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史的角度观之，各国的政治史大致呈现前后接续的两个时段：一个是建政时刻，一个是承平时期。前者时间虽短，但奠定了承平时期的制度基础，成为政治领域路径依赖的制度源头，从而对其后的政治结构与政府过程产生持久影响。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观之，古典时期东西方传统国家的建政往往分途进行，难通声息；而近世以来各国的建政则桴鼓相应，相互启迪。因此，研究中共建政史，既要瞻前顾后，还要旁顾左右，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建政史应有的问题意识，而若欲推动这一问题意识得到清晰呈现，就有必要将此议题置于“历史政治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
一、中共建政史研究现状之反思
建政是作为革命型政党的中共党人的奋斗愿景与目标。在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史上，1921年横空出世的中共，历经艰难曲折、失败困顿之后，逐渐取得较为稳定的局部执政空间，并最终推翻国民党政权，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挑起建设现代国家的大任，这一非同寻常的现象吸引着中外学者的持续探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执政党持续强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政治教育，对中共成功建政的分析主要围绕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群众路线等问题展开叙述。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建政史的研究开始了学术化转向，出现了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和中观、微观层面的研究，尝试将中共党史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有机结合，并将其置于中国大历史和国际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比如，陈明明将中共政权的确立视为百年来中国建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阶段性胜利，是历史中国与世界中国交汇且相互激荡的产物；杨奎松将中共建政之路置于整个国际大环境中，系统叙述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国内外因素；应星从中共组织及中央苏区组织形态的流变入手，探讨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支配结构及其历史渊源；等等。这些学术努力对于理解中共建政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都大有裨益。
1950年代，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兴趣点之一。1949年以前，经由史沫特莱、斯诺、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等在华人士观察，国际社会已对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与西方人想象殊异的红色政权建政实践有所了解。1949年后，中国缘何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弱势的共产党为何能取得胜利，便成为外国学者持续探究的问题。史华慈、约翰逊、鲍大可、塞尔登等学者分别从中共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的独特性、日军入侵给中共动员民众带来的机遇、国民党的腐败、“延安道路”所体现出来的中共务实态度和非凡创造力等视角解读共产党如何通往成功之路。晚近海外学者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也不乏对中共建政之路的洞见。汤森、李侃如、裴宜理等敏锐地感知到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特质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强调从整体和连续的视角研究中共建政的历史；周锡瑞通过对中国革命诸多议题的再思考，思索共产党获取政权的历史过程。李怀印则聚焦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三个关键变量，将中共建政过程置于近300年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中予以定位。凡此，都为后续深化中共建政史的研究提供了镜鉴。
总体上看，中外学者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从多元视角出发，在纵横交错的时空背景中更为客观、理性地看待共产党政权的成长。其中，历史政治学以其兼具政治学的理性解释路径和历史学的历时性叙事品格，为研究中共建政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学术视角。
二、全球史视野下政党建政的由来
古典意义上的建政大都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如传说中的尧、舜及有史可考的周公、秦始皇等；西方如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等。近世以降，受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建政的目标是去除个人专制独裁，实现以人民主权为基调的民主制或共和制，建政的主体转换成一些派别或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如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美国的联邦党与反联邦党、法国的雅各宾派和热月党等。他们的政权形式虽然有别，但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要件——由众多民意代表组成的议会。
从发生学看，作为组织化的、公开活动的、有政纲的团体，政党是人类政治活动演进到近代的产物。在政党的萌生期，清雅之士主观上并不希望出现政党，因为在中西文化传统中，政党与“结党营私”有着内在的亲缘性。然而，随着英美政党活动与代议制运行的内在契合性逐步展现，代议制政体与其他政体的比较优势日渐突显，人们始而改变对政党的厌恶感，接受政党政治的现实，政治学家转而探讨如何最大限度地使政党政治趋利避害，促进民主体制的有序运行。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政的谱系上，英、美等国是先行者。他们并无先例可循，更多的是自发秩序演进（市场—社会驱动）的结果。英、美建政在先，建党在后，政党内生于议会，并承认既有的国家体制。众多的后来者接踵师法先行者，但他们走出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经由国家中心主义（国家—精英引领）的路径完成从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如德、日），二是经由政党中心主义（革命—政党建政）的路径使传统国家跃升为现代国家（如俄、中）。前者通常是通过渐进的、非暴力或弱暴力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对国家政体的改造；后者往往是在尝试国家中心主义的路径未果后通过激进的、暴力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推翻现行的国家政权，实现政体的再造，即“以党建国”。从类型学上讲，中共属于后者。然而，任何类型学上的归纳关注的都是外在的显著特征，现实中的情形远比正典意义上的类型复杂得多。其中，历史元素是导致复杂性的重要原因，这就给历史政治学留下了学术探讨的空间。
作为建政党的中共固然有其特殊禀赋，如行动理念、组织体系、动员能力等，但与中国的历史并不存在断裂。进入全面执政时期，中共同样面临世界上所有执政党遇到的问题，如维护国家权益、发展经济、改善民主、巩固执政基础等，故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可以交流互鉴。从革命党到建政党，既有历史的接续性，也有为回应治国理政所作的适时性探索。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观之，研究中共的建政史不应止步于历史年轮的复原，而应有高度自省的历史意识。探讨中共建政时期在局部地区的执政实践、处理革命与建政的韬略，进而厘析建政遗产如何转化为全面执政的资源或者建政遗产在全面执政期所处的位置，揭示这些复杂的政治活动过程，需要借助政治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一旦放宽学术视野，或许不难发现，中共的百年奋斗史，既不是普遍主义的凯旋，亦非特殊主义的横空出世。
三、近代中国“派别”主导的建政努力
任何成功或不成功的建政都是持续的集体行动导致的结果，而建政成果之巩固更有赖于集体行动基础的夯实。秦汉以降，传统的疆域国家信奉似是而非的天下主义、“大一统”，但又具有鲜明的以维持现状为满足的守成特征，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费正清称之为“天然的惰性”。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通常以推翻暴政为理据，以乌托邦式的“黄金古代”（“天下为公”“大同”）为愿景，集体行动主要依靠一个“替天行道”的豪杰或一个自封“奉天承运”的候任君主。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巩固同样是一个建政主体不断扩大集体行动基础的过程，但其机理与前现代国家具有显著差异：动员主体的高度组织化、建政动员的高效化（依靠报刊、电讯等媒体）、集体行动目标是指向未来的各种政治愿景或“主义”。集体行动基础的持续扩大成为衡权现代国家成长的重要尺度。
近代中国的执政者面对列强的高压，不得不抛弃守成主义，自觉接受了发展主义，循环史观为进步主义史观所替代，遂形成了各种指向未来的建政目标与路线图，“并推断这一进步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洋务派富国强兵的努力为古老中国注入了现代性的元素；甲午战败催生并倒逼维新派的建政冲动，戊戌维新的路线图几乎未及展开即流产，重要原因是上层不但不能就集体行动达成共识，反而加剧了政治分裂。然而，在每一次政治裂痕扩大的同时，也为凝聚新的政治共识、促成下一场集体行动或政治抗争积聚了能量。
进入20世纪，中国需要告别“秦汉之制”的观念逐渐为朝野所接受。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方案，中国进入了官宣的建政时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主政者（清廷）的建政意志及动机受到官绅的广泛质疑，他们强烈要求朝廷缩短九年的立宪方案，国会请愿运动持续升温。这既是一个指向建政目标的集体行动日渐瓦解以及央地、朝野、满汉矛盾日趋激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积聚埋葬帝制、创建共和制力量的过程。从顶层观之，大清王朝陷入了失败国家的下行通道；但从地方观之，推动现代国家建构的要素（军事、财政、官僚制等）却在成长，这些要素对于扩大集体行动的基础至关重要。国共领袖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曾参与或目睹过辛亥建政，这种经历、感受或记忆对他们后来主导政党建政不无启示。概而言之，近代中国前期走了一条由政治派别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建政路径。
四、近代中国“政党”建政的接续努力
辛亥建政受挫后，知识精英很快由“大喜”坠入“大哀”，“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清亡民兴，其实是南北议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既非正典意义上的暴力革命，民国建立亦非正典意义上的政党建政。其后，北洋政府主政时期不断透支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当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应对外部施加的生存压力与内部日趋紧张的各种矛盾时，“再造共和”“再造中国之新体制”的使命遂由体制外的政党所担纲，一条自下而上的政党中心主义的建政通道由此启开。
承担再造中国政体的先后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大政党。狭义的政党建政，国民党在先（1927年），共产党在后（1949年）；而广义的政党建政，两党又具有共时性乃至互动性。在同盟会—国民党方面，先后出现了1912年的南京临时政府、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及1946年的“制宪国大”。在共产党方面，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平，也在梯度推进建政进程。两党在建政这一重大议题上虽然有过两次策略性的合作，但建政目标不同，各自都有独立建政的路线图，如此，两党由合作到破裂乃不可避免。
国共之争不同于楚汉相争。楚汉之争主要是军事上的搏杀，争的是由谁来做皇帝，目标是改朝换代，不涉及变更政体（帝制）。国共两党在军事抗争的背后，更有相异的政体安排、建国目标之间的较量。其中，不同的制度设计、党军体制、党民关系、土地制度、依靠对象以及国际盟友等，裂变为以国共两党为中心的两个复杂的竞争性大系统。1931至1937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并存；1937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与重庆中央政府展开“赛跑”；解放战争后期，华北人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两党的长期博弈关系到由谁来建政、如何建政，建立何种国体与政体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实现政党建政的目标，中共是如何持续扩大集体行动的基础，而国民党在这方面又是如何由盛而衰的？区域性的军事垄断是许多传统国家的基本样式，国共两党除了具有政治属性外，还有军事属性与官僚制属性，他们是如何经由区域性的军事垄断走向国家军事垄断的？凡此，对两大建政党进行历史政治学的比较研究，自然成为研究中共建政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放眼世界，诸多古老的帝国在通往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都解体了，而超大规模与超长时间的帝制中国在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尽管面临持续不断的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紧张”，最终仍是“仅存的六个非西方的独立国家之一，尽管边疆地区的领土略有损失，但仍保持着政治与领土上的基本完整”。中共为什么能够快速并高效地扩大集体行动的基础，“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最终实现对领土、主权、人口的有效管控，从而使国家能力得到空前跃升？若欲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突破过往中共党史研究的狭窄视野，放眼整个传统中国，探寻历史上形成的政治观念、价值体系、政治操作等对近世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五、历史政治学视野下中共建政史的拓展性研究
过往对中共成功建政的研究，偏重于从“三大法宝”入手。这种“内在取向”或“内部视角”及其对问题的理解，更多的是中共领袖对成功建政的即时性心得，或者说是作为局内人基于成功学角度的自我总结。学术研究若止步于此，难免有一种注定论的预设。“当代政治学要求所有严谨的理论表述都要明确界定其‘不确定性’的程度——这一要求对于我们衡量政治学理论的范畴、界限及内涵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提醒同样适用于中共党史研究。深入系统研究中共建政史中的诸多议题，需要广纳分析工具，拓宽学术视野，尤其是要引入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中俄两党建政之比较。中共的创建与发展得益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资助与指导，但也受其误导，故而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全面理解中共建政史。中共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再到八七会议后奉行的进攻主义路线，走的是一条俄国式的城市（首都）中心主义建政模式。苏俄建政续写了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等城市建政的传统，苏俄欲将此建政路径联通到中国，结果使中共遭遇挫折。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看似另辟蹊径，其实也是对传统中国建政道路的回归，从刘邦到洪秀全，无一不是从边缘性的区域性暴力垄断起步。但若将中西置于二元对立的两极，则低估了中共领袖的智慧与创造性。中国革命看似农村革命，但农村包围城市的归途不是要将城市淹没在农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最终走向立足城市的现代工业国家，其对现代性的追求不言而喻。故此，中共的建政道路不只是对中国古典建政道路的接续，其深度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和对接管大中城市后的市政建设，实则注入了苏俄共产主义模式的经验。
第二，整体视角与区域视角的结合。过往中共党史学界重整体、轻区域的叙事偏向，近年来已有了明显改观。学界从区域史的角度对星散在各根据地的中共革命与建政活动展开细致研究，在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展现了区域面相的多样性。竖看历史，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集权型体制使全党行动有着较高的一致性取向；大革命失败后，脆弱的集权型组织一度蜕变为紧张的纷争型组织，加之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中共系统内部联络不畅，客观上导致区域革命实践的多样性与自主性。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上海临时中央的路线，但这一偏离产生的正面影响关乎全局。陕甘革命根据地一度与中央失去联系，凭借领导人的智慧与自主性保留下来的这块根据地对全局的影响亦不可低估。1949年前后，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三大区域呈动态梯度推进的态势，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在城市接管与农村土改中的实践为其他区域明示了可复制的行动指南及不应重复的错误。与此同时，中央不断重申反对“分散主义”，严禁各自为政。在政治学领域，整体与区域、集中与分散、特殊与一般，既不是一个抽象议题，亦无恒定的正解，只有基于对历史情境的考察才能得出益智的启示。
第三，战争体制与全面建政的张力。政党中心主义的路径大都与战争相伴，亦即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讲的“军政”。中共建党在先，建军与区域性的建政在后，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呈现“党—政—军”三者叠加的格局。大体说来，三者相向而行，终极目标是为了全面建政，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优先选项，三者还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法则：军中奉行命令主义、服从主义的铁律，党内推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政府系统则追求依法、依规行政。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三者既非泾渭分明，亦非浑然一体。若考虑到不同层级主政者的职业背景、角色意识、岗位变化等，在建政的过程中，精英人物难免会出现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与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从权力系统来看，从战争状态下的科层制向和平时期的科层制转变绝非易如反掌。从基层来看，民众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要适应从战争状态到全面政权建设的转变亦非易事。欲厘清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仅有历史主义的细微考察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入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分析方法。
第四，中共建政史上的意外事件。从1949年中共成功建国的历史时刻回头看，人们习惯轻松地总结中共建政史的趋势、定律甚至必然性。若从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向后看，无论是“灰犀牛”还是“黑天鹅”总是难免的，在建政过程中也会出现高风险的危机时刻。大革命失败后，党员人数锐减，组织涣散，“散伙”情绪弥漫在党组织的各个层级。同时，中央苏区红军长征、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关系、西安事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苏联红军对日宣战等，均是中共历史上遇到的影响较大的意外事件，局部的地方性意外事件更多。这些意外事件对中共来说，或者是进入危机时刻，或者是迎来战略机遇。中共是如何应对这类猝不及防的突发事件并度过危机时刻或把握战略机遇，需要走进历史，体察情境，揭示本真。探讨中共历史上应对各种意外事件的方略，其意义不亚于对承平时期的经验总结，因为人类注定必须面对层出不穷的意外事件。
中国有着独特而悠久的政治传统，对当下中国任何问题的历史主义考察都有其合理性，但切不可陷入极端化的路径依赖，这样会“严重地局限我们的历史想象力”。中国从传统的疆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走出了一条异于他国的曲折路径。中共有独特的政治愿景与行动方略，但诸多的特殊性并非表明其超出了人类历史上政党的各种类型而成为“异类”。研究中共党史，从学科的属性到关注的议题，均须摒弃“隔舱式”的思维习性与论证逻辑。换言之，中国及中共的独特性是通过与他国及其他政党的比较历史分析而显现出来的。中共成功建政，除了本土的历史因素之外，还与诸多复杂的现实因素与国际因素相关联。中共的建政领袖是一批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对建政大业的运思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凡此，若无现代政治学的介入，对中共建政史的研究恐怕不得要领。
现代政治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绝大多数“主义”都是解释路径，而非道德原则。事实上，政治学中的基本概念（国家、政体、权力、政党、民主等）都是历史的，西方政治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今从未脱离历史学或比较历史分析，只是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图谱中的位置有所差异而已，“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的政治科学无根”。而在中国，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愿，正是本土内生的历史——政治学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史相联，无问古今；历史——政治学，无问西东。但在建制化学科分际的当下，中国学界虽无科际壁垒，却有各行其道之势。因此，倡导推进基于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应当徐徐而进。
赖静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闾小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