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不仅要求我们以史为鉴、知古鉴今，也需要我们在“史无定法”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探寻能为历史政治学贡献知识增量的研究路径。在大数据时代，量化历史已逐渐成为新史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而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基于历史分析的政治学研究路径，量化历史也能为其提供许多方法和技术层面的助力。通过对量化历史与历史政治学研究取向的辨析可知，量化历史能为历史政治学研究在历史变量的测量、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以及拓展微观研究视野等方面提供帮助，但也存在简化历史、史料屏蔽及丢失人文关怀的风险。只有通过与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不断对话进而形成自身的方法自觉，才能实现历史视野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关 键 词：历史政治学 量化历史 历史数据 价值 风险
重视历史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思路，也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进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充分表明了我国领导人对历史知识的高度重视。作为研究中国政治理论和治国理政经验的社会科学，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同样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追本溯源，为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一些政治问题探寻“中国方案”。以201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为标志，历史政治学正式提出至今已历三年，政治学界也对这条史学转向的路径给予了高度关注。可以说，历史政治学不仅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政治学学科之“变”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现实巨变的关键路径。
就已有成果而言，多是聚焦于历史政治学研究范式、重要政治制度的历史延续性等方面，其中包含的历史知识也大多是基于学者自身的史料阅读和梳理而产生的“历史感觉”。问题在于，当我们置身于历史政治学所强调的“大历史”视角时，政治学研究者在史料搜集、解读和分析等方面的能力上存在的相对局限，使其所产生的“历史感觉”可能是被片面“经验”蒙蔽的结果。那么，历史政治学研究者应如何在走进历史的过程中，实现对历史经验和既有理论的超越呢?在这个过程中，量化历史能够为历史政治学带来什么，我们又需要注意和避免哪些风险?本文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政治学在方法论层面上要超越人文学科的“感觉”领域，在中国主体性的基础上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接轨，才能为政治学基本理论贡献兼具中国特色和科学性的知识增量。量化历史通过把历史数据和量化分析模型带入历史分析的过程之中，有助于研究者在茫茫史料之海中更准确和高效地把握因果脉络，恰是打破“感觉”迷雾的一柄利刃。鉴于此，本文对历史政治学和量化历史方法的研究取向进行辨析，分析量化历史对历史政治学研究存在的价值和风险，为历史政治学研究路径的多样化提供思路，以促进历史视野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历史政治学(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中国政治学的“求治”新路径
“历史地看问题”是浸透于中国人血液中的思维方式，①历史也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和理论资源。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占核心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取向，还是之后由西方学界引入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都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6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提出，对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历史政治学在对理性选择主义的反思中逐渐兴起，并初步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在历史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取向方面，杨光斌、徐勇、任锋等学者分别就历史政治学的政治价值和功能、历史视角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历史政治学的学术起源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和对话；②除此之外，也有一批学者基于历史政治学研究范式，对中国政治学中一些重要的制度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汪仕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进行历史政治学分析，发现中国共产党创造最高政治权威过程的根本是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整体政治力量，并以其作为最高政治权威的根基，在这个过程中也创造了新的政治大一统；③姚中秋基于对“士大夫”这一古代官僚角色的历史政治学分析，发现士大夫是与韦伯式官僚不同的领导性治理者，与当代中国干部的角色间存在构成上的传承性；④马雪松则致力于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帝谥制度的类型特点、历史脉络及政治意蕴，认为文皇帝谥号反映了文武关系中的功德观念与内在张力，体现了尊号、文质、专制的政治意蕴。⑤此外，姚中秋、赵鼎新、郭台辉等都曾将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比较历史、历史制度主义等学界流行的研究路径进行对话，从而进一步探讨历史政治学所具有的功能和属性。⑥这些成果也让学界在历史政治学的内涵、特点和研究取向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历史政治学是以对中国历史中所蕴含的独特文明内核的承认为出发点，在一种动态的、长时段的分析视角之下，从历史中探寻政治发展的轨迹、制度变迁的脉络、政治文明的内涵等“地方性知识”；并与当下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观念进行比较，寻找其中的关系，即“由当下反观历史，以历史理解当下”；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提出和发展蕴含中国经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和概念，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论证。
历史政治学以“求中国之治”为目标，不仅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其作为历史学和政治学交融的产物所具有的知识属性。具体而言，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学的国家性决定了无论在历史中的哪个时代，其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由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提供的。⑦对于某个国家的政治学主流研究而言，更是能充分体现该国的政治发展取向。例如，美国学界的民主理论和选举制度研究经久不衰，欧洲学界则更为关注福利国家和移民问题等。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由于政治学学科的重建过程受到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些政治学者习惯用他国的经验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变革与发展，得到的结果往往是批判性的而非解释性的，忽视了政治学的正当化功能。⑧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将西方的“历史政治学”产出的理论和概念作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理论与我国实际的冲突，而且使得国家治理过程缺乏适当的理论根基。因此，在中国语境中提出历史政治学，是建构中国政治学学科“国家性”的重要路径，也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合法性提供更符合现实实践的理论依托和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历史天然具有政治属性。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绵延千载，无论是国家的“大一统”形态，还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政治思维中的历史想象和政治运作中的实践取向，并一以贯之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这些传承下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对今天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就历史的本体论而言，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属性不同决定了二者所面向的问题和产生的理论也各有侧重。西方历史源于欧洲“多统”的社会史，各民族势力的混乱更迭使其更为关注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而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国家观和兼容并包的民族价值观贯穿始终，长期以来较为稳定的官僚体系导致由此形成的政治思想也更多地体现了对良政善治的追求。历史政治学饱含着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政治发展进程的深切关怀，致力于搭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最为重要的研究资源来自中国的历史叙事，因此其目标亦在于通过回归本国历史实践中的政治发展、政治变迁等方面之经验，找寻中国的“求治之道”，以经验和历史为基石完成理论和解释路径的创新。在此基础上，通过将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实践也纳入研究视野中，由此克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地方性局限，形成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政治学理论体系。⑨总之，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对我国政治学话语重构和政治学学科的“中国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历史政治学的多样化发展，也是国内学界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目标的重要进路之一。
二、量化历史(Quantitative History)：历史与数据的相遇
(一)量化历史的缘起与曲折发展
历史研究与数据的初次相遇发生在20世纪之初，尽管在当时的历史著作中使用大量图表并不常见，但简单统计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频率较此前已有大幅增加。⑩历史学领域的量化转向起始于社会史，之后向经济史、政治史等学科发展，逐渐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占据一席之地：康德拉和迈耶于1958年发表的论文《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被视为计量经济史的起点；(11)新政治史的核心人物本森在20世纪60年代对传统历史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呼吁对历史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并在选举等常见政治现象的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尝试量化方法的应用；(12)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法国罢工(1830—1968)》《反叛的世纪(1830—1930)》等著作，也被视为量化历史研究的代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量化方法的推广，学界对其原理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也开始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并不等同于计量化。自20世纪80年代起，量化历史遭到了保守派历史学家的严厉抨击，甚至一些折中派研究者也开始对使用量化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有效性产生质疑，认为“计量方法会把历史化约为用于验证的数据”。(13)与此同时，历史学研究领域发生了“文化转向(culture turn)”，主张将文化、意义、行为纳入历史分析的过程中，通过“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对历史中的微观事件和人物进行解剖。由此，历史学与“机械又生硬”的数据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开，量化历史也快速衰落到了学界边缘。进入21世纪后，随着计算机和大数据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历史资料被系统整理、录入后，得以以数据化的形式重现在世人眼前。同时，统计方法的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量化研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量化历史开始逐渐回归研究者的视野。在意识到量化方法能够为历史研究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之后，量化历史方法发展得更加精致，使用范围开始超越了历史学的范畴，在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中，采用量化历史方法产出的研究成果也在逐年增加。
(二)量化历史的研究取向
作为一种被认为是从方法论层面上向传统历史研究发起冲击的研究范式，量化历史研究实际上属于一个交叉领域，它将量化分析方法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社会科学理论相结合，对历史中的现象、事件、行为等进行研究，进而发现历史的规律，亦即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中的因果关系。(14)相较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量化历史研究取向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料来源的广泛性。传统史学研究一般基于学者自行收集和梳理的描述性历史材料展开分析，带有较强的个人主观色彩，且能够掌握和运用的资料体量也相对有限；而量化历史的研究资源则来自于从史料中提取出的规模宏大的历史数据库，更具有宏观性和客观性。二是研究程序的独特性。传统史学研究强调从经验出发，构筑一套符合历史逻辑的严密理论和史学解释，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而量化历史则是从社会科学理论出发，通过将其置于大规模、长时段的历史材料中，实现对现有理论的检验和超越，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最后再回到抽象的过程。三是研究手段的技术性。深度观察历史经验和描述性分析是传统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而量化历史则是借助量化模型，在历史材料的相关数据中探寻需要解释的新趋势。例如，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模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所研究的关键变量随时间变化的状态和程度，从而直观反映历史观察值的变化趋势，并基于对趋势的进一步分析实现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需求的有机结合。量化历史在诞生之初一度与传统历史研究“针锋相对”，而在经历了20世纪中的几次潮流起伏后，学界也对量化历史方法与传统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明晰和客观的认识。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量化历史能够扩大历史研究的思考范围，但仅仅依靠量化并不意味着能将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不可否认的是，量化历史研究者同样需要经过中国史学基本作业路径的训练，即通过阅读培养专业素养和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发现和解决问题。(15)总之，量化历史与传统历史研究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决定了二者在历史研究中是各有所长的，量化历史也需要在和其他研究范式不断对话的过程中，获得进一步的成熟和发展。
(三)量化历史在国内学界的传播
尽管定量方法和量化历史都被国内学界视为“舶来品”，但事实上中国许多历史资料都体现了对数据符号运用的重视。1922年，梁启超在给东南大学史地学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历史统计学”的概念，这也是量化历史在国内学界的前身。(16)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五花八门的研究方法相继引入国内，学界也对量化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刘文瑞在对系统方法是否适用于历史研究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便提出“以逻辑模式和数学模式来表达历史规律，以定量研究为更精确的定性研究奠基开道”。(17)量化方法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兴起后，量化历史也开始逐渐进入历史研究者们的视野。2013年，清华大学举办了第一期量化历史讲习班，量化历史研究开始受到来自国内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青年学者的关注。量化历史方法在国内学界的传播，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历史数据库的收集、整理和录入工作，使上下五千年漫漫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历朝历代海量文字记录能够得到更系统性的保存，另一方面也使历史学及其他一些从历史维度展开研究的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开始重视对量化方法的学习和使用。借助历史数据库和量化分析模型，不仅能对既有理论和概念进行检验和辨析，同时也能结合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中的人物、事件和现象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从而实现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超越性发展。
政治学领域中量化方法的兴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行为革命(behavior revolution)”，主张以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探寻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中国政治学学科在1980年恢复重建之初，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方法论意识。随着大量西方政治学译著的出版，国内学者才开始对政治学研究方法产生了多样化的认识，量化方法也逐渐步入政治学研究者的视野。有的学者将量化方法的引入视为国内政治学方法论范式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类国内政治学期刊中采用量化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在逐渐增加。但是，由于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依然处于压倒性地位。(18)相较于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定量狂热”，量化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的审慎发展，恰为量化历史与历史政治学的相遇铺好了道路：一方面，国内许多院校的政治学专业在本科阶段便为学生开设了统计方法相关的专业课程，许多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可以更加熟练地运用量化方法开展研究，这使得他们在面临具体研究问题时，能够根据情况选择更加合适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一个好的量化历史研究必然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19)定性研究传统是我们在庞大的历史数据库中敏锐地发现“真问题”必不可少的基础，也是量化历史与历史政治学研究结合的重要前提。
三、量化历史对历史政治学研究的价值
历史政治学的中国本位立场和以历史为研究基础的特点，都强调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梳理和再思考实现对社会科学理论中西方中心主义的“除魅”。尽管量化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起源于西方学界，但一项研究的好坏并不能和研究方法画等号，定量与定性之争也不应成为中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壁垒。通过将量化历史方法特有的优势吸纳到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能够在研究方法层面上为政治学理论与历史中政治实践的交融提供一个新的路径。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政治学，也需要通过密切地与不同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联系和碰撞，在中国历史中发掘更多治国理政的知识与经验，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学术和现实价值。
(一)“以历史为用”的严谨性之价值
历史政治学自诞生起便毫不避讳自身的功能主义倾向与“求治之学”的属性，需要回答政治合法性从何而来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历史政治学研究格外注重“以历史为用”，其产出概念和理论也都势必要接受来自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双重检验。而量化历史方法有助于深化研究者对历史材料的洞悉力和把握力，从而提升研究结论的严谨性和可靠性。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以下三点：
其一，量化历史研究能够提升研究者使用历史数据库和一手史料的能力。历史社会学家斯考切波提出：即便没有经过一手档案工作，利用二手材料也可以开展研究。(20)但这恰恰成为了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软肋”之一，被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批评为可能赋予原本真实的历史一种“虚假的确定感”。量化历史方法和历史数据库的出现，为许多没有受过专门史料处理训练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用一手史料提供了一条更为便捷且可行的路径。数据相对于文字材料所具有的更易分类、易处理的特性，能够让研究者更加直观地把握历史的全貌及某些时刻或某个事件的特殊性所在，从而更有效地发现历史中的传统治理资源，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和理论参考。其二，由于研究者所能接触到的史料并非“全样本”，只是全部历史材料中的一部分，即便获得了所谓的“原始史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真实的、可靠的。而量化方法不仅可以在史料辨伪中发挥重要作用，(21)同时能够对史料中的不符合实际的数据进行修正，使分析得到的研究结论更加符合经验逻辑。例如，在《清人年寿再探——基于传记数据库的若干考察》一文中，作者便借助截尾效应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原始史料进行修正，发现原始史料中存在的清朝人均寿命下降的现象，在修正后由下降转为了上升。(22)其三，量化历史还有助于破除基于西方中心视角或不严谨的历史概括产生的“伪”历史分期。历史分期指的是通过将由时间或知识方面的分隔点嵌入历史记录中，对历史过程进行规范和校准，从而创造出某种秩序的过程。(23)通过给漫长又杂乱的历史进行分期，可以揭示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从而更好地探究变革发生的起源及成因。由于历史分期根植于特定文化之中，并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普遍化的知识，因此过往一些基于他国理论或概念对中国历史进行的分期，大多与中国历史变迁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具有典型的“伪”历史分期特征。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影响，学界普遍将中国古代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改革开放后，研究者们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提出了诸如“洪荒—族邦—封建帝国”(24)“氏族封建—宗法封建—地主封建”(25)“血缘氏族—封建—州郡—行省”(26)等从中国文化中生发、更能体现中国历史特点的历史分期，但这些分期也各有侧重，尚未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给基于历史分期开展进一步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量化历史的优势之一便在于能够打通断代。作为实现贯通性研究的方法之一，量化历史可以通过建立结构化的统一数据库，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同类信息整合到一个框架中进行分析，从而使我们在比较中发现其中的规律与差异，为严谨的历史分期提供更多的直接证据。
(二)找寻历史与现实因果关系的“因”之价值
历史政治学的使命在于探寻、发现和概括具有中国自主性的理论，回答属于当下时代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揭开政治运行过程的黑箱，探究长时段历史原因与当下政治实践中特定政治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27)当我们置身于长波段的“大历史”之中时，由于大部分历史政治学研究者并非历史专业出身，可能存在被史料中的“经验”蒙蔽的风险。量化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对“一般性”的强调，通过对历史大数据的挖掘，致力于发现并阐释历史的一般规律，以此来打破理论惯性，从历史中汲取应对现实问题的知识，从而证明或证伪现有理论。因此，量化历史恰是一柄打破自以为是经验迷雾的利刃，它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帮助我们找到历史与现实因果关系中的“因”。由于定量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现象背后的结构性要素，并将历史变化纳入理论的可能性论证中，因此量化历史研究的优势便在于，相较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历史感觉”，它能够更加精准地在历史现象和历史变化中找到因变量，为因果机制分析奠定基础。而历史政治学强调从中国语境出发的独特性，从历史中探寻和发现因果机制，从而构建系统性的、包涵了中国视野的政治理论。如果说历史政治学建构理论的第一步在于回到中国的历史情境之中，那么量化历史分析便是紧随其后的第二步：通过量化历史方法与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有机结合，研究者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回答何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只能讨论二者之间传统意义上的模糊关联性。
(三)回到历史中的“平凡”之价值
历史政治学的学术意义之一在于其研究不仅强调宏观叙事，也包含了对中观和微观问题的关注。历史中的“平凡”指的主要是微观层面上的人民大众的历史，包括民众的政治行为、政治观念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平凡才是历史中的常规情境，正如梁启超所说：“欲知历史之真相，绝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28)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话语权大多被政治精英所控制，官方史料也都由于特定官员整理或书写，加之普通人的受教育程度十分有限，能够留下的书面记录很少，因此许多历史资料和基于此产生的理论实际上都蕴含了精英主义的色彩。以历史中的“平凡”作为切入点，能够打破从历史的“特殊”中概括出的普适概念，总结出更符合现实经验逻辑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正是历史政治学的学术追求之一。20世纪60年代，“自下而上的历史革命”便在国外史学界发生，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的新社会史学派在美国和英国兴起，印度学界开始掀起“底层研究”的潮流。这些学派都强调通过对普通民众平凡生活的历史研究，管窥当时的历史背景，用以补充传统史学对于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当研究者要将注意力从关注特殊的某个人转向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时，量化方法是必不可少的。(29)随着量化技术的发展，通讯簿、税单、契约、出生和死亡记录等过去被认为不具有史学意义的档案材料被重新应用于量化分析之中，用以挖掘历史中的普通民众的经历和观念，从而再现其在历史中的角色和面貌。由于这些经历和观念包含着个体或社会群体对许多事件的精神和情感反应，是对历史中的人民大众进行分析的关键要素，因而量化历史在其中所具备的优势和必要性是不容小觑的。对于中国的政治历史而言，人民是当代中国政权得以建立和巩固的关键因素，人民的历史也是历史政治学尤其是在中观和微观视角中的重要议题。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倘若能将历史政治学研究与量化历史方法相结合，则不仅能够让研究者走进历史中的“人”，让历史研究不仅仅是“王侯将相”，同时也能避免新社会史由于忽视政治因素所导致的分析局限，进一步拓宽中国历史政治理论的广度与深度。
四、量化历史对历史政治学研究的适用风险
在方法论层面上，历史政治学具有更有效地“理解中国”和“解释中国”的雄心，其研究方法的取向不仅要契合中国社会和政治架构的基本特质，也要能够把握历史事件中的共同经验事实。(30)而量化历史在诞生之初，便自诩具有更加严谨、科学和高效的特征，一度风靡欧美学界，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但随着历史数据库和计量方法在新世纪的发展，量化历史得以缓慢回归。尽管如此，在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认识不断加深的今天，量化历史研究的适用性依然存在诸多争议，也使目前国内学界在量化历史方法上的应用仍主要局限在经济史领域，其他历史研究方向鲜有运用量化历史方法进行分析的成熟作品出现。因此，要实现量化历史方法与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有机结合，不仅要把握量化方法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政治学研究中所具备的优势，也要对其适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充分辨析和反思，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简化历史”的风险
量化历史的主要作用之一在于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对历史中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进行探索，或是对依据经验判断得到的现有理论进行再检验。正因如此，开展量化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步骤是通过将历史文本中相对模糊的、多样化的描述性语言转化为同质化的、可比的数学语言，在难以测量的“软数据”与便于测量的或原始史料中现成的“硬数据”之间搭建桥梁。但在这个过程中，量化历史方法可能对历史的原始面貌进行了双重简化：其一是将研究对象所涉及的不同领域的变量，无论是有关政治、社会还是文化等方面的因素，都通过分类简化到了能够通过数字进行概括的领域；其二是将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系统简化为严格由现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创造的系统。对历史的简化可能导致研究问题的异化——由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变成了寻找“可以依赖的硬事实来充当软事实的合格指标”。(31)例如，阿仕顿等经济史学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均GDP显著提高，由此便认为圈地运动并不是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削，相反还促进了劳动力结构的改善。这便是由于在量化分析过程中对历史的化约导致分析结论掉入了“破窗谬论”的陷阱。(32)对于历史政治学研究而言，本身面对的是极复杂的中国社会、极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极多样的治理实践，倘若“为了量化而量化”，反而会被历史数据所蒙蔽，掉入机械化因果关系和扭曲历史的陷阱，这无疑是得不偿失的。因此，首先要充分辨析我们所掌握的研究材料和历史数据能否充分支撑研究，以及能否采用最为恰当的量化模型，而不能为了运用量化历史分析而强行扭曲研究对象在历史语境中的真实面貌。
(二)史料屏蔽的风险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在奴隶制国家建立时，中央政府便已设置了官方史官，用以记载史事和编撰史书。史家在历朝历代的体系化传承，积累了规模宏大的历史数据库，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量历史资料以数字化形式出现，如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中收录了约8000件土地契约及数百种民间文书，中国数字方志库也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前约12000种地志类文献等，这些历史资料的流传为研究历代的政治发展、治理模式演变、政治心态变迁等政治学关键问题都提供了宝贵资源。但不可否认的是，就中国的历史资料的构成属性来看，更多的史料是有关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带有明显的非数据性特点。(33)这些史料当中所包含的一些研究问题，仅凭量化历史方法是难以形成完善的理论的。此外，由于中国历史拥有漫长的时间跨度，尽管如今历史资源的数字化在飞速发展，但仍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被收录到历史数据库之中；虽然历史资料的数字化能够帮助研究者更便捷地进行研究，但也可能由于“检索依赖”导致史料类型的屏蔽。(34)历史政治学面对历史数据中较为琐碎的户籍记录、土地权属和官员遴选记录等材料，如何避免“碎片化”，提炼出具有政治学品格和宏观站位的重要问题，再借助历史数据库的优势，通过与旧有历史认识的对话，建立新的更有穿透力的解释，(35)是历史政治学研究者在尝试量化历史方法前需要仔细考量的。
(三)丢失人文关怀的风险
量化历史在20世纪所应用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基于时间序列和项目序列的序列史(histoire sereille)研究，主张通过将历史事实编织成时间序列以衡量一定时间的历史发展变化；二是以“自下而上的研究”为视角的美国新社会史研究，主张借助历史数据刻画历史中的普通人的形象，从而打破“精英主义”在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垄断；三是以诺斯为主的经济史研究，主张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历史进行重新阐释和认识，使历史研究中包含更多的“经济性”原则。从既往的研究范畴来看，量化历史更善于从“新视角”发掘问题，但由于量化历史的分析过程是首先将历史事实转换成“量”，进而以一些基本的理论作为前提，分析历史发展中的“质”的特征，进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一味地从历史数据中“求新”可能导致对政治叙事的抛弃，偏离研究的核心目标，导致历史中的政治被简化为具有边际意义的平庸事件。(36)另一方面，原始史料也可能由于种种主观与客观原因，存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漏，并不完全是曾经“现实”的真实客观证据，而应当将其视为“另一重文本”，(37)由此量化也并不等于完全客观的分析。如果研究者没有对数据背后的价值内涵进行充分辨别，便可能得到一些在他人看来有些“荒谬”的论断。例如前文所提及的为圈地运动“平反”的研究，以及诸如“殖民地化更有利于被殖民地区发展”的论述，都是将历史中的人直接视为冰冷的数据，反而失去了社会科学所应具备的对人和社会的基本关怀。而历史政治学一方面具备政治学对“正义”和“善业”的基本追求，同时也兼有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包含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怀，其“求治”的目标最终是指向国家中具体的人的。因此，在将量化历史与历史政治学结合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语境，也不能抛弃政治叙事的作用，而要时刻保有对各种政治文明的包容和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穿越庞大的历史数据，找到历史所传承的真正价值。
五、结论与启示
当前，历史政治学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亟待高质量及多样化的研究成果为其贡献更多的知识增量。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量化历史对历史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具有方法层面上的独特价值，但也存在着一些风险，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予以充分的辨析。历史政治学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成熟，实现自身的学术抱负和现实追求，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背景下发展历史政治学，就需要我们从量化历史等不同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从而促进历史政治学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多元化。
需要强调的是，将量化历史运用于历史政治学研究并非对量化技术的盲目推崇，也不意味着这能成为一种“万能”的研究范式。量化历史在历史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作用仍是揭示关系和检验理论，更适用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如对群体政治行为的分析和个体特殊性的评估等。而作为以中国历史为根基、以求“中国之治”为目的的历史政治学，本身带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面对当前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和可能存在的政治危机，需要宏大叙事的讨论为政府治理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提供合法性，也需要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理解这些生发于历史中的现实问题，这也说明了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的量化历史对于作为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历史政治学而言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量化历史固然能为历史政治学，尤其是历史的客观事实分析方面提供研究助力，但历史政治学作为历史与政治学的交汇，其最终仍要回到政治学的解释框架中。基于中国本位的政治学分析是不可或缺的，而这项工作仅凭量化分析是难以完成的。此外，由于量化历史包含了量化方法与传统历史分析方法的交叉，也需要与定性历史研究所获得的“内部历史知识”(38)相辅相成，二者互补以实现研究目标。因此，对于量化历史研究而言，如何对历史中的概念进行清晰的度量，如何对数据中所得到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解读，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从定性研究出发，基于研究者的理论积累及其对历史资料和政治现象的理解找到答案。但是，学界中仍存在一些对量化历史抱有刻板偏见的声音，认为这是西方学界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也强调所谓“中西之别”，这不仅会限制自身的发展，还将可能导致反复撕裂学科的风险。著名经济史学家李伯重曾说：“对于量化方法，我们应当持有开放的心态，将它视为一种有用的方法，和其他各种有用的方法一起用于史学研究。”(39)事实上，回归历史经验并不等于对量化研究等数字化方法与技术的摒弃，两者对于理解中国政治而言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当学会利用学科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新武器”，在重归历史的过程中提升我们发掘理论和预测未来的能力。
总而言之，学术研究的过程并不是一条径直的道路，其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和面临的不同问题，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也需要借助不同研究方法，不断对假设进行反复的推敲和检验。历史政治学不仅具有“求中国之治”的雄心，同时也被寄予了弥合国内学界定性与定量方法论之争的厚望。(40)推动量化历史和历史政治学研究的交流与对话，是历史政治学通过与不同研究方法相结合、最终迈向自身方法自觉的重要进路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也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未来进一步的共同合作和努力。
注释：
①杨光斌：《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5期。
②杨光斌：《“以史为鉴”：历史政治学之功能》，《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期；徐勇：《从历史变迁的视野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1期；任锋：《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
③汪仕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历史政治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④姚中秋：《领导性治理者：对士大夫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⑤马雪松：《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文皇帝谥号》，《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⑥将历史政治学与其他研究范式对话的研究成果包括：姚中秋：《学科视野中的历史政治学：以历史社会学、政治史、比较政治学为参照》，《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赵鼎新：《历史社会学对历史政治学的镜鉴》，《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1期；郭台辉：《历史社会学的知识来源与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4期；释启鹏：《“丰裕的贫困”——对历史政治学比较方法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7期；彭琪、刘伟：《政治学中的历史之辨——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政治学的比较》，《文史哲》2022年第2期等。
⑦杨光斌：《“三大体系”建设：中国政治学这十年》，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glx/glx_gggl/202208/t20220809_5470244.shtml，访问日期：2022年8月20日。
⑧刘伟：《话语重构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转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⑨姚中秋：《学科视野中的历史政治学：以历史社会学、政治史、比较政治学为参照》，《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⑩斯蒂文·拉格斯、吴剑泽：《量化的复兴：对“旧新史学”的反思》，《数字人文研究》2021年第3期。
(11)李伯重：《反思“新经济史”：回顾、分析与展望》，《名家专论：〈澳门理工学报〉专栏文萃(2011～2017)(澳门理工学报丛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2)Benson L,Research Problem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ography,Common Frontier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Ill.:Free Press,1957)83-113.
(13)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著，李霞、李恭忠审译：《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222页。
(14)林展、陈志武：《量化历史与新史学——量化历史研究的步骤和作为新史学的价值》，《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15)姜萌：《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
(16)宋学勤：《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17)刘文瑞：《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系统方法》，《江汉论坛》1986年第6期。
(18)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19)熊金武：《量化历史：经济史学新范式》，《求索》2019年第3期。
(20)Theda Skocpol,"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Vision and Method in Hsi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转引自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著，李霞、李恭忠译：《历史社会学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21)李伯重：《史料与量化：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讨论之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2)彭凯翔：《清人年寿再探——基于传记数据库的若干考察》，《新史学》2020年第1期。
(23)杰拉德·德兰迪、恩靳·伊辛著，李霞、李恭忠审译：《历史社会学手册》，第374页。
(24)田昌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中国历史大循环的动力——重谈农民战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25)叶文宪：《古史分期新说述评》，《中国史动态研究》2000年第1期。
(26)张明富：《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思考》，《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7)彭琪、刘伟：《政治学中的历史之辨——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政治学的比较》，《文史哲》2022年第2期。
(28)梁启超：《历史统计学》，《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47页。
(29)Robert William Fogel,"The Limits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2(1975):329-350.
(30)张树平：《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经验、历史与逻辑——对历史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阶段性评估》，《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31)彼得·伯克著，李康审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9页。
(32)朱富强：《计量重构历史中潜含的历史虚无主义：主流计量史学的逻辑缺陷及其批判》，《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
(33)钱学森、沈大德、吴廷嘉：《用系统科学方法使历史科学定量化》，《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34)姜萌：《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
(35)陈云松：《当代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36)Tony Judt,"A Clown in Regal Purple:Soci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7.1(1979):66-94.
(37)小威廉·H.休厄尔著，朱联璧、费滢审译：《历史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47页。
(38)Franck Jovanovic,"A Comparison Betwee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Histories:The Example of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5.4(2018):291-310.
(39)李伯重：《史料与量化：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讨论之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40)张树平：《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经验、历史与逻辑——对历史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阶段性评估》，《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