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任的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中，60后共有14个， 3个是书记，11个是副书记。三个省委书记当中，吉林省省委书记孙政才最年轻，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

经历更丰富

其实从年龄上来讲，现在60后干部已经不年轻了。几个60后的省委书记，周强52岁，胡春华和孙政才都是1963年出生，49岁。

三位60后省委书记中，胡春华非常有特点，他在西藏工作过二十年，有非常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于2009年11月份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那时是46岁。孙政才专业性比较强，原来是学者，而后转到政工上来，另外他在中央部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做过农业部部长，之后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这种背景、经历的结合非常好。周强先是在司法部工作，后来调到团中央，接下来主要是在湖南先后担任省长、省委书记。

总体来说，现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经历更丰富，这是一个显著特征。胡春华有三个省的跨省从政经验，西藏、河北和内蒙古；孙政才也有两个省的从政经验，北京和吉林。当然，50后省委书记中也有一些经历更加丰富，比如说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最早在浙江工作，然后又调到河北，接着是福建、河南，应该说跨四省。现在中国省际之间的流动和中央与省际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跨省的经验会越来越丰富，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某种程度上也容易导致在一个地方任职的时间不够长，流动性略微偏大。

教育经历较整齐

从教育背景来讲，一般来说，40后地方领导以大学毕业为主，他们在“文革”前就读大学或者“文革”前就已大学毕业，专业功底比较深厚。50后受“文革”影响较深，主要分三类：一类没有机会上大学；一类属于工农兵学员，“文革”时期被推荐上大学，以后不断充电，攻读更高的学位；第三类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之后不断提升自己，甚至获得博士学位。60后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在教育经历方面相对而言比较整齐，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细分则一些是拿到博士文凭后直接从政，另一些在工作期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根据初步统计，此次省委换届402人当中， 97人拿到博士学位。其中50后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占比20%，而60后118个人，其中有不少于37个人拿到博士学位，占比31%。

这一届省委领导选举之后出现的另一现象是第一专业是文史哲、经济学的占比较高，以中文专业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有50人左右。根据以前的研究，一般而言，官员们的第一专业即使是理工科，到攻读硕士和博士时，也多选择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作为第二专业、第三专业。这就是说，技术官僚的趋势的确在转变。但所谓技术官僚，严格意义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须是学习理工科，第二须是从事理工科专业背景相关的技术工作。实际上，我们对技术官僚往往理解得比较宽泛，只关注他们最初学习的是理工科专业，至于之后是否从事跟其专业有关的工作就不追问了。我做过一些仔细的研究，发现很多所谓理工科背景的官员并未从事过跟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一直在做政治工作，这显然不太符合第二个标准。由此可见，人们眼中所谓的技术官僚更多是理工科背景的政工干部，而这个是否属于技术官僚仍值得商榷。

没有“海归派”

60后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跟40后、50后同类群体的背景、所处环境多少有所不同。40后经历过“大跃进”、“文革 ”，50后至少经历过“文革 ”，尤其插队。知青这一段经历对50后影响比较深刻，这其实是一种优势，他们亲历过农村的落后，对中国落后的一面有特别而真实的感受，从而得以对中国的发展有更客观的看法，对中国的落后地区、边缘地区有感同身受的体验。

而60后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这些地方精英青年时期适逢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开放、也具有更宽广的全球观、国际视野；二是他们在各个基层工作过，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但有一点比较遗憾，就是60后省委书记、副书记群体中没有“海归派”，即真正受过国外严格的训练、回国以后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地被选拔上来的人。这样的人才在各部委可能会有，但是本届省委书记、副书记层面上没有看到。

不过，此次省级领导更替尚未进行完毕，虽说十八大前的选举已完成，但人员流动还远未结束。一方面一些40后领导即将到退休年龄，另一方面十八大召开以后，有一些省级领导会调到中央去，之后还要做新的调整。在新一轮的调整中，一些60后干部会重新涌现出来。

个性化发展空间很大

实际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地方精英依然是一脉相承的风格更明显，变化比较少。无论40后、50后还是60后，均鲜见非常有个性和特点的地方领导人。所谓有个性倒不是要张扬，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每个地方精英应当有其自身的特点。有人说，中国政治的特点是枪打出头鸟，一般来说官员不愿意有个性，即便他们在媒体面前愿意显得有一些个性，但更多是一致性，基本很难看到特别突出的特点。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60后，但是他的个人特点就非常明显，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计人生道路、升迁道路——当然他所处的制度条件也不一样。而现在中国的60后领导，囿于固有的官场文化，有个性就不易赢得信任、受到重视。中国官员个性化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整体来说，60后省级领导有相当大的优势，第一是年龄优势，第二是知识优势，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首先他们相对年轻，有更大的干劲，今后中国可以预见还将遇到很多难题，所以需要有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情。其次他们有知识优势，将来中国改革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属于不易解决、需要思考、需要借鉴一些经验的问题，而60后地方精英这个群体更善于向其他先发国家学习，通过对各个国家、各种经验反复地了解和论证，从而得出符合中国实践的结论，这样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优势对于未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实际的好处。第三，60后地方精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全球观和发展观。当下中国改革动力不足，他们最需要思考的是能否给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新的或更多的动力。中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更多问题浮出水面，比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希望这个群体能有足够的动力使具体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上得到真正解决，因为现有的问题多是事关老百姓基本生存的重大问题。

中央应给予新一代的省级领导人更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独立地思考，允许他们犯错误、说错话，但要鼓励他们真正为百姓做事、解决百姓之忧，而不是创造所谓的政绩。未来对60后省级官员的评估应引入民间评估，一个省、自治区的领导做得出色与否，上级领导的考评只是一个方面，还应该有一个民意测验，让百姓的意见也得到反馈。如此以来，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新的评判地方领导政绩的标准，把民间的评议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有深远的好处。