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张世英，1921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名誉顾问，美国传记中心名誉顾问，国际“哲学体系”研究会会员，《德国哲学》丛刊主编(1986—2001)。曾应邀到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讲演，到美国、瑞士、法国、德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或公开讲演。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美在自由》、《张世英讲演录》、《我的思想家园》、《归途：我的哲学生涯》、《张世英自选集》、《境界与文化》、《哲学导论》、《新哲学讲演录》、《天人之际》、《北窗呓语》、《进入澄明之境》、《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辞典》(主编)》等；用外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7篇，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访问与整理人：杨澜洁(1985—)，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师。
访问者：张老师，我看过一些书，回忆西南联合大学那些有趣的故事。我知道，您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所以，也想请您给我讲讲您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很难找到个安宁的地方。我的老家武汉，当时已经成为沦陷区。在离开老家七八年后，我跟老家已经没什么联系了。我到了昆明，开始了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西南联大当时可真穷，校舍就是一些人字形的草房子，上面盖着一个铁皮，一旦到了下雨、下冰雹的天气，铁皮屋叮叮咚咚，连老师的讲课内容都听不清楚。我们的图书馆也很小，只好跑到茶馆去念书。当时的学生都很用功，早上起来吃了早点，夹着一本书就上茶馆，泡一杯茶，用不了几个钱，可以看书一上午或一下午、一晚间，甚至一整天。西南联大的学生们都在茶馆里读书、写文章。我与我的妻子也是在茶馆里逐渐交流才熟悉起来的。她年轻的时候总是穿着红毛衣，我们八九个同学在茶馆里看书，看到她来了，女同学们就打趣说：“你看，红毛衣来了。”后来大家就把她叫作“红毛衣”。她的文章真好，又会作诗，旧诗尤其好，女生宿舍的人都称她为“女诗人”。
访问者：是不是因为您也会写旧诗，于是以诗寄情？
对。2012年春节，我儿子带我到湖南凤凰城去旅游，回来的时候经过邵阳，我跟儿子说，我们一定要去邵阳的雪峰山。儿子问为什么，我说：“你妈妈在那里丢了一件红毛衣。”1946年，我跟他妈妈结婚不到一年，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结束。我们大学毕业，要从昆明回到武汉。我跟她两个人，坐着一辆敞篷车，从昆明经贵州、再过长沙，最后到武汉，走了两个礼拜。现在恐怕两个小时就到了的路程，那时候坐敞篷车却要走两个星期。敞篷车经过雪峰山的时候，她披着一件不系扣子的红毛衣，一阵大风把红毛衣吹到山上，那情形我永生难忘。后来我儿子说：好，这一次就把我妈妈的红毛衣找回来。
他妈妈本来可以当诗人，但是由于到解放之后她只能写些政治口号式的东西。我跟儿子说，你妈妈本来可以当一个很好的诗人，结果因为时代的原因，她却没当成。唉，现在再也看不到一件当年的“红毛衣”了。
我妻子是进步人士，她虽然不是党员，但总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总羡慕解放区怎么怎么进步。跟我认识以后，觉得我不够进步、觉得我老脱离政治，说我是个书呆子。我总爱跟她谈陶渊明，谈什么小国寡民，可她想的不是那么回事，她可是闻一多的干女儿。有一天，闻先生跟她说，把我叫到家里来，跟闻先生谈谈话。闻先生教育我不要老在象牙塔里面过日子，他叫我走出象牙塔。强调联系实际，走出象牙塔，走到现实里面来。我这个人总想清高、想离开政治，羡慕陶渊明描绘的小国寡民，有点脱离现实。我离开闻先生家时，他送我一本金丝绒封面的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走出象牙塔。我想，我跟他的干女儿结婚，就是走出象牙塔的过程。我后来走向进步，原因一是国内的大形势，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妻子的影响。
访问者：您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也很有趣。您先学经济学，再去了社会学系，后来听了贺麟先生的课，最终选择了哲学系。您觉得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有什么特点？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的讲课方式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而是重在个人的整体气质对学生产生影响。西南联大的气氛和现在的学校可太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人功利心特别少。就以我为例说吧，我是在农村出生的小孩，我父亲的家庭很穷，靠借贷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后来在汉口当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喜欢陶渊明、喜欢屈原，喜欢背一些中国不得意的文人的文章。或许我无形中就受到了清高思想的影响。我小的时候座右铭就是父亲的两句话：“不求仕进，要做学问中人。”仕进就是做官，他希望我不要当官，要做学问。所以，我一辈子就好像跟当官的事不沾。我经常跟女儿说，我脑子里面从来没有羡慕过当个什么“长”，连一点点念头也没有，任何这样的机会我都不要。在念中学的时候，我向往的是什么人？那时希望当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总都是各式各样的“学家”，我就佩服那些人。
我念中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好。念到高中二年级，要分文科、理科班，我念了理科班。等到要升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在念理科。我喜欢物理，特别喜欢抽象和理论的东西，物理、数学的成绩都特别好。在念高二、高三的时候，上课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同学是当时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的负责人，说来也好笑，当时只要是国民党或者三青团的人，多半成绩都不好，真怪。这个三青团的同学做数学题、做几何题都有困难，他向我请教，我说，这个题要先画一个等腰三角形，然后再怎么怎么样。他竟然问我：等腰三角形怎么画？我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连等腰三角形都不懂？我骂了他一通。结果，高中毕业会考结束时，这个三青团的负责人把我报上了黑名单，说我是共产党，要逮捕我，我只好偷着离开高中。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开始对这个社会产生兴趣，想着要改造它。听到“经济”二字，顾名思义，济世救民啊，我于是抱着改造社会的想法考进了经济系。各类关于货币、银行的知识念了一年。我不满意，心想这算什么学问啊，一天到晚全是关于做生意的知识。我心想还是要研究社会，就转到社会学系。当时转系非常自由，刚转到社会学系，就有一堂课是老师带着我们到妓院去调查。我只觉得恶心，心想这算什么学问？于是对社会学系也不感兴趣了。正好这个时候选修贺麟先生开的一门哲学概论课。一个教室里坐满了几百人，窗户、走廊都挤满、站满了人听讲。贺先生讲黑格尔的辩证法，举了一个例子论证要在污泥里面才能够表现出清高：“有人说自己从来不贪钱，可是你根本没有跟钱接触过，你说你不贪钱，这都是空话。如果让你当会计、当出纳，还一点不捞钱，这才算清高。出污泥而不染，就得先从污泥里长出来，并且不沾染污泥，才算真正的清高。”贺先生就用荷花做比喻讲辩证法，讲得真生动，我完全是为贺先生的讲课所打动，决定不念社会学系了，转到哲学系。
访问者：您进入哲学系学习后修习了哪些感兴趣的课？
转到哲学系以后，看了好些外文的、中文的哲学书，我完全陶醉了，在茶馆里面一天到晚看哲学书。我第一本书读的是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贝克莱讲，所有的事物都是感觉，外面的物没有客观的存在，一切都在我的心里面。我心想，这讲得真有道理，我坐在茶馆里面，一切喧嚣于我来讲，都不过是我的感觉。当然，后来关于贝克莱有很多批判和争论，但是他的理论也有自洽的道理。
访问者：您听过西南联大许多老先生的课，我想每位先生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有哪些？
当时我经常到贺麟先生家当面请教一些哲学问题，贺先生热情接待我。贺先生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我后来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才知道他的思想观点和冯友兰在这方面正好是对立的。在西南联大，对立的观点争奇斗艳，已成为学风。贺先生当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但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却是：“我虽然重翻译，但做学问，最终还是要依据原文，不能单靠翻译。”
我转入哲学系后念的第二本原著是柏拉图的《理想园》，这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美学家冯文潜先生(字柳漪)在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时要求我们必读的书。柳漪师特别嘱咐我：“要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最重要的必读之书，要像读《论语》一样地读。”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熟悉原著，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似乎都强调这一条。柳漪师了解到我因经济困难在外“兼差”，由于时间冲突，常常不能听他讲授的“美学”课，便破例允许我可以不上课，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还说：“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我的“美学”课成绩居然得了92分。
在联大期间，我特别爱旁听一些必修课以外的课程。有一天，上课铃声正响，我赶着要去上我本系的一门什么课，途经一个大教室，见窗外站满了人，便挤上前去探头看窗里，原来是吴宓正在上“英诗”课。一看黑板，满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One”(一)和“Many”(多)。有点像魔术，顿时吸引住了我，足足站了50分钟，本系的课自然也就放弃了。吴先生的“英诗”课是一个学期，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他讲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之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可是，吴先生备课之认真，也广为英语系同学所传诵。听说，他每次讲课前一夜，都要写出详细的讲授提纲，哪些先讲，哪些后讲，哪些多讲，哪些少讲，他都要仔细斟酌。临到讲课的那天清晨，他还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默想一遍当天讲课的内容。他的讲课效果很好。我亲身看到，他讲课不看讲稿，偶尔瞟一眼，马上又面对学生，即便是引文，他也背得很熟，极少拿起书本照念。吴先生是一个性格多方面的人：为人不拘小节，教学却严谨认真；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梦》，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
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这也许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也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西南联大是百花园，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联大是万神庙，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
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我亲身经历的是，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我在西南联大期间，共旁听了四五种课程。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更多启发性。
中西融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老师们治学的共同特点。仅以冯友兰为例。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总是联系西方哲学史来考察。他讲中国哲学史，却把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史。通过冯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史，我觉得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和逻辑论证，许多内蕴很深厚的东西都被掩藏了起来，可以玩味，却难于解说。我当时心想，要学哲学就要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里太少逻辑。
如果说冯先生的哲学最高原则是“有”，那么，汤用彤先生的哲学最高原则就可以说是“无”。冯先生的讲课给人以现实感，汤先生的讲课则把我带入了一个“玄远之境”。冯先生与汤先生，一个说“有”，一个说“无”。双峰并峙，各显神通。我们作为联大哲学系的学生正好可以在双峰之间飞跃。
汤先生融合古今，博贯中西，连通梵华，其开设的课程几乎遍及哲学和哲学史各部门。汤先生之重史料，是我所听各门课中之最突出者。他的论断似乎都有史料上的依据。
我所听汤先生三门课中，印象最深的是魏晋玄学。他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物我两忘”和“即世而出世”。汤先生说：“笛卡儿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他所强调的“大家气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汤先生讲课着力于王弼。王弼主张“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汤先生把我引入了一个既要面对现实又能超脱现实的境界。
我刚入西南联大不久，就知道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种看法，说北大是“学而不思”派，清华是“思而不学”派。我觉得，这样说未免太片面、太简单化了。尽管如此，“重史”与“重论”(“重思”)两种倾向，在北大与清华之间，确实各有所长。我们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能受惠于两方面的优点，真可谓得天独厚。
我选修金岳霖先生的课有“知识论”与“形而上学”两种。金先生的课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对古希腊科学“自由精神”的赞赏。这种“自由”就是不计较金钱、名誉，专心致志于纯粹的理性思维、科学探索，这就叫做“为求知识而求知识”。我们今天讲发展科学，需要提倡像金岳霖这样的哲学家的“纯粹性”。
金先生讲课，有他独特的风格。他一进教室，首先是一阵闭目凝思，然后说两句又停一停，他似乎是要把我们都引入他所设计的瑶琳仙境之中，与他同呼吸、同思维。偶尔他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啊！这个问题，你说说你的看法。”我就被金先生叫起过好多次。有时，他干脆让我在课堂上讲上十多分钟，他边听边问，或自问自答，同学们也不时插话。一时间，课堂变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师生变成了平等对话的伙伴。更有甚者，个别不懂事的同学竟敢当面顶撞金先生：“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金先生不以为忤，不断地说：“唔！唔！”金先生之大度，全班同学无不敬重。
访问者：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是不是也都比较关心时政和战况？
我的感觉，当时的学生们坐到茶馆里，都谈两件事：第一是谈功课、谈书本的事，再一件就是谈恋爱。除此以外，也许有第三件，便是秘密地谈点国事、骂骂国民党，当时谈国事都是骂国民党，像我们都骂教育部长。当时的教育部长叫朱家骅，是我们哲学系里被骂的对象，骂得很难听，都公开地骂。茶馆里的墙壁上挂的是“莫谈国事”，但学生们在茶馆里依旧一道喝茶，一道谈贝克莱、谈学问，谈的兴奋起来骂骂朱家骅、骂骂蒋介石，真是有趣的事。
访问者：我看过一个材料，说西南联大的很多老先生会在学校里公开讲演？
对，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很关心今天晚上哪个大教授讲什么课，大家对讲演特别有兴趣。
有一次，海报公布说今晚刘文典先生讲《红楼梦》，天还没黑，听课的人就已经人山人海了。一开始安排了一个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小教室，那根本不可能满足学生需要，于是换到两三百人的大教室，还是不行，最后换到大操场，大家坐在地上听刘先生讲《红楼梦》。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扩音器，只能靠刘先生的大嗓门。本来预定是7点开讲，大家苦等到7点半，刘文典还没有来，我们就在底下笑说刘先生是不是抽大烟去了？跟我一起坐在地上的是化学系的老教授，我很惊讶地问：“您也来听《红楼梦》啊？”化学系的教授不高兴地回答：“为什么我学化学的就不能听《红楼梦》？”又过了半个钟头，刘文典先生才到，他坐下来一口一口地抽烟，半天不语，底下竟然非常安静。大伙儿对刘先生非常崇敬，鸦雀无声，等他抽烟。最后他开口说第一句话：“呔！你们都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啊！”他也不说大家好，也不说耽误了大家半天时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啊。”于是化学系的教授笑说：“大混蛋，小混蛋。”他倒不是骂我们这些人是混蛋，是骂刘文典是混蛋，到现在还不来讲课。
访问者：当时国家那么困难，还坚持办西南联大，还是想让知识分子有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地方。
当时学生们的思想中，只有两个愿望，第一就是救国；第二就是个人的理想。这些在今天看来或许尽是幻想，但在当时却是大家心中所想。包括恋爱也是这样。当时学校里有两个来自农村的穷苦学生在恋爱，突然有一天，他们俩在一所旅馆的房间里被发现，两个人抱在一块死了，脸上竟然还是笑嘻嘻的，传说是喝了氰化钾自杀了。这两人非常穷，但不知为什么，竟愿意为爱而死，据说这个男学生神经有问题，曾经被关在一个庙里，女孩天天送饭去给他吃，非常令人感动。我们那时候，人的脑子里面除了救亡、念书之外，总还有一些哪怕是空幻的理想。
访问者：1949年以后，您到了北京大学，这个选择是否也是您追求理想的表现？
当时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向往共产党、追求进步的，我和我妻子就是跟着闻一多追求进步的学生。我妻子立场更偏左(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天津解放后，哲学系取消，说我们过去学的那一套哲学都是反动的，他们就要我当政治课教员。讲政治课的时候，一旦讲到唯物论观点时，就跟我原来装的东西矛盾起来了。由于我原来学的是另一套东西，讲的又是唯物论，心里觉得非常别扭。当时，北平这边的高教部组织了一个机构，由艾思奇等人做老师，把北平的、天津的教政治课的年轻老师召集起来，每个星期开一次会。课上，先由我们来汇报学生提了什么问题，然后让艾思奇来回答，我们回去后再根据他的回答来照本宣科地回答学生。对于某些尖锐的问题，艾思奇一听就火了，他大声对我们说，这种问题你们不要回答！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反动！
我原来在西南联大受的是英美教育，我喜欢听西方的古典音乐。解放后，街上满街打腰鼓，我听到这个声音就很受不了。我就跟妻子讲(当时她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当助教)，妻子就嫌我不进步，说我还是老一套。后来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取消，所有的人都并到北京大学了，我就又回到北大了。
访问者：1952年您回到北大之后，贺麟、冯友兰等老先生是不是正在进行思想改造？
对。当时贺麟、冯友兰都成了批判对象，原因是他们留过学、受过英美教育，党组织就叫他们写自我批判，他们又都不会写，就叫我们这些年轻人帮他们写自我批判。
访问者：在老先生们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的时候，谁来讲课呢？
一般是年轻人可以讲课，当时我在哲学系讲联共(布)党史。那时候我也不太懂什么是联共(布)党史，于是每天晚上都是到凌晨3点才睡觉，早上10点钟又起来，抓紧时间拼命地看书。我又不爱拿着稿子念，因此要把这些材料背到脑子里面。讲课的时候，我在讲台上放一个简单的讲稿提纲，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跑野马”。学生对我的评价都说张先生讲课从来没有废话，这是因为我事先把要讲的内容看了之后，在脑子里面熟悉，完全形成我心里面的话再来讲述。
1953年秋，哲学系领导把我从马列主义教研室调到外国哲学教研室，从此，我开始以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专业方向。科研方面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主要问题的综合论述和黑格尔哲学两个方面，但由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实在太少。从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就有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等几次大的运动，完全不上课，不做科研。
我的第一本书是《论黑格尔的哲学》。从这本小书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还出版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和《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两本主要著作，与同行门合编了《欧洲哲学史》。
截至1964年，我共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约40余篇。主题和内容与我当时的科研方向相对应，大多是对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主要问题的综合论述和黑格尔哲学两个方面。
回顾这一时期，我真不胜惭愧。那是一个以政治压倒学术的年代。我的上述那些有关西方哲学史的论文和评述黑格尔的著作，都是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写作的，因而也都打上了当时的政治烙印。大批判是当时政治对学术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首先是批判，批判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然后才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已经成了当时研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定公式。我对于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也是按照这样一个公式进行的。我在论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和内在逻辑以及介绍、讲解黑格尔哲学的内涵方面，诚然做了一些细致的工作，但我的主要“研究”是着力于划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出批判。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这些批判现在看来，大多过头，少有对哲学史的原作原意作出切实的、深刻的分析。
我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论文著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都是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为主旋律，还夹杂一些对中国著名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先生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前不久偶尔翻阅到那些文章的相关段落，其中一些借当时之政治气势压制学术思想的语言，令我深感愧疚。
访问者：您后来开设《哲学概论》是不是也受到贺麟先生授课的启发？
2001年，我已经八十岁了，还在带最后一届博士生。当时北大要开一个哲学概论课。系里第一个找到我，说在我们念西南联大的时候，学校总是安排有名的教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哲学概论这样的基础课程。解放后呢，年轻老师总被派去给新生讲课，北大现在想恢复西南联大的做法，让有名望的、功底深厚的老教师去给一年级的学生讲哲学概论，于是找了我、叶秀山和余敦康。我讲完课后不到15天，系里加紧赶工，与北大出版社一道，加班把书给出版了，算来也有十年了。哲学概论这类课有几种开法。一种是概论性质，凡是与哲学有关的一些基本知识都要讲出来；另一种是讲授的本人的哲学体系，这也是哲学概论。贺麟先生的讲法是介乎二者之间。我的讲法是讲述我的哲学体系，但是同时也要讲述很多基本知识。
访问者：后来是什么机缘令您到《光明日报》工作的？
1958年，汪子嵩找到我，让我负责编辑《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一个版的文章都由我来编，一直持续到1966年。这个工作是兼任，当时《光明日报》派一个人坐着摩托车到我家里跟我联系，交接稿件。
访问者：“文革”开始以后，您下去劳动了吗？
我1958年下放，当时近40岁，有胃病。下放了一个月，让我在小饭馆里跟老百姓一起吃饭，待遇已经相当不错，可是我还是胃出血。因此就只待了一个多月，后来让我参加运动。我们参加冯友兰等老教授的学习会，主要听他们自我批判，早请示、晚汇报。我也不跟他们住在一起，住在我自己家里面。所以我是受罪最少的，但就是这样我也不想参加批判会，就老请病假。我熟悉一位北京市第三医院的大夫，他也同情我，给我开假条，用胃出血的名义开假条，尽量不参加批判会。后来工宣队有一次问我说怎么总是胃不好、老请假？工宣队跑到第三医院去调查，三院的这位大夫还帮我说话。那个时候的人经历种种运动，确实很苦，但是接受改造的人，我认为他们都是自愿接受改造的。像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等等，他们是真心诚意的觉得自己应该改造，这一点要想到深处的人才能够懂。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哲学史”第六子课题(干春松负责)阶段性成果〕
（来源：学术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