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战略”，其经典的释义，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它显然具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它是指导性的，即引领、规范与主导军事行动的方向；第二，它是全局性的，即它具有系统性、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意义，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第三，它是一种方略、方针与策略，具有可操作性。战略同时也是一种选择，即在形势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在面临着多种可能性都存在的局面之前，睿智地选择一种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弊端最少，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最佳方略。具体地说，战略所要解决的是“做不做”“何时做”“何地做”“何人做”“怎么做”等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中国具有悠久的军事文化传统，战略思维与战略指导理论的成熟与高明在世界上也是罕有其匹的。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曾产生过诸如“汉中对”“隆中对”“平陈十策”“雪夜对”等脍炙人口的战略决策与指导思想的典范，它们是重要的战略历史文化资源，至今仍不无启迪意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借鉴。而在它们中间，西晋时期羊祜的《平吴疏》，作为国家统一战略的重要案例，乃以其独有的战略洞察力与决策可行性而拥有特殊的魅力，千百载后依然不乏认真总结的价值。
众所周知，赤壁之战后所形成的三国鼎立局面，经过数十年的战和更替，统一全国的形势已渐趋成熟。公元263年，魏在司马氏的操纵下，发兵一举攻灭了偏安于西南一隅的刘氏蜀汉政权。两年后，司马炎通过“禅让”方式，灭魏自立，建立西晋。这样，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已演进为晋、吴两大政权南北并峙的战略格局。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伊始，在稳定国内政局、解决北方鲜卑武力犯边的同时，也将灭亡东吴、统一全国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朝廷内部在何时和如何进行统一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重臣贾充、荀勖等人对晋武帝出兵伐吴的战略意图持明确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东吴水军强盛，且据有长江天险，如果出师攻伐，胜负实难预料，与其冒险用兵，不如稳妥守成，所以主张按兵不动，以静观形势变化。这些意见使得晋武帝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一时难以做出最后的决断。正是在此背景下，一贯倡言伐吴的大臣羊祜于咸宁二年（276年）向晋武帝进《平吴疏》，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论证了晋朝起兵攻灭东吴，统一全国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并具体策划了晋军战略进攻的基本步骤，以期让晋武帝排除各种干扰，果断地将灭吴的战略方针付诸实施，完成统一全国的功业。
《平吴疏》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对晋、吴双方经济、政治、军事等条件进行全面考察，“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从而系统深入地论证晋统一全国的必然归宿。
其一，历经五千年沧桑，中华文明中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越是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很显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
羊祜深受中华文化中“大一统”理念的熏陶，因此将起兵灭吴，结束南北分裂混成一统，认定其为合于天意人心的正义之举，强调“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以下引文，出处均同），天下一统，“成无为之化”，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他强调指出，用兵打仗的根本宗旨在于“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这样就从弘扬“大一统”理念的高度，为灭吴战争的性质作了正确的定位，确立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阐发了“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也就是消灭割据、统一天下的合理性，以此劝说晋武帝排除一切干扰，毫不犹豫地将统一大业推向前进。
其二，羊祜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进而断定晋军灭吴的时机业已成熟，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大的把握，可以做到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平吴疏》指出，当时的东吴，事实上军事实力已明显处于下风，“弓弩戟楯不如中国”。其内部更是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上下离心，众叛亲离：“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可以说已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形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西晋大举出击，吴国必定难以组织有效抵抗，其情形必然是望风披靡，土崩瓦解，“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相反，晋朝则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完全处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主动地位，“以镒称铢”，以石击卵，统一大业定能凯歌高奏：“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所以只要把握战机，果断征伐，则“军不逾时，克可必矣”。
东吴政权之所以敢负隅顽抗，就在于其依恃拥有长江天险和水师相对较强，所谓“水战是其所便”，这也正是西晋内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贾充、荀勖等心腹重臣，对伐吴之举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羊祜却能具体分析，认为这并不构成灭吴的绝对障碍。他说，险阻的作用也只是在双方实力基本相当的情况下才可发挥，“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而一旦进攻一方拥有了绝对优势，那么险阻也就不成其为不可克服的障碍了，“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这一点业已为魏灭蜀汉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诚力不足相抗。”至于吴军善于水战，确实值得重视，但只要战略上处理得当，也可以使其难以发挥作用。晋军可以突然袭击渡过长江，只要“一入其境”，吴军就无法依托长江进行抵抗，只能退保城池，进行消极防御。如此，则吴军“去长就短”，水战的优势遂将荡然无存，在战略指导与战役指挥上均陷入极大的被动。
其三，羊祜在《平吴疏》中也拟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阐述了正确的用兵方略，为晋武帝发动平吴统一南北战争提供了一份可供操作的军事进攻方案。为了确保灭吴之役达于预期效果，羊祜根据晋吴战略态势，提出要多路进兵，水陆俱下，即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进攻：“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羊祜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样一来，吴军势必首尾不能相顾，因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其彻底失败的命运注定不可避免：“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如此，必将结束汉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统一。
由上可见，羊祜的《平吴疏》的确是一份高明的战略谋划。其内容十分丰富，分析细致精当，举凡战略目标的确立、战争性质的界定、战略形势的分析、战略部署的筹划，均有全面细致的研究和阐发，充分体现了羊祜作为战略家洞烛幽微、驾驭全局的能力，以及辩证乐观、进取务实的性格。它的提出，为晋武帝日后消灭东吴，完成统一奠定了基础。就这个意义而言，尽管羊祜本人未能亲历“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时刻，但他仍是西晋统一大业的大功臣。无怪乎在平吴的庆功宴上，晋武帝司马炎要“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