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
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十六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关于储安平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材料不是很多，特别是有关他早年生活的情况，我们现在了解的至多是一些间接的传说，而没有什么文字材料，我曾和他的四个子女有过通信联系，但关于他父亲早年的生活，他们也所知甚少，我也曾专门访问过他的女儿储望瑞女士，她也知道的不多。
储安平的档案今天的研究者还看不到，根据他1949年后工作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四个地方去寻访储安平的档案，即中国民盟、九三学社、中国新闻出版署和《光明日报》社，因为他曾在这四个单位供职，有可能留下有关的历史资料。在我们目前接触到的有关储安平的历史资料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几乎没有他自己写的自传性文字，1949年以后，储安平并没有停止写作，但对于自己的生平很少提起。
想给储安平先生写传记的人很多，但正是由于没有资料，所以至今我们也见不到一篇较为完整的储安平传记，有一些记者写的有关储安平的文字，比如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0月），在让读者了解储安平和对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1957年以后最早从正面叙述储安平历史经历的作品，但由于这些作品是以纪实文学作品出现的，也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对于真正研究储安平还是不够。
早年储安平
储安平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储家是宜兴的望族。对于他的家世，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份文字材料还是储安平自己写的一篇散文，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题目是《母亲》（《真美善》杂志7卷1号，第101页）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我生下来了六天，我的母亲就死了。还只有六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给予我母亲的印象，就像白烟一般的淡吧！”这是储安平一篇自叙性的散文，虽然他自己没有说明这是一篇有关他自己早年生活的文字，而且由于用了很强的抒情笔调，人们不大留意他所叙述的真实家世，而多数为他忧郁的笔调所吸引，但从这篇散文所涉及到的储安平早年的生活情况，再结合他后来的一些生活，我们可以判定这是一篇真实的文字而不是虚构的。他说：“我父亲，爱赌也爱嫖。——还只有六天生命就死去了母亲的孤儿我，因为相貌好，皮肤白，聪明，便为我年老的祖母及其它家人们所痛爱。在那样异样痛爱的祖母之抚育下，我健全地生长着，一直到十四岁上我祖母死去了的一年止。然而，虽则曾经抚育我十四年，非常痛爱我的祖母究竟是一个年老的人了；家人们之爱，也只是母亲之外的另外一种爱。”从这篇文字中我们知道储安平是在他伯父家中长大的，他的伯父就是储南强先生，储南强早年肄业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清末曾做过南通知县，后在家乡兴学，兴办水利，建设宜兴市政，修筑古迹。五十岁以后，致力于整修善卷、庚桑两洞，直到抗战爆发，储南强先生一九五九年去世。储安平从小是在一个特殊家庭中长大的，对于他的这位伯父，他一生都心存感激，她的女儿曾告诉我说：“父亲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他一生中对他的伯父非常敬重。《母亲》是一九三Ｏ年夏天写的，当时储安平二十一岁。他说：“祖母和父亲，在我十四岁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这二十一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赖了祖母的抚养，以后，便只是凭了自己这天生的资质，和从流浪在外面十年的漂泊生活中得到的世故，人情，学问，识见，应付了一切苦难困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还仍然如漂忽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般的我。”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一点个性，由于幼失怙恃，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叶圣陶日记中有一则储安平请客的记载，可见出储安平的风格：“储安平请客单印有三事，别开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为度。二、菜不多备，以够吃为度。三、备烟不备洒。曾参观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数人将新出版之杂志插入封套，预备投邮。其出版日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阅者于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纸版分寄台湾北平两地，因而该两地与上海附近同样，可于星期五阅读。此君作事有效率，可佩。《观察》销数到六万份，盖为发行量最多之一种周刊矣”（《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第167页）许多接触过储安平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这可能与他早年的生活有关。
光华大学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光华大学已是很陌生了，但在过去她是很有名气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她的几个学院被拆散到了其它大学，要是不很严格地看，我们可以说今天上海华东师大的前身就是光华大学，而光华大学的前身是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那时的光华是一所自由空气很浓的大学，他的校长是张寿镛先生，文学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其它名教授阵容是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可以这么说，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一时都集中在了光华大学，储安平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他后来成为胡适之后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他早年在光华大学的经历不分不开的。储安平大学时代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活跃的时期，那时《新月》刚刚由罗隆基主政，不久就引发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虽然当时储安平没有在这次论战中留下什么文字，但可以说《新月》的精神和气质影响了他，他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差不多十五年之后，这位沐浴着《新月》阳光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终于接过了他前辈的事业。
储安平是1928年进入光华大学的，这个入学的时间现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他在光华读的是什么专业。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说：“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年到1932年。”（该书第132页）陈子善认为“1928年秋，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新月派”的后起之秀》，《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6月4日10版）而赵家璧先生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储安平----- 是我在光附中、大学读书时代的同班同学，娶女同学端木新民为妻”。（《 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第111页）赵家璧先生是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的，以他和储安平为同班同学来说，那么储安平也应当是英国文学系的学生才对。储安平的英文也非常好，他在大学时代曾翻译过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写的三本书《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和印度》也都是有关英国历史的，这也许和他曾在英国留学有关。
早年的文学活动
早年储安平主要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在30年代即他前往英国留学之前，储安平是以一个新起的文学青年而为人所知的。《鲁迅日记》1929年6月21日有一条记载：“寄安平信并稿”。这个安平就是储安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有关储安平文学活动记载的资料，那时鲁迅在上海主编《奔流》，储安平可能给这本杂志投过稿，所以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但查阅《奔流》杂志，没有储安平的作品，《北新》上有几篇储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写作日期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当时储安平还不到20岁。我们大体上可以说40年代以前储安平还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但那时他对政治已有兴趣，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俞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可以想见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40年代以后储安平就不单纯是一个作家了，他的文学活动只可以说是早年生活的一个侧面。
储安平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比储安平晚一届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储安平自己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点兴趣，这倒也不是什么谦虚的话，而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准确判断，证之后来储安平的经历，我们应该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他后来放弃文学而选择了政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自问自己对于文学毫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我的作品可以说明我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肤浅和空虚。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诅咒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这一个冲突，这一个矛盾，就摧毁了我的希望，是在别方面既无造就，在文学方面也一无建树。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真地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是储安平1936年说过的话，他的这本小说集由著名的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是他在光华的同学赵家璧为他安排的。
在湘西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很少见到什么文字材料。那时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负责的是过去光华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许多光华的毕业生到那里去，储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与此有关。湘西时期，是储安平一生在写作上较有收获的时期，他后来的两本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排多少次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139页）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锺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在重庆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要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组织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他当年在政校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经济方面的课程。参加的人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和陈纪滢。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因为是学术性的，所以他们只重倾谈，而没有大量吸收社员。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陈纪滢回忆储安平时说“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第10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后来都成了《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偿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观察》第1卷第1期第23页）?《客观》周刊一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封《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风雨故人来》第1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5月）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12期《客观》周刊，从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12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12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客观》第12期第12页）。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
《观察》时期
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
《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
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观察》第1卷第1期第24页）从储安平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大致想象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的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的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和克敬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象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令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令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象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在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
在《观察》前5卷中，每到出满24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一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读后令人感动。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1947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现照录如下：?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
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偾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 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
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
后辈 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
专肃，
即请?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储安平对胡适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自觉联合，我们现没有见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回信，在有关的胡适传记资料和他的书信日记中都没有发现胡适和储安平的联系。由此可以说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感情。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求他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见到胡适给储安平的回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
储安平在给胡适写信之前，也给傅斯年写了信，陈述了他自己想在中国为培养自由主义而尽力的设想，傅斯年在《观察》时期，是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为《观察》写过较多文章的人，他也给过储安平不少具体的建议。储安平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国来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大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到；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 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设。”（台湾《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就是要延续胡适和傅斯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储安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给鲁迅写过信，也寄过稿，那时他在思想上也许还是认同鲁迅的，但到他从光华毕业以后，他的思想就转到《新月》这批人一边来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再发生变化。
在复旦
抗战期间，复旦曾迁至重庆，那时储安平就到复旦做过讲演，1946年复旦迁回上海，储安平也应聘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在《观察》时期，储安平的正式身份就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在政治系和新闻系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作家王火曾是他在复旦新闻系教过的学生，储安平在复旦期间有过很多学生，他们后来多数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主要力量，张啸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1929年初，当胡适在《新月》杂志上进行人权与约法论争时，储安平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虽然那次他没有卷入这场论战，但《新月》及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文学青年，但由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15年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动阶段：《观察》时期。1946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这时的储安平从年龄上看，正是38岁，精力充沛，已经成为一个满怀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到来，使正在壮年时期的储安平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上。
《观察》在创刊的时候，能将各类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体反映了储安平本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很明显是中间偏左的。储安平不同于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是他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也许当时的储安平尚未获得什么社会声望，还没有资格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但从储安平当时的许多言论看，他在不介入具体政治活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有资格有条件介入也不介入，这是他比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张君劢、梁漱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储安平的关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态，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理想是作一个有资格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表。所以他在《观察》的发刊词中明确宣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在整个《观察》时期，它的言论确实体现了储安平的追求，是保持了独立发言精神的。
在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部分时评中，表现了储安平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作为时评，一般来讲，当历史发生变化，人们对具体事件不再抱有兴趣的时候，这些时评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历史价值了。只有对历史发生兴趣的人才会重新翻检。但储安平的《观察》时评却好象是为今天而写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时评，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
《观察》1948年12月25日停刊，所以《观察》第5卷只出了18期。这一年《观察》遭到了国民党的查封。据《观察》杂志社的林元回忆，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3卷第9期刊载了储安平写的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这篇文章由于批评了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的对华政策，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为此中统特务还光顾了储平安的寓所。
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 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信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
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於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储安平的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居然平安无事，直到5个月以后，1948年12月24日，《观察》才遭不幸。从12月21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 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 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笪移今。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争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迅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1992年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当时那位南京特约军事记者的真实情况。这个人名叫张今钤，山东东平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黄浦军样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曾在冯玉祥部下做官，一生反将。曾随周恩来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后到新四军叶挺教导队，皖南事变前离开。抗战胜利前他在昆明担任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顾问，对于军事问题颇有研究。储安平因当时读者非常希望了解国共战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听说张今钤对军事很有研究，观察深刻，所以就请他来给《观察》写军事通迅。张今钤对储安平说：“你约我写稿，如内容份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可见储安平那时的气魄。张今钤给《观察》写军事通迅的时间并不长，但因为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分析在理，很受读者欢迎。（《上海滩》1992年第7期第44页）关于这次查封《观察》周刊的详细情况，当时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第2卷第第10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本刊记者”撰写的《〈观察〉七同仁被捕记──访问观察社》，所述情况和唐宝璋先生事后的回忆相同，这期的《大学评论》还在首篇发表《抗议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吁，“要求释放《观察》社被捕七同仁！”“恢复该社未被捕同仁的自由！”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
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赓，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国共两面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我们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要知道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48年月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 开始就种下了不详的后果。
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后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后补代表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徐铸成在他的日记中说：“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也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守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徐铸成回忆录》第203页，三联书店）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恢复《观察》周刊，是与胡乔木有关的，胡乔木好象对储安平一直比较有好感，1957年储安平能去《光明日报》也是胡乔木的建议。我的一个朋友在写作《常芝青传》时，曾为我留意过有关储安平的材料。
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
1957年3月26日，于毅夫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 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4月1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
储安平本来是一个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他的志向在于言论界，可是他没有估计到他的这个志向很快就由不得他自己了。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 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
《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年谱》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碎布集》第40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
《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50年5月止。《观察》在19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万零五千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一万二千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一百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三千直接订户都不到。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共产党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象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1949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论，我们会说40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由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1957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状态。储安平1949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 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安平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安平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
按说，《观察》复刊的失败，可以使储安平觉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然而，储安平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中就已经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复刊后的《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复刊后的《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在复刊后的14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彭子冈、季羡林、笪移今、楼邦彦、陈达、叶君健、吴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一两篇文章。储安平为复刊后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与旧日《观察》专论：《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大局浮动、学潮如火》、《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无锋芒。过去，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出现了。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的文章。复刊后的《观察》出过两个专辑，一个是第4期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共发了社论、编辑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社论的题目是《期大林教导了我们》。第11期发表了《美帝在亚州的新阴谋》的特稿，署名《观察》编辑部。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变了。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本社同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二、工作任务，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我们会发现，文章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无个人行文的风格特征。与储安平往日议政时所采取的客观超然态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种声音，毫无分析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整个文章中充满了悔过和忐忑不安，好象自己过去犯了什么罪一样。储安平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将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象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观察》第6卷第1期第4页）多么谦卑的自我批评。文章对于自己的过去只敢承认一点，即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作对了，其余则一概否定。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在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把一切理性、尊严都置之度外的选择、一种无可奈何的辩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让我承认什么都可以。《观察》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了。对复刊后的《观察》，我们无法从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观察》作者的直接评价。只能看到来自基层的普通读者的声音。
对于复刊后的《观察》，来自基层的沈淑平、吴四维对它提出了愿望。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对往日的《观察》虽有不满之感，但都客观地评价了它在过去的功绩，主要不在她的启蒙特色和文化建设方面，而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他们希望“更明确地提出为工农服务的，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的总目的。而且我们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明确的和工农一步一步的结合，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明确的路线，光是互相勉励一番是会掉在时代后面的。”（《观察》第6卷第3期第28页）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陈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还在写文章，但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他本来是一个写政论的好手，但现在只能写游记了。他还成了人大代表。这个储安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储安平了。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题目竟然是《南疆旅途见闻》（《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98页），而同时参加会议的罗隆基的发言却是《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那时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长，他却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34页）反右之前的罗隆基还是比储安平敢说话。
一九五六年，储安平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关于新疆的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储安平了。
储安平在1957年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也许是他感觉到了胡乔木对他有好感，也许是他从别处得到了什么判断，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七十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六月八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发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辞职。十一月十二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个痛快。他在《光明日报》社就说过：“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一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三十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这个发言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有一点要试试看的味道。巴波在一篇文章中说：“储安平其人是善于思考的，又是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比如，他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发展。他问我，这房子要在什么地方才最保险，才不致因改造旧城而拆掉，我答复不出来。他说他买了白塔寺鲁迅故居近邻的一个院子安家。他说，鲁迅故居这个出名的老虎尾巴，决不会拆掉，那么他这个院子也就保险了。殊不知事情偏偏由于这是鲁迅故居而要造鲁迅纪念馆，动迁了他买的院子。而给他的房子条件太差，他心中颇有情绪，但又说不出口。当他握笔写‘党天下’这篇发言稿时，我正好坐在他办公桌对面。他说，他一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他是以这种心情发表了他的‘党天下’的言论的。”（《光明日报四十年》第6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一九五七年为了给储安平加重罪名，曾想把他在统战部上的发言说成是和罗隆基共谋的，但储安平从没有承认过，他只说自己可能受了罗隆基的影响。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在九三学社一次批判储安平的会上，储安平对于他和罗隆基的关系是这样说的：“五月十九日，我去看过罗隆基一次。”这次主要谈了《光明日报》的改版和调整新闻等问题。储安平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就是在这一次，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希望大家给毛主席提些意见。储安平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坚持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15期17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个人品质，在一九五七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我注意到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对于那时右派的个人检讨，有的人就讲的非常具体，甚至还有细节，而储安平的检讨是抽象的，没有涉及别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当然符合他的自由主义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和别人商量，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说过。
储安平和梁漱溟
梁漱溟是长储安平一辈的人，在储安平开始打天下的时候，梁漱溟已是知名的学者了。储安平比梁漱溟小17岁，但储安平这个人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很能团结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朋友的，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
储安平开始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当时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观察》当时有78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眼里是中间偏左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一度曾不是学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一生的荣辱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一九五七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了。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预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 过，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泽东要有容人的雅量，还有陈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从旧时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根本适应不了新的生活。适应了的知识分子不少，但历史正是由于那少数不适应的知识分子才使人觉得沉重。
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时他的这种态度就受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一生中，他早年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虽然50年代初储安平一度丢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让《观察》尽快复刊，他曾被迫放弃了过去《观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从梁漱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储安平的友谊是一直保持下来的，梁漱溟对储安平也很关心。他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曾提起过和储安平的交往。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功夫 写他。”（《忆往谈旧录》第167页）五十年代初，梁漱溟和储安平还常有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今天不容易见到了。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梁漱溟日记中记有：“收储赠《观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一信。”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记有：“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3页、501页）从梁漱溟和〈观察〉的关系中，可以说明他是很看重储安平的，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日记中说：“张歌今来谈同去广州事------ 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30页）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的日记中说：“储安平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637页）梁漱溟日记中脱漏二字，但这二字从上下文 看并不难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即六月一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六月一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我们难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从他五月三十一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意见的，而以梁一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这样想来，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储安平之死
一九五七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
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
据储望华先生回忆，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后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先生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
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强牛”的个人性格，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先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
储望华先生说，一九八二年六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十六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1998年9月23日晚于太原南华门东四条 有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