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亮亮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何新认为希腊经典著作，包括荷马史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都是文艺复兴前夕伪造出来的，是西方人为了宣扬西方文明高人一等而伪造的。他说，这些经典据称是以莎草纸本保存，辗转经过阿拉伯人，再翻译成西方的语言，才流传至今的，但是根据他的考察，古代的莎草纸一方面非常稀缺，另一方面也容易腐烂，保存这些经典在技术上不可行。而且西方人也确实从没有拿出过莎草纸本的证据。

希腊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石，黑格尔曾说当西方人想到希腊文明，就会有一种家园之感。如果希腊经典是伪作这个说法成立，这对于西方思想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打击有如一场地震。这也意味着对西方文明史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中西文明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

但是何新的结论存在太多的破绽，引起很多疑问，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它是错误的。

第一，伪造的动机不合理。何新认为西方人是出于自尊自大的观念，为了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才伪造出了希腊经典。但事实是，西方人宣扬他们的文化优越性是较晚的事，这种心态的出现并不是在何新所说的炮制伪作的文艺复兴前夕。近代以来，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世界历史进入球史的新时代，西方国家开始了殖民活动，通过暴力征服统治了新发现的落后地区。殖民活动的动机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同时也有传播宗教的动机，但是从这时候的野蛮行径来看，很难说他们对于自身文明的优越性能有深刻的认识。科学革命之前，西方还处在宗教的笼罩之下，必得等到科学发现对宗教给以沉重打击，才能使理性取代愚昧。那时在教会统治下的西方也不可能出现民主的观念，西方人对把民主视为一种优越的观念看能要等到霍布斯、洛克之后才能出现。而科学和民主恰恰是古希腊遗留的两种遗产，对这两者没有深刻认识，西方的自我优越感又从而来？西方的优越心态形成有一个过程，首先是体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随后才逐渐地形成了关于自身文明优越性的观念。至于说通过创作哲学作品来宣扬文明，至少要到了对自身优越性有很高程度的自觉之后才可能有。这绝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前夕。换言之，西方人不可能在实行对外扩张的之前，就发展出一套自认为高于其他地区的完整思想体系，一旦航海冒险成功，地理大发现得到意外的惊喜，开始殖民活动，就立即拿出他们高明的思想来宣扬，就像从工具箱拿出一件武器那样方便。

按照何新的观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留下来的只能是一些残存的语言片段，而不是系统性的著作。柏拉图的对话录，一般都是几万字或者十几万字的完整而又思路连贯的作品。如果是像何新所认为的，要以古希腊哲人残存的只言片语为基础，创作出如今所看到的完整作品，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伪作，像某些小说或者野史之类的，通过随意的穿凿附会，随意杜撰就能完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思想深刻，论证严密，体现出惊人的天才，创作出这样的作品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也需要有超常的哲学头脑。这种天才式的人物只能是真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不可能是何新所说的文艺复兴前夕的几个无名氏。一个思想家如果有能力登上人类哲学思考的最高峰，创作出这种天才的作品，绝不会轻易把自己的贡献归于他人名下，他一定会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流传后世。可惜的是，何新论证说这些名著是后人的伪作，但却无法考证出到底是何人所写，只不过是几个无名氏而已。他也没有给出这些作者甘愿当无名氏的理由。这样一来，他的惊人发现就像是一堆无意义的梦话。

第二，从思想史的演变和发展历程来说，何新的结论也无法成立。思想的演变总是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脉络。就哲学思想主题的演变来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正义的城邦，良好的政体，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以及如何做一个有德行的人等等。而到了希腊晚期和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出现并逐渐扩大影响，斯多葛学派最终成为罗马早期的主流。哲学从关心城邦与社会转向省思个人的内心生活，目的在于探索如何求得内心的宁静，这是与理想国的失落有关，这时期世界主义的流行则是罗马建立起世界帝国在思想上的反映。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继承了希腊早期和中期的思想。至于新柏拉图主义、小苏格拉底学派，从他们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他们与希腊哲学成熟期的关系。普罗提诺的流溢说认为，人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是从太一流溢出来的，明显地是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相的学说和洞穴隐喻，走出洞穴的人见到阳光，能够认识真理。如果柏拉图的思想并未成为成熟的体系，《理想国》只是后世的伪作，那么这种继承就无从谈起。

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上帝之城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关系近似于柏拉图关于相和感官世界的关系。而“相”的概念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如果柏拉图的著作不成系统，那么这种继承关系如何发生？一个合理化的猜想是，既然奥古斯丁和柏拉图有共通之处，那么会不会是何新所说的柏拉图伪作继承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呢？换句话说，把奥古斯丁看作是柏拉图相的学说、洞穴隐喻的先导。但是要论证这种大胆的猜想，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提供无穷无尽的证据和困难的推理。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它，我们还是保持哲学史教科书原来的叙述比较好。至于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是亚里士多德思想在神学中的运用，继承关系至为明显，“伪作”的说法又该如何面对？总之，思想是就像是一条河流，这条水流不可能倒流，何新的观点就好比抽刀断水，杜牧有诗句“刀好截秋光”，我们能让时光倒流吗?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西方知识界为了突破宗教神学的精神统治，重新寻找希腊罗马在思想上的资源，推动思想解放的运动。那时的西方，一切的思想和文学艺术都笼罩在宗教神学之下，西方人正在艰难地探索摆脱愚昧的道路，思想界要突破神学的统治是极其艰难的。希腊精神是理性的、刚健的而积极乐观的，而基督教则是阴郁悲观的，把幸福寄托于来世。文艺复兴正是要通过复兴希腊的理性精神打击中世纪的神学。在基督教统治之下，在黑暗尚未被驱散之前就爆炸式地出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思想界大放光明，这种突然之间的爆发是不可想象的。

罗素也曾说过，文艺复兴的成就主要是在文艺方面，而在哲学上却是非常贫乏的。这个特点也说明希腊哲学经典不可能是这时的伪作。如果何新的观点成立，那么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文艺复兴了，而是理性精神和哲学智慧的爆发，人们要怎样解释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

第三，不可能出现系统地大规模地创造伪作的情况。何新所说的伪作，不仅包括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还包括《荷马史诗》，这前后可能长达七八个世纪，这样一来，伪造的难度就增大了，因为要照顾到思想的演变和相互影响。我们知道，在哲学史的教科书中，希腊早期就有四大学派，包括米利都、爱菲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丽亚学派，每一派都有代表人物和发生的地域范围，要将所有这些都伪造出来，那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系统工程，是谁有这种能力和动机，又不愿以留下姓名呢。

此外，希腊思想史上有一部著名的戏剧《云》，其中对苏格拉底有尖锐的讽刺，若非历史上真实存在这部喜剧，伪造者是否能有如此精密的思维想到要把戏剧和哲学巧妙地联系起来，为此目的特意创作一部戏剧。从事伪作的人一般来说不可能抱有完全极其严肃的态度，他也不必费尽心思把各种伪造的东西编织得异常精密，天衣无缝。要大规模系统地伪造，使它们相互之间没有抵牾，需要一个团队，紧密合作，良好地协调，这些条件似乎很难具备。

伪造不可能兼顾细节上的合理性，一个人若不是真实地在希腊时代生活过，根据残存的片段去创作，是不可能在细节上与历史相吻合的。比如在《理想国》的开端，苏格拉底到比埃雷夫斯港，这是故事发生的场景，如果是一个中世纪晚期的作者，他很可能会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其他地方。在《理想国》中，提出男女平等，以严酷的军事训练来培养少年的勇敢和坚毅品格，这明显受到斯巴达人重视军事的影响；其中设想的国家也有如斯巴达，管理高度严密，分工明确，这些显然都是现实生活在思想上的反映，很难想象时隔一千年之后的人能根据想象和残存的记录，构想出这种不同寻常的理想社会。

第四，结合历史遗迹和其他门类的文艺作品来看，古希腊哲学的成就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知道，希腊的光辉不仅体现在哲学上，虽然哲学是希腊人理性精神的代表，但是在文艺作品乃至于政治实践中，希腊都是风格鲜明，性格独特的。将希腊哲学经典斥为伪作，结果就会与希腊人文明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极不协调。希腊哲学的原始文本确实无法看到，但是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剧场等遗迹却是历史的见证者。希腊戏剧的高度繁荣，剧情的高妙令人惊叹，根据记载，它的演出规模、程式都有了严格的规定，戏剧节又是希腊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与政治密切相连，这些都可以从古希腊剧场的遗留得到部分证实。如果伪造希腊哲学经典是事实，那么伟大的悲剧和喜剧作品是否也是伪作，又该如何证实他们是伪作。希腊的雕塑虽然留存不多，但是它的鲜明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以物证显示了希腊人高度的智慧，因此怀疑希腊哲学也就很可笑了。

近代以来西方人强势入侵，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是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理念。中国近代反复地寻找应对的出路，直到新文化运动才喊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才找到了学习西方的正路。在此之前，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有局限的。在西方文明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显得愚昧而落后，简直就是停留在“中世纪”。中国人也一度因此失掉了自信。并且这种不自信还延续到了今天，如今中国人希望摆脱这种不自信，这是正常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是不能以此否认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代表了现代化的核心。中国的进步离不开这些，这也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中国取得的进步在很大程度正是拜其所赐。

中国如要继续进步，不能不继续引进，正视自己的短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引进西学，一方面要反思传统，探索如何发掘传统资源为现代化助力，采取知耻而后勇的态度。必须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正视西方的长处，批判性地接受，合理吸收。把西方说成是危险的，甚至曲意贬低、抹黑，可能是过度不自信的表现吧，对我们自身文明的进步是非常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