祀的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先王等等，此皆祀典之最重者，然皆不见于《仪礼》。但是，若《礼记》、《诗》、《书》之言郊祀、社稷、山川之类甚多，有了《周官》之“吉礼”，这些礼仪都恰好补充《仪礼》之阙略。这样一来，《周官》之官制，事实上成为五经所言礼类的共同基础。而且，王朝政典，若《史记》之《封禅书》、《汉书》之《郊祀志》诸篇，《白虎通》之《五祀》、《社稷》、《封禅》等所述，都完全成为“吉礼”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凶礼。在《仪礼目录》中，郑玄以《士丧礼》、《既夕》、《士虞礼》三篇属凶礼。《仪礼》之《士丧礼》第十二，郑《目录》云：“士丧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殡之礼。丧于五礼属凶。”[38]《既夕》第十三，郑《目录》云：“《士丧礼》之下篇也。”[39]《周礼》大宗伯所掌凶礼，有“以丧礼哀死亡”，故郑玄以为此《士丧礼》属凶礼。但是，大宗伯所掌之凶礼，必然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丧礼，《士丧礼》之“士”，贾疏考其身份云：“天子诸侯之下皆有士，此当诸侯之士。知者，下云‘君若有赐不言王’。又《丧大记》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郑云：‘《士丧礼》沐稻，此云士沐粱，盖天子之士也。’又大敛陈衣与《丧大记》不同，郑亦云：‘彼天子之士，此诸侯之士。’以此言之，此篇诸侯之士可知。”[40]以此言之，《仪礼?士丧礼》是诸侯之士的丧礼，而天子、诸侯、卿大夫、天子之士之丧礼，礼书残缺无存。又，《仪礼》之《士虞礼》第十四，郑《目录》云：“虞，安也。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殡宫以安之。虞于五礼属凶。”[41]此亦以《周礼》“以丧礼哀死亡”，故郑云属凶礼也。
《周礼》春官有职丧，云“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其禁令，序其事。”郑注据《仪礼》之篇言之，云：
国之丧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今存者，其余则亡。[42]
孙诒让解释道：“四篇之内，惟《丧服》统贯天子以下，余并诸侯之士礼。此国之丧礼，所晐者广，诸侯士礼乃其一耑，其余若天子大丧及诸侯、卿大夫，咸当有专篇，士礼亦未全，具皆遭秦火而亡，汉时已无可考也。”[43]孙氏解郑甚明，郑玄是据《仪礼》篇目举例，云丧礼存有此四篇，其余都已经亡佚。《仪礼》丧礼三篇纳入《周官》大宗伯所掌凶礼之中，惟有士礼，其他礼皆亡阙。而且，此三篇只有丧礼，凶礼中之荒礼、吊礼、禬礼、恤礼，皆完全不见于经。
再次是宾礼。《仪礼目录》列《士相见礼》、《聘礼》、《觐礼》属宾礼。《仪礼》之《士相见礼》第三，郑玄《目录》云：“士相见于五礼属宾礼。”[44]以《周官》五礼观之，士相见礼不在五礼之中，但在郑氏看来，礼既掌在大宗伯，则大宗伯之五礼，必该礼类之全。士相见礼与吉、凶、军、嘉毫无关系，而有相见之礼者，惟宾礼而已。“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都是诸侯朝聘天子之礼。“时聘曰问，殷眺曰视”，这是诸侯使卿大夫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礼，皆与士相见毫无关系，且皆执玉帛而行，并无《士相见礼》冬用雉，夏用腒以为挚之法。但因为宾礼涉及相见，故郑玄以《士相见礼》属宾礼，贾公彦解释道：“彼又云‘时聘曰问，殷覜曰视’，二者是诸侯使臣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礼，并执玉帛而行，无执禽挚之法。此属直新升为士大夫之等，同国执禽挚相见及见君之礼，虽非出聘，亦是宾主相见之法，故属宾礼也。”[45]问题在于，如果以《周官》大宗伯所掌宾礼八类为标准，《仪礼》之士相见礼，未免太轻，而竟书在经中。
《仪礼》之《聘礼》第八，郑《目录》云：“大问曰聘。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小聘使大夫。《周礼》曰：‘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于五礼属宾礼。”[46]郑所引《周礼》，即《周礼?大行人》言诸侯邦交之法。《周礼》大宗伯掌宾礼，包括“时聘曰问”，故郑玄以《聘礼》属宾礼。据郑之意，《聘礼》即是周公制作的礼乐中，诸侯国之间无事，使大夫相问之礼。郑玄把《聘礼》放到《周官》体系之中，马上出现一个问题，诸侯邦交分“岁相问，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三种。又据《礼记?聘义》：“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郑注云：“‘比年小聘’，所谓‘岁相问’也。‘三年大聘’，所谓‘殷相聘’也。”[47]是诸侯之间三年一大聘，使卿，每年一小聘，使大夫。而《仪礼》之《聘礼》，郑玄特别强调是“大问曰聘”，贾疏曰：“此《聘礼》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经云五介，‘上介奉束锦，士介四人，皆奉玉锦’。又云入竟张旃，孤卿建旃，据侯伯之卿之聘者。”[48]即是说，根据《聘礼》之制，此篇专属三年使卿大聘之礼。其每年使大夫小聘之礼，则不见于经。因此，《礼记?经解》“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此“聘问”分明包括三年大聘与每年小聘，故郑注直接云：“小聘曰问，其篇今亡。”[49]
《仪礼》之《觐礼》第十，郑《目录》云：“觐，见也，诸侯秋见天子之礼。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朝、宗礼备，觐、遇礼省，是以享献不见焉。三时礼亡，唯此存尔。觐礼于五礼属宾。”[50]在《周礼》宾礼中，“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郑注云：“此六礼者，以诸侯见王为文。”[51]郑玄把《仪礼》放到《周礼》的礼类体系中，《觐礼》之与大宗伯所掌宾礼之“秋见曰觐”完全相合，故郑玄确定觐礼属宾礼。如果没有《周礼》的基本框架，《觐礼》是一套完整的礼仪，但是一旦将《觐礼》放到《周礼》的基本框架中，《觐礼》就成为“秋见曰觐”的一时之礼。《礼记?曲礼》云：“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郑注云：“觐礼今存，朝、宗、遇礼今亡。”[52]又，《礼记?经解》“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郑注云：“春见曰朝，…其篇今亡。”[53]也就是说，在《周礼》的框架中，诸侯四时朝见天子之礼，只有秋见天子的《觐礼》一篇存于《仪礼》之中，本来还应该有朝、宗、遇礼，既不见于《仪礼》，则是早已亡佚。
《士相见礼》、《聘礼》、《觐礼》三礼，本皆独立于礼经，但是，当三篇内容纳入《周官》所掌之宾礼，则为宾礼之一小部分。而凡《周官》所云春见曰朝，夏见曰宗，冬见曰遇诸礼，皆亡佚不存。
至于军礼，《周官》分类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仪礼》无一相合。所以，在郑玄《仪礼目录》中，无一属于军礼。但是，其他经书所述内容，有军礼残余之只言片语。如郑玄《礼记目录》之《曲礼》云：“名曰《曲礼》者，以其篇记五礼之事。…兵车旌鸿之说，军礼也。”孔疏云：“‘兵车不式’，‘前有水，则载青旌’，如此之类，是兵车旌鸿之说，当军礼也。”[54]
最后是嘉礼。《仪礼目录》列《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为嘉礼。《仪礼》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郑玄《仪礼目录》云：“冠礼于五礼属嘉礼。”[55]“昏礼于五礼属嘉礼。”[56]之所以属嘉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掌五礼中，嘉礼包括“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此《周礼》有明文，故郑玄直接将冠、昏属嘉礼。如《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郑注曰：“嘉事，嘉礼也。宗伯掌五礼：有吉礼，有凶礼，有宾礼，有军礼，有嘉礼。而冠属嘉礼，《周礼》曰：‘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也’。”[57]
在郑玄之前，刘向整理群书，对《礼记》篇章，皆论其性质为“通论”、“制度”、“吉事”等，郑玄《礼记目录》也于每篇皆引《别录》所说。其中，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郑玄《礼记目录》皆云：“此于《别录》属《吉事》。”[58]六篇之礼，与《仪礼》一一相对应。也就是说，刘向不以《周礼》为本理解《仪礼》诸礼，故以此六篇为“吉事”，惟对凶事而言而已。正如胡培翚所云：“郑注《仪礼》，于冠、昏、乡饮酒、射、燕云‘嘉’，而聘云‘宾’者，以《周官》五礼言之也。若以事言之，则吉者对凶之辞，嘉也，宾也，皆可言吉也。”[59]与刘向不同的是，郑玄根据《周礼》建立了一个“五礼”的新框架，因此，把《仪礼》放到这一框架的基本标准中进行定位。但是这么一来，在这一新的框架中，既有士之冠、昏，则天子、诸侯、卿大夫有无冠、昏，其仪如何，只能根据经书所遗极端有限的只言片语推断。而且，许多礼仪明显残缺，如冠礼，《仪礼》贾疏云：“若天子、诸侯冠，自有天子、诸侯冠礼，故《大戴礼》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礼，但《仪礼》之内亡耳。”[60]
《仪礼》之《乡饮酒礼》第四，郑玄《目录》云：“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于五礼属嘉礼。”[61]《周礼》之嘉礼，有“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故郑以乡饮酒礼为嘉礼。但是，郑玄特别强调，《乡饮酒礼》之篇，属于“诸侯之乡大夫”，贾疏云：“郑知此乡饮酒是诸侯之乡大夫献贤能法者，案《春官》小胥掌乐县之法，而云：‘凡县锺磬，半为堵，全为肆。’注云：‘锺磬者，编县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锺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半之者，谓诸侯之卿、大夫、士也。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县锺，东县磬。士亦半天子之士，县磬而已。’今此下唯县磬而无锺，故以为诸侯乡大夫也。”[62]此可见郑玄纯以《周礼》为本而注《仪礼》，定其基本属性，同时也可见在郑玄看来，《乡饮酒礼》惟适用于诸侯乡大夫，而天子之乡大夫、士，诸侯之乡士之礼，皆非此经所云，而在残缺之列。
《仪礼》之《乡射礼》第五，郑《目录》云：“射礼于五礼属嘉礼。”[63]《大射》第七，郑《目录》云：“射义于五礼属嘉礼。”[64]以《周礼·大宗伯》“以嘉礼亲万民”，其中有“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所以郑玄将《乡射礼》、《大射》皆属嘉礼。又，《仪礼》之《燕礼》第六，郑《目录》云：“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燕礼于五礼属嘉。”[65]《公食大夫礼》第九，郑《目录》云：“主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于五礼属嘉礼。”[66]以《周礼》嘉礼有“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故云属嘉礼也。
如果以《周官》五礼为标准，《仪礼》所存嘉礼最多。但是，其中如脤膰之礼、贺庆之礼之类，仍然早已亡佚。
郑玄通过将《周礼》视为礼经，春官大宗伯所掌五礼作为标准，将《仪礼》中的诸种礼类放置到了大宗伯的五礼系统之中。在两汉今文经学中，《仪礼》作为礼经，虽多是士礼，但其书完备。及至郑玄以《周礼》为体，《仪礼》为履，用《周礼》的制度吸纳《仪礼》的礼乐。
这样一来，《仪礼》不再是一本完整独立的经书，而成为《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掌的“五礼”的部分残篇断简的遗存。作为礼乐的遗存物，《仪礼》经由孔子整理，保存至后世。《礼记》内容，是七十子后学说礼之遗，虽然多与《仪礼》相关，但是丝毫不能改变《周礼》才是礼经，《仪礼》只是践履的性质。
而且，郑玄通过《周礼》，第一次把经书残缺的问题彻底具体化。早在刘歆、班固之时，便屡言经籍散亡，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67]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68]此皆言孔子之后，经籍毁灭。而以王官学来理解经学，则经籍在孔子之前，早已残缺不堪。孔子之前的经籍散失与孔子之后的经籍焚灭，使后人所见，只不过其中一小部分。而郑玄把《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掌六礼落实为礼类的基本标准，这种经籍散亡便落实到具体的礼上，不要说其他《诗》、《书》、《春秋》的散亡情况，就礼而言，经籍的散亡不是十不存一的问题，而是百不存一的问题。
我们在读古书的时候，常常根据古书中的文字，来建构文字背后完整的世界，这种读书的方式，预设了古书所描述的世界是完整的，就像我们仰望星空，看到的仿佛是“所有的”星星。而郑玄的读书法，则是建立在古书百不存一的基础上，这预设了古书所描述的世界本来就是极少的片段，只有《周礼》基础上的“周礼”，所遗文献相对多一些。古今大多数人读经书，就像走进一座富丽堂皇的图书馆，往往流连赞叹古人智慧的深富。而郑玄读经书，则如在兵荒马乱中，收捡到火劫坑余残存的百十卷残佚，郑玄注经既审慎又开放，既节制又宏富，既缜密又开阔，皆与这种“经书观”有关。在注经中，郑玄经常用“盖”去表达可能性，而且对不明白的内容，也不强行解释。今人之读郑玄者，对郑玄的这种“经书观”有充分的认识，则郑玄经注中的许多问题可以得到回答。
通过对礼经的重新安排，郑玄把《周礼》的典章制度与《仪礼》的礼乐仪轨结合在一起，以制度吸纳礼乐，使新的“礼学”不再是只有两汉今文经学意义上的“礼”的礼学，而且包括了典章制度，甚至在这套新的“礼学”中，典章制度更具有基础性地位。这样一来，“礼”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礼经”不再指“礼”本身，而且是整全性的“礼乐制度”。
四、礼：从“礼经”到“周公之法”
郑玄的注经，暗含着一种基本预设，即是刘歆在《七略》中所提出的，经学就是圣王时代的“王官学”。“王官学”不仅是一种经学观，而且是深入五经内部、重新理解经文的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意义在于，如果五经是“王官学”，那么五经的内容便不止是按照五经题目进行分类，而且是按照五经内容所系的圣王、朝代进行分类。例如《尚书?尧典》属尧舜，《禹贡》属夏禹，《诗经?商颂》、《尚书》商书属殷，《尚书》周书、《诗经?周颂》、国风与大小雅、《周礼》等俱属周，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彼此不同，这种不同是圣王异世，其法不同的结果，并且，这种不同还可能呈现为一种历史传承性。
在汉世今文经学中，强调孔子为汉制法，虽然《公羊》之学提供了更多关于五经的基本预设，但五经并等。加上孔子并没有“制作礼乐”，因此今文经学的“孔子之法”，主要是一套素王空言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套圣王实行的礼乐制度。因此，如《仪礼》之兼取三代之法，在“孔子思兼三王”的理论背景中，也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把王官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兼取三王便是一个问题，例如贾公彦站在郑玄的立场上解释《仪礼》不称“周”的原因，便说：“然《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题号不同者，《周礼》取别夏、殷，故言周，《仪礼》不言周者，欲见兼有异代之法，故此篇有醮用酒，《燕礼》云诸公，《士丧礼》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69]贾公彦认为，《周礼》称“周”，是区别于“夏礼”、“殷礼”。而《仪礼》不称“周”，是因为《仪礼》兼有夏、殷之法，故不能称“周”。
汉世无论今古文经学，皆有圣王制作礼乐之说。《乐记》并郑注云：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注〕功成、治定，同时耳。功主于王业，治主于教民。《明堂位》说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注〕言其有损益也。[70]
“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极为典型地说明了每一代圣王兴起，必须制作礼乐。而郑玄用《明堂位》周公“制作礼乐”，来解释“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问题在于，《明堂位》之周公“制作礼乐”，要在《周礼》一书，这便意味着郑玄认为周公制作的礼乐，要在《周礼》六典之制。又，《中庸》并郑注云：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礼，谓人所服行也。度，国家宫室及车舆也。文，书名也。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注〕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71]
《中庸》把“议礼”、“制度”、“考文”三者，综合到“礼乐”之中，这位郑玄将《周礼》之制度理解为“礼乐”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证明。而有德有位才能“制作礼乐”，也证明了孔子“一王之法”并非“制作礼乐”，周公制作《周礼》，才是真正的“制作礼乐”。王者相变，一定必须制作礼乐，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72]是王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乃受命于天之征也。又《礼记?大传》言可以与民变革者，云：“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73]此皆可以为“制作礼乐”的内容。
也就是说，王者受命，必建立一套“法”，以行于天下。而在两汉今文经学理论中，孔子有德无位，故孔子的“一王之法”，要在《春秋》，至于删《诗》、《书》，定《礼》、《乐》，阐《易》，则有所据于前王之法。其中，孔子所定《仪礼》，自可以兼三王之礼。但是，当《周官》出于山崖屋壁，并且被视为周公“制作礼乐”之书，孔子“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于周公既有其德又有其位，并且还留下了一部“制作礼乐”的政教大典，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郑玄把《周官》视为《周礼》，即周公制作礼乐之书，并重新分配《周礼》与《仪礼》的地位，《周礼》为礼经，为体，《仪礼》为履，这样便把礼经从五经之一的地位中抽离出来，变成周公“制作礼乐”的一代大典，也就是“周公之法”的核心内容。当郑玄通过发挥《周礼》之义，与《仪礼》相结合，并把《礼记》视为对周代礼乐的儒家解释，最终缔造了一个制度互相统一，经义转相发明的“三礼”体系。这套体系，不再只是作为五经之一的礼，而且更是五经共同的制度背景，这就是郑玄不但以《周礼》为本注《仪礼》、《礼记》，而且以《周礼》为本注《书》、笺《诗》、解《春秋》、注《论语》的根本原因。
并且，在“王官学”方法论中，既然《周官》是周公之太平之礼经，《仪礼》为周公所制的残缺之仪节，则五经中关乎周者，尽为周公典章，若《诗》之《国风》、大小雅、《周颂》、《鲁颂》，若《书》之周书，皆述周世盛衰之事，可以与郑玄之礼经相发明。若《春秋》之《左氏》，是衰周之事，可以附在礼经，以礼经解之。至此，五经分崩离析于“王官学”的历史框架之中，虽周世典章制度，于五经中并非既全且备，但却是尧、舜、夏、商中相对最充分的。以此相对最充分的周世文献，上可以对唐、虞、夏、殷之典章制度考而解之，下可以观衰周之政事、孔子从周之志以贯而通之。
汉世今文经学理论中，“孔子之法”的基本特征是“以《春秋》为纲”，而郑玄通过对礼经的重新建构，将整个经学体系转向“周公之法”的“以《周礼》为本”。自此之后，五经大义可以贯而通之，礼乐制度可以得而述之，周公之法可以显而明之。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26页。
[2]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614、3615页。
[3] 班固：《汉书》，第1710页。
[4]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88页。
[5]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3页。
[6] 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页。
[7] 司马迁：《史记》，第3297页。
[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845页。
[9] 司马迁：《史记》，第3126页。
[10] 司马迁：《史记》，第1935页。
[11] 班固：《汉书》，第1970页。
[12] 司马迁：《史记》，第3126页。
[13] 范晔：《后汉书》，第1203页。
[1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9页。
[15]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8页。
[1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7页。
[17] 班固：《汉书》，第1709页。
[18] 荀悦：《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35页。
[19] 陆德明著，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0页。
[20] 黄以周：《礼书通故》，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页。
[21] 班固：《汉书》，第1709页。
[2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8页。
[23]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8页。
[2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8页。
[25] 班固：《汉书》，第722页。
[2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42页。
[27]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5页。
[28]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10页。
[29] 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30]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10页。
[31]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270—278页。
[32]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519页。
[33]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519页。
[34]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557页。
[35]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580页。
[36]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557页。
[3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98页。
[38]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408页。
[39]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448页。
[40]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408页。
[41]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493页。
[4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336页。
[43] 郑玄注，孙诒让疏：《周礼正义》，第2058页。
[44]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70页。
[45]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70页。
[46]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26页。
[4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028页。
[48]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26页。
[4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847页。
[50]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318页。
[51]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275页。
[52]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90页。
[5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847页。
[54]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1页。
[55]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页。
[56]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39页。
[5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998页。
[5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998页。
[59] 胡培翚：《仪礼正义》，清咸丰二年沔阳陆氏木犀香馆刻本，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5、376页。
[60]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页。
[61]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80页。
[62]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80页。
[63]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109页。
[64]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187页。
[65]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158页。
[66]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99页。
[67] 班固：《汉书》，第1968页。
[68] 班固：《汉书》，第1701页。
[69]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页。
[70]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670页。
[7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898页。
[72] 董仲舒注，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5页。
[7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6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