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先生的《战国与希腊》（原文见《文化纵横》2020年6月号）是一篇观点精彩、极具启发性的文章，脉络清晰，对比深刻，我从中受益良多，特别是文章中论述的关于秦汉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思想者对“大一统”建构最终完成所做的不同贡献。我尤其欣赏这篇文章的开放精神。正如这篇文章所表明的，重要的是要厘清主流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不仅要欣赏多样性， 还要从差异中学习。
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其中关于西方的论点，但我的意图并非完全否定，而是使这篇评论更具建设性。毕竟，一篇文章，无论内容如何，都不能为文明之间重大文化差异这样一个复杂议题盖棺定论。它所能做的是洞察进一步研究的需要。
难点在于，如何确定一种文化的主导特征和持久影响。具体到这篇文章，关键在于如何确定那种影响其社会和政治前景的文化的主导特征。问题是，文化是多样的—— 特别是“西方”和“中国”——不同的社会和国家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倾向。（对于这篇文章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我非常同意，一个统一的理想——“大一统”——启发着战国的一流思想家们，不管他们是如何不同。尤里·派恩斯的著作《永恒的帝国：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其帝国遗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也同意，荀子是综合儒家和法家传统的大师，他所实现的儒法合流——以儒家价值观为道德基础，以法家的规则和程序为手段——对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和实践有深刻影响。赵鼎新的著作《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我仍然同意，儒法合流的思想共识继续启发并诠释着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是如何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
但是，关于“西方”，我不能确信古希腊风格的对外政策——仅仅为了本国利益而从国外赤裸裸地开采资源，以及外国人民是可以被剥削和奴役的非人“野蛮人”的假设——一直是所有西方国家思想和实践的核心。但我不否认对外国资源罔顾道德的开发方式确实是受到了古希腊式对外政策的遗留影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曾为类似的观点辩护。诺姆·乔姆斯基记录过美国外交在这方面的过分政策。今天，特朗普总统似乎就是这种“西方”政治领袖的典型人物，他严格地从经济上有利于自己国家的角度看待对外政策。
然而，在某些方面，从现代西方的角度来看，古希腊的观点似乎又是完全陌生而奇异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辩护，这以任何现代的道德观来看都是可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思想家对同情心的价值一无所知。这一事实不仅对重视“仁” 的儒家学者来说难以接受，而且对任何受基督教同情弱者和被压迫者的慈善传统影响的人来说都十分奇怪。这篇文章简要地提到了基督教的这种传统，在很多时代，这一传统非常重要。一些西方国家，如挪威和瑞典，在外交政策中传递出强烈的人道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伦理的影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假使我们想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也不能低估基督教价值观的持久影响。例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虔诚信仰基督教，这种虔诚影响了他的外交政策。当然，基督教传统也有消极的一面：传教士热衷于改变外部世界的信仰，从而实现思想和行为的同化。实际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是虚伪的：例如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将山东让给日本的决定很不符合基督教对受压迫者的关注的理念。但有时理想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也得以表达，我们需要理解这种价值观如何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即使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今天，美国许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并不信仰或不公开信仰基督教，但基督教的文化遗产持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让他们相信：“自由民主的理想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最好的，美国应该尽最大努力输出这些理想”。这些精英中比较现实的一部分人意识到，有一些社会和政治障碍阻碍自由民主理想的输出，但他们并不放弃这些理想的普世性。弗朗西斯·福山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这对中国与西方的接触有何启示？首先，对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需要理解其外交政策的动机。正如中国的外交政策融合了强硬的法家思想与柔和的儒家价值，在不同时空下有不同的侧重，同样地，美国的外交政策结合了“古希腊式”帝国主义的强硬与富有同情心传统的基督教的柔和，并同样因时空不同而有不同的强调。我们需要对美国外交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动机做出细致入微的判断，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参见张峰《王霸中国：东亚历史上的大战略和国际机制》，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二，为适应现代世界，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需要更新和再解释其传统思想。例如，从西方的角度看，“大一统”的理想听起来可能有点令人担忧，因为它表明中国有按照自己意愿重塑整个世界的想法。当然，中国无意于此。所以，也许中国领导人应该强调，今天的“大一统” 主要指向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之间友好共赢的关系，因为中国并不谋求利用这种儒家传统来挑战包括韩国、越南等在内其他东亚国家的主权；中国所能做的是在与其他东亚国家共享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合作和共同安全上的双赢解决方案。
第三，中国可以（继续）强调对多样性的重视。这篇文章最后一节认为中国重秩序而西方重视自由，两者应该相互学习。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但秩序本身在西方并不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价值理念，甚至听起来有点危险，因为在他们看来秩序往往和极权统治联系在一起，指向盲目的服从和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提倡儒家的“和”，这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和” 字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被重点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和”也很容易被误解。我听过美国电视台的播音员对“和”的负面评价，在他们看来，“和”与“服从”（conformity）、“统一” （uniformity）相关联。当然，在汉语中，我们都能理解《论语》中的说法，“和而不同”。懂汉语的人永远不会把“和谐”（harmony）与“统一”混为一谈。但我们需要向世界其他国家解释清楚，“和”中同时蕴含着和平秩序的价值和对多样性的尊重。对“和”的英文翻译更合适的可能是diversity in harmony，这意味着中国永远站在一个由不同文化和社会组成的世界之中，愿意使世界成为一个更有价值、更加有趣的地方，永远不会试图将中国的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和而不同”，并不会否认有为应对诸如大流行病、气候变化、核武器管制和人工智能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也没有否认国际社会应该并已经就基本的人类利益和需要达成共识，例如免受杀戮、奴役、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以及享有基本物质保障的权利；而是承认，在这些利益和需要之外，我们还需要尊重不同做事方式和价值观顺序差异的存在。例如，在政治领导人的选举选拔上，没有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合法方式。美国在其政治文化背景下，使用的是民主选举制，而中国强调“贤能政治”（参见贝淡宁《贤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我们还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经济生活：美国将几乎始终让自由市场起主导作用，而中国政府将在某些关键行业和技术上保持一定的公有制， 以确保这些行业和技术为人民服务。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的交流、饮食、社交、祈祷、思考甚至开玩笑的方式，不同的人会把不同的书籍奉为经典，这都是好事。就让世界在最丰富美好的多样中蓬勃发展吧！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