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孙子兵法》，重点是要全面系统认识和理解它的思想体系，而要正确了解和掌握其思想体系，则首先要回归经典，回归《孙子兵法》文本。从文本的体系入手，缕析其内在逻辑结构。现在研读《孙子兵法》的普遍局限，是习惯于按现代军事学中“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基本范畴，将《孙子兵法》的思想内涵加以割裂与肢解，分门别类归入“战争观念”“战略思想”“作战指导理论”“治军管理原则”几大板块，再外加一个“军事辩证法”。
这固然简单方便，但是却无法真正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孙子兵法》的思想全貌与基本特征。因为，这完全是按现代人的思维逻辑进行解读，而不是遵循经典自身的“内在理路”开展诠释，往往会陷入削足就履，甚至郢书燕说的窘境。譬如，对有关治军问题的论述，并非《孙子兵法》所关注的重点，《孙子兵法》一书中没有开辟专章进行讨论，只有个别的言辞散见于《行军》、《地形》、《九地》、《谋攻》诸篇，虽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但是，若与其“战略理论”“作战指导思想”等相比，就显得相当的单薄，并不构成并列关系。这方面，《孙子兵法》与《吴子》、《尉缭子》是完全不同的。像《吴子》六篇中，《图国》《论将》《治兵》《励士》皆为治军的专题篇章。所以，按照现代军事学的学术体系来解读《孙子兵法》的思想，那属于学术上懒人的做法，很容易以偏概全，买椟还珠，这就是庄子所批评的那种状态：“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
所以，我们今天要正确解读《孙子兵法》的思想内涵，评价其兵学体系的建树，汲取和借鉴其战略思维的智慧，就必须回到《孙子兵法》的文本自身，按照十三篇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与认知。我们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一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对战争的平时准备，战略计划的制定，战役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及特殊战法都做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和思辩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曾经有人这么认为：“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蒋方震等《孙子浅说·绪言》)。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话不无道理。所以不少研究者曾根据《孙子兵法》的内涵文义，从逻辑上努力梳理过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内在联系。如支伟成编著《孙子兵法史证》，其卷首《孙子篇目述义》就这样分析十三篇的逻辑递进关系：“计篇第一，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当先计及之，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作战篇第二，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第三，计议战备已定，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应该说，这是正确理解孙子十三篇思想及其价值的正确方法和通衢捷径。
二
传世本《孙子兵法》的“十三篇”编排序列，是始于《计篇》(此为“十一家注本”的命名，“武经本”则作《始计篇》)；而终于《用间篇》。在全书的内容逻辑上看，这是成立的，也是合理的。
《计篇》。这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众所周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乃是孙子兵学思想的核心。因此，《计篇》的中心内容，即是从“兵者，国之大事”这一认识高度出发，阐述“知彼知己”的基本方法，强调“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估价，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做“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同时，孙子主张在把握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天时、地利条件基础上，充分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在作战中遵循以“利”为宗旨的“诡道十二法”原则。主张积极“造势”以确保己方在战争中牢牢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可见，本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孙子兵学思想的概述，也是《孙子兵法》十三篇兵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作战篇》。在“运筹帷幄”就绪，下定作战决心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步骤，进入战争的具体准备。因此，本篇的中心思想就是阐述如何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孙子认为，战争对人力、物力和财力存在着巨大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在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战争方式比较原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战争中“速”的极其重要和“久”的莫大危害。据此，孙子鲜明地主张：凡在进行战争准备的过程中，必须明确树立“兵速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指导思想。为了保证这一思想的实现，解决战争需要与后勤补给困难的矛盾，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的重要原则。
《谋攻篇》。战争准备就绪，紧接着的逻辑，就是对战略实施基本手段的选择。故本篇主要论述如何谋划进攻之道，即根据战争成本的大小，排列优先选择的战略手段，立足于最坏的的方式(“攻城”)，而争取最好的途径(“伐谋”)，运用谋略以夺取“全胜”。孙子认为“百战百胜”并非用兵的最佳手段，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从而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同时孙子也清醒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此他也立足于通过战场交锋来争取胜利。为此他提出了“十围”、“五攻”等一系列正确的战术运用方针。总之，是立足“战胜”，追求“全胜”。
《形篇》。“武经本”作《军形篇》，孙子的逻辑，即：不论是“伐谋”“伐交”，还是“伐兵”“攻城”，战争胜利的最终归属，是自己一方拥有强大的实力。孙子重谋略，但是孙子更重视实力，在他心目中，拥有强大的实力是把握作战主动权的坚实基础，实力建设是取胜的根本前提。故本篇论述了如何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孙子主张在作战中努力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强调要寻求敌人的可乘之机，以压倒的优势，予敌以致命的打击。
《势篇》。“武经本”命名为《兵势篇》，本篇与前篇《形篇》为姐妹之篇。在孙子看来，拥有明显的优势，拥有强大的实力，只是使夺取胜利有了可能性，并不等于胜利自然而然成为现实性。所以，本篇的主旨是论述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积极创造和利用有利的作战态势，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在孙子那里，客观与主观是有机而辩证统一的，一方面要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也要强调主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虚实篇》。在孙子看来，无论是尊重客观规律性，还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都不宜面面俱到，因为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俱到，什么都是重点，就没有了重点。所以，必须突出重点，把握关键，纲举目张，以一驭万。这个重点，就是本篇所集中阐述的，1，夺取战争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2，认识虚实，掌握虚实，利用虚实，转化虚实。为此孙子提出了“避实而击虚”这一著名的作战指导原则。3，“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灵活机动，变化无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因敌变化而取胜，在作战过程中不机械、不呆板，根据敌情变化，随时调整部署，始终保持主动。正确选择主攻方向，做到触一发而牵全身，“出其所不趋”，“攻其所必救”。
《军争篇》。本篇是对《虚实篇》抓重点的有益补充。主要论述在一般情况下夺取制胜条件的基本规律。其中心思想就是怎样趋利避害，力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辩证思维的高度，论证了“军争”的有利面和不利面，主张要善于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争夺主动权的过程中，孙子要求指挥者坚持运用“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原则，做到“悬权而动”。
《九变篇》。本篇是《军争篇》的姐妹篇，《军争篇》是讲“常法”，本篇则是讲“变法”，主要论述非常态情况下，在作战过程中如何根据特殊的情况，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集中体现了孙子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思想。孙子主张战略必须具有柔性，将帅应该拥有战略上的反向思维与另类思维，能实施灵活的指挥，要求将帅必须做到全面、辩证地看待问题，见利思害，从而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行军篇》。如果说，前面的八篇是从宏观的高度论述用兵之道，属于“形而上”层面的理论阐释，那么，从本篇起，就是从微观的角度阐述具体的战术运用原则，属于“形而下”层面的细化。军队的部署与展开，是具体作战行动的起点，因此，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如何行军作战、驻扎安营以及怎样根据不同情况观察判断敌情等问题。孙子指出在行军作战中，“处军”适宜至为重要，在“处军”得宜的前提下，须做好“相敌”，充分了解敌情，正确分析判断敌情。他从实战经验中概括出三十余种侦察判断敌情的方法。其特点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体现了孙子思想的朴素辩证色彩。
《地形篇》。军事行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因此，必须重视对地理形势的了解与掌握，孙子本篇集中论述了利用地形的重要性以及军队在各种地形条件下进行作战的基本原则。作为我国最早的军事地形学的精辟理论，弥足珍贵。在篇中，孙子具体分析了军队在作战中可能遇到的六种地形，并据此提出了适宜的用兵方法。他十分强调将帅研究、利用地形的重要性，指出：“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
《九地篇》。军事地理，分为战术地理(军事地形学)与战略地理(兵要地理)，《地形篇》讲战术地理，故本篇合乎逻辑承《地形篇》探究战术地理而来，重点讨论战略地理。其主旨是论述军队在九种不同战略地形下进行作战的基本指导原则，特别强调要根据在不同作战地区官兵所产生的不同心理状态．来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确保战争的胜利。首先，孙子从战略态势上，概括了九种不同作战地区的特点，指出它们对官兵心理状态所产生的影响，并进而提出具体灵活的应变措施。其次，孙子提倡深入敌国进行作战，认为这样做具有使士兵听从指挥、努力作战、无所畏惧以及保证军粮给济等多种优点。第三，进一步阐述了贯穿于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些作战原则，如争取主动，避实击虚，迅速行动。集中兵力等等。并把它们同地理条件的特点结合起来开展探讨。
《火攻篇》。在春秋晚期，各类特殊战法，如火攻、水战、地道战等皆已登上战争的舞台，孙子很正常要对这类特殊战法进行关注与研究，并将“火攻”作为诸多特殊战法中的一个典型开展论述。因此，本篇是有关上古至春秋火攻经验的总结性文字。主要论述攻的种类、条件、实施方法以及火发后的应变措施等问题。孙子认为以火助攻，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作战形式。他把火攻归纳为五大类，提出火攻必须具备一定的气象条件和物质条件。并主张火攻与兵攻相结合，明确提出应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情变化，及时地指挥军队发起攻击，以扩大战果。本篇中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孙子的慎战思想。他强调战争的进行必须以利益大小或有无为前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安国全军之道”。
《用间篇》。主要论述在战争活动中使用间谍以侦知、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以及间谍的种类划分、基本特点、使用方式等等。它是孙子从理论上对前人丰富的用间方面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中国古代用间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孙子主张战争指导者必须做到“知彼知己”；而要“知彼”，即“知敌之情者”，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用间。孙子认为同战争的巨大耗费相比，用间实在是代价小而收效多的好办法，必须充分运用。反之，如果因为爱惜爵禄不使用间谍，盲目行动，导致战争的失败，那才是十足的罪人。接着，孙子充分论证了使用间谍的原则和方法，他把间谍划分为五大类，即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指出“五间”的不同特点和功用，主张“五间并用”，而以“反间”为主。并提出了“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的用间三原则。同时孙子还指出了用间的必要条件：“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把它们看作是正确发挥“用间”威力的重要保证。最后，孙子列举历史上用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肯定了用间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特色，是绕同心圆，是起点与终点的重合，这叫做“功德圆满”。《孙子兵法》同样体现了这么一种文化精神。从算计、预测敌情（《计篇》），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等更具体的战术问题，恰好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现在又回复到《用间篇》的预知敌情，重新开始，等同于环绕了一个大圆圈，这就是周而复始，否定之否定的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间篇》既是全书的终结，也是《孙子兵法》兵学理论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象征，其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
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的浑然一体之标志，他在《孙子谚义》中阐述了他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认识：“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大要也。作战、谋攻者次之，兵争在战与攻也，战攻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知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己知彼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
三
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篇序有别的，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的篇章次序。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简牍，其中有关古代兵书的竹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兵书竹简对于破解历史上两孙子之谜、判断《孙子兵法》成书的大致时代、釐定《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章次序、对勘《孙子兵法》传世本的文字内容、释读《孙子兵法》的某些疑难章句、阐明《孙子兵法》的相关军事原则、深化有关孙子所处时代之社会变革性质的认识、梳理《孙子兵法》与“古司马兵法”之间的渊源关系、佐证传世古籍的流传规律、恢复或接近《孙子兵法》的原典状态，均具有重大的文献学术价值。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简牍材料中，有著录有“十三篇”篇题的木牍，其内容表明，在西汉初期，《孙子》一书的篇目次序与后世传本的篇目次序有较大的差异。据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一书统计，两者之间，“十三篇”中只有《计篇》、《形篇》、《军争篇》、《地形篇》、《九地篇》五篇的篇次相一致，其余八篇则次序不同。（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前言”，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中间，尤以结束篇的差异最为引人关注。在竹简本中，“十三篇”的终结篇为《火攻篇》，而非众所周知的《用间篇》。我们认为，汉简本《孙子》对深化《孙子兵法》的研究，重要的一点，是给我们就《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目次序，提供了另外一个合理的编排序列。
我们认为：“十三篇”在全书结构中的安排，是孙子颇有深意处置的结果，不可予以轻忽。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传世本的十三篇篇序逻辑关系清晰，井然有序，《用间篇》列为整部《孙子兵法》的终结篇，是有其内在逻辑合理性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孙子兵法》的篇序就不能有另外的排列顺序，在我们看来，竹简本《孙子》的篇序同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结构上的合理性。
这里，我们就有必要认真考察《孙子兵法》的核心价值观究竟为何者？通观全书，我们必须承认，“知兵而不好战”乃是孙子著述兵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众所周知，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与兼并一日无已。《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夺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孟子·离娄》也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云云，就是当时战争日趋激烈与残酷的形象写照。《孙子兵法》当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武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安国全军”是孙武战争观的基本主线。
孙武对战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强调指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所以，如果按孙子“慎战与重战至上”的战争观念这一内在逻辑主线，那么，“十三篇”始于“兵者，国之大事”，而终于“安国全军之道”，以“重战”和“慎战”为全书之核心宗旨以贯穿于全书，也完全可以成立，它遂使《孙子兵法》全书“譬若率然”之势得以毫无滞涩，通贯融会。
很显然，无论是传世本始于《计篇》，终于《用间篇》；抑或竹简本始于《计篇》，迄于《火攻篇》，均是各有理据，可以成立的。其区别在于传世本的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更注重于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逻辑展开，即以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而竹简本的篇次结构序列排比，尤其注重于“兵凶战危”的宗旨与原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以逻辑展开，即以战争价值观为出发点。前者，关心的是战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后者，考虑的是战争理念上的永恒合理性与崇高合法性。概括地讲，是前者侧重和倡导“或然”，后者推崇和张扬“必然”。但由于核心价值规范着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根本的指标性意义，因此，竹简本有关“十三篇”的篇次排序，似乎更接近孙子撰写兵书的本意，更有其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