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文明和国家成长的定义。这一定义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时间早迟；二是与“早衰”相对应的过早成熟。后一层涵义在价值层面缺乏应当性和正当性。只有转换视角，从历史政治学的关系叠加的角度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的国家成长。中国的国家成长是在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内生演化出来的。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不是在旧的关系形态被“炸毁”的形态下行进，而是旧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社会要素相互纠缠。为了代替旧的办法，经历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从而实现了中国国家成长的三次大突破。
关 键 词：国家/成长/早熟/历史政治学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关系变迁视角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改进和演化研究”(18AZZ013)的研究成果。
人类文明与国家是一个历史的成长过程。人们对国家成长的认识及所形成的概念却有很强的价值取向。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大突破的轴心文明时代，中国的先贤们是参与者，他们贡献出独特的思想，迄今还熠熠生辉。没有中国先贤的贡献，就无所谓轴心文明时代。人类思想上第二次大突破是17～19世纪的思想启蒙，主题是重新设计一个现代世界。只是这次突破是西欧国家所执牛耳，甚至一方独大。中国是这次思想突破的缺席者，也失落为消费者。而思想的重要功能是通过一个个概念建构起一个“规范的世界”。这一“规范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只是人们长期身在其中，不得自觉。但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被启蒙者的自我觉醒和主体重构。觉醒后的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便是基于历史的“自然的世界”对于“规范的世界”的概念进行清理和辨析，并对历史的“自然的世界”进行重新解释。本文继对自由、专制、人权、威权等概念清理之后，再就中国文明与国家成长的“早熟论”作一辨析和重构。①
一、“早熟”的定义及背后的价值
人类社会从初始的自然形态开始，便形成了一个天然法则：“先入为主”。谁先进入某个领域，并能取得支配地位，谁就有可能成为主导者，处于该领域的高端地位。后到者势必受其制约和影响，处于低端地位。这便是先占原则。
在思想意识领域，一些人最先对一定事物产生认识，并通过概念对事实加以定义，即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确切表述，便会构成定义权。知识生产的领导地位是由定义权决定的。②
在人类思想第一次大突破的“轴心文明”时代，世界历史还只是地方性历史。当时的思想家们只是不约而同地进行思想生产，相互之间没有交流，也没有相互产生影响。人类思想第二次大突破的时代是一个从各民族相互隔绝到相互依赖和影响的“世界历史”。思想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不再只是局限于地方性和民族性，而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并会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作为第二次思想突破发源地的西欧的思想家创建了一个个概念，来定义他们所认知的事物，并通过传播产生广泛的影响。文明和国家成长的“早熟论”便是其中之一。
19世纪，随着资本的扩张，世界历史进程将一个个西方人陌生的文明和国家展现在他们面前。思想家通过比较，对这些文明和国家进程加以认识并给予定义。中国文明与国家是其中之一。“早熟”是代表性的定义之一。
马克思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他对世界文明进行了比较，描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程的起点和特点。他以形象化的话语对人类不同文明的生长进行了比较，认为“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惟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③在马克思看来，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形成，“在历史上所走的路程是前行的，比希腊、罗马的历史差不多早了一千年。”包括“马克思所讲的‘收取贡纳的国家’或‘东方专制君主的国家’”；还包括“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等。“这不能不说是‘早熟’。”④
马克思关于“早熟”的定义注意到了人类世界进程的多样化，发现各个国家的文明进程的差异性。“早熟”主要是指文明进程中时间的早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尤其是肯定了东方国家的文明进程在某些方面比西方更早。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近代以来被视之为野蛮落后国家的学者，引用这一定义说明本民族历史的优越性。如被视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先生多次引用“早熟论”证明中国文明早于或优于西方文明。他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现在更正确地指实来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⑤钱穆亦是少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对中国传统持激烈批判态度的进程中，他一再表示对中国历史传统的“温情”，并引用“早熟”的观点。他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提出：“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⑥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⑦19世纪，随着现代国家在西方的成长和成熟，西方学者发现直至19世纪在西方国家才出现的现代国家要素，早在中国两千多年前便已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在研究西方现代国家中的非人格的官僚体制时发现，这一体制“自从秦始皇以来至当前的中国”便已存在。行政官僚体制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⑧这一观点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并归之于国家“早熟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多次引用“早熟论”的观点定义中国的国家成长。“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⑨他在说明古代中国为何能够在广阔的领土上维持政治统一，答案是“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⑩国家早熟最重要的表现便是组织化和非人格化的行政官僚体系。黄仁宇是近些年在中国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在书写中国大历史时，他多次使用“早熟”的定义。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11)
定义是学术话语的核心，可作多种理解和运用。从话语原创及其影响看，“早熟”可作两种理解：一是与“早迟”对应，即文明进程的早晚时间。这一理解没有价值取向；二是可与“早衰”，即有的文明和国家进程因为过早的出现而导致后来的停滞和落后。这一理解有一定的价值取向。相当多的学者都是从这一意义上运用“早熟”定义的。如福山在肯定中国的行政官僚体系的有效性比西方国家更早之后，又强调这种体系“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12)而后者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黄仁宇也是从近代中国落后衰败的角度使用“早熟”的。他在表达“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时，紧接要说的是，“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在表述“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之后，紧接着要强调的是“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13)即使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和钱穆也是将近代中国的落后衰败归之于“早熟”，是过早的“成熟”导致了后来落后的“早衰”。侯外庐更是直接认为，“中国的国民思想之所以‘晚出’，是古代社会‘早熟’的必然结果。”(14)
从“早熟”定义的第二层涵义便可以发现，这一概念蕴含着价值成分。价值体现着事物的应当性和正当性。任何概念都具有价值的高低阶位的属性。“早熟”相对于“正常”是个低阶位概念。其应当性和正当性不够。“早熟”意味着应当出现的而没有出现，其正当性自然就不强。正是“早熟”导致了“早衰”，由“早衰”则可推导出“早熟”的非正当性。由此可见，在理解和使用一个学术概念时，一定要辨析其涵义、影响，特别是蕴含的内在价值。
二、从内生演化的角度看待国家成长
“早熟”的定义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在于概念生产者的认识视角。
任何知识的生产者都是在具体的时空下进行生产的。首先，知识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者所处的方位，即从什么位置出发看待事物；其次，在于生产者的标准，即以什么坐标来衡量事物；再次，在于生产者的依据，即以什么根据来判断事物；最后，给出其定义。
“早熟论”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当时正处于人类思想第二次大突破的高点。思想家更多的是以西方，特别是具有现代性的西方为坐标来认识事物，从现代文明和国家的高度来认识历史。这是时代所然。“惟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的认识和“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的结论均是如此。
显然，“正常”“现代”是以西方文明和国家为标准的。这在于当时的西方文明和国家正处于历史的高点。西方思想家们更多的是从高点上的西方文明和国家来认识世界。而当时的非西方国家还缺乏对自我的认识，更缺乏理论的自觉，也不可能为西方国家的思想家提供认识依据和交流碰撞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早熟论”很容易造成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偏差，使得人们更多的是从“早熟论”的第二层涵义上，即从“早衰”的角度去理解“早熟”。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是从“早熟”的第一层涵义上，即从“早迟”的角度去理解“早熟”，但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也不自觉地转向了“早熟”的第二层涵义。这也是时代所然。毕竟当时的中国处于相对的低点，西方文明和国家处于相对高点。人们的认识不能不受其影响。
然而，发源于近代西方的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被启蒙者的自我觉醒和主体重构。随着文明和国家主体性的建构，人们对以西方和现代为标准的“早熟”定义有了自我反思。我国的编译者对收入到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马克思关于“早熟论”的一段话作了适当的修正。新版中的马克思的话是这样表述的：“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5)新版的话删去了1955年版的“惟”这一具有排他性的话语，并且联系上下文，马克思对于各民族创造的文明都是给予高度肯定的。这一修订有助于改变沿袭已久的西方现代中心主义的视角，但远远还不够。与“早衰”相对应的“早熟论”话语毕竟影响甚深。近几年，有学者已意识到用“现代”话语比附历史的问题。秦晖将这种比附的“现代”称之为“伪现代”。(16)但无论是“现代”，还是“伪现代”仍然受限于西方和现代的参照，并不可避免会受到蕴含在这一参照系内的价值的影响。
所以，要从根本上梳理“早熟论”，必须从话语生产方式切入，转换对文明和国家认识的视角。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事实上，将政治现象置于历史进程的视角来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在阐述各类人类文明的儿童时代后，紧接着说到，“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17)只是这一论述尚未作为政治学学科的认识基础。历史政治学的兴起则强化这种理论自觉。杨光斌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历史政治学的学科意义，标志着中国学者有了历史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自觉，也为我们辨析“早熟论”并建构起新的认识视角提供了指引。(18)
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政治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内在依据和条件，文明和国家是因为内在的条件而内生演化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强烈反对用一个标准去剪裁不同文明和国家进程的倾向。他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时特别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9)
历史存在的现象需要从历史本身的角度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的国家治理进程时特别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0)
如果从内生演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两千多年前产生的包括行政官僚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国家要素并不是“早熟”，而是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自然产生的正常的结果。换言之，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内在的条件决定了中国比较早地产生行政官僚体系这些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现代国家要素。
在世界文明和国家进程中，中国很早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政治统一体，支撑这一政治统一体的制度性力量包括中央集权、行政官僚、郡县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因素。这一中央集权的政治统一体源于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赖于存在的历史条件，最主要的是大规模的农业社会。
在恩格斯看来，“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1)中国正是因为农业发达而在古代领先于世界文明。但愈是发达的文明所要求的条件愈高，其中包括政治条件。大规模农业社会决定着中央集权体系的产生，并要求与之相适应。
第一，早期中国起源于治水，治水一直是国家的功能，也是存在的依据。这是大规模农业社会的要求。马克思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22)“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23)大型治水难以实现当事人的自愿联合，只能由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组织。
第二，农业生产适用于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生产。但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自愿联合，在政治上进行自我表达，从而需要有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力量代表他们。如马克思所说的，“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4)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内在的独立和分裂的倾向，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进行社会整合。换言之，“大一统”的整合是因为“小而分”的存在。
第三，大规模的国家是在多个族群互动中联为一体的。这种互动愈是早期，愈是通过冲突和战争的方式展开。依靠社会自我的力量无法将冲突控制在秩序以内，只能依靠具有统一性的国家力量加以调节和控制，从而不至于使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在冲突中自我毁灭。
正是基于此，“大一统”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的国家演进法则和国家治理所追求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等国家要素。顾准先生对古希腊文明和国家是持高度肯定态度并在价值上排斥专制制度的学者。但他通过比较研究，表示：“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25)
三、关系叠加造就国家成长的重叠性
如果从内生演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是一个由于其内在条件而造成的自然成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正常的而不是“早熟”的。但是，“早熟论”背后所蕴含的问题是：为什么很早就产生了西方国家一直到19世纪才有的国家要素，近代却又落后于西方国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迷惑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人们只是看到了事物的现象，而未能深刻理解事物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
马克思以深邃的眼光，透过复杂的现象发现事物内在的根据。他认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26)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人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国家进程受社会关系支配。不同的社会关系制约着不同的文明和国家成长进程。
马克思说：“血缘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27)“‘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关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上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28)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共同出发点。但当人类告别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时，便因为不同的条件而形成不同的路径。在西方，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29)“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30)而在中国，由于农业生产等历史条件，在产生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权之后，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不仅没有被炸毁，反而以新的形式保留和延续下来，由此使得中国的国家成长具有与西方不同的路径。
侯外庐对西方与中国文明和国家进程的特点作过比较。在他看来：“‘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旧人就是被氏族血缘纽带所束缚着的人。”(31)这就是说，“希腊、罗马的国家完全冲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家族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结合的关系；而中国的国家仍处在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之中，家族与国家处于相结合的状态。”(32)
应该看到，血缘关系提供一种稳定性、持续性和次序性，使得中国文明和国家在同一空间里内生演化，并与新生的关系形成叠加。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的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argarn)，对比因人类社会的血缘关系组织形态的延续时，专门针对中国说，“当野蛮阶段早已过去之后，它们竟一直维持到现代，这却是值得惊异的事，同时，这也是他们这个民族十分固定的又一证据。”(33)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正视，由古老的血缘关系构成的文明社会对于国家成长的影响和制约，使新的国家要素为古老的社会关系所渗透和包裹，表现出“旧的拖住了新的”的倾向。新的社会关系与旧的社会关系相互叠加，使得国家成长具有复合性和反复性的特点。
韦伯指出中国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出现了西方19世纪才出现的行政官僚制，但他同时也认为这种官僚制不同于现代理性官僚制，而将其命名为“家产制国家结构”。(34)“家产制”便来自于远古的血缘关系及其组织形态。这是因为，韦伯发现了中国文明与国家进程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即“氏族团体在中国从未崩解，不像在西方，氏族团体早因城市的发展和基督教的缘故而瓦解了。”(35)这种血缘关系的氏族团体势必影响着官僚制，使得很早就已出现的行政官僚制表现为非人格化与人格化同时并存的特性。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决定实行郡县官僚制，但自汉到隋唐，宗法封建制仍然延续了相当时间，实际上是半封建半官僚制；即便是官僚制，也受到人身关系的深刻影响，如九品中正制将血缘门第出身置于官员录取提职的首要条件，科举制及官员任职也受到门生故旧关系的渗透；官员任职不仅是获得报酬的职业，更是家族的期待和光宗耀祖的事业。官员要通过谋取各种好处报恩于家族，使得官员腐败难以遏制；受各种人情关系的影响，官员很难秉公执法，大量存在法外开恩……诸如此类“旧的拖住了新的”的现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国家成长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其背后的支配因素则是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叠加。这种叠加关系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而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所限。这才是一种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政治现象的历史政治学的认识。
四、顽强而长久的斗争推动国家成长
关系决定着国家。但关系中的人是能动的。人们通过其能动性行为推动着关系模式的重构，也促进着国家成长和国家治理的改进。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确定了国家与氏族组织不同的两个标准，分析了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组织转变的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条不同的道路。他指出：“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36)其中，“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37)马克思将希腊称之为正常的儿童与此相关。但希腊文明和国家已经属于次生文明和国家，因而非常纯粹，且具有很高发展形态。只是在达到这一高度之前，经历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而德意志由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依然如故，所以，氏族制度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血族和城市望族的血族中，甚至在农民的血族中，例如在迪特马申，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38)
与以上国家的形成相比，中国的国家成长更是要经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首先，中国是在原生文明基础上成长的国家。原生的血缘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由于农业文明而一直延续下来，比德意志要漫长得多，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其次，中国是一个在农业剩余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形成的大规模国家，要维持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格外艰难。尽管雅典人形成“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但由于条件及制度内在缺陷所限，很快崩解。“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39)世界上原生的大规模国家几乎都难以维持而解体。而中国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却一直延续下来。
可以说，从文明和国家诞生开始，中国人为保持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就一直在寻找最适合的国家治理方式，进行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早在周朝，为了维持一个具有“九州”范围的国家整体不致于分崩离析，治理者以“天下一家”的理念，通过层级分封，达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整体性联结。“封建制把许许多多独立分散的氏族、部族组织用血缘宗法关系联系起来，‘以藩屏周’，地方诸侯都要宗周，周天子的政令下达到诸侯，造成初步的政治大一统的局面，为华夏文化的孕育发展与政治上的统一创造了条件。”(40)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国家形态实现了第一次大的飞跃。
只是通过血缘关系将一个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族群的政治统一体维持下来太困难了。“血浓于水”，水冲淡血。随着历史发展，原来的亲戚不再亲，利益关系日益占主导地位，利益之间的冲突最终演化为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兼并争霸战争。只是在大规模、持续性的战争中，才诞生出以地域关系为主导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使得中国的国家形态实现了第二次质的飞跃。(41)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旧的社会关系及其组织形态继续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的国家成长，人们仍然还要为代替旧的办法进行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如通过加强中央集权，以郡县官僚制不断弱化血缘封建的力量；以科举制替代九品中正制，减少血缘门第关系对选官过程的影响；以异地任职，防范官员结织私人关系网络；以“编户齐民”，避免人身依附关系；以郡县行政城市，保持中央对广土众民的联结；以统一的法律，保证政令的统一和人身权利；通过“统而不治”实行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等等。(42)福山因此表示：“中国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却从未能成功压抑亲戚关系的弄权。因此，其两千年政治历史的大部分，一直围绕在如何阻止亲戚关系重新渗透国家行政机构。”(43)正是通过顽强而长久的斗争，使得中国以其治理体系在两千多年维持着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的延续。著名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惊叹：“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44)
19世纪前的政治统一体只是一个因地域关系造成的地域性政治统一体。当世界进入全球关系时代，中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且国家治理形态难以适应新的关系格局。为此，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为国家的全新成长进行了更加顽强而持久的斗争。包括思想界出现的“早熟论”，从根本也是基于对中国的新的国家成长的期待。经过近两百年顽强而持久的斗争，中国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治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实现了第三次巨大飞跃。
中国的国家成长的三次大飞跃，一次比一次的质量更高。只是由于关系的多重叠加，使得国家的成长历程要比一般国家更艰难、更复杂、更曲折，也需要进行更加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注释：
①参见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基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②参见徐勇：《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基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徐勇：《学术创新的基点：概念的解构与建构》，《文史哲》，2019年第1期。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转引自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④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4、7页。
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⑥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页，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28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⑨⑩(1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91～92页，第144页，第14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1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65、3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4)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28页。
(1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页，第29～3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秦晖：《传统十论》，第258页，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18)杨光斌：《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5期。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05页，外文出版社，2016年版。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2)(23)(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页，第762～763页，第6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5)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第1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8)梅因：《古代法》，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9)(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第169页。
(31)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11～12、16页。
(32)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第4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33)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第362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34)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第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5)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第2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37)(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第118页，第170页。
(39)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第154页。
(40)马平安：《中国政治史大纲》，第13页，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
(41)参见徐勇：《关系中的国家》，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42)笔者撰著的《关系中的国家》，第2卷，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关系叠加造成的国家要素的叠加性及新的关系替代旧的办法的斗争过程有详细论述。
(43)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76页。
(4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姓名：徐勇 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