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去延安
《父亲的青年时代》 第十二章
前注：那次与杨学诚和钱瑛谈话的结果，父亲表面上如愿以偿。按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但结局却并非那么美好。父亲终被同意去延安学习，其个人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确实很好，但是他到了西安才发现，自己的中共党组织关系并没有转去，而是丢失了。
史啸虎
由于中日双方精心组织且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成功阻滞了日寇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侵略计划，从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大体上保持住了西南、西北等大后方省区以及东南部分地区，牵制了日军进攻，客观上促进了国共两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展。
在武汉会战刚开始之际，1938年9月底至11月底，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为时长达近2个月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大会尤其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整顿党务”。在谈及要继续抗战到底之同时，开始对两个月前结束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并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戒心，并在那年6月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还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国共两党的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历经一年半多的国共合作蜜月期也就要过去了。这时，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在山东普遍为日军占领情况下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就“统一划分防线”、“统一指挥”等政策产生了矛盾，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与中共合作很好并首创鄂豫边区抗日联合政府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李宗仁在国民政府内部显然遭受到了很大压力，也不得不开始中止与中共的合作。
1939年3月下旬或3月底吧，也就是钱瑛到大洪山后不久，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典范、第五战区在鄂豫边区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突然间被撤销了，其所属政治指导部也随之被解散了。父亲一直在忙乎的《大洪报》的编印和发行工作也就戛然而止了。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大洪山长岗店这里从事抗日工作的人们刚熟悉起来也要分开各奔东西了。
除非参加党内会议，父亲一般都是待在大洪山南岳庙里办报，组稿、编辑、刻写和油印的，消息一直很闭塞。抗敌工作委员会和政治指导部的被撤销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去向等重大问题，父亲也是在中共党内的支部会议上才知道的。但自己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呢？父亲不清楚。因手头编辑和印刷报纸事务紧张而繁忙，也无暇他顾，父亲便没有及时主动去找相关领导谈这个问题。
这时，作为他直接领导的陶铸先生，因中共湖北省委早已撤销而又成为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军事书记，主要去忙于那个军政训练班，而不大管《大洪报》的事务了。再加上《大洪报》一开始因由陶铸先生直接负责而相对独立于政治指导部宣传科，父亲的工作此时似乎更有点几不管的味道了。但父亲并不着急，仍在不急不慢地着手《大洪报》最后一期的组稿和编辑出版工作。
说实话，父亲不着急也有他的道理。几年前，还在组建汉口读书会时，父亲就曾试图系统性地阅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始终感到自己的理论学识不够。他心中一直有个强烈的继续学习的愿望始终没有放弃，而这个愿望还曾经得到过何伟的首肯，即上延安去学习。延安也是他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以来一直心向往之的一个地方。
他知道在延安有一个马列学院，也知道有一个中央党校，他想到延安去就是为了在那儿更好地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年多前父亲曾先后推荐去自己的两个弟弟——胞弟史金龙（在延安时改名力群）和堂弟史金堂（去延安时改名史敬棠）去了延安。前者读的抗大，后者读的马列学院。（详见本书稿第六章《四叔力群与堂叔史敬棠》）
前文说过，父亲原来所在的政治指导部宣传科的苏苇女士是从延安被派到武汉搞学运的。父亲得知她曾在延安读过中共中央党校，对此曾羡慕不已。苏苇也知道父亲想去延安学习的心愿并几次推荐父亲先去中央党校学习。
不仅如此，自从父亲离开武汉到鸡公山起，就曾多次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他的老朋友、支部书记黄心学表达过自己要到延安去学习的愿望，并告诉后者说，他与何伟分手到鸡公山来之前，何伟也曾同意和支持他去延安的，只是要他今后有机会再去。对父亲的这一愿望，作为老朋友的黄心学也是很清楚的。但事情总是和人的愿望相悖的。这也叫事与愿违。
据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一份审查交代材料中写到，1939年春的一天（可能是3月底），黄心学来到南岳庙《大洪报》社找正在埋头编辑印发可能是最后一期《大洪报》的父亲谈事。
谈什么事呢？父亲在那份材料上写道，黄心学“说中共特委要我到应城县的国民党县政府担任秘书，县长也是共产党员。”父亲说，“我当时表示不愿意到应城去，要求上延安学习，进中央党校或抗大都可以。”（引号中内容均摘自父亲所写材料。从最后那句“都可以”话的画外音可见那时父亲在究竟是上延安马列学院还是中央党校问题上似乎退而求其次了。）
黄心学还告诉父亲，他和潘琪、苏苇、冯珍和小唐等准备组织成立一个工作宣传队到桂军某部队去工作。他和潘琪分任正副队长。而李相符先生则准备经四川重庆去延安（但根据历史资料，李相符先生在到重庆后，因长期的艰苦工作而积劳成疾，只好留在四川就医，延安并未成行）。
由于听说自己可能不能如愿到延安去学习，而且还要与老朋友黄心学以及其他已经熟悉起来的同仁们分手，独自去一个自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地方了，父亲当时的心情肯定很糟糕。所以在听黄心学介绍情况时，父亲可能问都没问，而且也一直不知道应城县的那个“也是共产党员”的县长是谁？甚至直到后来文革期间写那份受审查的交代材料时父亲可能还不知道是谁，只知道那个人“也是共产党员”。
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我曾专门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在网上进行检索，觉得黄心学当时对父亲所说的这位应城县的“也是共产党员”的县长应该就是孙耀华先生。
孙耀华先生和父亲同庚，都是1909年生人，但比父亲享寿多了4年，1993年去世。1938年底，孙耀华先生经李范一推荐并由国民政府随县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石毓灵任命为应城县县长兼应城抗日游击队司令（当时政治指导部还推荐了几位县长人选拟分任鄂西北几个县的县长，如派往应山县任县长的政治指导部民运科长雍文涛等，可是除了孙耀华先生外均未得到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石毓灵的批准，也都未能成行）。
那时的孙耀华先生并非共产党员，其虽于1924年加入过中共，但1927年脱党，后来到中共建政也一直没有入党（据资料记载，孙先生1951年加入民建，1961年加入农工民主党，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不过，孙先生当年表面上是国民政府县长，实则是白皮红心，可能表态过其愿意接受中共鄂中特委领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黄心学说他“也是共产党员”县长，倒也成立。
孙耀华先生曾为抗日和共产革命做出过很多工作。父亲当年一心只想去延安而未能与孙先生合作，虽说不上是一种遗憾，但两人终究缘铿一面。
那天听了黄心学说的去向，父亲心里虽然很不情愿，却也不知何故，没有立刻就去找他的上司钱瑛和杨学诚谈自己的想法，而是依旧委托黄心学去反映自己的想法。也许父亲那天忙于《大洪报》收尾工作是真的忙得脱不开身吧？
黄心学（在大洪山时叫黄海滨）时任政治指导部组织科长，又是父亲的老朋友，由其代表中共鄂中区委组织部来找父亲谈他去向问题倒也合情理。作为老朋友，黄心学想必也帮了忙，因为他非常清楚父亲一直想去延安学习的心思以及何伟给父亲的承诺。于是，回去后黄心学便再次将父亲的意见反映上去了，估计也做了工作。但不知何故，黄的工作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过了两天，黄心学又第二次来找父亲谈话，却抱歉地对父亲说：我做了工作，可是“没有谈好。你自己找小杨去。”（引号中的话，是父亲材料中写的黄心学当时说的话——作者注）听了这话，父亲可能此时才知道事情并非自己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就很快抽了个时间去找杨学诚了。
其实，这时杨学诚已不再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代理书记，而改任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撤销后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委委员组织部长了。而他所代理的鄂中区党委书记一职已由才去没多久的钱瑛女士担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我感觉，那时在大洪山南岳庙里埋头办报的父亲对此是不是很清楚都很难说。因为在父亲写的所有的交代材料里还一直认为杨学诚当时仍然是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这从下面父亲的亲笔交代材料上所写的头衔可见一斑。
由于这次见面谈话的过程和结果对父亲而言兹事体大，以至于直接影响了父亲今后很多年的政治生涯，为此，这里将全文引用他在文革正酣的1967年12月23日所写的一份供审查用的材料中的原话。具体如下：
“我就到特委找到特委书记杨学诚（这里说杨学诚是特委书记，这可能是父亲记忆误差，也可能是笔误，但这也表明那段时间父亲因为埋头办报，确实孤陋寡闻，并不知道杨学诚已不再是中共鄂豫边区代理书记了。经查，钱瑛1939年3月到大洪山后任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委书记，而杨学诚那时卸任原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代理书记改任新成立的鄂中区委组织部长已至少有十来天了——作者注），看到钱瑛也在那里。我说了上延安的要求。杨学诚开始还不同意。我还是坚持要去。后来钱瑛和杨学诚商量了一下，钱瑛写了一个条子，叫我上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我一看是个行政介绍信，要求发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迅速转去。杨学诚的表情很不高兴，应了一声好。我就放心的走了，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心学。……”
后来到了第二年初，即1968年2月14日，也就是距父亲写上面这份审查交代材料才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候，父亲在“文革”中的审查可能还没过关，他只得又一次交代了这同一个问题。他在一份题为“我的简历汇报”的亲笔所写的草稿上就所交代的第三个问题，即“在一九三九年春天上延安学习失掉组织关系问题的经过情况”，是这样叙述这段过程的：
“到了一九三九年春，广西军宣布解散豫鄂边区（应为鄂豫边区，此处可能是父亲笔误——作者注）抗敌委员会。中共特委要我去应城县国民党县政府当秘书，我不愿干，坚持要求上延安学习。经杨学诚和钱瑛批准，同意把我的组织关系电报转去。钱瑛亲笔写的介绍信叫我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答应组织关系随后转来。我把这情况告诉支部书记黄心学及同支部的党员苏苇、潘琪。他们都知道我上延安学习。”
这两段先后写于1967年底及1968年2月的审查交代文字，只是简单记录了一下其时近30年前（可能是1939年3月底或4月初）发生于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那次谈话的过程和结果，并没有详细介绍父亲与钱瑛和杨学诚他们两人是怎么谈的，以及谈了哪些具体的内容。但是文革期间父亲受审查的后期，因我当时经常帮父母抄写他们的检查或交代材料，知道一些情况。父亲生前有一次被我问及此事时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杨学诚那天问我为什么要去延安？我告诉他说，去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呀。去年在汉口去鸡公山前何伟同志也同意了的。这事黄心学知道。钱瑛插话说，你是共产党员，到哪里去不都是学习和工作嘛。我说，是呀，可我的愿望一直就是去延安学习。而且，组织上早就同意我去延安了。看我坚持，后来他们就改口同意了。
印象中，我还曾问过父亲，那你当时为何不要他们当场给你开具一张转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呢？省了后来多少麻烦。父亲说，我哪里知道？可能都是这么做的吧？便于路上保密啦。我从汉口到鸡公山也是没带组织关系介绍信，何伟连行政介绍信都没要我带，组织关系也是电报转的嘛。我一到鸡公山，黄心学就告诉我他已经收到了电报，说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我怎么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没转呢？而且他们是两个人。
那次与杨学诚和钱瑛谈话的结果，父亲表面上如愿以偿。按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但结局却并非那么美好。父亲终被同意去延安学习，其个人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确实很好，估计那几天父亲的心情肯定也很好，因为他以为他很快就能够如愿到延安马列学院或者中央党校去学习了。
但父亲根本没想到的是，他自己后来不仅去不了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学习，甚至竟然还为那次在大洪山上坚持去延安学习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就此丢失了中共党籍。在他去延安的一路上，包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到了延安并最终去找了中央组织部，他们都说没有收到发自中共鄂中区委确认父亲组织关系的电报。
这即是说，在撤离大洪山长岗店之前，中共鄂中区党委根本就没有发出这个电报。少了这个电报，在那个交通阻隔的战争年代，要想证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几无可能。因为有条件也有资格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人也无法联系上，甚至不知其踪迹所在。
结果是，到了延安后父亲才发现加入中共已有1年多的自己居然成了一个非党人士。理想中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肯定都进不去了，于是无奈之下，父亲就只能跟他两年前介绍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胞弟史金龙（力群）一样也进抗大学习了。而且，整个抗战期间无论人在哪里，父亲的中共党籍都不被承认。（后续章节将谈及父亲在延安作出的努力）
那个时候，失掉组织关系而变成一个非党人士并非小事，因为这叫脱党。这样一来，不仅所有的中共党内会议父亲都无法参加，而且还可能经常被人怀疑他究竟是何身份以及他的所谓“脱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一个让父亲心理饱受伤害的是，很多原本他可以胜任的、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工作都与其无缘了。
不仅如此，每调到一处新地方工作，父亲都可能还要经受新一轮的审干甄别。人家会想，你究竟发生过什么？你有过那样耀眼的革命经历怎么会不是党员呢？可以说，自那以后，父亲的许多理想和抱负全都很难实现了。应该说，所有这些都与其个人的名利无关，却与个人的尊严息息相关。
父亲是一个倔强而认真的人。他从那年得知丢失了组织关系并在延安上抗大起就曾多次谢绝了其上级和同事要其重新入党的好心劝告，因为他那时还天真地认为任何人或组织总应或总会尊重事实的，而这个事实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还要重新入党？而且知道他是党员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为什么不能证明？为此，父亲在整个抗战时期，无论在哪里，在做好分配他做的本职工作之余，宁愿不被提拔升职也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试图证明这个事实。
然而，父亲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丢失了党籍，不被重用，他也坚持做好每一项工作，无论是在抗日根据地从事财政、粮食还是教育工作，无论是当区长、分县长还是创办《豫北报》，非党身份的父亲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在其内心始终忠于他的信仰——共产革命。
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到撰写此文时，我与当年的父亲一样也没能搞清楚。如果说，只是因为工作忙或者一时疏忽而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没有用电报将父亲的组织关系转到西安或者延安，那么由于在场承诺此事的当事人并非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两个人，因此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但如果说是有人有意不发这个电报，那么中共鄂中区党委对此则应有一个说法，即为何不转父亲的组织关系？是认为父亲没有同意他们的安排意见，坚持要去延安而被开除了党籍？还是因父亲驳了他们的面子而想以此给父亲一个惩处？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父亲那时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也总归需要有一个组织结论吧？因为这是对一个普通党员，或者说，对一个人的起码的尊重。但遗憾的是，事实上这都是没有的。
由于杨学诚早已去世，当年在大洪山负责转父亲中共组织关系的当事人只剩下钱瑛女士了。可在中共建政后的1956年，父亲从安徽去北京开会试图求证此事，胡绳对父亲说他已就此事询问过钱瑛，而钱瑛却说她已忘记，不记得了。
1939年11月，父亲从抗大毕业后曾独自一个人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河北武乡步行数天南下，想回到鄂豫边区去工作（其实还是想就此机会找到当年在大洪山熟悉的同仁以证明并恢复其党籍），那次一直走到了河南林县，因遭遇日伪军封锁线而未成，后只得返回，却因路上冻饿差点丧身。
直至1945年夏，日本投降前夕，父亲的努力和愿望终于得到批准，在太行七地委书记高扬先生批准下，根据地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专门护送父亲南下淮南解放区，去寻找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何伟，也顺便回老家泰州看望自己已经失去联系长达七年之久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然而这一次南下虽然成功了，但又没有如愿。因为当时作为中共皖中区党委书记的何伟已在父亲南下找他的前一年，即1944年就已离开淮南根据地前往延安去了并在不久后参加了中共七大。命运让父亲再次与机会失之交臂。
在觉得自己恢复党籍彻底无望之后，执着的父亲这才彻底放弃了党籍求证，最终在老家泰州附近的泰县根据地由当地县委介绍并选择了重新入党。而这时，抗战已经结束，日本也已投降快一个月了。
写到这里，我似乎感受到了父亲在那些年里为求证自己中共党籍所背负的那些沉重的政治包袱以及其内心不时涌动的复杂心情：痛苦、愤懑、无助以及因此而不被他人认可和信任后的那种精神上的巨大的压抑。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此问题上父亲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路变化过程。中共建政后父亲仍在对自己曾经丢失的中共党籍问题进行求证并在很有可能如愿以偿之际，突然放弃了努力。这又是为何呢？本书稿第十三章《求证与放弃》将叙述这件事并试图加以分析。欢迎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