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百多年来，党以自我革命的政党品格引领中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组织革命、社会革命，彰显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面对走欧美道路、苏俄道路、中间道路的多种可能，集执政、领导、革命三重使命于一身的党，通过自我革命将政治权力集中和政治参与扩大有机统一于政治革命的全过程。百年中国的积贫积弱需要深刻的思想革命，党成功的奥秘不仅在于政治信仰的全面重建，更在于通过自我革命摒弃落后思想、掌握理论武器。近代中国的山河破碎源自组织涣散，党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就在于党以自我革命持续回应百年中国发展弱组织化、强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的阶段性特征。百年中国的社会革命深受理论源流、苏俄镜鉴、政党定位的交织影响，在唤醒中国、植根中国、立党立国、兴党兴国、强党强国、民族复兴的探索中，党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在于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与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机互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 历史政治学 政党逻辑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之所以能够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就在于党始终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回应和引领中国发展。百年来的中国发展，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回答“为什么要变革”“怎么样来变革”的自我革命史。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因此，回望党以自我革命创造百年伟业的奋斗之路，对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界以党的自我革命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丰富。有的立足政党政治属性，认为加强党的自我革命要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有的立足政党政治过程，认为党的自我革命的主要途径是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有的立足政党政治文化，认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自我革命的思想基础；有的立足政党政治发展，认为党的自我革命经历了一个从自觉到自信再走向自为的发展过程；有的立足政党执政资源，认为党的自我革命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以民为贵、反腐倡廉、慎独自省和选贤任能的政治智慧。作为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颇为关注。虽然由于时代语境、学术理路、研究视角和观点立场的差异，部分论述难免偏颇，但仍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大致而言，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向度。一是政党调适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布鲁斯·迪克森、彼得·梅尔、塞缪尔·亨廷顿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者曾经对“政党适应性”进行了探讨。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具有应对变化的调适能力，而且通过深化改革“将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二是政党崩溃论。这类观点先验地假设一党制国家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并结合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国家转型的案例，推论出中国的政党制度也无法长久存在，而且悲观地预测中国会像苏联那样突然崩溃，共产党会失去执政地位。李侃如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变成一个权力主义的一党体制”，“如果2020年中国出现一个完全的民主体制，它很可能是无法管制的公众要求在此前的某个阶段使政治体制崩溃的结果”。虽然国内有关党自我革命的成果颇为丰富，但立足政治史并以百年中国发展为关照的研究相对薄弱；虽然海外学界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维度分析了政党性，但却因缺乏历史纵深而停留于表象。本文试图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组织革命、社会革命四个维度阐释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基本原理，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一、党的自我革命是百年中国政治革命的逻辑使然
不同时代和文化语境下的政治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中世纪之前，西方人大多将政治理解为正义的实现，中国人则大多将政治视为规范行为的道德伦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先后从神学、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伴随着“世界历史”形成中的“西学东渐”，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
1.作为“方略”的政党建国道路
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更替的循环，开启了现代国家成长的政治逻辑。但革命后的国家成长，并未按既定轨道前进。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趋势，将中国民主共和政治体制概括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国方略”。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且曲折反复。
一是作为前车之鉴的欧美道路。在西方学说大量涌入国门的背景下，建立现代国家成为时人共识。辛亥鼎革之际流行之政论，大多秉持欧美建国方略。但是，革命风暴后的政治革新却遭遇逆转。军阀混战、兵匪肆虐、死亡流离，让孙中山沉痛地感慨：“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及日甚一日的中国危局，推动了中国有识之士的转向，使国人对资产阶级道路可行性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二是作为建国方略的苏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有识之士看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走向民族解放的新路。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反思多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目光投向苏俄。苏俄革命的经验是党创制国家，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实行一党独掌权力，不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1924年，国民党“以俄为师”改组后，开启了借鉴苏俄探索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尝试。
三是尝试超越左右的中间道路。作为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孙中山决定放弃英美政党模式，借鉴苏俄经验，建立强有力的苏俄式政党创制国家。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曾让国人对国家发展的未来出路充满了信心和期许，但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国共对峙却再次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撕裂。梁漱溟在回顾自己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思路时，曾经将自己的探索分为两段：1927年后“乃断定中国不能学西洋，中国必自家开路来走”，1930年明确表示“英美宪政苏联党治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路”。孙中山逝世后，凭借军权崛起的蒋介石违背总理“遗教”，将孙中山奠定的以党领军、以党领政的法理序列篡改为以军治党、以军治国，使得国民党政权沦落为时人诟病的军人干政、武夫当国。中国共产党则在坚持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方向上摧毁了国民党政治体系，代之以“党治国家”模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期间，幻想在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间寻求突破的中间道路最终因其无社会基础而破产。
战乱频发、山河破碎、文明蒙尘，带着强烈民族危机感进入20世纪的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尝试了西方国家建设的诸多模式。但当时的中国，既没有走欧美道路的社会基础，又要实现救亡图存。因此，党建国家道路成为力压其他模式的必然选择。只不过国民党因缺乏自我革命的品质，无法把党国体制坐实；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以彻底的自我革命品质，将苏俄党建国家战略框架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和本土化转换，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党建现代国家的新路。
2.作为“整体”的政党政治革命
近代中国政治革命是一段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的艰难历程。作为一种方略，政党建设国家、政党建设社会、政党领导革命是对近代中国分散化国家权力和低组织化社会现实的因应。与西方作为“部分”的政党不同，整合社会、建设国家的中国特色党治国家政治，触及到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诸多方面。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核心力量与领导力量，有效整合分散化社会和统合政党、国家、社会三者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因此，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是一场关乎百年中国政治发展全方位、全过程的整体性革命。
一是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便肩负起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巨大变革，政治革命构成了砸碎旧制度枷锁、建立新政权和实现阶级解放的重要内容。鉴于苏维埃革命时期依靠工农两个阶级联盟革命的思想局限，党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中探索“三三制”模式。面对频繁出现的“左”倾、右倾等错误危害，共产党人掀起了一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自我革命。在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形势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两个务必”，为我们党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时代形成的政党组织等级体系根植于中国社会单位组织之中。治理结构的政党化使得政党组织原则深度嵌入国家和社会建设的“毛细血管”，党的自我革命构成了中国政治革命的结构性驱动和能动性中轴。
二是作为整体的领导党。政治属性是现代政党的第一属性，政治领导在政党政治运行中居于首要位置。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和社会变革的核心，并历史地形成了以党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领导要有自我革命决心，要敢于引火烧身，挑起责任。”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现代经济生活的全面普及，使得社会逐步从政党、国家中独立出来并获得了自主性空间。此时，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党领导国家建设，二是党领导社会建设。前者体现为党政关系的调适，后者体现为党群关系的调整。党的自我革命植根于党政关系、党群关系等诸多向度的互动互塑。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自我革命决定了中国政治革命的政党逻辑。在团结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过程中，在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上，“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三是作为整体的革命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逻辑，决定了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成长中占据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带来了深刻影响。原本高度行政化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巨大改变，原本集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传统单位组织遭遇到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功能性替代。虽然，政治革命内容因阶段性任务改变而随之改变，但作为整体的政治革命方向从未改变。为最大限度容纳社会多元化发展并提供组织、制度和治理空间，作为中国政治体系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以自我革命来发挥强大的政治导向、政治引领、政治示范作用。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是如此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的品质。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整体性革命。在摧毁旧秩序旧制度过程中，社会分裂和山河破碎的政治条件，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党能量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作为一个以坚定政治立场、先进政治纲领、鲜明政治路线、严明政治纪律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力量的执政党、领导党、革命党，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征程中，将政治权力集中和政治参与扩大有机统一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过程。党的前途与国家前途、党的命运与民族命运、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具有高度统一性，党的自我革命贯穿于党的建设和事业的全过程。针对政治意识不强、政治立场不稳、政治能力不足、政治行为不端等问题，党的二十大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出了重要部署。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国政治革命有机互动下的创设，打破了世界对西方政治文明模式的盲目崇拜，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的道路选择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党的自我革命是百年中国思想革命的逻辑使然
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选择和战略调整不同，注入到社会心理和文化根基的思想更不易变革。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自我革命始于思想革命。只有在思想上勇于自我革命，才能在理论上自觉彻底、政治上清醒坚定、行动上坚决有力。纵观世界政党国家的治理实践，无不把思想革新置于重要位置。回望百年中国发展历程，思想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淬炼、自我净化中内生演化、渐进改进的行动先导，又是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头脑和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求索、开拓中回答时代之问、回答世界之问的创新之源。
1.作为“材料”的外来思想资源
百年中国遭遇的频频叩关，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天朝上国的一统天下。延续两千多年的“天下”体系，是由儒家学术编织而成的坚固堡垒。在以经学作为学术之全部的时代，儒家学术垄断着真理、知识的生产。但帝国体系内部的思想革新走得太慢，以致被外来的坚船利炮冲开了天朝大门。
一是作为异端的政治知识。在西来知识尚未普遍接纳的过渡时代，将西来知识定位为“艺”“技”“器”“术”“末”成为鸦片战争后本土知识立场最易于接受的传播形态。1842年魏源以林则徐赠送的《四洲志》为基础，编撰成50卷本《海国图志》，介绍西方情况。但是，局限于少数有识之士的“知夷”“师夷”萌动，在强度、烈度、广度上远不足以撼动古老帝国的天朝迷梦。例如，《海国图志》中有对美国政治制度“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等记载。但这些文字所载英美等国现代政治制度的相关政治知识，却在传统帝国体系政治立场下被斥为异端。
二是作为良策的政治革新。随着异域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加速，采西学的范围不再停留于知识、技术层面的引介，而是日渐突破了政治的界限。西政知识的扩充，使得时人对“政治”概念的理解逐步跃出了传统中国儒家经典文本的诠释。例如，将政治定位于“众人之事”的西学之见，更是挑战了“庶人不议”的中国古训。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天朝体制的缺陷进一步暴露。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学习西方、变更旧制和重新定位传统中国政治的诉求日趋强烈。但激进的政治革新失败后，迎来了一次倒退保守的触底反弹。庚子之祸的尖锐碰撞，再次推动了政治革新的步伐。
三是作为主义的政治思想。20世纪初年，欧美风雨席卷中原。面对政治思想学习引介的唯“新”趋向，梁启超认为：“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落花流水。就算它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进入民国之后，政治思想的学术立法原则已然发生了重大改变。正如蒋介石所言，辛亥鼎革以来十多年之“流行一时的学说和政论，没有一派不是因袭外国的成说”。当救亡成为时代主题，政治思想论战的各方，争夺的不再是学理上的支撑，而是主义的道统正当性和政统可能性。
总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政治失序、信仰缺失的整体性危机中展开的。世纪之交各种主义的众声喧哗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现实土壤。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当然，在各方政治力量挟其主义争夺民众信仰的时代，饱含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的思想革命面临重重困难。
2.作为“武器”的彻底思想革命
作为一个集革命、领导、执政于一身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不仅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全面重建，更在于通过持续性自我革命摒弃陈旧落后思想、借鉴先进科学理论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不仅在于其对外部世界的批判，更在于对自我思想世界的否定之否定。在“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的辩证推演中，党的自我革命与百年中国思想革命同向同行。
一是步入歧途的三民主义。民国成立初期，孙中山以欧美国家制度为先进，试图采取联合军阀压制军阀以及透过国会立法和选举实现其政治理想。历经多次失败后，孙中山决心仿效苏俄政党创制现代国家：“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到了四万万人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但蒋介石却在军权崛起中将主义治国的模式变异为个人独裁、领袖专政的排斥性体制。与国民党背离主义后失去的理论先进性和深陷的思想保守性不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并在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中走上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征程。
二是作为引领的思想建党。在各方政治力量挟其主义争夺民众信仰的20世纪20年代，思想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性变量。创立之初的党缺乏革命经验，在学习和借鉴苏俄建党经验时着力点是党的政治建设。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右倾错误带来的严重危害，毛泽东在开辟乡村革命道路过程中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标志着思想建党独创性建党学说的初步形成。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思想建党就是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升的过程。思想建党是增进思想引领力的战略选择。中国共产党不仅因其思想革命特质而占据理论优势，而且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时人所信服。作为确保思想上高度统一、政治上清醒坚定、行动上坚决有力的“批判的武器”，思想革命的政治品格、政党自觉及其精神力量逐步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正如邓小平所言：“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
三是思想革命的理论武器。以思想革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作为一个以彻底思想革命为基本立场的“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作为一个以彻底思想革命为行动遵循的先锋型政党，党领导的思想革命是一场总体性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以思想革命破除阻隔中国发展的思想禁锢。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再到“以苏为戒”的探索历程表明，思想革命既是以彻底的理论武器借鉴和剖析外部经验的过程，也是党自我警醒、自我净化、自我纠正和自我革新的渐进改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创造性地开启了百年中国发展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作为一场伟大的革命，思想解放打破了僵化教条的主观束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再造。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思想革命的锐利武器，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和国家的肌体的病毒。
一场革命最具意义的成就便在于思想观念、政治文化、社会风尚的根本转变。这场总体的思想革命，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中国的知识革命与观念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汇集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伟大征程。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需要伟大的思想革命使之浴火重生。以先进理论武器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回应了历史和时代的呼唤，并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了百年中国持续不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的本质是以科学先进的理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强党强国，在领导人民思想革命中铸就团结统一的信仰基础、政治灵魂和精神家园。作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理论武器，思想革命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要使命。唯有如此，才能让初心和使命在内心深处铸牢、在思想深处扎根，才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才能为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三、党的自我革命是百年中国组织革命的逻辑使然
任何一个国家的成长，都必须根植于本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也都有其独特的问题和矛盾。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军事和经济现代化摧毁和破坏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威，但并未生成填补权力和权威真空的组织阶梯。重整山河的组织革命，既是近代中国发展之必须，亦是无产阶级革命之武器。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1.作为“共识”的组织起来
五四时期，组织起来的观点已然相当流行。李大钊认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作为一个缺乏自组织机制的弱社会，组织起来成为时人应对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毕其功于一役”的努力方向。在学习早发现代国家建设经验过程中，最直接、最有效、最具现代化的方式是组织强政党。
一是半途而废的组织起来。政党政治的引入，本就是时人尝试组织起来多次试错后反思的结果。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奠定了“以俄为师”的基本方向。蒋介石认为：“我们国家这样大，人民这么多”，“如果我们要使四万万同胞，个个人明白我们三民主义，懂得革命的道理，个个人有决心来革命，真不晓得要几多年后才能够做到！到了几多年以后，国家也就亡了”，“所以要革命完成，要主义成功，就是一定要有组织。这个组织是什么？就是一个‘党’。”虽然国民党未能将中国社会组织为一个有机整体，甚至国民党自身也未能整合为成一个强有力的有机整体，但以政党为中轴组织中国社会并以此来克服中国低组织化的现状，构成了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遗憾的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蒋介石军权力量的做大，孙中山反思多年革命挫折后确立的以党领政、以党领军的战略框架最终异变为军权压制党权、党派纷争不止。当然，这不是组织起来的失败，而是半途而废的失败。
二是知难而进的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发展壮大并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便是以组织起来的方式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作为攻坚克难的重要武器，“无产阶级唯有组织势力，由资产阶级底下把农民拉过来，方能推倒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而成为统治的势力”。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并走上了不同的组织化之路。与国民党在组织起来行动路线上的半途而废、走样异变不同，中国共产党以一种更为坚决、更为彻底、更为有力的方式，把组织起来的时代急需与党的自我革命有机统一了起来。为最大限度汲取战争资源，党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初步建立了政党组织、政权组织、军事组织、群团组织交叠呼应的组织体系，并铸造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赤卫军、少先队等梯度配置“全民皆兵”的“军事战斗体”，这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动员群众和深度组织社会夯实了前进的基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谁能够在组织革命中最大限度地集中政治权力和扩大政治参与，谁就能掌握未来。国共两党的较量体现于组织能力的比拼，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和壮大的根基。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百废待兴，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作为组织革命的特定表达，组织起来成为党克敌制胜、应对挑战、抵御风险的重要武器。
2.作为“方法”的组织革命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组织革命贯穿始终，但变革材料和时代表达各有不同。晚清时期，以家族为基础的封闭式社会关系极大地抑制了开放式社会组织的发育。近代以来，被强行拽入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开始在低组织化状态中建设高组织化社会。因此，“组织起来”本就是克服旧中国散漫状态组织革命的特定表达。国家权力的四分五裂和社会民众的一盘散沙，强烈呼唤着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先锋型政党。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将民众组织起来推翻旧政权，更要在接续推动组织革命中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决定了国家成长的政党逻辑。因此，以党的自我革命保持组织先进性并持续适应、回应和引领中国组织革命的历史逻辑和时代呼唤，是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征程的必由之路。
一是从弱组织化到强组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如何把中国带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努力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党以组织起来的优势，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脱颖而出，并建立了新生政权。但是，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状态的组织革命仍未结束。在建设社会主义总体目标之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成为组织革命的时代表达。在以党的组织为中轴巩固和发展同心圆结构的过程中，党的组织体系嵌入到各级政府以及部门机构，群众的组织化体系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在党的组织网络外围展开。为适应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组织化，单位组织成为弱组织化中国迈向强组织化中国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模式。单位组织不仅实现了传统家庭的部分功能替代并使之融入“单位人”的工业化生产关系，而且还形成了以国家—单位为轴心的高组织化全能主义治理。因此，组织革命的幅度、强度和效度，取决于党的组织体系对非党组织体系、轴心组织网络对边缘组织网络的功能替代程度。这一结构，既使党外组织革命的诉求可以经过群众路线或民主机制上升为政党意志，又使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圈层组织阶梯全方位全过程引领组织革命。在党群结构、党政结构同频共振下，“谁要是反对革命，拒绝自我改造，只能自绝于人民。谁拥护革命，努力自我革命，就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的谅解和照顾”。
二是从去组织化到再组织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开放性流动性与强组织化治理架构之间的矛盾日益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为进一步破解组织内和组织间的结构嵌套及功能梗阻，以“去组织化”为阶段性特征的组织革命逐渐成形。一些边际效益递减且束缚中国发展的组织形态陆续退出历史舞台。组织革命下旧有组织形态及其功能的急剧收缩和新生组织形态及其功能的持续拓展，打破了“单位办社会”的强组织化空间。组织革命的结构性松绑，极大地释放了政党、国家、社会的功能空间。但是，以“去组织化”为阶段性特征的组织革命并非一劳永逸。“去组织化”在消除阻碍现代化发展阶段性梗阻的同时，也将原子化、碎片化的组织风险嵌入到现代化进程。为应对离心化、撕裂化挑战，“再组织化”成为新一轮组织革命的时代表达。当然，“再组织化”并非是“强组织化”的简单复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强组织化”是以政党组织体系为基础来建构国家和社会，新时代的“再组织化”则是基于现代社会和国家本身应有的要素来再造组织内和组织间关系。在从“去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跃迁中，党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组织革命的任务更加艰巨。
从总体上来看，近代中国的组织革命是一个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从晚清中国社会组织家族化的低组织化运行，到旧组织化结构崩解、新组织化形态尚未形成之时的组织化真空，再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革命实践，党回应了组织革命的历史逻辑和时代呼唤，并以党的自我革命实现了与中国组织革命的同频共振、同向同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实现了中国社会从“弱组织化”到“强组织化”的阶段性跃迁，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的“去组织化”“再组织化”的组织革命实践，是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调整的逻辑必然。组织革命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自我革命既是百年中国组织革命的逻辑使然，还是引领中国组织革命的结构性驱动。
四、党的自我革命是百年中国社会革命的逻辑使然
政党与社会的概念指涉及其关系结构经历了漫长的演化。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如何被定义出来？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如何确定了政党位置？政党位置如何影响了政党功能？作为“部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又如何彰显了各自的价值？这些问题构成了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关系演化的重要线索。在政党建设社会的发展逻辑下，党的自我革命与百年来的中国社会革命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1.作为“总体”的社会革命
作为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革旧出新的过程，社会革命是一场涉及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与组织革命、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多重向度的总体性革命。一场全面的、总体的革命意味着旧制度土崩瓦解与新秩序的应运而生。但作为“总体”的社会革命，却在分散化的近代中国社会推进得极为艰难。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总体性社会革命势必内在地包括了理论源流、苏俄镜鉴、政党定位等多重因素的考量。
一是社会革命的理论源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走向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社会革命源起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不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不包含任何社会变革内容的领导权和统治权之争，只能称为纯粹的政治革命。虽然总体性社会革命必然会发生政治革命，但纯粹的政治革命仅仅构成了社会革命在某一阶段或方面的局部性表征。社会革命必定是触及政治、经济、技术、制度、价值等社会有机体多种要素和多重向度的重大变革。
二是社会革命的苏俄镜鉴。马克思、恩格斯力主的社会革命是以资本主义为革命对象的总体性革命，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因此，必须组建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革命。因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0世纪初，俄国走上了推翻旧政权的革命之路。列宁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观点，将无产阶级领导社会革命的发生范围拓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看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解放之路的希望。
三是社会革命的政党定位。中国共产党一经创立，便以改变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为己任。党的一大明确宣布：“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仅一年的时间，党便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形成了进一步的认识。党的二大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转变，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意识和自我革命行动带来的强大的学习力和适应力。
从总体上来看，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的裂变与重组，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各种势力的消长极为复杂。面对民国创建以来军阀混战、社会分裂局面，孙中山在反思多年革命挫折后转向仿效苏俄。但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却停止了向基层社会的权力下探，中国共产党则是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伟大的社会革命之路。
2.作为“使命”的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的自我革命始终坚持遵循社会革命的基本规律。山河破碎的全面危机需要一场总体性社会革命，总体性社会革命需要作为整体的强有力政党的领导。社会革命的使命塑造了政党运行的基本逻辑，党的自我革命决定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和方向。党的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有机统一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中。
一是从唤醒中国到植根中国。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经创立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作为一个历史较短、人数较少的政党，暂时还不具备开辟革命空间的社会条件和声望基础。为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党决定与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的国民党合作。打倒列强反对军阀的共同目标，使得两党团结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然而，国共两党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和定位并不相同。中国共产党认为，联合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是进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过渡。但党致力于推动和领导工农运动的社会革命，不能被国民党所容忍。在国民党右派看来，消灭军阀、清除帝国主义特权的国民革命，似乎在向着解放劳动大众的社会革命方向前进。这种趋向不仅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还刺激了旧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对其联合绞杀。随后的国民党“清党”表明，中国社会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更深层次上制约着社会变革，中国需要更深层次的社会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走上了整合新旧社会势力的调和之路，中国共产党则是在明确政党方位的基础上植根中国社会，将总体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接续探索，党积累了以自我革命适应、回应和引领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
二是从立党立国到兴党兴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国家政权的建立并不是最终目的，以彻底的社会革命改变积贫积弱旧中国的初心和使命从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战略选择。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原本掩盖在宗法关系之下且阶级分化不甚明朗的中国社会被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革命，实现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根本性再造。为解决政党国家社会高度同构带来的静态结构化惰性，党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使社会运动了起来。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深刻社会变革，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中，原本被政党组织体系严密覆盖的社会空间迅速释放。此时的社会革命不仅是要以凝聚力量克敌制胜为核心要旨，更要以兴党兴国为前进方向。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与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机互动，成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清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关键，并为其后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奠定了基础。
三是从强党强国到民族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国内外斗争形势的新特点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基础不均的超大规模社会，在维系社会一体化原则下持续推进社会革命，需要强有力政党的支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和政党自觉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治国当先治党，强国应先强党。只有勇于自我革命，增强忧患意识，增强责任意识，敢于刀刃向内，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社会革命的性质、阶段、内容和意义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党的自我革命的动力、资源、方略和路径决定了社会革命的目标、方向和内容。社会革命要求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并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我革命的政党自觉要求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将关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社会革命进行到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并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和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总任务，决定了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总体性、全面性、彻底性社会革命目标的确立并非凭空而来，是有识之士历经多次试错和曲折坎坷之后摸索出来的。辛亥鼎革之后的山河破碎和积贫积弱，提出了两项任务：一是将一盘散沙的全体民众凝聚为有机整体，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二是将四分五裂的社会碎片铸造为有机整体，推进社会形态变革。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肩负起两大任务，将凝聚民众信仰和整合社会力量有机统一于社会革命的伟大征程之中。
五、结语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来看，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组织革命、社会革命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一百多年间，曾有诸多政治力量竞相登上历史舞台，或专注于一面，或兼顾于两面，或涉及到多面。但这些艰难的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一百多年来的多次试错和艰难探索不断确证着中国发展的政党逻辑，即谁能适应、回应、引领和有机整合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组织革命、社会革命，并能以先锋性、开放性、持续性自我革命的政党自觉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组织革命、社会革命同频共振同向同行，谁就能掌握未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恩格斯认为：“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与其他新的国家制度的产生相比，百年中国发展的政党逻辑对“真正的革命”有着天然的需要。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最终的目标都是解放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于是，真正的革命都必然呈现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高度耦合，前者体现于国家制度的新旧更替，后者体现于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改变。政治革命构成了社会革命的制度外壳，社会革命铸就了政治革命的现代意义。然而，中国大一统帝国体系崩解之后，国家和社会的内在一体性遭遇到全面危机。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革命表明，缺乏强有力政党整合的民主共和实践和无法总体性统合四大革命的尝试，势必遭遇挫折。由于中国迈向现代的逻辑起点、社会基础和历史任务完全不同于西方，因而中国需要四大革命的整体推进来彻底再造政党、社会、国家、人民内在一体性。面对信仰危机和一盘散沙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凭借着思想革命、组织革命的强大优势，凝聚人民意志、整合社会力量并最终赢得了全国政权。但赢得国家政权并不是最终目标，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改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着改变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农业文明，更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文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