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主办的西南联大时期的社会科学主题讲座上的演讲。）
大家好，在这个春天，我想我们能够有这样一次机会，好像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安排，因为这也是一个多事之春。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其实对我来说一直是如鲠在喉。
我总觉得人们对西南联大的理解介绍，包括刚才我们可爱的小主持人的介绍，都缺一点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家和人才，他们都是双料的，他们的国学基础很好，他们爱好诗词，他们念过《二十四史》等，甚至有所钻研。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说到点上。
到现在为止，人们认为西南联大最大的贡献和亮点，当然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两弹一星”——在这个武力豪夺的世界上，在这个越来越丛林化的国际氛围里，我们必须要有我们的保护伞。
但是我觉得西南联大的灵魂体现在所有这些包括我们的功勋科学家，无论文理，无论工科还是文科，在他们身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种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要改造旧中国的民族传统的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人格理想，就是对自己的要求；社会理想，就是我们将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既有我们中国的优良优秀传统，又有别于世界，同时还能和世界共荣共享。这种理想、这种人文精神，是西南联大最重要的血脉，是流淌在西南联大学子学人、师生们血管里的文脉学魂。
人们对社会科学和社科理想、人文理想的认识好像总是比较靠边，对历史的认识有所欠缺，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教育很多方面的偏见。所以这个话题，也是我长久在思考的。
我怎么会想到要去寻访西南联大
我是北大文学78的，78年进入北大文学专业，我也热爱文学，所以我在大学还未毕业的那一年，就有两个中篇发表，其中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发表以后，有四家电影厂找我拍摄，最后是让青影（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了，因为我觉得青影是一个有探索性的、学院派的，张暖忻导演导的，就是《青春祭》。我很快就踏上了创作的路，毕业以后很快就成为了专业作家，到处采风，写作文学。
那为什么到了1998年我突然转向做西南联大呢？其实对我来说这是很陌生的一种（领域），无论是进入传媒、采访，还是影视录像和历史的甄别方法，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学习。那为什么我要放下自己已经成功了，已经是视为坦途的这样一条路？好多人都说，哎呀，写小说可挣钱了，你干嘛去干那个？而且它还有风险，有很多偏见。
西南联大遗址当时根本就没有牌，它就只有一个一二一纪念馆。
当年思想还没放开，好多观念还比较保守，两个校长都在台湾，你怎么评价这个大学？但是我当时毅然选择了这个方向，因为当时处于一个开放的格局，云南省要建成民族文化大省，领导干部也都是头脑非常先进的，所以马上就获得了支持。我立刻就到北京去，当时也获得了北大和清华，包括南开的这种合作。我就开始了这个项目。
那为什么我要突然转向到一个陌生的专业呢？其实也不完全是陌生，当时我们在文学院，大家都知道文史哲是一家的，我从来也主张文史哲一家，我在北大听课上学的时候，我就老喜欢听哲学历史课。那么突然转向了西南联大，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很困惑，因为我进校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所以写小说，《青春祭》这类的小说都出来了，好像都在欢迎我们这一代人，等到了1998年了，我那时候在海南已经下海十年。我已经学影视，起因是我1986年到美国洛杉矶参加了中国电影新片展，展出了我的电影《青春祭》，我也参观了加州大学的那个影视学院，对他们的制片人体制非常感兴趣，我当时就想，我回国一定要做一名制片人，因为我的作品很多，《青春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深深的感觉到影视的力量。我要把我的思想、我的感受，用更有力的手段表达，所以我在海南就开始学习和操作影视。
那么到1998年云南省委把我人才引进后，我第一个提出西南联大。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原因，因为当时市场经济大潮首先席卷海南，为什么我去海南？大家那时候都把海南看成是新大陆。但是多年的实践使我看到那种官商勾结、腐败、色情行业，都是在海南最先萌生的。一方面，朝气蓬勃，人们都富起来，有很多路可走；另一方面，又发生了很多跟我们的追求理想，跟我们传统教育发生挑战的情况。究竟我们应该向何处走，人是追求自己的物质和生活幸福，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堕落，会有那么多的丑恶。
当时就有一种论调，就是还不如贫困、公平的贫困，不要搞这种差距。我自己思想就很困惑。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从小受到我的父母的影响。
在他们的青春时代，就正好是昆明迎来那种抗战的那几年，对昆明是个黄金机遇，黄金时代，好多文化机构，文化名人和这个西南联大都到了昆明，所以他们受到这种光照。我父母都出身书香门第，也受到“五四”的洗礼，我母亲就是读了巴金的《家》，然后冲出家庭，反抗包办婚姻来到昆明的，我父亲当年是银行学校毕业，富滇银行的高管。我母亲的老师，昆明市女中的老师，就是西南联大的东北流亡学生，经常是声泪俱下和她们讲，家乡怎么沦为日本鬼子屠杀的地方，而且我母亲记得说，我的老师的那个鞋子的鞋帮和鞋底是用麻线捆在一起的，就他的鞋子已经分离了，当时就是这种处境。
我父亲经常去西南联大，他亲眼看见潘光旦在打篮球，杵着一个拐棍儿一条腿。潘光旦说，凡是正常人干的我都能干，只要我想干，就这种人格精神力量。我父亲还去到闻一多家门口，去看他有名的贴在墙上的话。所以这些先生的这种精神光照了他们那一代人，从小父母给我讲这个故事，这也就是使我感觉到困惑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向历史，向我父母曾经被照耀过的、我们大后方昆明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去寻找呢？
我在合作的过程中有幸和清华的徐葆耕老师合作，徐葆耕老师是清华大学恢复人文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就跟我说，你要做西南联大，就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华民族，中国人这一群人，在这块土地上5000多年来，为什么就打不散。你看欧洲多少邦国，不断的产生新的国家不断的分裂又吞并。为什么这块土地上的人不仅打不散，她的人口流出到海外，自己的文化顽强地保存着传统，永远是自己的乡土精神家园。这不仅是在形体上形成这么一个泱泱大国，在精神上也是往一处拧的精神力。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是白做。
徐葆耕老师他走了，但是他作为我跟清华合作的一个挚友，我很感激他，他也比我年长，而且他很热爱清华历史，他说出的这几句话是掷地有声。至今为止我们为什么研究西南联大，这个不是为了把它商品化，也不是为了讽刺挖苦说的俏皮话，而是要知道我们的根。反过来我们向历史去寻求，我们会获得那一种信心。
交代一下我为什么会转向这个西南联大研究，那么下面我正式讲我今天准备的题目。
一所永不消失的学校
自从1998年开始，前前后后我开始会议采访，有采访一家人，有个人采访，还有2009年跨过海峡去寻找在台校友，有个西南联大在台校友会。这么多年的采访，回到咱们的题目，我是尽量的搜集了，那物理系、社会学系、数学系、化学系、历史系、哲学系、英语系，本科很多专业的东西他们也会谈，但是更多的是他们在向我传授一种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的看法，这种看法贯穿在他们的人生里，决定着他们的选择。所以这种东西是不分科系的，我觉得我从这些学子身上其实得到的最大收获也是人文社科的这种收获。
刚才我说留在他们血脉里的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觉得他们之间在联大时期建立的那种友谊，非常的牢不可破。有一次我们去采访李凌，李凌是曾被划为右派的，他在北京的住宅非常的狭小，一开门我一看都没法进去。
摄像师就跟我说，我们一个摄制组就在这儿呆着。我和摄像师就进去，机器好不容易挤进去了，一看不得了，那床下面都是书，摄影师老是埋怨说这个角度怎么摆，这么挤。
李凌就笑着跟我们说，你们嫌挤，上个礼拜我们联大的20名校友就在我家聚会。我一愣，我们五六个人都进不来，20名校友参加？然后他又说了一句，王汉斌和彭佩云都来了。刚好我上礼拜我刚采访完了王汉斌和彭佩云，他们住在史家胡同，有警卫，因为他们是西南联大校友里头在政界地位最高的了。这两位校友，20多人就挤在这么一个很急促的空间里。
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豪宅，还可以到公共场所去。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为了表达对李凌同学的一种敬重。因为他受过打击，刚从外地回来，家里很小，各种方面条件还比较的紧张，特别不宽敞，他发出邀请，没有人拒绝，没有人说，哎呀，你那太小了。再小也挡不住友谊的，也不能隔断联大人那种惺惺相惜的感情，我们还是当年的那些穷学生。然后李凌也非常明白，这是一种精神的财富，所以他嘲笑我们说，你们说小吗？我们上个礼拜20个人，还有两个副委员长都在这儿聚会，对于他们来讲，空间、房子、物质，都不在话下。这难道不是人文的家园？
而且在那个时期结成的夫妻，都比较牢靠，牢靠不是说他们没离婚就牢靠了，而是他们至今心心相印。李凌和他的妻子，他妻子就是我们云南石林的人，也是联大学生。他妻子说他老追我，我把他当弟弟看的。厚脸皮。就是到老年还是谈起当年的往事，看得出李林也非常依恋她，他们之间那种彼此的理解信任，不会因为岁月，因为波折受到影响。
再说2009年，我又跨海去了，我感觉到隔着海峡还有好多海外的一些校友，当年分左中右，我去联系孔令晟学长，他是台湾警察总督，我过去之前好多人就说他不会见你的，这人特反动，就挺右的。可是我到的那天，孔学长，当时是90高龄，和他夫人早早到位，特别热情的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对台湾当局的不满，当时好多人都劝他不要说，他不行他就得说。我觉得西南联大在心里，无论左中右，无论海峡两岸，无论天涯海角，海外国外，他们最后都是回归初心，又是一个共同的人，所以这就让我感觉到西南联大最宝贵的就是这种人文的家园，它是一所永不消逝的学校。它有一个核心的价值，深深地植入了学子们的心中，这些学子也是来自社会各阶层，贫富不一样，他们后来选择了左中右都不一样，你人生理想在这里，甚至可能刀兵相见过。但是他们心中就有一个中华民族，为这个民族寻求富强、自强之路。我们不能接受欺辱，我们这个民族不能老这样下去，老被人家谁想打就打一顿，要让世界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我们的优秀，这样的文脉和血脉才是西南联大。
这是一所永不消失的学校，因为它植根于我们民族深厚的土壤，在那种战乱的年代又保持了开放的风格，这多么不容易，国家一乱就赶快去关国门，很多历史都这样，而在那种时候，一种开放的心情才是强者的心态，并不是说我就纯粹民族主义了，什么都拒绝，不是那种心态，所以它这种精神它植根于民族，它是我们民族的。
那么下面我从几个标题来讲，为什么说这个社会科学、人文理想是支撑西南联大这个学校和学人的一种灵魂的力量。
重大决策的人文底蕴
我们来看西南联大，它有过跟它相关联的几个重大决策。
一，是1937年“七七事件”以后。那个很快分校就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就到1937年11月1号这么仓促的时间就在长沙开学，条件非常艰辛，男生宿舍都在漏水，又湿又冷。那个时候不光是条件简陋，人心也是非常的浮躁。任先生是我跨海以前采访到的，可以说是年级最高的学长，他是1934级的，就是1934年入学，进北大了，到1937年，他在山东老家过暑假的时候，突然在报纸上看见，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开学以后去长沙报到，任先生从山东直奔长沙。他跟我回忆这一次在长沙爆发的大辩论，到现在为止这个史料都很难有，任先生跟我的这版访谈在我的西南联大启示录已经有记录了，他说有的人也侧面谈到，在长沙的时候，好多学子都非常不稳定，比如说前线在打仗，在流血，日本人进的很快，你看一下子我们的学校在北方全部都被占领了，然后这北大都成了集中营，清华也被糟蹋了，南开都烧掉了，我们还在这儿，念这些ABCD知乎者也，我们好像有点对不起前线。
于是这一批学生就参军走了。当时去参加工兵，还有个炮兵学校什么的，直接上前线，像我在台北遇到那个孔令晟，他就直接上前线，他跟我说“最优秀的人都走了”。这句话当然很自豪，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国难、对入侵特别愤怒，特别具有热血，按捺不住。不管学校号召动员，眼看走的人很多，学生总共很少，一共就300来人，而且这样下去的话，好像我们再读下去，我们有点儿觉得愧疚，不能安心。这学校还能不能办？这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它不是那个公式、计算机能解决的，它也充满了这种历史感。
当时就有大辩论，如果你们辩对了，我们都跟你们参军，不办学校了。如果我们辩对了，大家就得好好读书。这证明了西南联大是一个富于思想活力的大学，别的大学也有种纠结，但是因为西南联大特别富有思想活力，它有充沛的人文底蕴，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大辩论，那些人讲他们要参军的理由，老百姓很纯朴，自己就觉得为国家该死，我就不能当亡国奴，所以这是一种断裂的悲惨。
最优秀的人热血沸腾，也有一些冷静的、理性思考的人。西南联大特别重视师生平等。钱穆教授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在这念书做学问当做自己的事，我选哪个学科，我跟父母商量，最多跟我未婚妻商量一下，我要不要留学，读几年，然后我发个论文，稿费什么，这是我谋生的职业性手段，这基本上是个人的事，很自由；我要不要应聘哪个区哪个大学，基本上就是学习和做学问，没多少人来问你。就像闻一多先生说的，喝咖啡、写两句诗什么的。而战争和民族的危亡一下子就把个人的小时代剪断了，进入一个大时代。除非你想当汉奸，除非你愿意当亡国奴，除非你愿意在日本人面前对他们鞠躬，屈辱你自己和中国，再继续过你的那种安心小日子。
所以他们抛弃了在北京那种优越的生活，在很宽敞漂亮的房子里什么也不要了，这种选择就是从一个小时代跳大时代。如果人家在前线冲锋陷阵，我们还在背后躲着，那么太自私了。
但是那时还有另外的一个想法：我们是一定要战胜日本人的，那么我们战后要重建我们的国土，我们重建需要有人才。就是换句话说，为什么挨打？不就因为太落后吗？觉醒的太慢，中国的工业及民众觉醒才开始几年，外国就打过来，外国就不想让我们继续复兴和觉醒下去，他把这个过程切断，让中国再重回到那种混沌年代去。但是我们要继续，决心要富强，战后我们要重建，包括国防。之前我们连制空权都没有，天上飞得那么低的飞机，它根本就不怕你。一个民族没有保护，老百姓经历了什么，想炸你就炸你。总而言之全不行。这句话，点醒了很多人，我们民族要有一个强大的未来。我们必须留下来读书，要保存我们自己的力量，保存三校的人才，也是中国最优秀、最精英的人才。
学生和老师都去打仗了，你上哪找人才，别的国家都已经发展到高精尖了，过两天芯片都有了，咱啥也不是。所以钱穆先生说我们要重建就重建一个强大中国。一下子就让这种办学和读书的理念得到了支撑。他是历史学家，所以我说在决策的时候是体现一个人人文底蕴的契机。
同学们一下醒了，而且为自己读书的目的找到一个强大的支撑，以后再看到这种苦难、轰炸、百姓遍地的流血，不会感觉到我是惭愧的，而是感到我不能让我们国家再这个样子。学生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定位，师生们的共同行为找到了一个支撑。因此从此再没有发生“人家在打仗，你这念什么鬼书”的论调，反而是学子们就开始自觉地要磨砺自己，有了步行团继续往西迁。
当时当局和学校都觉得如果真的是国土沦亡我们也要从外边走，从香港绕到昆明，确实是太惨了，广阔的国土已经不再属于我们。当时老弱病残还有女同学们就都从那边走了。学校组织了一个步行团，这一部分是有些同学很贫困，家庭断绝往来，在沦陷期交不起轮船费用的，但是更大的一部分人是主动的选择，包括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说，要扛起这面旗，我们直接从我们的土地上走过去，这片土地还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走，为什么我们的脚不亲吻我们的土地。当时他是多么平静，多么坚信我们手中的国土。闻一多先生提出“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祖国”，这就是社会科学，这就是人文底蕴。非常深刻的检讨，他说我们是错的，因为他留学回来以后，北京一伙留学的就喝咖啡，受外国的这种格式的影响，整个就西化。但是他步行以后，看到国土的真相，人民贫困的真相，尤其是看到人民不甘做亡国奴的那一种骨气，虽然贫穷，但是鬼子来了绝对不干。于是他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深深地钻研《诗经》《离骚》《楚辞》等。
任继愈就通过这次步行，看到了中国的三教合一，此前他正要准备考虑毕业一年后选择的研究生方向，之前他一直是关注西方哲学史的，因为一贯认为咱中国没哲学，好像所谓哲学一定要是有那些标签，什么主义，分阶段，划分出科目来，划分得那么细。其实中国有非常深厚漫长的哲学史和宗教史，他就毅然的转向，选择研究生方向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战争初期的角色，学校和个人的角色，他都出自一种深厚的文化记忆，那也是我说的西南联大的灵魂。
抉择之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两弹一星”。
1999年9月的有一天，忽然我接到了梅祖彦先生的电话。有点兴奋，他告诉我说，你注意到那些没有，我当然看了央视报道， 授勋23人。可是梅祖彦他马上就关注到，23人中有8人是联大的。他说，你等着，我给你寄挂号信来，寄到我这儿，打开一看，一张剪报。梅祖彦先生用笔勾出了8位是西南联大。这对我来说太及时了，因为你想，梅祖彦先生他本人是学子，父亲是校长，他把关注西南联大作为他毕生的事业，立刻我就行动起来，和央视搞来了这一段儿，也就成为我《西南联大启示录》第一集的开头，到现在大家都公认了这23位中的8位出自西南联大。证明了西南联大在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而且我认为更证明了西南联大学子爱国教育的成功。为什么呢？任先生说过，一个学者如果不爱国，他是不踏实的，他们没有根基。
在这8位当中，有我们所熟悉的邓稼先、郭永怀等，虽然好多位都是出国深造，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落后，在理工科你必须去海外学习，这是无可讳言的。但问题是你说为什么学习，你是学了以后打算就挣点钱自己好过一下，还是为这个民族？为什么西南联大都要在战争时候坚持？为什么那么多老师在贫寒当中要坚持教他们？为什么他们要在这种空袭日本的轰炸下面学习？他们没有忘记，没有忘记西南联大给他们打造的锻造的这种初心，这种人文的理想、社会理想。难道你到了和平的国外，喝着异国的咖啡，你就忘了从哪儿来，就忘了同胞，就忘了你和这个民族所承受的那种危险吗？所以他们毅然归国，决定他们归国的依然是一种人格理想，对自我的要求和社会理想，对这个民族的未来前景。邓稼先在七七的时候还在北京，中学当时没有转移，当时日本人每占领一个中国城市就要叫老百姓游行。你们占领我们中国城市，叫我们中国的学校学生、孩子们举着那个小三角，画着太阳膏药旗在这游行，这是极大的羞辱和屈辱。
……
当天夜里，志成中学的校长——因为是邓稼先父亲的好朋友，他父亲邓以蛰是我们北大哲学系教授——就来了，说赶快走，很快就会来抓人，然后邓稼先就和她的姐姐离开了北京。临走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看了看古都的宏伟建筑，象征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些建筑，那也是他的家，他的故土。他爸就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才能救国。当然对于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没有武器是不行的。
但是现在强国，我们还是要有社会科学。而且邓稼先能够那么坚定不移的，历经千辛万苦，虽死无憾的走完这样的历程，完成这样的使命，难道不是这种人格理想和这种社会理想的体现吗？包括他们从海外归来，郭永怀都是已经在海外有很稳定的生活了，那些大学也很看重他。郭永怀还是回来了，在飞机即将坠毁那一秒钟，和他的助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把那个文件夹，一个有计算数据的文件夹，用自己身体保护起来，烧成焦炭。最后时刻的这些选择，不是用计算机计算出来的，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计算。而是在血管里头他的感情和信念做出的必然选择。这个就证明了西南联大的价值观是永恒的。
抉择之三，是台湾的国学运动与国语化运动。
我从零九年去台湾，后来我前后四次去台湾。也接触了一些朋友，最早期以前，我跟何兆武先生采访，他说当年光复台湾，西南联大的老师很高兴，就派学生去台湾办学，当时肯定很困难，被日本人统治了51年，那些人都不知道他是哪国人了。他去建国中学教了一年书，建国中学我也去了，也拍了孙中山的头像，现在为止，建国中学也是台湾的一个重点中学，好多领袖人物，包括那些高端人物都出自建国中学。何兆武先生跟我说，他去台湾的时候可不适应了，满街的广告牌商店什么的，全是日文。知道的是那儿光复了，结果一打开报纸还是日文。因为台湾当地人已经不知道中文，发一张中文报纸，他看不懂，但是你又必须先声明这个地方已经回归中国，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何兆武跟我说过，那时候的发行报纸是一半中文，一半日文。
2009年的时候，我去台湾。那时候国台办下边的九州中心就给我建议说，你带摄制组过去太不方便，不如在当地租一个摄制组，我就跟台湾的台视公司，租了一个他们的金牌班子跟着我跑了15天，我还有一个助理，他们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15天里面大家感情很融洽。当时零九年台独势力刚好下台，很多人还很怕台独势力，我们住在那里，酒店经常被塞进很多绿党的宣传材料进来。我有了这帮小兄弟们，一路上走路他们去打交道，他们是台湾当地的，我们就很有安全保护感，我们很感激他们。我们那时候不沟通，金融上没有信用卡，没办法，我们带着现金，每过三天就要去兑换成台币，我们的助理去兑换的时候，都是这些小伙子们前后保护着他。因为他们知道有抢劫。我们结下了很深厚的友情，他们一路上就说张老师我很喜欢唐诗，就给我念“床前明月光”，然后另外一个就说我会唱《苏三起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会唱《满江》红。他们都表示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那种热爱，那时候真是一片回归之情。他们跟我说，他们父亲那一代就穿和服，说日文的，因为台湾被日本霸占了51年，强迫那些老百姓说日文，不说日文就没办法工作，然后还穿和服。到他们这一辈人能看到迅速的在回归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那么我要说，这当中功不可没的就是国学运动和国语运动，这些都是钱穆、魏建功先生主持，我见到一个台湾的青年人，他是第一个考进北大，他说老师如果没有国语运动，我就不会考上北大了。在台湾打下的这个基础，也是由西南联大的学人完成。国史国语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如果没有这个工作，如果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还怎么谈回归。
所以这也是我说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西南联大它是一个什么位置？它在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什么样的位置？绝不是掉以轻心，绝不是说我们科学家也会作诗，不是只是那么一个层面。它是一个灵魂高度，有方向性的决策的东西。我在台湾好几次导游跟我讲，我一听他们老讲错，我就建议他们读哪几本书。结果回来以后，他跟我说他修改了解说词，然后他说现在大陆观光客特别是高档的、有文化的这一拨去了，别人不敢接他都敢，而且他讲的也头头是道了，说明什么？说明台湾跟我们同源同种，他跟我们的文化有一种先天的呼应和渴求，你只要告诉他怎么做，他对于衔接上非常高兴。所以这个国语运动，是我们统一台湾、回归祖国的一个强大的基础支撑。这不是蔡英文现在讲一下就可以来扭转一切了。
西南联大把社会科学提升到了唤醒人的灵魂、培育人的良知。
现在高学历犯罪那么多？社会已经大进步了，奥运会以后，国内外有很多的热点大事，大家看这个网络上中国的民主是很开放的，但是也有很多无稽之谈，这为什么？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缺失，社会理想和人文理想的一种缺失。
闻一多的人格理想
接下来，我要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感受到的几位导师和学长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观点和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个人就是闻一多。
我在海内外采访学子时，我发现不管这些学子（立场）的左中右，我发现他们经常提起、共同尊敬的就是两个人——梅贻琦校长和闻一多先生。梅贻琦作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坚守方面功不可没，他具有很强的人格力量，为了教育自我牺牲的精神令很多人感动和尊敬，他应该作为当时包括北大在内的“共同的校长”。
我到台湾也去祭祀了胡适和梅先生，准备了花篮和昆明的月饼。
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经常来昆明，我也和他经常讨论：闻一多先生应该怎样定位？怎样的定位才符合他的高度？（闻一多先生）绝不仅仅是一个斗士，用斗士来定位不是很合适；他是一个非常热情温柔、富于人性、带有诗情，想要诗化生活的人；他不是那种只知道斗争的人。
闻一多先生是文科的，而且轮流担任文学系主任，那为什么他会赢得理科和文科学生的共同爱戴？因为闻一多先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可以说近乎完整完美的、属于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我下面一点一点地阐述。
闻先生在步行团中，当时步行团组建的时候三校刚联合，但并未融合，各个学校的人都不理其它学校的人，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出一个人来自哪个学校；而且步行团师生食宿分开，因为老师们年纪大，待遇也不一样；但是在几个关头，闻先生使大家“弥合”了。
一个旅美的药学家陆迪利先生跟我说：“闻先生，个子高高的，眼睛亮亮地走过来，浑身发着热量，特别有魅力”。他说，在步行的时候，走进一个山洞，很冷，滴着水，在很疲惫的时候，忽然歌声就响起来了，轰隆轰隆的，就跟车轮子转动一样；闻先生的嗓子特别好，闻先生当时在唱一个西方的情歌，使用的是那种感染力特别强的、西洋声乐的发声法，特别好听；在那个山洞里，他利用了共鸣，然后大家不知不觉走出来了。歌声停了，太阳也见到了，大家还想听这首歌。这就是闻一多先生说的“红烛”，红烛的力量就在人们孤独、阴冷、疲惫的时候燃烧自己，用自己的热情去温暖他人——闻先生是能够和人共情的。
闻一多特别理解青年；北大的季镇淮先生，季镇淮先生是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别人说他上课是“茶壶煮饺子”，里边扑通扑通地响，就是不会一个个倒出来，等你自己去琢磨。他整理了闻一多文集，在附录里他记载了一件事：
当步行团走到贵州一个很穷的地方，大概是“镇平”，在那里闲暇的时候，有一天负责总务的黄子坚先生，和其他炊事员怎么也买不着食材了，结果学生都饿着肚子没饭吃。而这个时候县长知道名校和名师来了，就备下了一桌盛宴邀请教授先生，学生一听就很激动了，闹起来想要造反。
这时候闻先生站出来了，事实上他并不是管总务的，此时三校还有区别，闻先生在这种时候总是格局很大；他说，大家听我讲，我已经四十来岁，四十来岁的人跟你们这些20岁小伙子们一块走路；现在你们都去闹黄子坚先生，因为学生饿着，老师却去赴宴，这个事情很让人气愤，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谁有意造成的，现在是抗战时期；我就跟同学们一起坐着，我也不吃。
闻先生这么一说，先生们就都不吃。然后那一夜，大家就都坐着，那地方太穷了，也没稻草，也没法铺床，也没饭吃；当然他们给先生准备了。
闻先生站出来，学生的怒气一下就平息了；因为学生也像孩子一样的，特别怕被抛弃，如果老师自己去吃饭了，这就等于把他抛弃了。虽然并没有被抛弃，但是那是一种羞辱，一种被遗弃的孤儿的感觉，对这个学校的信念和信任就垮了。
那夜，闻先生和学生们都一块坐在那儿，不食不眠。第二天又继续上路，当天晚上传来了台儿庄大捷的捷报，师生欢庆。
我认为，闻先生的这种挺身而出的阐述，和师生们共坐一夜的行为。实际上证明了：我们这个学校血脉相连，有师生之谊，我们是抗战中的一个群体；我们不像抗战前在北平，教授喝咖啡，学生去打工，现在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相濡以沫，我们是同胞，是师生。
闻先生的行为不仅巩固了步行团，这种精神也使得联大能够一直相守，师生相敬相爱。这就是闻一多，敢于担当，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闻一多先生是真正爱自己的学生，他曾经写信说，好多年不画画了，因为和学生、和青年人在一起又焕发了画画的激情，自己也变得年轻起来了。
一个导师，作为名校的名师如果不爱青年，不爱学生，我觉得他不配是导师，更不用说大师了。闻一多先生爱青年，和青年同甘共苦，挺身而出；他保护的是青年人那一颗脆弱的心，作为青年人都有既骄傲又脆弱的心，如果哪个导师把你们撇在门口了，让你们饿了，他去赴宴了，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惨？闻先生就把大家从这种惨境中搭救出来。
所以闻一多先生身上闪烁着那种非“常人”所拥有的品质。大家都知道的“隔帘分读”，让数学家华罗庚去他们家，隔了帘子让两家人住，一直到现在，两家后代关系很好，这不是作秀，不是虚伪。
现在被认为是一个普遍性的故事，其实当年因为房子闹意见有冲突的家有很多，但是闻一多则不是这样，有一种分担苦难的大局观，一种同情心、同理心；他很赤诚地认为，我们是一个阵营的，我们都是在为抗战忍受，我们家先租了房子，你们家也可以来住。
他这种情怀在抗战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家撤退，他的妻子早就带着一部分孩子去了湖北了，他也带着两个小孩儿，他不懂家事，什么也不拿，然后在码头上碰见了臧克家。臧克家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收集的古书和其他东西转移呢？闻一多说，国家大片大片的领土都丢了，我那些东西算什么。
这不是记者采访，这不是装的，这不是做作，他确实是不想。七七事变是很突然的，无法预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觉得自己不能被俘虏。闻一多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大气的人，有一种以国为己任的的情怀。
2016年我在成都见到马识途先生，他跟我说，闻一多当年准备办一个报纸叫《十一》，合起来就是“士”。
因为闻一多认为重新回顾战争的时候，必须要重提、重新充实和更新“士”的人格。
“士”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是为诸侯服务的，所谓士人是专门培训的一种精通六艺，骑射琴棋书画的人，平常就是搞文化，到战争的时候必须为藩国捐躯，在这里边体现了很多中华民族忠义的传统。
闻一多认为，到“五四”的时候这种“士”的人格是被否定了，“五四”的时候很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被过度地否定和打击，现在应该重新捡回来，比如这种对“士”的品格要求等等，很多东西是值得继承的。
闻一多是想体现他心中追求的那种新的人格的理想，重建一种人格。今天我们说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不是士大夫在封建王朝的忠君，不是作为诸侯列国的门客，虽然他们也缔造了很多中华民族所信奉的美德了。
闻一多提出的是要重视“士”的人格在抗战中的重建。
我认为闻一多的最大贡献是他身体力行，他的崇高威望，包括最后他殉难了。
最后他的殉难，仔细想想，大家都北回了，他只要登上列车，马上就可以回到清华园，回到他原来的那种舒适的教授生活。闻一多的孩子回忆，他的家里大概有五六个仆人，有给他誊抄的秘书、厨子、黄包车夫，他的生活很安逸的。
他经历那么多年的苦难，他是有资格重回安逸的生活，但他不走。他认为学生被屠杀，反动势力很嚣张，李公朴又罹难，他觉得必须要有人坚守到最后。
他不属于哪个组织，地下党早就转移了，学校都已经北回了，所以昆明的这个反动派更猖狂了。于是他说，这个大船上面人都走了，总要有人留下来。他为什么要负责？他有一种格局，他把自己当作是最后的这个撑持民主、对抗暴政的最后的一个人，这才是斗士，他把自己站成了最后的标杆，他就要承受到最后。
所以我在文章里写，曾经有过，谭嗣同也是可以走，没有走，他说，总要有人为中国的变法而流血，让我成为流血的第一人。秋瑾女士，她也是可以走，但她不走，因为那么多战友都死了。她愿意用自己鲜血来唤醒民众。实际上秋瑾的死，很震撼，连那个执行死刑的官员最后都自杀了，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她启蒙了这个社会。
那么闻先生我觉得他最后不走，只是牺牲，我认为这是他对自己的这种人格要求，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个人的人格力量来对抗暴政，这是谭嗣同和秋瑾达到过的高度。
我认为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对整个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极致的贡献就是他重塑了“士”的人格理想，他无愧是一代人文大师。
比如说闻一多在对诗经大雅解说的时候，用了西南的民俗文化活化石，神明、意识、巫婆跳神，以及很多的民族的东西，他用这些少数民族的东西来研究《诗经》。
《诗经·大雅》里边说姜嫄生子，是因为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所以就生下了后稷这样一个对于整个氏族部落非常有重大贡献的人。
为什么踩了一个脚印就生了一个孩子？闻一多研究了西南的民族舞蹈和部落，发现有这样一种仪式，妇女如果老是不受孕，要繁衍后代，就要举行一种仪式：妇女要跟着部落里的巫师跳舞，在舞蹈的过程中进入一个山洞，在山洞里巫师就被神“附体”，以神的名义跟这个妇女发生关系，所以妇女很快就可以怀孕了。巫师一般都是非常魁梧，是这个部落里边的美男子，所以生出来孩子也比较强壮，他们就认为这是神的孩子。
所以闻一多认为姜嫄踩着巨人的脚印，实际上就是跟着巫师跳舞。后稷其实就是巫师的儿子。这样就把诗经里的神话和民俗用一种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来解释，也可以说从文学里发现了一种鲜明的生活的真实的面目。
闻一多先生真的很有才华，他是从美术转读文学，但他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这也证明了“通才”的灵光一现，与那种抠字眼的研究相比，他用另外一种西化的角度去解读。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老说《春江花月夜》是最美最好的诗？张若虚相比李杜，李白、杜甫，以及唐代的一些大家，他可以算是名不见经传。那么闻一多为什么要提倡这首诗？他不仅带着孩子们经常念这首诗，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
我认为他是想寻找一个新的角度看待中国诗歌，因为他要突破前人的那种约束，李杜实际上有隆重的儒家意识，杜甫称为杜工部，他说过“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老是寄希望于君主；李白也是“长安不见使人愁”，他得不到朝廷赏识，闷闷不乐，所以用道家的感情化解自己。
但是《春江花月夜》没有一丝一毫的儒家思想的痕迹，它完全的回归到了彻底的人自身：离情别绪、人生永恒、自然、日夜千古，那种渺小的而又灿烂的人生；这种情感很扩大、很朴实。这种情感就跟我们冬奥会开幕式的设计，面向世界让大家都接受——不能老是觉得自己这一套民族的东西就可以让全世界都喜欢，应该要找到一个立足于“人”的基础、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样的。
闻一多他是想回到人的原点，从人性的角度来研究唐诗，他不想老是用那种官场失意、文人落寞的情绪主导唐诗的研究，他愿意打开一个新的视角，重视感情，比如离情别绪，优美的春江、花、月，更自然的来看待人生。
总结而言，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和成果，第一是他自身的人格和理想，那种力量是添加了非常重的热度和力度的；他可以说最能触及同学们的心。学生们成立学社都要请导师，他当导师最多；当导师很费精力的，学生拎点肉到他家去做点儿菜，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吃完就一起朗诵诗，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同学们。
什么是导师？什么是人文？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美的？什么样的人是让人喜爱的？闻一多先生给出了答案。
第二个贡献是他的学术高深。这是我的体会。
费孝通的“钻石”精神
费孝通先生我在2000年在北京采访了他，他看到云南来的人特别高兴，他说云南的山茶花美，云南人的性格也像山茶花一样。我回到昆明，八月份云南省召开了首次民族文化大会，就问我能不能请费先生来，费先生很愿意来，90高龄带着氧气瓶来了昆明；在昆明的宾馆我又采访他，采访一会儿他就要进去吸氧，后来他带着氧气瓶去了丽江，丽江高海拔我们正常人上去头都会疼，为什么他还要来？因为他太热爱这片土地，他说我的事业，就是社会学的事业在这开始。
费孝通1938年从英国回来以后，就在云南山村了解云南人民是怎么生活的？生产力和云南人是怎么发生关系的？农民的收入怎么样？这些资料都在我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里，这个片子在中华书局的《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里，大家可以去看。
费孝通先生的贡献也是有两方面。首先他在抗战的这种危难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提出了“乡土中国”的概念。“乡土中国”一是说明了中国那时候的现状，中国的经济就是建立在土地上的，“乡土”实际上就是农耕，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虽然有城市、有知识分子、有大学，但是他们的先辈也是从农村走出去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乡土性的社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说，“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其二是，当时日本人把我们的大城市都占领了，我们好多的工厂，机关，报刊，学校都撤出来了，我们不要都市了；都市可以不要，我们还有乡土。为什么他们会热爱昆明和云南？这些地方的文明程度相比北京来说很差，但是因为战火，因为失落的土地，人们逐渐感受到感觉到人民的可爱和土地的珍贵，所以学者们把这片没有沦落的土地当做自己的家园。费孝通先生为云南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清华也是，云南的水利也是清华人勘测的，还建了电站。
那么，费孝通给予了理念的支撑，比如他驳斥了“西方进步是因为西方的契约论（卢梭提出），但是中国没有”的观点，费孝通认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轨迹，我们并不是签订社会契约，我们是乡土性的，是乡土契约、乡土信誉，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在相邻乡土认识的信任基础的契约，谁要违背谁就会被乡土乡村所抛弃。
这个我深有体会，有一年我带着朋友去大理巍山玩，那些店铺开着门但是没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店主不在。旁边的一个老太太说“你就把你要的东西拿走，把钱放到柜台上就行”，她说“我是他的邻居”——这就是乡土契约，邻居说可以拿我们就拿了。我们走了之后店主回来发现钱在柜台上，东西没了，邻居就和他说有人来过了，自己帮他卖了。
费孝通说，我们有乡土契约，这就是我们的凝聚力，在一个家族、一个氏族、一个村里是很少发生欺骗的，因为知根知底，一揭穿你就不能立足了，而且让整个家族蒙羞。所以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契约感就是“说到做到”的一种信义，这种信义是很牢固的，是在血脉中的；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没有社会契约就不行。
当然现在市场开发了，人口流动频繁了，必须有一纸文书了，但是骨子里的、血脉里还是有对这种传统的尊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血脉里是有信誉的。
所以费孝通在战争年代，他立足乡土，当时的那个社会学是一种中立的态度，不干预。完全是听当事人、当地农民的诉说，然后完成调查；后来我又看了他的晚年研究，他又在江南一带去调查，这时候它已经进入了艰难的急速的城镇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个社会学，我觉得已经成了一个应用的社会学了。
费孝通身上的人文精神，我认为是一种钻石精神，是一种钻研的精神，社会科学学者也像自然科学家一样需要钻研的，他不屈不挠。
费孝通的原配妻子王同惠，燕京大学的。俩人结婚后到贵州去做社会调查时，就不幸遇难了；他自己本身也是掉进了一个猎户挖的一个陷阱，妻子为了去救他，翻山越岭掉进峡谷里。费孝通说：“从此我没有幸福”，就为了社会学的研究。
后来他回到了江村，就接着写《江村调查》。在采访他的时候我不敢问这个事，我不忍心让老爷子90岁的时候还唤醒他的痛苦回忆，我不想为了收视率让他泪流满面，然后他将会多长时间不能平静。好多人说我不够专业，我可以说我不够专业。因为我把自己视为北大学子，是西南联大的后继。我跟他们我们是有同情关系的，我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搜索资料的那种媒体商业，不能违背人性。
经历了这个事件过后，他依然挚爱地追求着社会学，然后后来又经历了“一二一”民主运动的危险，他说他的一生中有三次死亡，一次就是失去爱妻，还有就是“一二一”，最后一次就是“反右”的时候把他的资料全毁了。
但是只要时机到来，春天到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坚韧的应运而生的能力，像费孝通他立刻就回到了社会学的研究中。费孝通头衔很多，因为他参加了革命，但是他的心仍属于社会学，他说“我要用最后时间尽量做一点，让后人省一点劲儿”，他是有一种钻石一般的钻研精神的。
任继愈：生于忧患，犹重气节
先给大家看看任继愈先生的遗物，这是联大的学生的校徽，但是还有一个你们可能很少知道的是联大的教师校徽，它的背后有数字，47这个数字是和任继愈先生在西南联大教师档案里的号码是一致的，就是说这个校徽是属于他的。
为什么校徽背后有扣，还有吊钩。任先生说，当年的这个老师们穿的是长衫，长衫是布的，很软，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杆插进纽扣洞里去，扭一下转一下，就别住了。如果你是穿西服，因为新来的老师们也是中西合璧，好多场所要穿西服，这个扣子就可以别在这个西服上面。
任继愈先生九年来是跟西南联大共存的，他是1934级的，从长沙开始，然后到了昆明，读研究生，接着任教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助教，这两枚校徽可以说是先生生命的一部分。
2007年，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先生就郑重地把这两个校徽送给我。
后来他跟他女儿解释，他说我把这个校徽已经送给张曼菱了，他觉得送给我最合适，他还给我题了字，书上都有。我知道他是勉励我继续完成这个西南联大的追述。
任先生在跟我谈到西南联大，他对我有很重要的启发。我一开始进入西南联大的三校历史时，就没有去想这三校“谁大”，我本身是北大的，是不是要多凸显北大等等。
因为任先生，一下子就把这个题材拎高起来了。他跟我说，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一个是气节，一个是统一。西南联大就是传承、继承和维护这两个精神标杆。
现在和平年代庸俗就大量产生了，但是当时在苦难面前，不是斤斤计较名利的年代，任先生他站在一个民族的高度，说气节和统一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
他说中华民族自古骂人最厉害的话是“汉奸”，比如秦桧，其实秦桧的字也写得很好，但是在民间是没办法收集到秦桧的字的，大家觉得这是汉奸，就不收藏，没有人愿意重金购买；还有就是文天祥当宰相的时候已经快亡国了，他也没什么文治武功，也没办法抵抗，但是他有一首正气歌——天地有正气，这不是今天的这种谁强谁弱，而是一种凛然正气，就凭这个正气，我就不能投降。如果没有这种正气，我们早就亡国了，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了。所以文天祥就是凭借着这种正气受人民崇敬，我们需要这种正气，这个正气使这个民族代代相传和延传下来。
任先生说诸子百家其实都是在围绕“统一”这个命题作文，探讨怎么统一、用什么观念统一、统一以后怎么办。一定是要统一的，不统一的话就是连年战争，老百姓没法休养生息，就是只有落后和饥饿，统一以后就集中力量做很多事；现在也是这样，包括我们抗疫，好多方面都已经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只要团结起来集中使用好我们的力量，我们是可以对付任何挑战的。
气节和统一，在抗战时期，“气节”上升到很高的高度，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不是汉奸都行。不管多少才华，只要是汉奸就洗不清了。比如周作人，滞留台北，最后沦为这个汉奸，“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本来学问和文采都挺好，汉奸，一下就抹黑了。所以气节在抗战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杆。
任先生在采访中还给我们讲解了冯友兰先生的西南联大碑文，他最赞赏的，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冯玉兰先生对我们自己的评价；他说这个欧美各国是有今无古，历史不过几百年；希腊罗马是有古无今，没有延续下来，文字都不是原来的文字了——现在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是征服者的子孙，都不是原来希腊罗马人的子孙，所以他们不保护那个文字，就不会流传。
而我们中国是一直流传下来的，我们有二十四史，虽然有王朝更替但是我们民族的命脉是没有断绝的？所以就凭这一点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对人类、对世界来说有独特的价值的。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讲，种族、种族的形成、血脉、基因是第一位的，包括艺术形式，如果你不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这种传统的、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而是去把其他的文化移植到我们的5000年的中华文明上，大概是无根的。文学形式是非常丰富、细腻和复杂的。
所以民族种族和气节相关联，和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相关联；社会学、社会科学，人类学，归根结底就是个体和社会的关系，生存、存在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存在得更好？什么样的存在是合理的？其实只要是存在的就应该是合理的，它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强行地压制它，它有自身民族的个性、民族的基因、民族的那种顽强的东西，强加的东西总是要被推倒的，就像小草可以顶穿大石头一样。
任先生的观点所强调的，包括闻一多先生的所谓的士子士人的气节，什么叫气节？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样的操守、什么样的品格？
在任继愈先生过世以后，他的孩子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东西，就是任先生在1959年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个记录，后来那个记录就发表了，我看着也非常感慨，我跟任先生交往密切了将近十年，先生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自己跟别人也不提。
他和毛主席谈，毛主席那年夜里不想睡觉，打电话把他请到中南海去聊聊哲学，还有其他人，聊宗教，任继愈先生就说毛主席很欣赏慧能，其实任先生也是很欣赏慧能。他自己就讲过佛教里讲过创新精神和自主精神的重要性，那玄奘是著名的翻译家，唐朝很重视他，但是在佛教里他就是翻译家，是引进外来的文化，真正认可的是禅宗，就是认可了的是慧能，他是一个舂米和打扫的和尚，在劳作中醒悟的，“以心为佛”，我心即佛，人人都可以成佛，不需要那么多的仪式。所以一下子把进佛门的门槛向大众开放了，创立了新的学派。毛主席非常赞赏慧能。
任先生就说这是因为毛主席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也没留学，学历也不高，是他自学的；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领悟，最后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人物，任先生说毛主席欣赏慧能是一种必然，这一段记录就一直都没有披露。
任先生还记录他向毛主席要求成立宗教研究所，毛主席也同意，认为必须是那种局外人去研究，信仰宗教的人是没办法研究宗教的；这是一种局外和中立的态度，就像社会学，客观的考察、追踪、跟踪，把由来和横向关系弄清楚，后来的成果就使我们国家很早就诞生了宗教研究所了，这也是任先生的功劳。但是任先生不愿意提及此事。
那个时代谁要是得到领袖的接见和表扬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当时在“反右”，毛主席还问了几个北大的人的情况，我想任先生不公布，除了不想以此炫耀自己，还是想保护那些人，当时他们被划为“右”，如果公布出来对这几位肯定是巨大的压力，所以这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任先生，他有学者的情怀、坦荡、恻隐之情，这是人类很宝贵的一种情怀。
任继愈有一句话：人民渴望现代化，谁能引领这个，人民就跟谁走。
“教育理想”体现了社会科学
赵宝煦先生，我在未名湖畔采访他。
他家的电话是郝平告诉我，郝平告诉我，千万别在午睡的时候打电话过去，我说肯定不会，我要那样，学长不会接受我的采访。
我能体会到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师生之间那种关爱的感情，在我们那一代学生中依然传承。
2007年年11月我到清华的清华讲堂参加西南联大纪念大会，有一个场面我很触动。老校友们上台去唱西南联大的校歌，虽然只是三级台阶，但是老人们上去都不拿拐杖，他想要回到自己的学生时代，都是强撑着力上去的，有几位都是摇摇晃晃的。旁边有好多清华的小学子，是陪着老人唱歌的，但是他们就都乖乖地站着。我发现好几个老人都快撑不住了，但是孩子们都没有伸出手去搀扶。并不是说小孩子们不善良，可能是这种氛围很严肃，让孩子们不敢动了。但是你对导师的敬爱之情就必须要体现，要敢于体现，所以使人感觉到现在的校园风尚氛围确实是在改变了。
说回我采访的事情，虽然我的时间有限，但我特别重视，都充好了电，带足了电池盒和磁带，就算先生跑题我也不能打断或离开，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不是跑题？也许他正在跟你倾诉他平生最珍贵的东西，正因为这些我才能够在中华书局做成了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
赵宝煦先生很幽默，给我们讲了几个事儿。
西南联大有民主墙，赵宝溪先生是美术社的，需要出漫画。当时是冯友兰先生写的那个《贞元六书》，题辞是献给领袖蒋介石的，有人觉得这像给政府的首脑献殷勤，因为西南联大的同学对蒋介石的印象不是很好，就画了一幅漫画叫做《登龙有术》，画了蒋介石坐着，然后冯友兰先生弯着腰登上了《贞元六书》的台阶，走上去叩见蒋介石。
赵宝煦他们刚贴好漫画。有人说冯友兰先生来了，于是赵宝煦们就赶快躲了起来，在旁边观察。那天天气好，冯友兰也可能是进校园来逛逛，也可能有人告诉他会有这么一幅画。他就拄着拐杖走到那个漫画的时候站住了，认真的看了半天。
后来听说，有人就问他那幅漫画的事情，冯友兰先生笑笑说，“很好，画得还挺像”，这种事情发生在今天是不敢想象的，学生要敢这么挖苦讽刺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那肯定得处分，肯定闹得不可开交。
可是冯友兰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自信，第一其实他本意并不是这样，第二学生有自己自由的想法，第三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校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氛围，不能动不动就跟学生闹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就没有任何后果，这就是一种宽容、一种爱、一个智者。
大家听了以后，第一会思考，冯先生到底是不是要“登龙”，第二，人家没有恼羞成怒就说明人家或许不是这样，自有胸怀——像这种风范今天是很少见。
还有个“偷花”的故事，当时学生和老师都很穷，有位化学系的老师就种花，要卖了以后补贴家用，都已经计算好了花期。结果还有一伙人也在盯着这些花，当他准备收获花束去卖的时候，发现花被偷走了，一片光。又有人告诉他，全在女生宿舍，瓶瓶罐罐里面都插着花。
抗战时期，男生们很穷的，但也要表达爱情，买不起巧克力，就等花快开的的时候连夜偷了个精光，各自送给自己喜欢的女孩了。女生是你送来我就要，也不管花从哪来的。
老师也没去追查，也就一笑了之。这就是战争中的爱护、宽容、体贴和相濡以沫。
老师们也觉得将来他们会报效祖国，也就是报效我的花。老师们认为为学生付出什么都可以的，家庭困难可以再克服，这就是联大的氛围——有可敬可爱的长者老师，有活泼奔放的学子们，老师信任他们，虽然学生们调皮，但以后会是国家的人才——他们有这种相互的信任。
赵宝煦先生是政治系的，特别的能讲一些小故事来表达他对现实教育的一些不满意之处。再讲一个柳仲元的散文，有关种树的——我们中华文化，从文学里头可以看到历史，也可以看到很多哲理——《郭橐驼种树》，说有一个驼背很会种树，他种的树一定会活。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种下去，按时浇水清理但是我不过多地干扰他，不像你们今天种下去了，明天把它拔起来，然后又埋起来了，嫌它太矮了，又把它揪高一点，过几天又在担心它为什么不发新芽，刨开土看看……这树不就会死吗。
赵宝煦先生指的就是现代的教育。现在的学校和老师人为干扰太多了，事实上学子、青年、孩子的成长有自己的规律，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就像树的阳光、雨水一样，让他吸收，他有自己的节奏，你不能觉得你能代表他，代替他处处使劲。比如搜查学生的日记，弄得孩子们成长就没有了空间，这对他的思维学习和性格养成都是有害的。
这就是赵宝煦先生讲的对教育的一种启示。
最后我想说，西南联大的社会科学成果没有被充分估计到，但实际上它的能量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一种根基性的、引导性的能量。
西南联大所体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教育的理想：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教育怎么体现公平正义？
如果你校园里不是用公平正义来让一个孩子成长，一个青年人得到的不是公平正义的，他看到的都是阴暗，他怎么能做一个公平正义的人？
光是体制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人的因素——就像潘光旦先生所说的，人自身的因素。在社会上，如果不把人这个种子培养好，让他成为一个这个公平正义的人，那么他到了社会上就能够抑制那些歪风邪气，起码他不卷进去，他不会推波助澜。
教育怎么才能有利于一个民族？社会不仅需要高学历的人才，现在高学历犯罪的也很多。学的东西不能只是那些ABCD，数理化，人文知识；郑天挺先生说“读史以明志”，西南联大教育精神是所有学科人都要读中国史，你要知道你的由来，你是什么人？你的立场？你怎么样能生存？怎么样能发展？这就是西南联大的教育理想。
有好多学生跟我谈过通才教育，像王汉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他主持立法200多部，但是当年他是历史系的，他说“通才教育”使他获益，他必须选修，那就让他选了凯恩斯经济学，因为他又选了《比较宪法》。
你说当时他能预料到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立法者吗？
中国第一部《外资进入法》就是他立的。王汉斌说，多亏我在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选修课，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他身在高位后，对经济和对法律很了解。起码他知道去哪补课，去哪找对比，去哪找资源——他起码知道这个路径。
所以这个“通才教育”对于学生的成长，适应人生和社会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教育的理想都体现了西南联大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上，有关教育理念，是高瞻远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